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牛耕起源的探讨
卫斯
我国是世界上古老的农业大国，具有悠久、光辉灿烂的农业文化。牛耕是农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和研究它的起源时代以及形成过程，不仅对研究古代农业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研究整个古代史的分期——中国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具有重要意义。
无论任何一种生产关系，不管它在社会前进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如何，终究都要被生产力所突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调节的过程在阶级社会里具体地表现为阶级斗争，但是促使生产关系改变的动力是生产力，腐朽没落的生产关系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可生产力缓慢的增进速度却是生产关系所不能全部抵阻的。
牛耕技术的出现，在我国古代农业史上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是我国古代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重要标志。铁农具的普遍使用和牛耕技术的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是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此时的生产力突破了该时代的腐朽的没落的生产关系，而建立起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我国奴隶社会的衰亡和封建社会的诞生在某种程度上讲，与铁农具的出现和牛耕技术的发明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铁农具的普遍使用与牛耕技术的推广时代是什么时代，封建社会的基本形成就是什么时代。因为，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与铁农具，尤其与牛耕有密切关系。如果没有铁农具和牛耕技术的普遍推广使用，广大奴隶和农奴就不可能逐步地从奴隶主和农奴主的土地上把人身自由解放出来。所以说探讨牛耕的起源时代与搞清古代史的分期有重要关系。
根据现有文献资料来看，很早以前就有人对牛耕起源时代进行过种种推测。例如，贾思勰主张西汉赵过始创牛耕(见贾思勰《齐民要求》序)；李善主张西晋始牛耕(见《文选》潘安仁《藉田斌》注)；周必大和叶梦得主张春秋始牛耕(见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平园续稿·曾氏农器谱题辞》，《文献通考》卷一《田赋考》引、又卷二百一十八《经藉考》引)；杭世骏主张牛耕始于战国(见杭世骏《道古堂全集》卷二十四《牛耕说》)；赵翼和赵春沂主张牛耕始于神农氏(见赵翼《陔余丛书》卷十九《牛耕不始于赵过》条，《清经解·经义丛抄》引赵春沂《牛耕说》，赵春沂文又见阮元编《诂经精舍文集》卷二)。目前流行的牛耕起源学说也有数种之多，具有代表性的是郭沫若先生的“殷人牛耕”说和徐中舒、齐思和、孙常叔先生的春秋牛耕说。郭老主要是从研究甲骨文入手提出这些问题的。他认为甲骨文中的“〓”或“〓”字，象牛拉犁启土的形状，故断为“犁”字的甲骨体。胡厚宣先生从旁撰文支持了郭老的意见(见胡厚宣《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第一册，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1945年)。还有人从古文字的演变来推断牛耕的起源。祝瑞开先生不仅认为殷代曾有马、牛耕等的存在，而且对甲骨文中的“〓”字和“〓”字分别解释为双犬拉耒和三犬拉耒(见《人文杂志》1980年第2期，《马、牛耕的兴起在什么时候》)。笔者不同意郭老和祝先生的意见，也不完全同意徐、齐、孙三位先生的见解，更不承认“犬拉耒”之说。
牛耕到底起源于什么时代?它是怎样发展起来的?笔者计划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1牛的驯养时代及驯养临近时代的作用与位置。2犁的出现与犁铧的铸造时代。3牛与犁的发展关系。4古代艺术作品所反映的牛耕生活与牛耕真正起源的距离。
所谓“牛耕”，一是牛，二是犁，二者缺一不可。据笔者所知，全国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普遍有牛的骨骸发现，如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都发现了水牛骨，这证明良渚文化时期在我国南方已经开始饲养水牛，距今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再据甘肃齐家文化遗址与松辽平原西部的大安、双辽等地的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的大量牛骨，都足以证明，距今五千年左右，在我国北方也开始饲养黄牛或牦牛。牛作为主要农畜之一，在史前及夏、商、周、春秋、战国时代的作用与地位如何呢?现摘有关文献资料依次加以辨析：
①“黄帝、尧、舜垂衣裳而治天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易·系辞》)
②“黄帝作车，至少昊始驾牛。”(《通典》卷六十四引《古史考》)
③“贞、〓于王亥，〖FJF〗 2〖FJJ〗牛，辛亥用。”(《前》483)
④“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孟子·滕文公下》)
⑤“甲子卜争贞，瞓年于〖FJF〗闬〖FJJ〗， (六牛。”(《甲》3512)
⑥“丙寅卜瞔贞，王往省牛于〓。贞，王勿往省牛，三月。”(南北，辅仁7)
⑦壬寅贞，来丁巳，奠鬲于父丁，俎卅牛。”(《后》上2710)
⑧“己酉卜，瞔贞， (于东母，九牛。”(《续》1532)
⑨登自上甲大示瞕，隹牛，小示瞖(羊)(《前》524)
１０“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史记》卷四《周本纪》)
１１“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左传·昭公七年》)
１２瞗伯呼命卯曰：“……锡汝马十匹，牛十。”(卯殷)
１３“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前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１４“妹士，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尚书·酒诰》)
１５“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买卖者质剂焉。”(《周礼·地官·质人》)
１６“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戎曹，归公乘马，祭服五称，牛、羊、豕、鸡、狗皆三百，与门材；归夫人鱼轩，重锦三十两。”(《左传·闵公二年》)
１７“……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左传·僖公四年》)
１８“……古人有言曰，杀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尹乎?”(《左传·成公十七年》)
１９“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而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国语·晋语》)
２０“春、秦师过周北门，……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２１“牵牛径人田，田主夺之牛。”(《史记·陈涉世家》)
２２“田单乃收城中得千余牛，为绛缯衣，画以五彩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五千人随其后。牛尾热，怒而奔燕军，燕军夜大惊……。”(《史记》卷八二《田单列传》)
２３“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FJF〗 /〖FJJ〗、墨阳、合赙、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
２４“臣闻鄙谚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异于牛后乎?夫以大王之贤，扶强韩之兵，而有牛后之名，臣窃为大王羞之。”(同上)
２５“……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杆关。”(《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
２６“车牛舆重设必当名，……”(《商君书·垦令》)
２７“强国知十三数：竞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欲强国，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商君书·去强》)
２８“背法而治，此任重道远而无马牛，济大川而无舡楫也。”(《商君书·弱民》)以上所摘二十八条文献资料，其论及之事的所属时代：①、②条为原始社会末期；③至⑨条为商；１０至１８条为西周；１９至２１条为春秋；２２至２８条为战国。
这些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是否完全可信?笔者认为：除资料①、②条有待考证外，其它资料所反映的情况基本可信。笔者就所引资料的原著作者及成书年代做了初步的考证，除资料①、②条的原著作者及成书年代与论及之事的所属时代距离较远外，其它资料的原著作者及成书年代都是该代与临近该代的人物所撰。资料反映的情况，在商代，牛主要用于祭祀和食用，并开始固定饲养——即有了圈。资料⑥条所反映的情况即证明了这一点。而与农业有关的甚少，仅资料⑤条，且不明。西周时代，养牛业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牛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还仅仅局限于运输业方面——驾车、乘骑。在部分地区仍以牛为主要肉食对象。至西周末年，用老牛来作祭品或肉食品的习惯开始出现。春秋时代，统治阶级杀牛祭祖的现象虽时有发生，但牛在生产中的地位大大提高，由原来的驾车、乘骑，到开始有牛耕的萌芽出现。战国时代，把牛毁灭于战争之中，古文献资料记载较多，而记载牛耕的资料很少。
关于牛耕的主要因素之一，犁的起源时代，根据考古资料的发现和许多学者对甲骨文的考证，犁似乎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之末。笔者不同意这些观点。认为犁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之末的人，一般都把龙山文化中的“木耒”定为“犁”的范畴，根据河南庙底沟晚期遗址中发现的木耒痕迹来看，这种农具有双齿，“每齿的直径是4厘米，两齿之间的距离也是4厘米，有的宽达6厘米”，齿长“约在20厘米左右”，“从遗有的双齿条痕观察，它的大体形状是木柄的一端分成双叉，用双齿的部分来掘土”(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从形制上看，这种农具的使用方法是耕者手持耒柄，以耒齿刺入土中翻动泥土，其情况与今天北方农村的铁锨翻地相同。因此说这种农具根本就不是“犁”，也不可能属于犁的范畴，笔者认为，犁的产生与耕种技术上采用的条播技术密切相关。因为进行条播，要划地为壕，这种划地为壕的农具，即应该是“犁”的前身。准确一点说，启发人们开始试做进行条播的先进生产工具，“犁”就是这一试做实践的产物。
60年代以前，我国考古学界曾对过去在东北、内蒙、华北、中原、江浙、海南岛、广西等地所发现的同石铲具有同样功用的掘土工具称作“石犁”，夏之乾同志在他撰写的《由母权制氏族向父权制氏族过渡是否由锄耕农业向犁耕农业过渡》(载《史学月刊》1980年第1期)一文中，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列举了大量的事实，引用了可靠的资料，对被人们称作为“石犁”的农具与石铲，从制作技术、使用方式和效力方面作了比较，推翻了过去的传统称呼，笔者赞同夏之乾同志的意见
“犁”究竟起源于何时，按照冶金、铸造技术发展史的程序，应该是先有“铜铧”后有“铁铧”。目前，从全国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铜铧”发现极少，“铁铧”则普遍发现于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山东等地。战国时代为什么会铸造“铁犁铧”，这与炼铁技术的发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密切关系。
有牛不一定就开始牛耕，但有“犁”就具备了牛耕起码的条件，只有在牛、犁都具备的情况下，方可进行牛耕。前面单从文献记载的角度，笔者认为牛耕始于春秋，但是，从实物与文献资料相印证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春秋时代之末，在秦、晋、卫、周、齐、燕等地牛耕的萌芽已经出现，即原始牛耕已经出现。而吴、越、楚等南方地区则完全还处于耒耜耕作阶段，或者说远处于锄耕阶段。由此看来，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我国牛耕的最早起源地，南方地区的牛耕技术是由北方逐渐传入的。
前面提到，按照冶金铸造技术发展史的程序，应该是先有“铜铧”，后有“铁铧”。为什么考古发掘的结果只有铁铧出土，而很少有“铜铧”出土呢?这个道理很简单，铜虽然比铁冶炼历史要早一千多年，但它真正用做劳动生产工具——尤其是农具的历史并不比铁早。在奴隶制社会时代，金银尚未开始冶炼，铜是作为贵重金属，而用于统治阶级制造奢侈品的。对于奴隶繁重的体力劳动，奴隶主贵族阶级是不会怜悯的。他们怎能让闪光发亮的首饰或一个明晃晃的觚杯变成一个犁铧和泥土打交道呢?不会的!它们根本不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从以上所谈到的考古资料来判断，战国时代，牛耕技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已开始普遍推广是无可怀疑的。
1952年8月在徐州双沟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有一幅牛耕图，系二牛抬杠，一人扶犁。铧呈“V”形(见《江苏徐州汉画像石》，1959年8月出版)。
1959年秋在山西平陆枣园发现的东汉墓壁画中，有一幅牛耕图和一幅牛播图。它们所反映的牛耕、牛播情况分别为二牛抬杠和单牛曳拉。犁铧和耧足分别为等腰三角形和“V”字形(见《考古》1959年第9期)。
解放后，在陕北发现的东汉画像石刻牛耕图有“二牛抬杠”和单牛曳犁两种，耕夫卷起裤管，一手扶犁，一手扬鞭。犁直辕，柱粗壮，稍高后曲，底短，铧作等腰三角形(见《人文杂志》1980年第2期，《陕北东汉画像石刻考》)
从以上所谈的古代艺术作品的出土范围来看，牛耕技术的普遍推广，也应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从江淮地区及广大南方地区为早。这和考古发掘中发现的“铁铧”出土地域范围基本一致。笔者认为，牛耕技术的出现与其反映到艺术生活中的形象，二者相距时代不会太长。从西汉之末公元前25年到战国末公元前221年，这期间不足三百年的历史。牛耕为什么主要反映在东
汉时代的艺术品中，而在此之前的艺术品中没有涉及呢?想必它在农业生产中是一项重大的、崭新的发明，人们在表现自己的艺术生活时才将它吸收进去。同时，把生活表现为一种艺术形式，必然是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深刻的认识之后才能办到的。所以说牛耕技术反映在古代艺术作品中的时间，不是牛耕一开始出现之际，也不是牛耕出现很久之后。因此说，单从这一方面考究，主张商周牛耕说和汉魏牛耕说的同志都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通过上述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的相互印证，足以说明殷商时代没有牛耕。西周时代有可能出现“木犁”，但起初一定是以人拉为主，不存在什么“犬耕”现象。到了春秋时代，由于冶金术的进一步发展，炼铁开始出现，铸造技术已有相当水平，牛耕的萌芽才有可能出现，这时牛耕主要以拉木犁或“包金耒耜”为主，由于“犁铧”在器形上尚处于改进之中——“耒头与耜头”向“犁铧”方面演变还未完成，耒柄和耜柄还不能适应犁辕的基本功用，因此，牛耕技术还处于实验性的初级阶段。木犁的使用仍然以人拉为主。这和拉丁美洲秘鲁的原始民族也不用牛，只用六至八人去拉犁的方法极为相似。只有到铁农具普遍出现的战国时代以后，犁耕技术才有了较大的发展，牛耕技术才首先在中原地区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实行起来。而南方的牛耕一定比北方为晚，一般说来，起码晚一个时代或两个时代。总而言之，至东汉时代，我国南北都普遍开始牛耕，以云南省为例，《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诸葛)亮收其俊杰建宁爨习、牛提孟琰、及获为官属。习官至领军、琰辅汉将军、获御史中丞。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又见《三国志·蜀志·李恢传》：“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这两条史料都发生在东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据此我们推知，至迟在公元225年以前，云南人民已掌握了牛耕技术，否则，不能以耕牛供给四川(蜀汉)。
(原载《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