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武大帝》谈古代若干名物及其变化

王曾瑜


电视剧《汉武大帝》当然合我的口胃,剧情大致依据史实,不同于目前流行的戏说乱说,演员的表演都相当出色,可算是一部成功之作。然而若依现代史学的眼光审视,也并非没有可訾议之处。
在中华漫长的古史中,名物制度、社会风俗等变迁颇大,但戏曲和历史影视剧之类往往不注意各代的差异,而径将后世的名物制度之类随意往前推移,就不能不与各代的史实有出入。《汉武大帝》虽然参据历史记载,却仍不免沿用目前的俗套。在此不妨略举数例。
冶铁术:就目前的史学研究所知,汉代的冶铁术是居世界领先地位,匈奴的兵器是落后的,他们所以逞强,主要是仰仗骑兵。《汉书》卷49《晁错传》引他的说法:“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表明汉军的兵器和组织的严密,即使在汉武帝之前就已胜过匈奴军。剧中编造为匈奴使用西域的精钢做刀,胜于汉剑,故引发汉武帝通西域的打算,当然不符史实,因而是不合情理的艺术虚构。我看电视剧时,就在想,要为汉武帝通西域编造理由其实不难,最合情合理者无非是马。中国内地传统的马都是蒙古马,个头小,跑不快,其优点是耐粗放饲养。世界的良马,大抵源自中亚。正是汉武帝引进中亚大宛良马,改良了中原马种,前辈学者对此早已发表了研究成果。人们不难看到今存的考古实物,秦始皇兵马俑的铜马都是蒙古马,而东汉著名的“马踏飞燕”的铜马正是不同于前的良马,乃是自汉武帝以后,改良中原马种的实证。
马镫:从考古实物看,马镫发明于中国晋代,大约尚在汉武帝之后三、四百年。小小马镫,是古代的一件大发明,没有马镫,就不可能有完善的骑兵。汉代的骑兵都是有鞍无镫。当然,要演员们骑无镫之马,对演戏有相当大的困难。
内阁:戏中使用内阁,作为中央政府的代名词。其实,将内阁作为中枢机构是晚至明代废除宰相制度后。譬如《北齐书》卷36《邢邵传》说:“与妇甚踈,未尝内宿,自云尝昼入内阁,为狗所吠。言毕,便抚掌大笑。”此处的内阁就是内室。《宋史》卷351《朱谔传》,朱谔建议宋徽宗“开内阁,延羣臣,从容论道”。这只是指皇帝的深居处而已,与明代作为中枢机构完全不同。汉代当然不可能有明代的内阁制,并由此产生的入阁、阁臣、阁老等特殊名词。
奏摺:奏摺的“摺”如今在简体字中与“折”归并。所谓奏折、折子之类还是晚至清代的名词,奏文一般折叠。在清以前的汉,自然不能称奏折。清以前可称奏、奏议、奏疏、奏札、札子之类,各代的名目也有不同。
太监:如今人们已习惯于将古代宫中的宦官称太监。还有一句流行的俗话,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其实,在明代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内,“太监”与“大监”相通,只是将作监、司天监、军器监之类长官的通称和尊称,不是宦官。《隋书》卷28《百官志》,“將作監改太監、少監為大匠、少匠”,开皇“二十年,改將作寺為監,以大匠為大监”。《宋史》卷168《职官志》,“唐令”,“太史局為司天監,置大監,正三品”。同书卷454《赵时赏传》:“捍戰有功,升直寳章閣、軍噐太监”。《元史》卷25《仁宗纪》延祐三年,“增置晉王部斷事官四員,都水太監二員”。《古今小说》(《喻世明言》)卷11《赵伯昇茶肆遇仁宗》其实是一部宋人话本,其中说: “仁宗问司天台苗太监。”这些都是明以前的“太监”不是宦官的例证。
如何称呼宫中被割去男性生殖器者,各代不同。大体上说,秦以前称寺、寺人等。孔颖达《春秋正义》卷10说:“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宫之戒令,内豎掌内外之通令,皆掌婦人之事,是自内小臣以下皆用奄人为官也。”“奄”与“阉”通。如《诗经•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瞻卬》篇:“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左传》成公十七年:“郤至奉豕,寺人孟张夺之,郤至射而杀之。”《国语•晋语》:“(晋)献公使寺人勃鞮伐公于蒲城,(晋)文公逾垣,勃鞮斩其袪。”自汉代至元代则通称宦官、内侍等。如《史记》卷58《梁孝王世家》:“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汉书》卷2《惠帝纪》:“宦官尚食比郎中。”應劭注说:“宦官,閽寺也。”晚至《宋史》和《元史》都为一些重要的宦官设《宦者传》。《元史》卷144《答里麻传》:“朝廷遣宦官伯颜催督绣段,横取民财。”到明清时代方通称太监。如果汉代的宦官就称太监,当然是错误的。
称谓:中国历朝历代的称谓变迁很大。如今成为影视剧程式的称谓,如老爷、小姐、某大人等,大抵是始自元杂剧。反映稍早时代的《水浒传》就未使用此类称谓,不用说更早的时代了。例如迟至宋代,“老爷”还没有形成通用的称谓。南宋初造反的巫师钟相,他用迷信鼓动群众,人称“钟老爷”,纷纷前去“拜爷”,“拜爷”就是“拜父”,“钟老爷”即是钟老父。宋人也有“小姐”的称呼,但决不是指富贵之家的女儿,如《夷坚三志己》卷4《傅九林小姐》说傅九“与散乐林小姐绸缪”,类似于今之三陪女郎。即使是富贵之家的女儿,则称小娘子或女娘子。汉代的称谓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譬如刘邦本无名,人称“刘季”,用现代语就是刘老四。《史记》卷55《留侯世家》载刘邦骂道:“竖儒,几败而公事!”“而”与“尔”通,“竖儒”、“竖子”是詈语,据同书卷97《郦生传》注:“竖者,僮仆之称。”比喻为奴仆。同书卷97《陆贾传》中,刘邦又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 他自称“而公”、“乃公”,这又是秦汉时的流氓话“你老子”。从史料上看,皇帝也并不总是自称“朕”,也可自称“我”或“吾”。汉时下级见官长,可称“足下”、“君”等,封侯的可称“君侯”,见《史记》卷97《朱建传》。皇帝称臣僚,客气一点,也可叫“君”、“公”、“先生”、“子”。如《史记》卷56《陈丞相世家》载,刘邦呼陈平就称“先生”或“子”。臣僚称皇帝第二人称是“陛下”,第三人称叫“上”。《留侯世家》载张良对刘邦说:“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可知“上”有时也可作为第二人称。汉时第二人称一般可叫“汝”、“若”。此外,如《陈丞相世家》中王陵之母谦称“老妾”,同书卷92《淮阴侯传》中漂母尊称一个穷困青年韩信为“王孙”,相当于后世的公子,也应是当时的一般称谓。既然是汉代的史剧,无疑应尽量使用汉代的称谓。
我接触过一些影视工作者,他们往往喜欢尽量发挥自己的“创作自由”,不愿意受各朝各代的不同名物制度、社会风俗等拘束,按自由的想像,编造一些当时不可能发生的情节。这是他们的自由。还会有人出来辩解,说不必求全责备,其实,求全责备又有何不好?无非是改进和提高影视水平而已。我曾开玩笑说,依他们的创作思想,一二百年后演文革戏,红卫兵是否可以穿牛仔裤,啃肯特鸡,嚼口香糖,唱流行歌曲?但是,如果是真正有志气的影视工作者,肯定也会认真思考一些行家的批评,既要编历史剧,就须认真了解现代史学研究,使自己的创作水平不断提高,更加贴近古代的历史真实。《汉武大帝》的一些疏略表明,尽管编导者仔细阅读了《史记》和《汉书》,但光读这两部书,显然是不够的。
古人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现代许多学科而论,就完全用不着,但对史学就用得着。考察各地名胜古迹、考古遗址、古战场等,或可发现光看文献和图片可能忽略的问题,甚至纠正文献记载的错误。2002年夏,我们一行约一百人,由旅行社安排,从兰州横贯河西走廊,前往向往已久的敦煌。坐的是大轿车,住宿的是三星级宾馆。但四天行程,有些同行竟腹泻或发高烧,大多数人虽未得病,因连续参观和坐车,也十分疲劳。事后,我与台湾东吴大学的同乡、刘静贞教授交谈,她说,祖国西北是“可爱”的。我说,自己的最大收获,是真切体会到当年霍去病夺据河西走廊,是一次伟大的远征。我们现代化的旅行,尚如此狼狈。当时的汉军骑的是无镫马,长驱和转战追奔三千馀里,大致相当于如今北京到上海的路程,且不说打仗,就是行军、露宿、后勤、疾病等艰难,就可想而知。当然,当时的河西走廊是牧业区,其生态环境强于现代,据记载,汉时还是“美水草,冬温夏凉”。现在的河西走廊则是沙碛和耕地交错,与关中平原显然有异。从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看,唯有掌控了河西走廊,方能掌控大西北,方能连结中亚。这次远征无疑是汉对匈奴战争中最重要的一仗,当时起着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功效,使匈奴永远失去了河西走廊这块宝地,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可惜传世的文献记载过于简单,如果换做今人,肯定可写一部几十万字的从军记,详述远征的方方面面。(原载《文史知识》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