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稻作起源地问题的再探讨
——兼论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说
卫斯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农业大国。中国的农业文化从古到今，主要由北方的粟作文化和南方的稻作文化两大体系来构成。关于中国稻作起源问题，国内外不少学者已进行过专题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述有：1陈文华先生的《中国稻作起源的几个问题》①；2丁颖先生的遗著《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及其演变》②；3严文明先生的《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与《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③；4游修龄先生的《太湖地区稻作起源及其传播和发展问题》④；5杨式挺先生的《从考古发现试探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及其传播》⑤；6李江浙先生的《大费育稻考》⑥；7童恩正先生的《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⑦。诸位先生在各自的大作中对中国稻作起源地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各自都提出了不同的主张，概括起来主要有五种观点：1起源于云贵高原；2起源于华南；3起源于长江下游；4起源于黄河下游；5多中心起源。笔者在拜读了上述各位先生的大作后，通过对现有各方面资料的分析，得出了与上述五种观点皆不相同的结论。故草拟此文，对上述五种观点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同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中国稻作的起源地在长江中游。
一 关于中国稻作起源地五种观点的讨论
(一)对于起源于云贵高原说的看法
中国稻作起源于云贵高原，是国内外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日本学者渡部忠世教授曾提出水稻的原产地是从印度阿萨姆邦到中国云南的椭圆形地区⑧；菲律宾学者张德慈博士将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定在北纬20°～23°之间，即西起恒河河谷中部，东至中国南海之地，且认为“可能系自尼泊尔阿萨姆—云南地区经由云南引入黄河流域，且自越南经由海路引入长江下游盆地”⑨。我国学者则多主张起源于云南或云贵高原，如农学家柳子明教授认为：“根据云南、西江流域、长江流域、海南岛、台湾省等广泛地区，都分布有野生稻的事实和文献记录，可能说明起源于云贵高原的稻种沿着西江、长江及其发源于云贵高原的河流顺流而下，分布于其流域或平原地区各处”１０。对柳教授的观点，游修龄教授表示赞同，他“认为稻作是起源于云南—阿萨姆这一中心地区，由云南向长江流域传播的”１１。汪宁生、李昆声二先生也主张中国稻作起源于云南，虽然他们将从中国杭州湾到印度阿萨姆邦这一广阔的半月形地带全部划入亚洲栽培稻的范围，但却认为云南的可能性最大，他们通过对云南地理环境、气候特点、生物资源几方面资料的综合分析，认为云南成了作物的变异中心。云南现有植物种类15000多种，约占全国的半数，拥有热带，亚热带和温带植物，各种农作物也是应有尽有，素有植物王国之称，现有稻种3000多个，其种植的垂直分布从海拨40米直达2600米。同时，他们通过对云南稻种进行同功酶分析，发现其酶谱一致，表明云南现代栽培稻种的亲缘关系十分接近云南的现代普通野生稻，从而进一步确认，云南现代栽培稻的祖先很可能就是云南的普通野生稻１２。
主张中国稻作起源于云贵高原说学者的立论依据，主要是从生态学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的。笔者认为：要确认何处为中国稻作的起源地，首先这一地区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1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在全新世中期，必须适合稻谷的栽培，且这一地区有野生稻的广泛分布。2这一地区的考古发现，无论从年代序列上看，还是从文化谱系发展上看都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尤其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和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在这一地区都有较为普遍的发现。3这一地区发现的史前稻作遗存，在年代上不仅有属国内迄今最早的发现，而且仅次于这一年代的同类发现，在这一地区仍然存在，并且其后表现得更加普遍。
认定何处为中国稻作的起源地，为什么要具备这三个方面的条件，毋庸多说，稻作的起源，不仅与生态环境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人类活动有关。稻作技术作为本土起源的一种文化现象，反映在考古学方面，必然会留下丰富的文物资料。
云贵高原说仅仅具备笔者所提三个条件中的第一条。考古学提供的资料表明：云南有关稻作遗存的发现，仅元谋大墩子、宾川白羊村、晋宁石寨山、滇池官渡、耿马石佛洞、南碧桥、江川头咀山7处。这样为数有限的几处稻谷遗存，既谈不上丰富，时代也晚，最早的宾川白羊村遗址发现的稻壳、稻杆也不过三千六七百年的历史。陈文华先生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指出：“渡部忠世在印度和东南亚收集的古代谷壳都是公元前五六世纪以后的遗物，他有力地论证印度、东南亚的稻作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阿萨姆和云南，但要证明河姆渡等长江下游的稻作也是起源于云南，就必须等云南考古学家将来发现早于河姆渡遗址年代的稻谷遗存，否则将永远停留在假说阶段”１３。事实上早于河姆渡遗址的稻谷发现，在长江中游、黄河下游、淮河上游又相继发现１４。这大概是主张云贵高原说学者所始料不及的。
(二)对于起源于华南说的看法
中国稻作起源于华南说，由已故著名农学家丁颖先生率先提出。早在1949年他就在《中国稻作之起源》一文中，提出“中国之稻种来源，与古之南海即今之华南有关”的见解１５。1957年他在《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一文中，详细考察了野生稻在我国华南沼泽地分布的情况后又指出：“华南成为野稻品种的自然繁殖地则可使古典记载完全得到
事实证明”。他考证：“印度和我国同为古老的稻国，但康德尔(Ｄｅ Ｃａｎｄｏｌｌｅ：１８８４）认为印度的稻作起源在我国之后，据察脱杰（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１９５１），约公元前1000年的阿婆吠陀（Ａｔｈａｒｖａ Ｖｉｄａ）赞美歌中始见稻字（Ｖｒｉｈｉ），北印度巴佛哈那国（Ｂａｈｕｄｈａｎａｋａ）的游得希亚（Ｙａｕｄｈｅｙａ）民族确知有稻，是在距今2000年前，其他梵文古籍提及稻的，概在公元前第一、二世纪间。这个稻字（Ｖｒｉｈｉ）的语音系统与我国稻（Ｄａｕ，Ｔａｏ）、〖FJF〗薓〖FJJ〗（Ｔｕ）等完全不同。反之，华南古代(伊尹时，约公元前1750年)称稻为耗（Ｈａｏ
见《说文》）；今云南傣族称稻为毫(据程侃声同志信)；在闽南、广东各地的福老语称稻为Ｄｅｕ或Ｔｅｕ；西南山区民族
苗)古语称稻为Ｔｓｕｏ(西村：1928)；至南邻国家越南，称稻为Ｇａｏ；又泰国称稻为Ｋａｏ。著者根据我国5000年的稻作文化创建过程并由华南与越泰接连地带的野稻分布和稻作民族的密切关系，特认定我国的栽培稻种起源于华南。”１６
童恩正先生的观点与丁颖先生基本一致，他认为：“根据现有的资料，基本上可以断定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就在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它可能在浙江省杭州湾一带，但更可能是在纬度较南的云南、广东、广西地区。”１７李润权先生则明确提出：“在我国范围内追溯稻作的起源中心应该在江西、广东和广西三省的旧石器晚期遗址多作努力，其中西江流域是值得重视的。”１８其理由有三：1分布在中国的普通野生稻是多年生野生稻，是公认的栽培稻祖先。它在中国分布的海拔高度为30～600米，东起台湾的桃园(东经120°15′)，西至云南的景洪镇(东经100°47′)，南起海南岛崖县的羊栏公社(北纬18°15′)，北达江西的东乡(北纬28°14′)。在这一范围内才是栽培稻的可能起源地。2在这一范围内的只有江西、广东、广西三省发现较密集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其Ｃ14测定年代都早到公元前8000年以上，远远早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这些遗址的周围都有多水的低洼地或沼泽，适合水稻种植。3虽然目前这些遗址中尚未发现水稻遗存，但已出土许多石斧、石锛、蚌刀、石磨盘、石杵等可视为从事农业的工具，人们已能利用谷类作物，这些谷类就是水稻１９。
以笔者提出的确认中国稻作起源地的三个条件，与李润权先生提出的中国稻作起源于华南说的三条理由相比较，李的第一条理由基本符合笔者所提的第一个条件，李的第二、第三条理由也占有笔者所提的第二个条件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认真查阅一下有关资料，核实一下江西、广东、广西三省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方面发现的情况，便可发现李先生在第二条理由中所举的例子与事实不符。据笔者所知：江西省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截止目前，还只有万年仙人洞洞穴遗址及其附近的吊桶环地点２０。广东省距今9000～7000年的遗址发现尚少２１；广西的新石器早期遗址为数也不很多，且多为贝丘遗址，出土的遗物反映的是渔猎采集经济而与农业无关２２。不知道李先生何来的华南三省新石器早期考古资料，既然李先生第二条理由中列举的例子不复存在，那么第三条理由中提到的情况也就大可置疑。所以他的推论，有可能是建立在凭空想象的基础上的，其结论显然是靠不住的。
(三)对于起源于长江下游说的看法
1979年，闵宗殿先生根据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等稻作遗址的发现，率先提出中国栽培稻起源于长江下游，并认为：“以江苏、浙江为中心而向外传播。”２３继之，严文明先生1982年发表了《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一文，他根据1980年以前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水稻遗存，按年代早晚和分布地域联系起来进行了考察，他说：“如果把稻谷遗存所属的时间和分布地域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我国栽培稻发展的一个大概轮廓，它们很象是从一个中心出发，象波浪一样地逐级向周围扩展开来。由于河姆渡第4层的年代最早、稻谷又丰富，它所在的杭州湾及其附近自然是最有条件被当作起源中心看待的。接着的第一个波浪到达长江三角洲的近海一侧，即马家浜文化所代表的范围，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300～前3700年之间。第二个波浪沿长江向西发展，直达两湖盆地，就是阴阳营期和大溪文化分布的范围，年代约在公元前3800～前2900年左右。第三个波浪是在公元前2900～前2100年左右发生的。长江下游和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两湖盆地的屈家岭文化，北江流域的石峡文化，以及分布于黄淮平原、江汉平原和长江以南许多地区的属于龙山时代诸文化的范围之内，都已有了水稻的种植。”２４杨式挺先生倾向于严先生的观点，认为“从长江流域古今野生稻的存在，栽培水稻生产的自然条件，发现的稻谷遗迹，以及我国古籍的有关记载，完全可以认定，长江流域，特别是下游的东南沿海地区是我国栽培稻的一个起源地区”２５。
但是，就在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下游说提出不久，首先被接二连三的考古发现所否定。赞成严文明先生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下游且以波浪式向前传播理论的学者，随之观点也发生了动摇。河姆渡和桐乡罗家角遗址发现的稻谷遗存，一向被认为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稻作遗存，却继而被江苏连云港二涧村遗址２６和陕西西乡李家村、何家湾遗址２７的发现所取代。紧接着，二涧村、李家村、何家湾发现的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又被河南舞阳贾湖遗址２８、湖南岳阳钱粮湖农场坟山堡遗址２９和澧县彭头山遗址３０发现的稻谷遗存所取代。二涧村遗址下层文化的年代与山东的北辛文化相当，距今7000年以上。李家村、何家湾遗址属李家村—老官台文化，是目前陕西境内发现时代最早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其年代经Ｃ14测定距今已7600多年。贾湖遗址是一处裴李岗文化遗址，据Ｃ14年代测定并经树轮校正距今7500～8500年。坟山堡遗址是一处皂市下层文化遗址，其年代距今约8000年。彭头山遗址是长江中游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年代最早的遗址。经Ｃ14测定并经树轮校正，距今9100±120年。这几处稻谷遗存的报道虽然都十分简单，也没有正式的鉴定材料，但正如陈文华先生所说：“稻谷的形状与其他谷类作物差别显著，容易辨认，相信中国考古学家的判断不会有什么差错”３１。那么，贾湖遗址发现的稻谷遗存是目前已知淮河流域最早的一处，二涧村遗址发现的稻谷遗存是目前已知黄河流域最早的一处；如果将二者联系起来考虑的话，使我们不得不对黄淮流域种植水稻的范围和历史重新作出评价。即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黄淮流域种植水稻的历史不仅比过去人们想象的要早得多，而且比长江下游种植水稻的历史还要早。这对主张水稻起源于长江下游的说法不能说不是致命的一击。同样的冲击波也来自长江中游地区的陕西西乡李家村、何家湾和湖南岳阳钱粮湖坟山堡、澧县彭头山等地的发现，它比黄淮流域发现的稻谷遗存更早。由此看来，长江中游种植水稻的历史比其它任何地方都早，中国稻作究竟起源于何处，看来历史将对这一问题作出新的回答。
(四)对于起源于黄河下游说的看法
中国稻作起源于黄河下游说，是北京青年学者李江浙先生提出来的，他以文献记载为根据，通过文字训诂，并结合有关考古发现，得出研究结论是：“中国稻作的创始人是秦之先人大费，发源地是其族居住在今日鲁南、苏北和山东、河南、河北三省的交界地区，时间大约是至少在距今7800年”３２。李先生的文献根据是：《史记·夏本纪》中禹“令益予
众庶稻，可种卑湿”。从而就认定益即伯翳，又作大费。通过文字训诂，便断定“费”字为“〖FJF〗纖〖FJJ〗”字的变形，也就是野生稻，故而认定大费及其先人其居住地在鲁南、鲁西、苏北等卑湿多水之地，是野生稻生长的地区。还主观地把大费所处的唐尧时期，定在距今8000～7500年的全新世中期。同时引证连云港二涧村遗址有关稻谷遗存的发现，说明在时间上早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从而就认定江南古越族种植水稻是直接来源于南迁的大费族人的传播，甚至把古越族就认定为大费之族。李先生的学说在学术界几乎没人响应和支持。因为此说不仅缺乏生物学方面的根据，而且过分依靠文字训诂，不顾“六书”常识，采用拆字分析方法，强行把大费之费说成是〖FJF〗纖〖FJJ〗字的变形，混淆了形声字和会意字的界限，学界曾有人提出批评３３。况且，唐尧时期距今不可能有8000～7500年，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一般把唐尧时期定在距今4200年左右的样子。江南的古越族也不一定是南迁的大费族)。如此等等，都是缺乏科学依据的。至于说连云港二涧村遗址发现的稻谷遗存在年代上早于浙江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只能说明黄河下游种植水稻的历史比人们所想象的要早得多，但它比河南
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稻谷遗存又晚了数百年，比湖南彭头山遗址发现的稻谷遗存更晚，大约相差1500年。所以说无论从生态学角度考察，还是用考古发现来印证，都无法说明黄河下游是中国稻作的起源地。李先生仅凭从文献到文献的考证，其说是很难成立的。
(五)对于多中心起源说的看法
中国稻作的起源究竟发生于何处?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没有取得共识的情况下，自然会有人提出“多中心起源”的看法，日本学者冈彦一博士曾提出“栽培稻是多元起源或分散起源的”观点３４。严文明先生在主张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下游的同时，在同一篇文章中又说：“既然适于栽培的野生稻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等许多地方都有分布，那么栽培稻也就可能在许多地方较早地独立发生。中国水稻固然不必到外国去找根源，而中国本身也不必只有一个栽培稻起源的中心３５。
从前面我们提到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桐乡罗家角、江苏连云港二涧村、河南舞阳贾湖、陕西西乡李家村、何家湾、湖南岳阳坟山堡、澧县彭头山等不同类型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稻谷遗存的发现来看，时间跨度从距今6800年一直到9000年；地域分布：淮河上游有，黄河下游也有；长江下游有，长江中游也有；似乎稻作起源就是多处发生的。笔者认为：在世界大范围之内，栽培稻的起源可能具有多元性。如亚洲和非洲就可能独立地发展了稻的种植，一般学者均同意在栽培稻的两个品种中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Ｌ源于亚洲；而Ｏｒｙｚａｇｌａｂｅｒｒｉｍａ Ｓｔｅｕｄ源于非洲。但中国稻作的起源不可能是多中心的。“如果认为只要在古代有野生稻生长的区域内，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发明栽培，那就是将人类栽培作物的动机和过程看得太简单了”３６。
“当代人类学有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并非所有生活在适当条件下的原始部落都一定倾向于农耕。当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人们花费较少的劳动就可以获得充裕的食物时，栽培就不那么有吸引力了。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洲以橡实为主食的印第安人、澳洲的土人，虽然很容易从邻近的社会学习栽培，但却不原意采用。玻利维亚锡里奥罗（Ｓｉｒｉｏｎｏ）的部落虽然早就知道原始农业，但经济生产仍然主要依靠狩猎、采集和捕鱼，因为这些活动投入劳动较少，而收获却较多。在盛产野小麦的土耳其安纳托利亚（Ａｎａｔｏｌｉａ），一个家庭在几个星期之内即可采集到全年的粮食，故而从来不会想到栽培。”３７有人推断：新石器时代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的中国江南，这种情况也是普遍存在的。所以仅就野生稻存在本身而言，它一方面固然是栽培稻出现的先决条件；但另一方面，如果它过于丰富并且和其它条件结合起来，又能成为阻碍人类栽培的因素。中国某地之所以能成为栽培稻的起源中心，这乃是主观、客观多种原因的凑合，其中有的原因可能是难以重复的，并非随处可见。如果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问题，就既要承认在人类生产力发展的某一阶段，栽培稻出现有其必然性，但也应看到，这种必然性乃是通过若干偶然性的综合而显示的，并不可能多处发生。这是童恩正先生对这一问题所持的看法３８。笔者同意童先生这一见解，即认为中国稻作的起源既要有天然的、人为的不可缺少的必备的条件，但更要有人们在主观方面所产生的需求因素，没有这一点，无论某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如何适合水稻的栽培，且那里有怎样丰富的野生资源，人们也只能是熟视无睹，草木依旧。
二 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的天然因素和人文因素
前面笔者就如何确认中国稻作的起源地提出了三条标准(也叫三个条件)。所谓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的天然因素，就是笔者所提的第一条标准，即在全新世中期之初，长江中游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都适合稻谷的载培，且这一地区有野生稻的广泛分布。所谓人文因素，就是笔者所提的第二、第三条标准，即：长江中游地区的考古发现，无论从年代序列上看，还是从文化谱系发展上看都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尤其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和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在这一地区都有较为普遍的发现；这一地区发现的史前稻作遗存，在年代上属国内迄今最早的发现，而且仅次于这一年代的同类发现，在这一地区仍然存在，其后并表现得更加普遍。下面我们就依据笔者所提的三条标准来考察一下长江中游地区的情况。
(一)种种迹象表明：全新世中期，长江中游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不仅适合水稻的载培，而且在这一地区有野生稻的广泛分布。
长江中游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全境和陕西汉中、安康、商洛三个地区与河南南阳地区。从地形看，分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南阳盆地；鄂西山地、南岭山地、湘西、湘东山地、赣南、赣东、赣西山地和陕南山地；鄂东低山丘陵、湘中丘陵、鄂北岗地。
长江中游地区的山脉，喀斯特地形十分发育，石灰岩溶洞分布广泛，山上除了茂密的森林和可供人们享用的野生植物外，还有充足的野生动物资源，是远古时代人类理想的活动及栖息生存之地。长江中游，水流纵横，湖泊沼泽，星罗棋布。以江汉湖群为例，大小湖泊就有600多个，其中湖面在100平方公里以上者就有21个３９。
长江中游地跨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在气候大区划分上包括：北亚热带湿润大区的江北区和秦巴区，及中亚热带湿润大区的江南区。年日照数为1600～2000小时，年平均气温摄氏17℃，年平均降水量1430毫米４０。长江中游地区的带性土壤主要为黄棕壤，黄壤与红壤。林地土壤介于棕壤与红壤之间。土壤特征，富铝化作用明显，显酸性反映。在这些土壤上生长着常绿落叶阔叶林，林中树种北部含有少量暖温带树种，南部含有少量热带树种。主要造林树种有山毛榉、青冈栎、多种柯、樟科的桢楠、茶科的木荷、甜槠、栲、胡桃科、槭树及马尾松、杉木、枫香、白栎、冬青、油茶、竹类等４１。在平原和山谷区栽培水稻、小麦、红薯、棉花、麻、烟、花生、油菜、甘蔗、柑桔和多种暖温带——亚热带经济林木等。
以上是长江中游现在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及植被状况。那么在全新世中期这里的一切又都是怎样的呢?从地质构造角度来看，短期内它在地形、地貌上不会发生多大变化。从生态学角度来观察，它在生态环境方面也不会有大的变化，但小的变化还是有的。有人考察：“10500～9000aBP，在江西东部河口以上的长江河谷，已逐渐减缓下切作用，并在一些沉降盆地开始堆积。长江中游才开始相继形成洞庭湖、鄱阳湖及沿岸大小湖泊，并以湖泊为中心形成向心水系。但太湖等平原的湖泊仍未形成，因为这些平原的海拔高程比当时海面高出几米至十几米。从9000a.B.P前后开始，由于气候进一步变暖并进入新的高温期，海面从：-20～-18米上升为高海面，海水西进，使江面升高，影响了长江中游湖泊的发展，如洞庭湖、鄱阳湖等，在高海面期间都有明显扩大。根据这次海浸时期中所发现的山毛榉、水蕨、少量枫香等亚热带树种北达河北平原推断，当时平均温度高于现在05～25℃，年降水量至少多100～200毫米４２。这就是说，距今9000年前的全新世中期，人类活动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长江中游地区的气温可能比现在高05～25℃，年降水量也比现在多100～200毫米，这样的气候特点是十分适合水稻栽培的。
那么全新世中期这一地区有没有野生稻的分布呢?从长江中游现在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基本上在北纬24°20′～33°20′，东经106°50′～118°这样一个区间内。普通野生稻在我国的分布，过去人们都以为在北纬25°以南。1978～1982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南方9省区的农业科学院、农业院校等数百个单位组成全国野生稻资源考察协作组，考察了9省区306个县，初步摸清了我国野生稻的分布、种类、特征、生态环境和伴生植物等。1984年公布了初的调查报告，报告将我国普通野生稻的分布范围划分成四个不相连续的自然区，即：海南岛区、两广大陆区、云南区和湘赣区。在地处长江中游的湘赣区内有两处重要的发现，即在湖南茶陵的一个湖泊中，就有覆盖面积达50多亩的普通野生稻存在。在江西东乡也发现了普通野生稻，其位置已达北纬28°14′。调查者指出，“江西东乡、湖南茶陵普通野生稻的发现，为我们在纬度比较偏北的地区寻找野生稻提供了启示，史前时期的江南气候比现在温暖得多，这正是普通野生稻能在这一地区繁衍的重要原因”４３。
前面我们把长江中游划在北纬24°20′～33°20′，东经106°50′～118°这样一个区间内，事实已经证明在北纬28°14′地区有野生稻的分布，那么在全新世中期野生稻的分布范围是不是可达到纬度更北的地区呢?笔者认为，不管现在北纬33°以北有没有野生稻发现，全新世中期野生稻有可能分布到北纬33°以北地区。假若没有，北纬33°以北地区的气候条件也是适合水稻栽培的。不然的话，陕西西乡李家村、何家湾遗址发现的7000多年前的稻谷遗存说明了什么?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8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遗存又说明了什么?李家村、何家湾、贾湖遗址的地理纬度都在北纬33°以北。它既然在生态环境上适合水稻的栽培，理所当然也适合野生稻的生长。所以笔者认为：在全新世中期，地处秦岭以南的汉江上游和地处淮河上游的舞阳地区可能也有野生稻的分布。
从汉江上游现在的气候条件来看，其年降雨量在800～1000毫米左右，年平均气温在14℃左右，如果根据前面我们所引用的9000a.B.P的气象资料分析，距今9000年左右的汉江上游其年降水量将在1200毫米左右，年平均温度将达到165℃，即相当于现在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的气候条件。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南阳盆地等长江中游广大地区的年降水量在全新世中期都比现在提高200毫米左右，年平均温度都比现在提高25℃左右。即相当于整个长江中游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向南移动了5°，和现在的中亚热带湿润大区的气候相当。毫无疑问，这样的气候条件加上优越的地理环境，是十分适合普通野生稻生长的，也是极适合人类栽培稻谷的。所以笔者提出：中国野生稻分布的范围历史上有可能达到北纬33°以北地区。至于说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及长江中游的大小水流的两岸和湖泊四周的沼泽地，在当时都可能广泛分布着野生稻。
(二)考古学发现说明：从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一直到新石器时代早期，长江中游地区一直有人类活动、生息、繁衍。从文化年代上看，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从文化谱系发展上看，也具有一定的延续性。
目前，这一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有：
陕西秦岭以南地区：1979年在秦岭以南的汉中盆地发现了包括梁山在内的10多个旧石器地点，后又在汉江上游第三阶地发现了与石器共存的动物化石，属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1977年又发现了洛南人牙齿化石，其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早期，也可能早到早更新世晚期４４。
河南南阳地区：1980年和1987年，在南召县杏花山猿人地点西北3公里处的小店乡杜庄小空山近山脊处发现了上下排列的两个旧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经发掘，下洞出土石制品150余件，上洞发现石制品153件。小空山洞穴遗址的地质时代为更新世晚期。此外在南峡县城郊，镇平县叶湾、石羊岗、内乡县的马山口等地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４５。
湖北：继长阳赵家堰龙洞发现“长阳人”、建始高坪龙骨洞发现巨猿牙齿化石、大冶石龙头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郧县梅铺龙骨洞和郧西神雾岭白龙洞发现猿人牙齿化石之后，又先后发现了长阳果酒岩、丹江口石鼓后山坡、毛家洼、房县樟脑洞、宜都枝城九道河、江陵鸡公山等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文化遗存４６。尤其是江陵郢北村鸡公山旧石器时代
遗址，面积约3000平方米，从地层堆积来看，最上层为春秋古墓群；第二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第三层为距今1～2万年的旧石器晚期地层，厚约30～40厘米，出土石制品300余件；第四层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原始聚落遗址文化层，距今4～5万年，出土各种生产工具数以万计４７。此外，还有房县樟脑遗址，都包含有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文化因素４８。
湖南：截止1988年底，在湘江流域的道县，资水流域的益阳、安化，沅水流域的新晃、芷江、会同、靖县、怀化、辰溪，澧水流域的石门、澧县、津市、常德、兹利、汉寿和临澧等地共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存60多处。除道县杨家岭发现的旧石器是在洞穴中外，其它的旧石器都是在河流两岸的1～4级阶地上第四纪网纹红土堆积中发现的。此外在澧水下游的澧县宋家溪和石门、兹利等旧石器晚期遗址还发现了一种打制的小型盘状器，石器出于1级阶地的上层堆积——棕褐色亚粘土中，该地层中不见陶器和磨制石器，石器的打制技术较进步，调查者认为，其时代应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4９。
江西：1962年和1984年先后在乐平县涌山岩(洞)和安义县城郊发现过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打制石器５０。1989年12月在新余市渝水区境内的袁河北岸又发现了两处旧石器地点，一处为罗方镇的打鼓岭，另一处为水西镇的龚家山，获得石器数十件。这批石器均出自第二阶地的红色土层中。但在龚家山红色粘土层中，还采集到新石器时代石器数件。这两处旧石器地
点的时代为晚更新世，上限距今5万年左右５１。很明显，龚家山旧石器地点出土的石器具有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文化过渡的特点。
以上发现说明：从远古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一直到人类迈进新石器时代门槛的时候，长江中游的广大地区都有人类活动。北至秦岭、伏牛山南麓，南到湘江、赣江上游，东抵鄱阳湖以东，西入大巴山区，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不同阶段的文化遗存应有皆有，而且地点多达百处以上，为人类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发展并顺利进入新石器时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目前这一地区发现的具有稻作遗存的新石器早期文化类型有：
彭头山类型：主要分布在澧水下游的澧阳平原，发现地点有彭头山、李家岗、刘家湾、八十#、肖家岗、黄麻岗、胡家坟山、曹家湾等处。彭头山遗址约5000平方米，陶器以夹炭红皮陶为主，有少量夹砂炭陶和泥质红陶。纹饰以拍印压印纹为主。器类主要为罐和钵，有少量支座。罐和钵均为圜底，不见平底、圈足和三足器。在红烧土块和支座上，发现有稻壳痕迹。遗址中陶器的陶质、纹饰和器形都表现了一定的原始性，且与打制石器共存。经Ｃ14测定，标本年代距今9100±120和8200±120年５２。
城背溪类型：属彭头山文化在鄂西地区的区域类型。主要分布在长江西陵峡和宜都、枝江县境内。已发掘过的遗址有：宜都城背溪、枝城北和金子山；秭归柳林溪、朝天嘴；宜昌窝棚墩；枝江青龙山等。这些遗址均分布在长江岸边或临近长江的低矮山头上，一般保存面积较小，灰层薄。出土石器主要为斧、凿、刮削器、球和磨盘、磨棒等，多为天然砾石加工而成，具有相当的原始性。陶器无论在器形、纹饰、类别等方面都与彭头山文化相似。城背溪文化的陶器包含有大溪文化的不少原始特征，显示出前者可能为后者的渊源５３。城背溪类型遗址的年代属彭头山文化的中晚期，距今当在8000年以上。
石门皂市下层类型：主要分布在湘西北一带，北洞庭湖区也有发现。目前发现的遗址有：石门皂市、澧县黄家岗、东坡、习家湾、临澧新安沙堤荷花台、新合大丰余家铺、金岗金鸡岗、九里邱桥邹家山、万岗胡家屋场、太平王家祠堂及岳阳钱粮湖农场坟山堡等。石门皂市下层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和石器。陶器均为红陶，火候不匀，手制。装饰采用打印、压印、刻划等方法。器形有圜底圈足和平底器，不见三足器。石器有砾石加工的磨制石器和利用燧石打制、压制的小型石器。石门皂市下层早期遗址曾发现有丰富的稻谷遗存５４。石门皂市下层是介于彭头山类型和大溪文化(三元宫类型)之间的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年代距今7000年～8000年左右。
李家村类型：为汉江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主要分布于陕西南部的汉中、安康地区的汉水流域。现已发现的同类遗址有十多处。已发掘的除李家村外，尚有西乡何家湾、南郑龙岗寺，汉阴阮家坝、紫阳白马石和马家营等遗址５５。李家村类型出土的陶器均为手制、陶质疏松，火候较低，陶色不纯。以泥质外红(桔红)里黑(黑灰)陶和夹砂白陶为主，泥质深灰陶次之。还有少量泥质红陶、夹沙红陶和泥质灰陶。常见纹饰有线纹和绳纹，也有少数附加堆纹，剔刺纹和布纹，但未见彩陶。代表性器物是圈足碗、三足器和平底钵。此外，还有圜底钵、大口罐、凹底罐和小杯等。石器以磨制为主，打制也占一定比例，典型器为磨光扁平舌状石铲。其他还有斧、锛、凿、敲砸器和磨盘等５６。李家村类型遗址中发现了含有稻壳的红烧土块及陶片。经Ｃ14测定并经树轮校正，李家村类型距今的年代为6995±110年(ZK—1268年)和6895±120年(ZK—1267)５７。
大溪文化类型：这是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早期后段的一支重要文化。其分布东起鄂中南，西至川东，南抵洞庭湖北岸，北达汉水中游沿岸，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西段的两岸地区。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约为公元前4400～前3300年。迄今发掘的主要遗址有：湖北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庙山、江陵毛家山、松滋桂花树、公安王家岗、秭归龚家大沟、朝天嘴、宜昌中堡岛、伍相庙、三斗坪、白狮湾、杨家湾、清水滩等５８。湖南澧县三元宫、丁家岗、安乡汤家岗、划城岗、华容车轱山、长沙大塘村等５９。大溪文化在地域上又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以长江沿岸的鄂西川东地区，如大溪、红花套、关庙山等地遗存为代表，可称为大溪类型；二是以洞庭湖北岸、西北岸地区，如三元宫、丁家岗、汤家岗等地遗存为代表，可称为三元宫类型。大溪文化的陶器以红陶为主，普遍涂红衣，有些因扣烧而外表为红色，器内为灰黑。盛行圆形、长方形、新月形等戳印纹，一般成组印在圈足部位。有少数彩陶，多为红陶黑彩。常见的 "索纹、横人字形纹、条带纹和漩涡纹。主要器形有釜、斜沿罐、小口直领罐、壶、盆、钵、豆、簋、圈足盘、圈足碗、筒形瓶、曲腹杯、器座、器盖等。石器中两侧磨刃对称的圭形石凿颇具特色。有少量的穿孔石铲和斜双肩石锛。偶见三四十厘米的巨型石斧。同时，有相当数量的石锄和椭圆形石片切割器等打制石器。大溪文化的居民以稻作农业为主，在房屋建筑遗迹的红烧土块中经常发现稻壳印痕６０。大溪文化早期，年代距今当也在7000年左右。
综上所述，新石器时代早期，长江中游的鄂西、湘西北地区是人类生息、繁衍、开发的一个重要地区。因为考古学在长江中游的这一时期的许多重要发现都集中在这里，无论从年代序列上看，还是从文化谱系发展上看，都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在鄂西，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彭头山(城背溪)类型—大溪类型。在湘西北，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彭头山类型—皂市下层类型—大溪(三元宫)类型。而陕南的李家村类型与湘西北的皂市下层类型和鄂西的大溪类型在年代上大体相当，但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特殊，在文化面貌上则显示出联结黄河和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的纽带作用６１。
大家知道，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农业的起源一般发生在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即距今1万年左右的全新世中期阶段。那么鄂西、湘西北地区的考古发现在这一时期所表现的连续性说明了什么?即说明了中国稻作在这一地区、这一时期内发生的可能性已蕴藏于充分的人文因素之中。所以，我们不能小看彭头山类型、皂市下层类型和大溪类型遗址中所发现的稻谷遗存，它是鄂西、湘西北乃至整个长江中游地区农业本土起源的物证。
(三)考古学提供的资料表明：长江中游不仅有中国最早的稻作遗存发现，而且有仅次于这一发现年代的稻作遗存的普遍发现。
前面笔者在如何确认何处为中国稻作起源地的时候，已提出三个标准，其中第三条为：“这一地区发现的史前稻作遗存在年代上不仅有属国内迄今最早的发现，而且有次于这一年代的同类发现在这一地区仍然存在，并且其后表现得更加普遍。”事实是不是符合笔者所提的这一条件呢?回答是肯定的。
彭头山遗址在红烧土块和支座上发现的稻壳痕迹，的确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稻作遗存，其年代距今为9000年左右。而岳阳坟山堡遗址所发现的丰富稻壳遗存，其年代仅次于彭头山遗址的发现，距今8000年以上。当然彭头山遗址不是孤立的，坟山堡遗址也不是孤立的，他们各代表或各属于一个文化类型分布于长江中游的湘西北和鄂西广大地区，这两处稻作遗存的发现，看起来似乎是偶然的，但如果把它作为一种新发生的文化现象来考察，就会发现它的出现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渊源的。虽然目前这一地区只发现了两处迄今最早的稻作遗存，但由于这两个文化类型遗址在湘西北、鄂西地区的广泛分布，有希望在这一地区发现几处或更多的相当于彭头山、坟山堡遗址这个年代的稻作遗存。
据笔者初步统计，目前在长江中游地区发现属于史前不同年代的稻作遗存有40处，按省区分；其中陕西3处，河南3处，湖北17处，湖南9处，江西8处。若按年代分段，9000年以上的有1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8000年以上的1处；湖南岳阳钱粮湖农场坟山堡遗址；7000年以上2处；陕西西乡李家村、何家湾遗址：6500年以上的1处；湖南澧县丁家岗遗址；6000年左右的5处；湖北枝江关庙山、宜都红花套、湖南澧县三元宫、梦溪、陕西西乡何家湾遗址；5500年左右的1处：湖北江陵毛家山遗址；5000年左右的17处：江西修水跑马岭、湖北监利柳关、福田、秭归龚家大沟、武昌放鹰台、天门石家河、郧县青龙泉、云梦胡家岗、龚寨、斋神堡、好石桥、松滋桂花树、湖南华容车轱山、新晃大洞坪、怀化高坎垄、河南淅川黄楝树、下王冈遗址；4500年左右的3处：湖北京山屈家岭、朱家咀、随州冷皮垭遗址；4000多年的9处；江西萍乡新泉、赤山、永丰尹家坪、清江樊成堆、新余罗坊拾年山、九江神墩、湖口文昌濮、湖南平江舵上坪、河南淅川下集遗址６２。
上述长江中游地区有关史前稻作遗存的发现，足以说明，这一地区发现的史前稻作遗存，在年代上不仅有属国内迄今最早的发现，而且有仅次于这一年代的同类发现在这一地区仍然存在，其后并表现得更加普遍。
根据笔者对确认中国稻作起源地所提的三条标准，我们对长江中游地区所属的情况都认真地进行了考察，其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稻作的起源地应该在长江中游，尤其是鄂西、湘西北地区当是中国栽培稻的最早发生地。
三 结束语
通过以上三方面论证，笔者认定中国稻作起源地在长江中游的鄂西、湘西北地区，是距今9000年前的彭头山人最早创造了中国的稻作文化，中国的稻作文化在鄂西、湘西北地区产生之后，就迅速向四周传播开去，从国内现已发现的史前稻作遗存分布情况来看，中国稻作在鄂西、湘西北地区产生以后，向东：顺长江而下传播到长江下游各地，再沿海路向苏北及东南沿海各地传播；向西：溯江而上入川、滇；向北：溯汉水入陕南，入丹江口直至中原。向南则未出洞庭湖区。
中国稻作的起源地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研究课题，需要多学科的专家共同探讨，笔者才疏学浅，文中定有谬误之处，敬请海内外学界同仁批评赐教。
注释
①１３３１陈文华：《中国稻作起源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②１６丁颖：《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及其演变》，《农史研究》第1辑，农业出版社，1980年。
③ 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2年第1—2期；《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④１１游修龄：《太湖地区稻作起源及其传播和发展问题》，《太湖地区农史论文集》第1辑，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太湖农史组编辑，1985年。
⑤２５杨式挺：《从考古发现试探我国栽培稻的起源演变及其传播》，《农史研究》第2辑，农业出版社，1982年。
⑥３２李江浙：《大费育稻考》，《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
⑦１７３６３７３８童恩正：《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⑧ 转引自陈文华：《中国稻作起源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参见渡部忠世：《稻米之路》第八章。
⑨ 转引自童恩正：《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一文注释(39)，及张德慈博士致《农业考古》编辑部的信，《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１０ 柳子明：《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及其发展》，《遗传学报》，1975年2卷第1期。
１２李昆声：《亚洲稻作文化的起源》，《云南文物》15期(1984年)；汪宁生：《远古时期的云南稻谷栽培》，《思想战线》1977年第1期；李昆声：《云南在亚洲栽培稻起源研究中的地位》，《云南科学》1981年。
１４长江中游地区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黄河下游江苏连云港二涧村遗址、淮河上游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稻谷遗存都早于河姆渡遗址的发现。
１５丁颖：《中国稻作之起源》，中山大学农学院《农艺专刊》1949年第7号。
１８ １９ 李润权：《试论我国稻作的起源》，《农史研究》第5辑，农业出版社，1985年。
２０江西省博物馆等：《十年来江西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
２１广东省博物馆：《广东考古十年概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
２２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考古十年新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
２３闵宗殿：《我国栽培稻起源的探讨》，《江苏农业科学》197年第1期；闵宗殿：《水稻考古》，《遗传与育种》1978年第5期。
２４３５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2年第1—2期。
２６李洪甫：《连云港地区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ＺＫ）
２７魏京武、杨亚长：《从考古资料看陕西古代农业的发展》，《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２８ 张居中：《舞阳贾湖遗址发现栽培水稻将中原地区种稻的历史提到8000年前》，《中国文物报》1993年10月31日第1版
２９５４何钦法、罗仁林：《北洞庭湖区发现八千年前遗址》，《中国文物报》1990年8月2日第1版，又张春龙：《洞庭湖地区新石器考古新收获——岳阳钱粮湖农场坟山堡遗址的发掘》，《中国文物报》1992年6月14日第3版。
３０裴安平：《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农业考古》1989年2期。
３３游修龄：《农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农史》1988年第1期。
３４冈彦一：《水稻进化遗传学》，《中国水稻研究所丛刊之四》(1985年)。转引自《中国稻作起源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３９《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省区图·湖北省概述)(53)》地图出版社，1979年。
４０《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专题图·中国气候(10—12))》地图出版社，1979年。
４１４２徐馨、沈志达：《全新世环境·第八章第三节：我国全新世区域环境特点》。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
４３全国野生稻资源考察协作组：《我国野生稻资源的普查与考察》，《中国农业科学》1984年第6期。
４４ ５５５７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十年来陕西省文物考古的新发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
４５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近十年河南文物考古工作的新进展》，《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8—1989)，文物出版社。
４６４８５３ ５８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来的发展》，《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
４７《江陵鸡公山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2年12月20日第1版。
４９５２５９湖南省文物局：《1979年以来湖南省的考古发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
５０江西省博物馆等：《十年来江西的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
５１王强：《新余市发现旧石器地点》，《中国文物报》1990年2月15日第1版。
５６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李家村遗址”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６０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大溪文化”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６１魏京武：《汉江流域是中国原始文化的交汇中心之一》，《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６２参引陈文华：《中国稻作起源的几个问题》一文表格中统计的主要数据。
(此文原载《史学汇刊》(台湾)第17期1995年11月；又刊《中国农史》1996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