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丝织技术起始时代初探
——兼论中国养蚕起始时代问题
卫斯
中国丝织技术的产生究竟能早到什么时候?国内许多学者根据考古发现曾做过有益的探讨。周匡明、唐云明二先生通过对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文物的综合研究，得出了早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就已经有了较完备的原始纺织工具，蚕茧利用的秘密很可能已被其所掌握的结论①。推断“当时不仅有了平纹组织的纱罗，而且还可能出现强捻富有弹性轻
盈的绉纱‘〖FJF〗鄃〖FJJ〗’一类的织物”②。对周、唐二先生的研究结论，笔者表示怀疑。故拟就中国丝织技术起始时代问题，也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尚望海内外学界同仁批评赐教!
中国丝织技术的产生首先是从织造绸绢开始的，让我们先看一看考古学在这方面提供的直接证据：
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丝线、丝带和平纹绢残片。据发掘者报告：钱山漾遗址“第二次发掘时，在探坑22出土不少麻丝织品，麻织品有麻布残片、细麻绳，丝织品有绢片、丝带、丝线等，大部分都保存在一个竹筐里。此外在探坑12和14里也有少许麻布残片出土，这些麻丝织品除一小块绢片外，全部炭化，但仍保持有一定韧性，手指触及尚不致断裂”③。经浙江纺织科学研究所等单位对出土丝织物鉴定，其结论为：家蚕丝织物、绢片为平纹组织，织物密度120根/寸。丝线、丝带的鉴定结果与原发掘报告记述相同。通过对该遗址出土的稻谷壳、木杵经Ｃ14测定和树轮校正的年代结果来看，其分别为公元前3310±135年，公元前3050±130年，距今5300年以上。
1983年在河南荥阳城东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在142号、164号墓的瓮棺中，发现有炭化的丝织物。这些丝织物是用来包裹儿童尸体的。经上海纺织科学研究所检验，分析其丝向情况，还能看出为蚕丝类纤维，但由于炭化严重，无法做切片分析丝纤维的完全度④。该遗址属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为公元前3600～前3000年。从这两处发现提供的情况来看，中国人工养蚕的历史至少有5300年，丝织技术的产生可能超过5500年。
丝织技术的出现，促使了人工养蚕技术的诞生。要确定中国丝织技术起始时代的下限，除了利用现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丝织品作为直接的证据外，应该将人工养蚕的开始作为中国丝织技术起始时代下限的标志。因为现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丝织品，不一定是人们最初加工的第一批绸绢，也不一定是用家蚕之丝做的原料，但反过来讲，如果确定了人工养蚕的年代，便可以找出中国丝织技术产生时代的下限。前面提到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丝织物为家蚕丝织物，如果有关家蚕的考古发现再没有早于钱山漾遗址这个年代的发现，那么，钱山漾遗址出土的家蚕丝织物的年代，便可以定为人工养蚕的起始年代。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在现已公布的资料中，有关人工养蚕的史前发现尚有：
ａ)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蚕纹牙盅，发掘者称其为“牙雕小盅”，该盅平面呈椭圆形，制作精细。中空作长方形，圜底。口沿处钻有对称的二个小圆孔，孔壁有清晰可见的罗纹。外壁雕刻编织纹和蚕纹图案一圈。外口径48、高24厘米⑤。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期，约公元前5000～前4000年。
ｂ)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半个经过人工割裂的茧壳。当年李济先生是这样报道的：“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似丝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腐蚀了一半，但是仍然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的。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然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并不是在坑的底下，它不像是后来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乱的痕迹，也不象是野蚕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根据日本学者布目顺郎的［1968年］按西阴发掘的半个茧壳照片(由台湾故宫博物院提供)按图样用丝线仿制复原，得知茧长152、茧宽(幅)071厘米，茧壳割去的部分占全茧的17%”⑥。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属庙底沟类型，年代为公元前4000～前3600年。
ｃ)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枚陶蚕蛹，“陶蚕蛹外观黄灰色，长2厘米，宽和高均为08厘米，基本上是长椭圆形。正定南杨庄遗址经北京大学试验室进行Ｃ14测定，距今5400±70年”⑦。
ｄ)山西芮城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蛹形陶饰，有人认为这是陶蚕蛹，该标本长1.5厘米，高、宽均为0.6厘米，蛹身上的横线为五条，两端比较平齐，根据这一标本出土的层位判断，其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距今约5000年⑧。
ｅ)甘肃临洮冯家坪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二连罐所绘的群蚕图：二连罐系泥质红陶，由两个大小、造型相同的陶罐所组成。二罐均高领侈口折肩，高85、口径125厘米。腹部由一个空心短管相连，罐内相通，都是单耳，两耳也相连结。这种二连罐是很少见的，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两个罐的腹部都用细阴刻线勾画出三条蚕纹，其中一条上下竖刻，头部在上，尾巴在下；两条平行斜刻，头部向下，尾巴向上。在上部的蚕头刻画出了嘴巴和眼睛，在下面的蚕头表现的是侧面，极其简略，尾巴均呈三角形。蚕身上有许多道阴刻平行线或折线，表示蚕体的多节肢。这六条蚕纹刻在同一画面上，两条竖刻的并排在中心，四条斜刻的分列两旁，布局对称工整，疏密繁简，错落有致，蚕身略微弯曲，颇有蠕动之感。从这个二连罐的造型看，是齐家文化的典型器物。齐家文化是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器早期的一种文化，距今4000年左右⑨。
此外，有关这方面的发现还有：北京平谷上宅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陶蚕形饰”１０，但简报中无任何描述，仅提名字；我国长城以北辽宁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中发现的一个长达数寸的大理石雕刻，有人认为是蚕形象；1985年初，北京故宫举办的全国珍贵文物展览中的几件玉蚕，李学勤先生认为系红山文化的产物。红山文化的年代与仰韶文化大致相当，经放射性碳素断代并校正为公元前3500年１１。浙江邻县吴江梅堰遗址出土的黑陶器皿上的蚕纹装饰。梅堰遗址属良渚文化类型，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前2200年。陕西神木石峁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的玉蚕１２，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年～前2000年。
假若上述发现，皆为家蚕或家蚕蛹的形象，那么中国人工育蚕的历史当可追溯到距今7000年左右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不言而喻，中国丝织技术的产生起码也在这个年代，但是，笔者对上述发现不是一概承认，也不是一概否定。
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程序，人工养蚕是丝织技术出现以后的事。据笔者推测：早在野蛮时代初期，我们的祖先在采食桑椹和其它野果的树上就发现了野蚕所结的茧子，由于蚕茧的柔软坚韧，可供生活上的用途，因而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久而久之，先是采摘观赏，后是作为铺垫，当纺织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丝织技术出现以后，蚕茧才逐渐被人们用作织造原料，加之家畜饲养业的发展，启发人们对昆虫之类的代表者——蚕，首先开始饲养１３。
所谓人工养蚕，即变野蚕为家蚕，家蚕之家，即人类之家。从我国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来看，早在母系氏族社会末期，人们便以村落形式定居下来了。河姆渡人的家是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西安半坡人和临潼姜寨人的住宅，多为半地穴的房屋，同时也有从平地建筑起来的。假如说人工养蚕始于人类定居之初，那么上述发现皆可作为人工养蚕的佐证。但是家蚕安家，不是发生在人类定居之初，而是发生在人类定居相当长的时间以后。因此有理由认为：人工养蚕所具备的又一个起码条件，当以掌握野蚕的生活习性，懂得一般动物的饲养技术为前提。所以说，人工养蚕除了丝织技术出现的促进作用外，还在一定程度上从驯养其它家畜、家禽中得到启示。既然野猪、野鸡可以驯养，为什么野蚕不能驯养呢?笔者断言：人工养蚕，一定出现在人工普遍饲养家畜、家禽之后。考古学提供的材料表明：中国对家畜、家禽的饲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多出现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交替之际，在长江中游多出现在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交替之际，在长江下游则出现在马家浜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早期。由此而断，人工养蚕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可能出现于仰韶文化晚期或龙山文化早期。在长江中游则可能出现于屈家岭文化早期，在长江下游则可能出现于良渚文化早期。从总体时间概念上讲，中国人工养蚕的历史不会超过5500年，接近或小于这个年代的发现，则有可能确实为家蚕或家蚕蛹的形象，超过这个年代的发现，则有可能与历史事实不符。依此划限，上述见于著录的与中国人工养蚕有关的史前考古发现，仅“a”则可能与历史事实不符。“牙雕小盅”上所谓的蚕纹，有可能是野蚕的形象或是其它昆虫而已。其它发现则都有可能为家蚕或家蚕蛹的形象。既然中国人工养蚕的历史可确定在距今5500年左右，那么中国丝织技术起始时代的下限，当不会晚于这个年代，也就是说，中国丝织技术当在公元前3500年前即已产生。虽然这个年代早于钱山漾遗址出土的残绢片的绝对年代，但与河南荥阳城东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142号、164号墓中发现的丝织物的年代却是吻合的。说明河南荥阳城东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墓葬中发现的丝织物有可能也为家蚕丝织品。同时也说明中国目前所发现的最古老的丝织品，尚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丝织品，中国丝织技术产生的年代究竟有多久?下面笔者就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纺织工具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生产工具的先进与落后是衡量生产技术的尺度。主张中国丝织技术产生于7000年前河姆渡文化时期的人，正是从研究纺织工具入手作出判断的。周匡明先生在研究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纺织工具时指出：从出土的纺织工具可以清楚地看出原始的纺织技术已经初具规模，发掘报告表明，在1973年11月第一次发掘中，出土的木制工具种类较多，有刀、匕、矛、器把、小棒、带榫小方木和蝶形器等，其中有些工具的用途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根据民族学资料和有关部门的初步分析，可能和纺织有关；如刀、匕、小棒等，有的用作机刀，有的用于绕线，它们和陶纺轮、骨针、管状针、织网器等应该都是纺织工具。根据这些出土的纺织工具，有学者推断认为河姆渡人已经有了原始踞织机。这个推断果然在1977年10月第二次发掘中被完全证实，在第二次发掘中出土的纺织工具有：木卷布棍、骨机刀和木经轴。毫无疑问，这些都是织机的组件。这说明早在7000年前，河姆渡人已经有了较完备的原始纺织工具了。周先生在谈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牙雕小盅”时说：牙雕小盅上的“编纹”和“蚕纹”组成一个图像，是不是反映蚕与织相互依赖的一个表示呢?他认为“完全有这样的可能。因为在发掘出土的器物中，有一口‘稻穗纹陶盆’上，出现了意义类同的图像。即‘稻穗纹陶盆’外壁刻有对称的稻穗和猪纹图像。”“这一图像，反映了猪与农业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关系。”“‘编纹’与‘蚕纹’在同一图像上出现，岂不是同样表明了纺织与蚕丝的相互依赖关系吗?由此可见，蚕茧利用的秘密很可能已被河姆渡人所掌握。这一文物的出土，对我们考证养蚕起源的时代问题是一个重大发现。不过，河姆渡人是否正如发掘报告中所指出猪、狗、水牛都已成为家畜那样也驯化野蚕进入家养时代，这似还应有待于地下发掘来进一步证实。因为野生蚕茧同样可以作为原始纺织原料。”１４很显然，周先生对河姆渡人利用蚕茧进行纺织并不怀疑，只是不敢肯定属家蚕还是属野蚕之丝。
唐云明先生在研究河姆渡的有关发现时指出：“1977年在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中，曾发现一件牙雕盅，上面刻有四条象似蠕动的虫纹，其身上的环节数，均与家蚕相同。有人认为也是对蚕的形象的模拟。可惜简报没有从育蚕织绸方面去研究，而是作为原始艺术去叙述，直到拙作和最近出版的《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蚕丝部分才把它包括进去。更值得注意的
河姆渡第一期发掘中，在第四层还发现两件‘工’字型纺轮，……。这种纺轮据已故纺织学家王若愚先生鉴定，是一种与捻丝十分有关的绢纺纺锭。也有的称之为‘滑轮’……其形状大小均与后世手摇的锭盘相仿。经考古学家反复研究，基本上肯定是手摇纺车的零件。由于藁城商代铜器上有一块丝织物高达每米上千捻，如果是纺坠效率就会很低。所以出现这种高捻度的丝，不能排除当时已经出现加捻机械(例如纺车)的可能性。另外，在第一、二期发掘中还发现了既可理丝，又能打纬的“骨匕”几种，其中以T1④∶93等薄刃条形的最典型，证明河姆渡人们织绸是有一定基础的”，“至于当时丝织品的发展水平，从河姆渡出土的线轴形纺轮来推测，当时不仅有了平纹组织的纱罗，而且还可能出现强捻，富有弹性轻盈的绉纱‘〖FJF〗鄃〖FJJ〗’一类的织物。”１５
从周、唐二先生的观点来看，河姆渡遗址第二次发掘的“牙雕小盅”上的“编织纹”和“蚕纹”，与织绸和养蚕有关，前面我们已经通过家蚕与其它家畜、家禽驯养年代的比较，否定了这一发现。认为牙雕小盅上的“蚕纹”有可能是野蚕的形象或是其它昆虫而已。既然牙雕小盅上的昆虫不是家蚕，这便不能把人工养蚕与织绸扯在一起，假若要认定那“昆虫”是野蚕的图像并一定与织绸有关，那河姆渡遗址必须有野蚕丝织物的出土才能证明这一点。否则，牙雕小盅上所谓的“蚕纹”只能是其它昆虫而已。而河姆渡遗址根本没有野蚕丝织物的出土，故即使称牙雕小盅上的“蚕纹”是野蚕的图像也不妥当。
当然，周、唐二先生对牙雕小盅上编织纹与蚕纹关系的研究取证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利用了许多与此相关的考古材料的。但其立论支柱，是河姆渡遗址一、二期发掘的纺织工具。下面我们就看一看该遗址第二期发掘出土的所谓与纺织有关的几件主要工具：木卷布棍、木经轴、木齿状器、骨机刀、编织纹骨匕。
发掘者在简报中是这样描述的：
木卷布棍(标本T231④∶204)。小圆木棒，两端削成四方形状，并在同一水平方向削有斜向缺口。长2455、直径178厘米。木经轴(?)(标本T222④∶153)。作齿状。可能是固定经纱的工具。残长7、宽3、厚05厘米。
木齿状器(标本T226④∶105)。作牙剪状，柄残。残长2173、宽275、厚105厘米。可能是用来梳整经纱的工具。
骨机刀(?)，一件(T223④∶147)。横断面呈月牙形，一端穿有二个小圆孔，一孔已残。磨制光滑。长317、宽37厘米。
编织纹骨匕，一件(T211④∶164)。中有突脊，阴刻编织纹图案。一端穿有二个小圆孔。背面平整。长125、宽23、厚03厘米１６。
从简报的描述来看，发掘者对“木经轴”、“骨机刀”在定名和用途上并不是十分肯定的，而是持有怀疑态度的。即使上述发现都是纺织工具，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之下，又怎能肯定这些工具不是用于织布，而是用于织绸呢?如果没有由牙雕小盅上的“编织纹”和“蚕纹”所引出的联想，或者说否定了牙雕小盅上的昆虫图像“蚕纹”，那对这些纺织工具的用途，周、唐二先生又作何解释呢?笔者认为：当原始的纺织技术出现之后，其所用的纺织工具如纺轮、纺专、刀杼、踞织机的各个部件，还不能适应丝织技术的基本功用，只有到了纺织技术相当娴熟和高超的情况下，纺织工具得到进一步改进，丝织技术才能出现。可想而知，在生产力水平相当低下的原始社会，织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有能够织绸的织机，尚要经过缫丝、络丝、捻丝、整丝等过程，才能将经线穿综渡筘，授之织机，以待织作。而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纺织机工具无论从制作水平上和使用技术上看，也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纺织工具。因此，笔者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纺织工具可以证明中国已有7000年的纺织史，但不能说明中国的丝绸史同样如此。
怎样才能找出中国丝织技术起始时代的上限呢?这不得不考虑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才有可能产生这一技术。周匡明先生认为：“促成人为养蚕的起始，是私有制催生下来的产物”１７。那么丝织技术的产生，是不是私有制催生下来的产物呢?笔者认为：更应该如此。如果考虑到中国丝织技术产生的时代背景，我们不妨对这一结论作一次检验。因为丝织技术的产生，不仅是社会生产技术进步的标志，而且是原始社会氏族内部走向贫富分化的象征。丝绸的问世，的确是私有制催生下来的产物。不是推测，在纺织技术尚处在原始阶段的情况下，织一匹麻布所付出的劳动代价是何等艰辛!而织一匹绸绢又要比织一匹麻布多付多少倍的劳动!当然，最初的绸绢是不可能批量生产和用于凡人衣着的。在没有贫富之分和等级差别的原始氏族内部，是不会也没有人去进行这种创造性的劳动的。因为就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人们的生活水平而言，还谈不上什么美化生活，丰富生活，而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丝绸并不是人们生活的急需品和必用品，所以笔者推测。丝织技术极有可能是在少数人对一般氏族成员的强制劳动过程中产生的，是私有制催生下来的产物。故私有制在中国产生的年代，可以作为中国丝织技术起始时代的上限。
从考古学角度来看，能够反映出氏族内部贫富分化情况的，主要表现在墓葬随葬品的多少方面。而河姆渡文化时期的墓葬在这方面则表现得并不明显。“在河姆渡第4层的居住区，发现以陶釜、陶罐为葬具的婴儿瓮棺葬二座。第1至3层有20多座墓，均不见墓坑和葬具，仅有1座以木板垫底。成人和婴儿多为单人葬。有3座是两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两个儿童。第2和3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侧身屈肢葬，个别是俯身葬，头向东或东北，大多数无随葬品。第1层内的墓葬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个别仰身屈肢葬，头向不一，以西北居多，普遍有随葬品但并不丰富，最多的两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釜、豆，少见生产工具。”所以说，在河姆渡文化时期还未构成产生中国丝织技术的时代背景或者说在生产技术、生活水平的需求方面还不满足丝织技术产生的起码条件。
考古学提供的材料表明：中国历史上的私有制和阶级，发生于父系氏族公社的发达时期。相当于这一阶段的考古学文化有：大汶口文化中期、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型、庙底沟二期文化、屈家岭文化前期、大溪文化后期、良渚文化早期。这些文化大体跻于同一发展水平，时代也大体相近。
大汶口人的贫富分化十分明显，从其墓葬的随葬品来看，以陶器和生产工具为大宗，工具以石制的斧、锛、凿、刀、镞、纺轮和骨制的针、锥、钻为多。陶器多是日常生活的实用品，数量不等，少的三五件，多的可达95件，一般二三十件，类别有一定组合规律：每组包括陶瓮、双耳罐、双耳彩陶壶、长颈彩陶壶和双耳彩陶罐等，此外还有碗、钵。瓮内多放置粮食(粟、黍之属)，同类器物有时放置达数十件之多，有些则是专作随葬用的明器。石兴邦先生把大汶口人的墓葬分为三个等级１８。“上等(一级)是最富有的人，以70号大墓为例，规模宏大，长42、宽3米，有木椁，并涂朱红。随葬品160多件，有精美的彩陶、红陶、白陶和各种装饰品”。“中等(二级)墓葬，规模较小，长25、宽约1米。随葬品较上等者少得多。如大汶口40号墓，随葬品40多件，陈列于尸骨周围，以小型石器和骨器为多，头边放置灰陶和彩陶尊、瓿，左腰部有一壶和背水壶。在陶器下面压的是凿、锛和骨锥、骨针和标枪头等，都是实用物，死者可能是手工业制造者”。“下等(三 级)是小型墓，墓穴仅容一具尸骨。随葬物只有一二件，且多是豆、罐之类。有的手中握一獐牙钩，别无他物”。
据统计，属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人的柳湾墓地，381座墓葬中，随葬物5件的69座，占21.7%，6～30件的186座，占58.5%，30件以上者的63座，占198%。随葬物的件数和品种及制作质料都不同。小墓和大墓形成鲜明的贫富对比。富者的随葬品，远远超过死者生前生活所需，这显然代表拥有财产的多寡。此外，象征财富最代表性的动产——猪，作为随葬品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在大汶口133座墓葬中，随葬猪头的43座，将近占1/3。其中随葬一头的占半数，有5座墓随葬四五个，而13号大墓则有14个。
大汶口文化中期，约相当于公元前3700～前3100年。这就是说中国丝织技术起始时代的上限不可能突破公元前3700年这个界限，即不可能突破距今5700年这个历史大关。既然中国丝织技术产生的年代突不破5700年这个历史大关，那么中国人工养蚕的历史肯定晚于这个年代。
综上所述，中国丝织技术和人工养蚕技术的出现都是私有制催生下来的产物，丝织技术不可能产生于纺织技术出现之初，它是纺织技术达到一定高度，纺织工具得到进一步改进之后才出现的。人工养蚕技术的产生，不仅与丝织技术的产生有关，而且与最初的家畜、家禽饲养发展有关。从绝对年代上讲，中国丝织技术产生于父系氏族公社的发达时期，已有5700年的
历史，而人工养蚕也大致可追溯到这一时期，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500年，也有5500年的历史。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丝织技术的出现与人工养蚕技术的出现在时间上几乎是相继发生的，其间隔时间很短。
注 释
①１４周匡明：《养蚕起源问题的研究》，《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②⑧１５唐云明：《我国育蚕织绸起源时代初探》，《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③周匡明：《钱山漾残绢片出土的启示》，《文物》1980年第1期。
④梁加龙、蒋猷龙：《论蚕业起源》，首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1年8月于南昌。
⑤１６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⑥⑦郭郛：《从河北省正定南杨庄出土的陶蚕蛹试论我国家蚕的起源问题》，《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
⑨陈炳应：《群蚕图》，《中国文物报》1988年10月10日第三版。
１０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平谷县文物管理所上宅考古队：《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8期。
１１江苏文物工作队：《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3年第6期。
１２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资料索引》，《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
１３卫斯：《我国栽桑育蚕起始时代初探》，《农史研究》第六辑，农业出版社，1985年。
１７周匡明：《嫘祖发明养蚕说考异》，《科学史集刊》1968年第8期。
１８石兴邦：《从考古学文化探讨我国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史前研究》创刊号。
(此文原载《国际丝绸文化经济研讨会论文集》1992年10月，又刊《中国农史》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