我国历史上农业地理的一些特点和问题*
王毓瑚
载《王毓瑚论文集》
说农业不能不涉及地理环境，这也就要接触到地理环境对农业发展的影响这个问题。这里一上来就想指明，地理条件对农业的发展并不发生决定性的作用，但也不应否认，农业的发展还是受到地理条件的一定的影响的。农业也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一部分业绩，也包括了客观存在的自然条件及其影响在内。一般说来，人类的能力越是低下的时代，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也就越大。这个事实也反映在历史上农业地理的变化上面。以下的论述就是依据这样的想法。
一、对我国农业开始时期全国地理情状的一种设想
我国农业的开始，可以上推到一万年以前。那时的地理情状，可以根据今天所知道的全国地理面貌，再参考古籍中的记载，大约设想一下。这样的一种设想就用来作为叙述农业地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沿革变化的出发点。
以今天的国境为范围，可以设想把原始时期的空间分为五个大区：
1．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目前北方复种区的北界(这条界线东起辽东半岛的南端和山海关，往西经居庸关，折而西南过太原市之北、延安市附近，直达甘肃省的西南部)以南，为森林草原区。本区的东部属于暖温带，其西部属温带。大陆性气候还很显著，全年降雨量在时间上比较集中。平原上天然植被基本上是草原，间杂着原始森林，山区和高原上的森林可能更为集中。较低洼的地方都是积水，形成大小不等的无数薮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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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稿约撰于1978年，部分内容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3期，原稿第五部分、第六部分及第七部分有残缺。
2．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广大丘陵地带为森林沼泽区。全区绝大部分属于亚热带，最南部沿海一长条地带，包括台湾岛的南端和海南岛以及南海诸群岛，已是热带气候，雨量充沛，森林密布，河流特多，沼泽和沮洳地所在多有。
3．东北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一带地方为森林区，天然植被以森林为主，冬季严寒而时间较长，多风。
4．前面说的“复种区的北界”以北和以西，祁连山、昆仑山以北为干草原区。那是欧亚大草原的一部分，属于大陆性气候，冬季严寒，有大沙漠，雨量缺乏，多风。
5．西南青藏高原，包括横断山脉一带，为高寒草原丛灌区。地势与东南毗岭地区判然划分，天然植被很差，只有东南部一带比较好些。
以上这五个大区之中，自然条件比较可能早些发展起来农业的是前两个，这是明显的。不过这绝不是说，别的地方就发展不起来农业。有一种说法，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起源于一个地点，然后从这个中心逐渐向其他地区扩展。这种“中心说”是不大可信的。就拿农业来说，任何地方的人，都知道谋生，也就都会想到农业，只是因为各地的具体条件不同，开始有迟早之异，生产方法以及发展的快慢也不尽相同，如此而已。把发展起来比较早归因于当地居民的智能格外优越，那是荒谬的。这里划分五个大区，只是想用来说明，时代越是往上推，自然地理条件对人类活动的制约也越大。同时是想以此为我们的祖先改造自然的一个起点，在以后的论述中要尽量显示出来农业地理上的变化主要是人在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结果。这一点是不容误会的。根据现在掌握的地理知识，似乎可以设想，黄河中下游靠近大海的地方，好像也很早就发展起来了自己的农业。例如水稻的种植，应该是开始于南方，到后来才引入所谓中原地区的，而不会是相反。河姆渡考古发掘是一个佐证。四川盆地，首先是成都平原的种植业，也很像是单独发展起来的。云南一些地区也可能与此类似。同样，内蒙地区的西辽河上游西拉木仑河流域，前些年出土过石犁之类的东西，根据现在该地的地理条件来推想，石器时代那里出现了种植业，并不是不可能的。新疆的南疆历史上早期的农业，据史书记载，也不是从外地传入的。西藏南部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从地理条件来推测，也很有可能是最早的一个种植业发展中心。这就是说，我国各地的农业，在历史上的发展进度以及具体情况是不一致的，也许可以指出好多个发展中心来。在研究我国农业的起源以及历史上农业地理的变化时，应该这样认识。
二、我国的农业为什么先在黄河流域发达起来
有一个问题需要在这里交代一下。这里讲到的森林草原区和森林沼泽区，一直到今天还是我国种植业的主要地区。就地理条件来说，后者比起前者来优越得多，并且多少世纪以来就成为全国农业生产的重心所在。可是为什么一开始最为发达的地带反而是在黄河流域呢?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承认，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早已就发展起来了农业，只是比起北方来相差很多就是了。西汉的司马迁描写那里的情况是用了“地广人希(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这样的词句，表示南方的经济发展落后。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地广人希”这句话。江南地区有很多利于发展农业的自然地理条件，可是在远古时期农业没有顺利地发展起来，主要原因应该是缺少劳动力，或者说是居民稀少。在农业的开创时期，首先是开辟出来农业活动的场所。南方气温高，雨量充沛，又属丘陵地带，可以想见，天然植被，尤其是森林，一定是极其茂密的。降雨多，山泉也多，地势高高低低，又一定是到处积水，形成大大小小的天然沼泽和沮洳地带。要在这样的地方开辟农田，不用说，必然是需要投入特别多的劳动力才行。可是偏偏那里的人口稀少，这就是所谓“人不胜地”。要问为什么居民这样少，《史记·货殖列传》里并没有说明原因何在，不过提到了“江南卑湿，丈夫早夭”，也就是人口的死亡率较高。一般人的寿命较短，也就是人口自然增殖缓慢。本来据《货殖列传》上说，那里生活是比较容易的，按理人口滋生应该也容易，问题似乎就在于“卑湿”。“卑湿”意味着环境不适于人类生活。古代所谓“中原人”一般都怕到江南去，汉代倒霉的皇子才被封到那里去。地方卑湿而又气候炎热，必然是宜于虫蛇之类的东西繁殖。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情，在古代，这些虫豸对人的威胁也许是今天的人难以想像的。《汉书·严助传》记载淮南王刘安谏伐闽越，说到进兵路上“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欧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且不说病疫，南方水乡，蛇是很多的，即便是无毒的，也给人生活上带来许多麻烦。唐朝张籍的《江南曲》里有两句是“土地卑湿饶虫蛇，连木为牌入江住”。因为虫蛇太多，逼得人要躲到木筏上去住。除了蛇之外，各种的虫子就拿蚊子来说，也未可轻视。从宋朝人编写的《三朝北盟会编》所收载的许亢宗《奉使行程录》里面所讲的情状，倒也多少可以窥知一二。那里面记的是辽河下游近人海处的情景：“……即地势卑下，尽皆萑苻，沮洳积水，……秋夏多蚊虻，不分昼夜，无牛马能至，行以衣被包裹胸腹，人皆重裳而披衣，坐则蒿草薰烟，稍能免。”
这说的还是宋代的东北地区，古代卑湿而炎热的江南的情景应该更是难以忍受了。这还只是蚊虫的侵扰，如再加上其他种种虫豸、蟒蛇以及鳄鱼等等，那就更是怕人。生活环境是这样的不安适，那就难怪北方人不愿南迁了。当地居民自然增殖得慢，北方人又视迁往那里为畏途，开发那个广大地区所需要的劳动力自然是极感缺乏。必须等待人口增多到一定程度，那个地区的潜力才能发掘出来。
再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说，长江以南的丘陵地带，广泛分布着红壤、黄壤。这种土壤是亚热带和热带发育的典型森林土壤，酸性强，有机质含量少，速效性养分含量较低，有效磷也少，由于质地细、结构差，土质黏重板结，透水蓄水能力不强，易引起水土流失，坡地冲刷严重。这些特点都是不利于耕种的，而那个时候的人不用说还不会晓得后来的种种改良这种土壤的办法。因此以水稻为主的早期的种植业生产只有局限于不太多的地区。除此之外，再加上气候温暖，大自然供给的可充食料的植物果实和水生动物很多，谋生比较容易，一般说来是“无冻饿之人”。像这样的情况，农业发展比较缓慢就毫不足怪了。
三、农区与牧区在空间上的隔离
我国的农业，有两点是比较突出的。一是就农业结构来说，农业的两大基本部门——种植业和养畜业——是很不平衡的；一是就农业地理上看，农业区(即种植区)与牧区在空间上是隔开的。关于前者，此处不谈；后一个特点却是由来已久，下面要交代一下。
话要从头说起。我们的祖先逐渐放弃了纯采集生活，大约是各视各自生活地区的自然环境不同，有的趋向于偏重繁养牲畜，有的就以种植谷物为主要生产活动。这两种生产活动后来没有互相结合，而是向分道扬镳的路上发展下去。无论如何，从最早的文籍中所看到的记载反映出来，黄河流域是一种华戎杂处的局面。“华”指的是代表耕稼文明的种田人，“戎”则是主要以养畜为业的放牧人。这两种人的差别主要应该说是在生产和生活习惯上面。他们先是杂处，后来显然是由于人口增殖，彼此相距越来越近，占用土地的矛盾就逐渐明显起来。说起这个问题，有一点是不应忽视的。我国农业发展较早的黄河中下游，可以耕垦的土地实际上并没有今天想像的那样多。那时的大地基本上还是接近于天然状态，古籍里提到过很多的薮泽，后世都不见了，显然是陆续干涸了，被垦为农田。那都是大大小小的低洼地，积存下了水，有的不是很深，年代久了，就淤平了。像这样的积水洼地，时代越往上推，大约也就越大越多，加在一起所占的面积是很可观的，在那个时候，那些地方是不会开辟为农田的。尤其是要想到，有好几个很大的地区，那时基本上也是不能利用来种植庄稼的。如黄河流入渤海以前的所谓“九河”区，即今河北省的整个东南部，还有今山东省的西南角，古名“大野泽”，是个方圆很大的水泊，济水流经其中，泛滥的范围更大些。此外再把无数处于天然状态的大小河流两旁的泛滥区以及那些山区考虑进去，可以想见，远古时代，虽然说是地阔人稀，究竟可以垦辟的土地相对说来还是有限的。放牧牲口，难免损坏禾苗，农民自然不喜欢牧人在其近旁。双方摩擦冲突是经常的，既然不能融合，那就只有分离。具体的发展趋势是放牧人逐渐向北和西北山区和黄土高原转移。这样农区和牧区在空问上分开了。
德国的一个老一辈的农业经济学家阿瑞别(F．AEREBOE，1865—1942)说过，农田同牧地和草地相较，需要更少的水分和更多的热，因此在同一土地上，水的条件越是差而热的条件越是好，一般说来，农耕也就越显得更有利。在气候干燥的地方，农田是最重要的土地利用方式。他这里所说的牧地和草地，可能指的是需要灌溉的人工牧场。不过无论如何，自然条件像黄河流域中下游平原这样的地方，发展种植业是比较更为适宜的。别的不说，繁殖牲畜，尤其是马，总是要在气候凉爽的地带，而在放牧人与种地人之间的角斗中，马是关系重要的；只是为了多养马，放牧人也是以占据纬度比较高的地带为得计。既然养畜业和种植业不能在经营上互相结合起来，在温度比较高的中原地区，放牧人终究是竞争不过种庄稼的人。这样说来，纯粹的放牧人向北迁移也是顺乎自然的。
黄河流域最早华戎杂处的局面，像《左传》等书中还都有反映。本来周族就是从游牧部族群中闯炼出来的，西周政权也是被戎人颠覆的。春秋五霸的历史使命就是纠合华夏诸国保卫“不绝如缕”的耕稼文明地区。那时除了洛阳西南山区以外，黄河以南基本上都是农区了。特别是秦、晋两国，把许多“戎”、“狄”部族逼向高原。他们则是时常下来侵扰农区各国。他们的主要目的好像是为了掠取农产品，而未必是企图夺回以前失去的牧场。他们确实是需要一些谷物，只是他们没了种植的习惯，又不是定居，所以把土地看得不值什么，晋国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扩大了不少领土。进入战国以后，秦国、赵国以及燕国都多少向游牧部族活动地区扩大。一般说来，游牧人与“耕稼之民”斗争起来，前者总是处于主动地位。定居的农民在战略上只能是以守为攻，所以他们要筑起长城。前面讲过，现在的地理学家根据实地调查划定了一条复种区的最北界线。能够实行复种的地区，耕种的自然条件必定是比较好的，因此可以把这条界线理解为古代向北推展种植业的较早的标线，而长城的走向正好是与这条线大致平行。还有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面叙述当时的经济地理形势，就曾说“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鱼”，意思是说，从今陕西省韩城县到河北省秦皇岛这条斜线以北，是畜牧区。这条斜线也是与那条复种区的北界同一走向，只是稍稍偏南一点。再把长城的走向合起来看，可以知道这并不是一种偶合，而是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上农区与牧区的基本分界线。这里标出“基本”二字，是为了表示，并非界线以南绝对不再有养畜业发展的余地，或者种植业难以推进到界线以北，而是越过这条界线之后，限于古代改造自然的能力，发展的条件就比较困难了。汉帝国以后，后魏、北齐和明朝都又筑过长城，走向也都相差不多，同样反映出来当时农区和牧区在空间上的分隔。而且这个分隔一直存在着。这也不难解释。农区里的农业结构始终是以种植业为主，人民习惯于“粒食”，对畜产品的需要不是很大。特别是黄河流域的广大小农，连役畜都养不起，这方面的有限的需要，靠自己繁殖也差不多可以解决。在另方面，北方草原上的养畜人一直停留在原始的游牧阶段，基本上受着大自然的支配，畜群没有栅圈，对病疫和自然灾害束手无策。不能定居耕种，没有种植业的配合，养畜业也无法改进。就这样，塞外的游牧部族和内地的种田人始终处于敌对状态，边界上的和平“互市”，总也不能长期维持，更经常的是武装冲突。放牧人靠着掠略来满足对农产品的需求。而塞内农区特别需要解决的是战马来源的问题，这是历代政府都把“马政”看做国家的大政之一的理由。马以在比较凉爽的地区繁育为宜。汉唐国势强盛，在沿边一带设置马厂，宋明两朝无力保证那一带的安全，只好在不甚相宜的内地养马，效果就很差，因而想出来以茶换马的办法。这“茶马政策”明显地反映出来农区和牧区在空间上的隔离而又互有需求的情状。
不过农区和牧区的分界线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变动的。变动的方向是农区逐渐向北推展。尽管在武装冲突中游牧人常常占优势，牧区地旷人稀，生产活动又是流动的，与此相反，种田人在空旷地方一旦站住了脚，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就固定下来。游牧人即使进入农区，除非加入种地人的队伍，否则就呆不下去。东晋南北朝时期就是如此，蒙古人到了内地，有人想把广大农田都改为牧地，那只是天真的幻想，当然不会变成现实。在我国历史上，较早同内地农区发生冲突的游牧部族如匈奴、突厥等，都是比较纯粹的放牧人，他们造成的威胁虽然很大，最后还是一部分接受了耕稼文明，大部分走得不知去向。这说明不与种植业相结合或结合得很不够，他们的势力就不易持久。当然，这不与种植业结合不是游牧部族难以长期保持强盛的惟一原因。根据今天的情况来看，我国北方的草原，愈向西北方，降雨愈少，地面蒸发愈强，气候干燥，荒漠植被愈取代草原植被；越向东部，大畜(牛、马)越多，越是往西，羊越多。这种情况在古代可能也差不太多，或者古代对草原的利用更要不合理。特别是羊喜欢选食嫩草，对草地的破坏更大。这也许是到后来西北方的游牧部族对内地农区威胁减小的一个原因。不过缺乏种植业的配合，究竟应该说是干草原上养畜业不易改进的主要原因。同他们相反，起自东北方的游牧部族，由于他们的经济包括了当地久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种植业在内，他们的养畜业就有了提高的可能，从而他们的势力也就有更为雄厚的物质基础。他们原来的根据地也比较容易向农区转化。大约从五代时期以后，农区与牧区的分界，在东北方面比起在西北面来，伸展得更远更快。只是这个分界线到底也没有消失。
西南方面，成都平原早就发展起来种植业，到战国时期，由于楚人的经营，今川东一带也逐渐开辟，大致说来，巴蜀各地都成了农区。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当时的“夜郎”(今贵州省西北部)、“邛都”(今四川省大凉山一带)和“滇”(今云南省东部)等地都是“耕田、有邑聚”，也就是属于农区。“昆明”(今云南省西部)和“巂”(今四川省西南部西昌一带)等地的人则“随畜迁徙”，过着游牧的生活。“巂”的东北方，是“徙”、“笮都”、“冄駹”以及“白马”等部族，“其俗或土著，或移徙”，也就是有的流动放牧，有的定居下来，或者说，成都平原以西的广大山区，当时是个农牧交错地带。从以后几个世纪的史书上记载来看，那种情况大约保持了很久。那一带纵长的山区往西，就接上了青藏高原，从而山区的东麓也可以看做农区与牧区的分界线。而这一方面的分界线比起北边的那一条来，在历史上变动比较小。这是因为内地广大农区的这一部分是以种水田为主，老农区的农民谋生比较容易一些，所以不像北方农民对开垦那样感到迫切。只有今云南省方面情况与此不同，那主要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
四、最早的农业中心区及其初步扩展
我国现在能够说得清楚的历史，可以上推到商朝。商朝统治者的势力，根据最近考古发现，往南达到了今湘赣两省的北部，但那时农业比较发展的还只是商代几次迁都的那一带地方，也就是“九河”地区以南，淮水以北那个范围，东边包括山东半岛的一部分，往西就是汾水的下游，还有渭水的中下游各地，那主要是周族开辟出来的。这一袋形地带，以渭水、黄河的一段和济水连成的一条东西的线为轴心，就是我国最早的农业中心。南方的水稻已然引进来，但限于水的条件，种植有限。更普遍的作物大致说来，偏东部分是禾(北方谷子)和黍，渭水流域是黍和稷(糜子)。在这中心区内，放牧人基本上被挤走了，大体上成为纯农区。到了这时，推广农业所需要的和平环境可以说是在颇大的程度上实现了。
进入历史时期后的第一次跃进式的扩展是在周族推翻了殷商统治之后的一段时期。当时人数有限的周族经营广大的被征服区的方略可以说是一种武装殖民。在本族势力达到的地方选定一个个据点，集结兵力，就地以本族人或同盟部落的人为主干，经营起种植业来。这种做法近似后世的“屯田”，发展起来的农业也就是维持、巩固据点和继续向四周围推进的经济基础。每个这样的据点就是一个分封的小侯国。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规划除了军事上的策略以外，显然也考虑到了发展农业的条件和前景；只有在农业生产的推广上取得成功，新建立起来的统治才会保持稳定。选定推进的方向主要是尽可能避开比较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如山区、沮洳地等等；不用说，平原和河谷地是最合乎理想的。从周族根据地关中平原出发，当时是沿着几条路线前进。一路渡河向东北方溯汾水而上；一路东南向进入汉水流域的中下游各地。以上是两个侧翼。主力朝向正东，以洛阳为总据点，经营“中原”。往东直伸展到山东半岛，另外一条支线，从“中原”向正北，通过太行山脉和“九河”区中问的走廊直达今天的首都地区。所有这些地方都是宜于发展农业的。这样的推进是通过艰苦的斗争的，有的地方是成功了，但也有遭到挫折和失败的。例如在太行山下那个走廊地带就不很顺利，使燕国开辟的那个颇大的农区长期孤悬在游牧部族的环绕之中。沿了济水向山东半岛推进，由齐鲁两个大侯国带头，同当地的“夷人”、“莱人”等接触，后来虽说齐国得到了发展，鲁国却逐渐衰弱了，没有能够发挥预期的作用。更不顺利的是在南方，所谓“汉阳诸姬”几乎全被土著势力吞并了。主要原因大约是来自北方的种地人在另一种自然环境中不能发挥其所长。后来在淮水以南的“淮夷”和“群舒”活动地区也没有多少成效，应该也是这个缘故。不过总起来说，西周初年种植区确是有过一次迅速的扩展，从而显著地改变了农业地理的面貌，造成了更广泛地继续开拓种植区的形势。
从西周中期到春秋后期，大约四五百年之间，农业区经常在扩展之中。春秋时期中原霸主的口号“尊王攘夷”，它的真实意义可以理解为保卫和巩固华夏农业区。一般说来，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是比较趋于稳定了，但也不能忘记，农业经营还是颇为粗放的。据史书上记载，西周末年，原在渭水下游的郑国人到中原去开辟新的根据地时，那里还是一片荒芜；春秋时期，有时由于糜鹿过多，糟踏庄稼，竟然造成灾荒；这都说明有的地方原野还接近于天然状态。不过山东半岛，尤其是它的北部，逐渐向中原看齐。泗水和淮水中下游一带也逐渐出现了农业景观。说到南方，与华夏文化本来就接近的楚国，其根据地位于江汉之间，那里基本上属于江南水田种植区范围之内，本来居民比较稀少，土地利用的程度是不高的，又因为雨多云厚，到处积水，地面偏湿，所以高温天气反而比不上北方。在楚国人看来，要发展农业，自然条件和劳动力条件都是北优于南，因此他们的主要进展方向不是江南而是中原。但为了培养力量，在其本国境内，显然也在努力开发地利。可以想像，他们在“云梦”和“九江”那广阔的沼泽地区进行了大量的排水造田工程，从而扩大了“华夏”农业文明共同体。北方的山区和黄土高原，是放牧人的活动地区，最初封到汾河下游的晋国，在春秋时期保持华夏诸侯盟主地位达两个世纪之久，其所以国力强盛，除了“多马”之外，农业一定也很发达。这在那个时候，又一定得到很广阔的农业基地。可是它是“诸夏”的盟主，因此没有兼并过一个华夏诸侯国，它的领土的扩大，完全是由于陆续占领了多少戎狄部族控制的地区，把原来放牧牲口的草地开垦了出来，使今山西省的南部和中部以及陕北的一部分土地变成了农田。太行山东的走廊地带，后来兴起了一个中山国，虽然是狄族建立的，但也有城郭，当然它的人民也是从事耕种的。可知长期以来孤立于北边的燕国农业区又与中原连接起来了。
当时列国纷争，各国的统治者一般都不得不重视发展农业生产。而增加农业生产，主要是靠扩大耕地面积。从这一点来说，各国的条件就有很大差别。古籍上记载过一个故事，说西周末年的太史伯曾预言，以后诸侯国当中，将要强大起来的是齐、秦、晋、楚四国，理由是这四国的祖先都有过大的“功德”。这是古代定历史的人喜好塑造这样的“事后诸葛亮”式的人物，他们是看到了后来历史发展的事实，春秋时期是这四个国家称过霸，进入战国时期，剩下来的还是它们，因而假托古人，故神其说。其实那四个国家之所以强大起来，与那种唯心的解释并不相干，而是可以从地理的角度加以说明的。那四个国家正是位于“中原”的四周，背后都大有开辟新农田的余地，这是挤在当中的那些侯国所无法相比的。这才是真正的理由所在。
战国时期好像可以说又有过一次农业区跃进扩展。这是因为仗打得越来越凶，各国都致力于提高农业生产，也就都亟力扩大耕地面积。原来的晋国分裂为三国，魏韩两国把重心摆在中原，赵国则继承了晋国的传统，向北面游牧部族活动的地区扩张，因而大大伸展了农区，接近了大草原。秦国向西推展到渭水和泾水的上游一带。比较起来，齐国的背后地为大海所限，不可能多扩大；倒是东北的燕国有向辽东半岛开发新农区的可能，这应该是齐国国力衰退和燕国得以复振的主要原因。最幸运的还是楚国。它有最广大的“背后地”，只是缺乏劳动力，这种人地不相称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稽延了农业的发展。不过云梦沼泽区以南的一些地方还是成了楚国的粮食基地，所谓“复雠、庞、长沙、楚之粟也”。各国都有推行足食足兵的政策，耕地的大幅度增加，自是必然的结果，而铁农具和役使耕畜的迅速而普遍地推广，更促进了这一趋势。西南方很可能是就地发展起来的成都平原农业区被秦国兼并之后，建设起来灌溉工程，得以更加繁荣，成为实现大一统的物质支柱之一。它的影响必然一步步向巴蜀各地扩大，往北接连上汉水流域，往东沿长江同楚国的中心地带合成为一片。总起来说，到了战国末年，农业区在北面越过了前面所说的“复种区的北界”延伸到长城一线，在东北方直至辽东半岛，在南面渡过长江，包括了今湘赣两省的北半部，往东到钱塘江流域，西边连上成都平原，所有这个范围之内的人，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以种植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比起周族建国以前来，农业区是大大地扩展了。
这一广大的农业区内，各地的发展水平自然不会是一致。前面说过，齐、楚、秦、赵以及燕这几个国家，都有向背后扩大耕地面积的条件，而挤在中间的韩魏两国难以向外扩展，为了增加农业生产，只有向提高现有土地的生产率方面设法。史书上记载了魏国的李悝“作尽地力之教”，也就是提高农业经营的集约度，主要是加强劳动强度和改进田间操作方法。先秦诸子中有农家，像《吕氏春秋》中那几篇农家著作所讲的，可以称得上是“精耕细作”了。可以肯定，各国新开垦出来的那些土地上，农民一般是不会采用这种细致的方法的。但这种比较集约的耕作方法也不会局限于魏国；条件类似的邻近地区显然也受到影响。再联系到那个时期也开始有了关于农田水利建设的记载，而最早见于记载的灌溉工程，像河内的漳渠和关中的郑国渠，都是位于历史较久的种植区以内，精耕细作再加上水利建设，真可谓锦上添花。前面说过，以渭水、黄河和济水东西连接起来的这条线为轴心的那个袋形地带，原是广大森林草原上的比较集中的农业地区，到了战国时期，耕稼文明的空间较前扩大了很多，从前的那个袋形地带又成了这个大大扩展了的农业区里面的相对集约的农业区或精耕区。本来这个区域之所以最早成为农业区，就是因为自然条件比较更适于发展种植业，到了战国时期，又由于政治形势的制约，农业经营又不得不往加强集约的方向致力，这就必然成为精耕区了。两汉时人讲到从遥远地方运粮支应前线，有“起于黄睡琅邪负海之郡”这样的话，似乎可理解为，那里是当时精耕区的东端。它的西端在渭水的中游。这个精耕区正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心脏地带。当然不应忘记，在这个中心地区以外，还有几个小的、农业发达的地方，像燕国的督亢(今河北省白洋淀附近)、楚国的长沙一带，而特别是西南方的成都小平原，对后来地方农业的发展发挥了策源地的作用。
五、广域农业封建国家各地区的不平衡发展和变化
中国人自从很早就有个“九州”的观念，这反映在先民的观感中，我们这个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地域辽阔。它是个大陆国家，经济基础主要是农业，而又是从历史的早期开始就进入了封建阶段，并且一直延续到近代。就这样，我们讲起中国历史上农业地理的发展来，自然就要以上列几种事实为出发点。像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个部分的发展自然不会是平衡的。由于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是种植业，所以农业地理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农耕区的扩大上面。下面要把全国主要农区的逐渐扩展的过程大致述说一下。所谓主要农区，指的是主要种植区。至于内蒙古、青藏高原以及新疆等地区的大部分的农业地理情状，在历史上变化好像不是很大，有关的资料又很有限，这里不能多谈。
在这里还是要从黄河流域说起。农业在那里比较最早发达起来。北面与大干草原为邻，往南去，古人称之为“涂泥”，也就是广大的沼泽地带。在从事耕种的“中原”人看来，那些地方都是不好利用的。黄河流域中下游，或者说“中原”，那时是种植业重心所在。这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基本上决定了农业的发展方向是“旱农”或干旱种植，只是这里的旱农不是属于粗放经营一类，而是以精耕细作为其特点，或者说，它是一种集约类型的农业。这里精耕细作开始得很早，而且一直贯彻下来。当然这样的集约只能是“劳动集约”，在经营上主要表现在充分使用劳动力上面。为了提高产量，主要是靠“力耕”亦即增加劳动强度。与此同时，由于居民生活所需物资以植物为主要来源，对扩大耕地的要求是几乎清一色的农田。地里种的基本上是旱庄稼。大陆气候由于森林缺少而更加显著，旱灾和涝灾是经常的，种植业的生态环境可以说是很差。可是这个东起大海、西到陇山的这一长方形的地带，却是后来全国农业发展的雏形。相对来说，这里是最早的精耕区。
从春秋战国到西汉，农耕区在逐渐扩展，特别是战国时期，而扩展的方向主要是北向和南向。往南到今天的太湖区、鄱阳湖区和洞庭湖区一带，以及西南方的成都平原，都已不再是比较原始的粗放农业，而是可以算作精耕区了。这样说的证据，除了成都平原和洞庭湖区史有明文外，长江中下游的吴越两国代兴，而且都曾争霸中原，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那是无法解释的。说到北面，有长城作保障，塞下农耕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自然条件和不够安全的地方秩序的影响，发展是不显著的。不过在西北和东北两方面有些突出。西汉政权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开辟了河西走廊，使这一插进草原的狭长地带变成了农区。虽然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不能同“西域”的地方种植区接连起来，可是它却在以后多次纷乱之中始终没有被毁灭。这几乎可以视为奇迹。河西农区之开辟，虽然一开始是靠了武装力量，但后来能够永久地保存下来，却应该归功于地方农民的自发力量。当然也应当指出，祁连山上的雪水在解除威胁着整个西北以至整个黄河流域的干旱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种地人的韧性还是主要的。说到最后改变农业地理面貌的力量是来自农民的勤劳、智慧和这种韧性。我国历史上农区的扩展，尤其是永久性的扩展，主要不是出于某某王朝的什么农业政策，而是靠了农民的自发的努力。政策都只是一时的，而广大农民谋生的意志是永恒的，认真的。河西走廊农区的维持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证。
东北方面，至迟到战国时期，内地避难的人已然进入辽河的下游一带，他们从事垦辟显然对当地居民发生了影响，那里也逐渐出现了农业景观。那里已是在大干草原范围以外，自然条件、尤其是气候条件比较好些，种植业开始发展以后，也就比较快地离开粗放的阶段。
汉帝国崩溃之后，跟着是大约四个世纪基本上分裂的时期。从农业地理的角度来看，出现了大的变化。原来繁荣的黄河流域中下游由于长期战乱而破坏了。人口大量的减耗使以劳动集约为其特征的中原古老农区经受了一场浩劫。在这同时，与北方恰恰相反，原来主要由于劳动力缺乏而不得迅速发展的长江以南广大丘陵地带，却由于中原人口接连大量南迁而得以较大的速度开辟出来。特别是太湖、鄱阳、洞庭一线以南直到五岭，农田经营的集约度显然是普遍提高了。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个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飞跃地发展起来的“新的”农区，是以水田为主，这对以后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在南迁的中原人的心目中，长江以南已不再是“涂泥”，因而也不再谈“卑湿”而色变。他们既然不得不来到这原来认为不宜于生活的环境中定居，也就必须竭智尽力改造环境，克服困难，一句话，积极地面对现实。事实证明，他们胜利了。南方的气候对他们的生产活动来说，变得反而是有利的了。他们初步学会了改良红壤、黄壤的办法。在西晋时人写的一部题名《广志》的书里面，我们第一次看到种植绿肥的记载。这是给瘠瘦的红壤黄壤增加有机质的有效办法。这个记录在那个时期出现，应该说不是偶然的。这说明南方红黄壤地带的农民由于生产上的需要摸索到了这个办法。这大约是三国孙吴政权统治区内的事，因为时间再往前，即便有个别农民想到了这种办法，也不会引起知识分子的注意，笔之于书的。种植绿肥的推广必然是大大促进了红壤、黄壤的利用。当然应当想到，那时种水稻主要还是在比较平坦的河谷，丘陵和浅山坡地好像是先开辟成了旱田，也就是后来的所谓“畬田”。至于水稻上山，那是以后的事。顺带一提，在南方丘陵地带的田野里，好像已经可以常常看到成片的茶树和桑树，这是从后来的发展情况可以推测出来的。总之，在南方迅速发展起来的新的农区，出现了不同于古老的北方农区的景观的苗头。
说到北方的老农区，有一点需要弄清楚。这就是，经过所谓“五胡乱华”，黄河流域的农业确是遭受到很大的破坏，不过原来的农业景观并没有显著的改变；换言之，大地上并没有怎样增添养畜经济的色彩。进入内地老农区的那些游牧部族的人，对于种植业早就已有认识，其中有些人原来就是在内地种庄稼的，所以他们一般是没有在老农区积极发展养畜经济的企图。他们的统治者确曾多次强制迁徙过大量人口，把各地居民迁来迁去，不得安宁。可是这样做的目的显然并不是为了发展需用劳动力并不很多的养畜业；除了补充兵源之外，主要还是让他们种庄稼。因为那些多少汉化了的统治者懂得，被自己统治的人数越多，对自己在经济上才更有利，这在农业社会里尤其是如此。如果说那个纷乱时期黄河流域的种植业受到损失，那主要应该说是由于广大农民失去了农业所最需要的安定的生产环境，而不是由于外来的放牧人侵占了他们的耕地。这也就是说，地理景观基本上并没有改变。
北方古老的农业区早已是人口密集，农业经营的集约程度是高的。汉末大乱，居民大量南迁，突然出现的地旷人稀的状态，并没有导致农业生产方法趋向粗放。曹操实行内地屯田，是把遗留下来的有限的劳动力集中到少数一些地区，限地精耕，从而保持下来原来的集约的耕作制度和生产方法。即使在五胡十六国时代，这种比较精细的生产技术也并没有失传。一个地区只要不是连年有战乱，那里的农民显然还是照旧精耕细作，现实的艰苦生活和残酷剥削也迫使他们不肯轻易地简化操作方法。黄河流域在政治上恢复统一以后，农业生产逐渐朝着恢复汉代时的旧观方向发展。写成于南北朝末期的《齐民要术》那部著名的农书就是证明。书中所讲的耕作方法和技术，是典型的干旱地区的精耕细作。
总起来说，到了大分裂时期结束的时候，全国比较发展的农区比起汉代来是扩大了。大致说来，往南到达了五岭；再往南去，至少珠江三角洲一带也应该达到了类似的水平。西边大约仍是止于原来的农牧交界那条线上，地形的限制事实上和东方的大海有同样的影响，种植区的进一步推展几乎是没有可能。云贵高原的情况缺乏记载，估计是基本上保持着汉朝时候的景观。从后来在那里建立起来一个颇为强盛的南诏国这一事实来推断，那里的农业应该是有一定的发展。至于北面，长城始终是广大牧区和老农区的基本分界线。不过与我们往往所想像的相反，在各种游牧部族统治黄河流域的不很短的期间，原来的农区不单没有退缩，塞外许多地方反而出现了种植业。特别是河西走廊和辽东一带，那两个角上，由于从内地迁来了避难的人，久久不能还乡，就定居下来；农业劳动力聚然增加，土地必然又垦辟出来很多。在河西走廊一带先后建立的几个政权，都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种植业的。在东北方面，原来习于游牧的鲜卑族早就受到耕稼文明的影响，他们还早就从内地传入栽桑育蚕的技术，那里的农业自然是朝着与内地相同的方向发展着。鲜卑族之所以强大起来，是同根据地的种植业的发展有关系的。
如果说，西汉时期就全国来说，主要农区还是黄河流域，那么到了隋朝恢复统一时，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已经是赶上了北方。从隋到南宋大约七个世纪期问，是我国经济地理上一次大变动时代，全国经济重心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这首先表现在农业方面。我国这个以“劳动集约”为特点的传统的小农社会，人口的数量和分布基本上反映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从人口数量来说，唐代开元年问，全国人口大体上相当于西汉末年的纪录。当然那些数字都不会是真实的，但在一定程度上用为估量相应时期的实际情况的依据还是可以的。可是唐朝时候的南方已经不是两汉时候那样地广人稀了；如果两个时代的人口总数相差不多，那就是北方的人口密度减少了。按各州郡的人口数字核算一下，正是如此。从而可以推测，唐代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水平，大致说来，不会怎样超过汉代，或者至多只能说是恢复了汉时的旧观。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农业经过两个比较严重的破坏时期。紧接着藩镇割据之后，唐末和五代时期，许多地方兵连祸结，大量耕地荒芜了。试以古来所谓“中原”为例，张全义控制洛阳一带时，那里是残破不堪。直到北宋时候，史书上还有很多关于京城开封西南广大地区弃置不耕的记载，可知破坏的影响是深远的。再一次是女真人统治黄河流域的初期，当时人庄季裕写的《鸡肋编》里面说到，“靖康之后，金虏侵陵中国，露居易俗，凡所经过，尽皆焚爇”。农民的住房被烧掉了，自然无法进行生产。虽然不会是到处如一，影响肯定是不会小的。那时南宋朝廷派往金国的使臣楼钥写的《北行日录》里面说，“中原思汉之心虽甚切，然河南之地，极目荒芜，荡然无可守之地，得之亦难于坚凝也。”话虽说得很笼统，但古来农业区的中心部分一片萧条景象，读者是能想像出来的。
特别要指出的是蚕桑业，这个中国传统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兵乱中，许多桑林被毁掉了，北方的蚕桑业遭受到严重的破坏。自古以来，丝织品的生产中心是在黄河流域各地。直到唐朝中叶，江南各地征发“庸”、“调”还都是以“布”代充，而不像北方那样征收“绢絁”。以后南方的蚕桑业虽然逐渐发展起来，但从北宋政府所设丝织场所中，三分之二是在淮河以北这个事实来看，南方在这方面还是逊于北方的。可是到了南宋，情况就有了根本的变化。优越的自然条件很快地使江南跃居领先地位，北方虽经政府大力提倡，始终也没有能够收到预期的结果。
还有茶业，自从唐代逐渐发展起来，同样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北方是难得分沾这宗利益的。这种特殊的农产品不单在内地普遍扩大了消费，在遥远的草原上以肉乳为主食的游牧人中问，也有了牢固的市场。在整个以水稻和蚕桑为主的南方广大丘陵地带的农业结构上，又增添了茶这一花朵。
南方自从开发以后，农业一直是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发展着，因而发展比较快。五代十国割据时期，那里基本上仍然是没有受到什么破坏的影响。水稻一步步上了山，许多低洼地区成了圩田。特别是南宋时期，南方在经济上，首先是在农业方面超过北方终于成为定局。这是我国历史上农业地理的一次重大的变化。如果大致说来，西汉中期(公元前1世纪)时可称为主要农区的，北边到长城，往南止于秦岭淮河一线，那么到了南北朝结束时(公元6世纪末)，向北变化不大，南边已是越过了长江，接近五岭一线。再过六个世纪，到了宋、金、西夏鼎立时期，几乎整个南方大体上都呈现了农业景观。这就是说，最初仅仅限于中原各地的农耕区，在空间上已是扩大了若干倍，真称得上是广域农区了。扩展的方向主要是南方。不过也必须看到，这个扩展不是平衡的，有的地方甚至有倒退的趋势。如果试以潼关为标点划一条纵线，把这个广域农区分为东西两部，这条纵线与秦岭淮河那条横线交叉，那就是把这个农区分成了四个部分。其中的西北这一角在唐朝以后也有显著的变化。随了唐帝国的衰亡，以关中为中心的西北一带由多少世纪以来的繁荣转向了萧条。北宋时期，那里成了国防前线，种种不利的自然条件的影响越趋于显著了。据前引《鸡肋篇》记载，“西北春时率多大风而少雨，有亦霏微，……至秋则霜霪苦雨，岁以为常”。当然这样的气候不应该是始于唐亡时期，在那以前也并没有阻碍地方经济的繁荣兴旺；但“人事之不修”却在很大程度上使恶劣的自然因素相对地突出出来，而这“人事之不修”又因地方经济衰退和人口减耗而加甚。从那时起多少个世纪下去，那个地区一直没有复苏的苗头，而是江河日下。如果说，整个农区的北部是落后于南方了，那么就北部来说，西北上这一角同东方对比，就更是趋于萧条了。这也是农业地理上的一次重大的变化。促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人的因素的作用自然是重要的，但大陆性的气候的影响无论如何也是不容忽视的。
与西北相反，秦岭以南直到巴蜀各地，多少世纪以来虽然经过多次战乱，但为时都比较短，地方经济受到的破坏不大，而优良的气候条件极有利于农业的发展，随了水稻的上山，这个丘陵盆地越来越成为“天府之国”，相形之下，西北那一角真可以说是偏枯了。 忽必烈建立起来的政权对农业是有比较深刻的认识的。从农业地理的角度来说，在比较不长的元朝统治时期，变化是不显著的。只是不要忘记，(原稿下缺)然是在北方。如果说元魏以至隋唐实行均田实质上是以地旷人稀为条件，那么唐代均田之有名无实以及安史之乱以后均田名实俱亡的事实，也证明了，特别是黄河流域人口密度的增高。不过尽管唐朝前期国势强盛，北方大农区向北面以及西北、东北方面扩展是极其有限的。这个事实说明，农区的真实的推展不是靠政治上或军事上的胜利，而是靠农民的默默无闻的坚韧的努力。唐朝的势力在“西域”方面有过很大的发展，但那里的农业基本上还同前代一样是地方性的，换言之，受内地老农区的影响不是很大。(原稿下缺)
六、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内陆封建帝国中的农产品运输
(原稿下缺)
七、关于历史上林区的推测
黄河流域的大部分，或者说黄河的中游和下游各地，是在上面说的森林草原区内，原始的农业自然是在林区和草原上发展起来的。比较起来，在林区开辟农田总要更为费力，这在只有极其简陋的石器时代更是可想而知。对于那个时代的森林，应该有个估计。森林所占的面积，自然是不会很小。不过如果考虑到这个地区是处在东亚季候风影响范围之内，北面和西北方是大沙漠和干草原，春季干旱，全年降雨集中，又常有强烈的西北风，特别是西北一带，林木的成长条件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天然森林未必是十分茂盛。由于西北方的天然绿色屏障的作用不是很大，中亚大陆性气候影响也就更延伸到黄河的中下游一带，以致那里的森林也不会是太多。无论如何，我国传世的古籍中，保留下来的关于广大而茂密的森林以及林中生活的传说是极有限的，几乎没有明确的关于焚烧或砍伐大片森林的记载，也没有表示这样的行动和情景的专用文字和专词(例如像德文中的“RODEN”)。从这种种事实来推想，好像在这个森林草原区内，大面积天然森林并不是很多(像塔西佗所说的古代日耳曼地方的森林“使人骇怕”那样)，主要是集中于山岳地带。而广大的平原基本上是草原的样子。更多的最早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多半是在那里。显然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好像没有形成一种与森林密切相关的传统，也许可以说，自古以来，人们对森林缺乏认识，也没有可以称得上是“深厚”的感情。换言之，森林显得离我们很远，在这一点上，我们与譬如欧洲人大不相同。所以有的西方学者说，欧洲的文化是一种“森林文化”，而我们却不能这样看待自己的文化。这一点也表现在农业上面，在农业地理上面也一直是有反映的。(原稿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