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养鸭起始时期小考

卫斯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把野鸭驯化为家鸭的国家。在我国现有的鸭种中，北京鸭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肉用鸭品种之一。但是，关于我国养鸭的起始时代问题，历来研究者甚少。目前涉及到这一问题的论著中，仅见到二处。一处是197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生物史》第五分册钱燕文先生所撰《家禽的起源·鸭》，认为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将野鸭驯化为家鸭的国家之一，其起始时代当在史前。另一处是1985年12月出版的《农业考古》杂志第2期刊登的陈志达先生所撰《商代晚期的家畜和家禽》，文中提出：“在商代晚期，鸭很有可能已被驯养成家禽。”究竟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什么时候开始把鸭驯化为家鸭，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尚待进一步细致考证。笔者从事考古工作十多年来，在工作中也接触到一些与此有关的资料，在拜读钱、陈二位先生的大作之后，尚感愚见与二位先生不同，故撰此小文，求教于大家。

下面笔者从文献记载、古文字的演变和考古材料的发现等诸方面，综合考证这一问题，力求有一个比较接近于实际的结论。

家鸭(Anas domestica)，通称“鸭”，鸟纲，鸭科。喙长而扁平，尾短脚矮，趾间有蹼，翅小，覆翼羽大。根据专家们的研究，家鸭是由绿头鸭(Anas platyrhynchos)驯化而来的。家鸭在我国古代文献中称“舒凫”或“鹜”。

钱燕文先生提出，我国史前即已开始养鸭，其根据是《尔雅》中即有“舒凫，鹜”的记载。据笔者查考，《尔雅》一书只是相传为周公所撰，或谓孔子门徒解释六艺之作，成书时代当在西周与春秋之交，所述内容其可靠程度，在时间界限上不可能越逾殷商。钱先生依此为据，来推定我国的养鸭起始时代，其说难以成立。目前见于公开发表的考古学材料中，有关史前我国养鸭的材料仅有福建武平岩石门丘山新石器遗址采集到的陶鸭一件。但这件陶鸭因为是采集而不是发掘出来的，没有明确的时代层位，很难断定它是否是新石器时代的作品，即使是，这件陶鸭的造型也不一定是根据家鸭而塑造的。因为从形态上很难区分出它是野鸭还是家鸭。其次，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在史前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历次发掘中，所出土的动物遗骸，经专家们鉴定，从未发现过鸭(哪怕是野鸭)的遗骸存在。可见新石器时代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还不曾开始将野鸭驯化为家鸭。如果就《尔雅》一书记载的可靠程度来看，我国养鸭的起始时代当在商代以后。西周时期开始养鸭似有可能，春秋时期养鸭当为信史。因为《左传》一书的成书年代和《左传》本身记载的内容，基本上不存在什么争议。两千多年来，人们都认为《左传》是我国古代最早而又详细完备、叙事生动的、以《春秋》为纲的编年史。司马迁在《史记》里也曾说过，鲁国的“君子”盲人左丘明著有《左氏春秋》。至于《说文》所云，当是辑释先秦文献之辞。

众所周知，文字产生以后，任何被人们所认识且能用语言表述的事物，都可能用文字的形式把它记录和表现出来。在这里，我们不妨从古文字学的角度来探索一下我国养鸭的起始时代。据笔者所知，甲骨文中并无“鹜”字，也无“凫”字。从古文献记载的情形来看，“鹜”先称“舒凫”(古时舍、舒同义，凫指野鸭)，也就是说“凫”字的出现早于“鹜”。“鹜”是“舒凫”的专称。“凫”字在金文中的最早出现是西周中期，这说明人们与“凫”打交道恐怕从这时才真正开始，不然，在此之前的甲骨文和金文中为什么没有“凫”字呢?没有认识野鸭——“凫”，又怎样把它驯养成舒凫——“鹜”呢?单从文字的源流上考证，钱、陈二位先生的主张也站不住脚，因为文字学方面提供的材料，只能把我国养鸭的起始时代上限定到西周中期。

陈先生的说法是建立在占有考古学材料的基础上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我们不妨就考古学方面的发现加以讨论。

前面笔者否定了福建武平岩石门丘山新石器遗址采集的陶鸭为家鸭的陶塑像，陈先生在其大作中也没有引证这一材料，或可能也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商代晚期鸭很可能已被驯养为家禽的重要理由是：“1975年小屯北地一座殷代房子(F10∶1)内所出的一件石鸭，作昂首游水状，造型真实生动；西区墓出土的一件玉鸭(M861∶5)，亦作游水状，体较肥。”同时，陈先生也承认甲骨文中并无鸭(鹜)字，也无“凫”字。更为重要的是，在殷墟历次的发掘报告中所鉴定的动物种类中，都不曾有“凫”的骨骸。这怎么能肯定殷墟出土的石鸭、玉鸭所塑的对象就是殷商家禽中的成员呢?在商代晚期，捕捉野鸭食肉还不甚盛行，对于野鸭虽偶有所获，但还把其视为珍禽异兽来观赏，那石鸭、玉鸭之造型，很可能就是野鸭——凫的造型，而不是“舒凫”——鹜的造型。根据陈文华先生等人的统计，目前发现的有关西周时期我国养鸭的材料有：辽宁凌原县营子村出土的西周铜鸭形尊一件；辽宁喀左小转山子亦出土西周铜鸭形尊一件；江苏句容县浮山果园出土西周鸭蛋一颗；河北平泉东南沟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出土西周铜鸭一件。这些材料是不是可以作为我国养鸭历史的证据呢?不管鸭形尊也好，铜鸭也好，是否是依照家鸭所塑，那鸭蛋是否是家鸭所产，人们都可能会提出种种怀疑。大家知道，尊是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时期的一种酒器，鸭形尊的出现，是人们生活实践在艺术中的再现，虽然商代的石鸭、玉鸭也属于艺术品，但是两者间是有一定差别的，这就要求我们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要把那些彼此相联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为什么“凫”字在甲骨文中没有，而到了西周中期的金文中才有呢?“舒凫”一词为什么在《尔雅》中出现，这些都是需要与上述考古发现联系起来考察的问题。不然，为什么说商代的石鸭、玉鸭塑造的形象是野鸭——“凫”，到西周就成了家鸭“舒凫”——鹜呢?恐怕人们不会完全相信，或可能这样提出问题，就是不管史前养鸭也好，商代养鸭也好，西周养鸭也罢，人们最初将野鸭驯养为家鸭，必然要经过一个强制饲养的过程，为了适应鸭的生活习性，最初驯养野鸭可能是在人工挖掘的池塘里进行的，因为只有经过这样几代或几十代的驯养，野鸭的野性才可能退化，家鸭的“文明”才可能显示出来，人们才可能将这些早年驯养过的野鸭的后代赶到天然的小河或湖泊里去，我国养鸭的历史才可能真正开始。

那么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池塘是什么时候呢?据一些甲骨文学者考证，商代就可能有池塘出现，因为甲骨卜辞中有“呼渔”、“王渔”、“在圃渔”的活动记载，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在殷王室的圃囿中，一定有池塘养鱼。在这里，笔者虽不敢肯定殷商时期就有池塘养鱼，但可以顺便说明一下，就是人工养鸭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在人工养鱼的启迪下开始的，即人工养鸭肯定晚于人工养鱼。若从甲骨卜辞提供的材料来看，商代晚期人工养鱼似有可能。但这种可能仅仅存在于殷王室的圃囿内，而未曾遍及一般的庶民百姓或一般奴隶主贵族之间。据文献记载的情况来看，到了西周时期，周王室的苑囿中已肯定有池塘养鱼。郑玄笺：“灵沼之水，鱼盈满其中，皆跳跃，言得其所。”《诗经》是我国历史上时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她所反映的多为西周社会的生活内容，其可信程度还在《尔雅》之上。既然西周肯定有人工挖掘的池塘存在，那么人工养鸭当成为可能。

综上所述，我国养鸭的起始时代当定为西周中期为宜，在民间普遍饲养可能兴起于春秋。到了两汉时期，鸭已经成为我国三大家禽(鸡、鸭、鹅)之一。从这一时期的反映地主庄园经济的考古材料中发现，当时养鸭活动相当普遍，这不仅可以从汉代墓葬普遍出土陶鸭得到证明，尤其是从考古所发掘出土的“水上楼阁”来看，绝大部分楼下水里有鸭、有鱼。比如，1956年在河南陕县刘家渠东汉墓出土的绿釉陶楼阁，“楼四周是水池，池中就有鱼、鸭，表示庄园养有家禽和鱼”。1983年春，山西平陆圣人涧汉墓出土的绿釉陶“池中望楼”，其池中就有11只游鸭的造型。

参考文献
①陈文华等：《中国古代农业考古资料索引(九)》，《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②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年。
③王贵民：《商代农业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④卫斯：《平陆县征集到一件西汉绿釉“池中望楼”》，《文物》1985年第1期。
(原载《山西农业科学》198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