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广东的生态农业类型
吴建新 赵艳芝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中国农史2005．4
【摘要】明清时期广东出现了基塘农业、稻田养鱼、稻田养鸭、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植物农药防治害虫等生态农业，还延伸到近现代。本文还初步探讨了它们的现代价值。
【关键词】生态农业；生态农业文化
【中图分类号】S-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459(2005)04-0029-08
[收稿日期]2005-06-02
[基金项目]本文为2004年广东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明清广东的农业垦殖与环境变迁》(项目编号03104G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建新(1954—)，男，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农业科技史、华南农业史。
赵燕芝(1977—)，女，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
The Germination and Modern Inheritance of Guangdong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WU Jian-xin ZHAO Yan-zhi
(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ollege, South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Abstrac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Some kinds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such as land - pool structure, fish raising in rice paddy, duck feeding in rice paddy, the killing of orange - pests with Ants, botanical pesticide, had existed in Guangdong Province. As a type of techno - culture that lasts to now, ecological agriculture means a great deal these days. It accords with the way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odem agriculture. It can make great economical profits to link traditional legacy with modem technology. It has aesthetical and instructive values as a type of historical culture to be exploited.
Keywords: ecological agriculture; ecological agriculture culture
明清时期广东农业经济发展最为迅速。这一时期农业技术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生态农业的萌芽。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桑基鱼塘。①但较全面地论述这一时期的生态农业的萌芽，以及将它作为农业文化的延伸形态来探讨的文章尚未见。本文试对此作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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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研究见谢天祯：《明清时期广东的农业经济与农业生态》(载《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杨晓棠：《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发展》、梁光商：《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生态系统分析》(载《农史研究》第7辑，农业出版社，1988年)、赖作莲：《试论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兴起的原因》(载《古今农业》2000年第4期)、赖作莲：《论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发展》(载《农业考古》2003年第1期)等。
一、基塘农业
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基塘农业分布很广，在当地的农业经济中占有的地位最为重要。以往学者论述桑基鱼塘甚多。笔者也曾将基塘作为农业工程的一种重要类型来探讨[1]。但以往的研究蔗基鱼塘注意得还不够。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有所涉及[2]。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明朝就有蔗基鱼塘的出现，其实蔗基鱼塘是在民国时期才发展起来的。在上世纪的20—30年代，由于国际市场的影响，广东的蚕桑业一度衰落。而在30年代前期，广东机器糖业促进了甘蔗种植业向没有蔗糖业传统的顺德基塘区扩展，桑基鱼塘便向蔗基鱼塘转化。蔗基鱼塘成为占优势的类型。但蔗基鱼塘在顺德不是完全排挤了桑基鱼塘，而是二者并存，农民根据市场需要和产品的市场价格决定基面的作物栽培从而改变基塘的类型。蔗基鱼塘的应用促进了基塘技术的创新。如种植桑树的基面，采用上泥往桑树壅土的施肥方法，使土壤趋向紧密，而改种甘蔗的时候有利于改良基面的土壤，基面作物变为桑蔗轮作。[3](p6-8)在实践中，顺德农民很好地解决了蔗基鱼塘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交流与循环的问题：一是将蔗叶用作喂鱼的饲料，使基面甘蔗完全加入基塘生态系统的循环，二是加大对蔗基鱼塘生态系统外的物质投入。如1950年顺德县龙清乡的农民郭炎在每亩鱼塘加入蔗叶以及用上泥的方法给蔗田施肥之外，往鱼塘投入的还有猪粪、蚕蛹、嫩草、水草(是长在水里的一种野草)、花生麸、蚕粪、米糠，总投入量为9620斤，每亩鱼塘鱼的产量为470斤，而当时的一般鱼塘产量只有150斤。基面的甘蔗也获得了高产。有的农民还用蟛蜞沤水给甘蔗施肥，用野生的凤眼莲给蔗地作绿肥。[4]20世纪的30—50年代蔗基鱼塘在技术上才成熟。
从上世纪的50年代—70年代末期，蔗基鱼塘与桑基鱼塘基本保持并存的局面，根据蚕桑业和蔗糖业的市场情况互有消长。但在80年代开始，桑基鱼塘在基塘区已经衰落，蚕茧生产与其它作物生产相比，比较效益低，农民纷纷将桑基改种其它作物，各级政府为了完成国家下达的蚕茧派购任务，给予每亩桑基一定的补贴，而1985年以后蚕桑生产下降幅度更大。[5]到了90年代，蚕桑业已经完全退出，现在基塘区已经没有桑基鱼塘的踪影。其实自上世纪50—60年代开始，广东的学者包括华南农学院、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的专家都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桑基鱼塘的研究。世纪之交，基塘农业一直是生态农业研究中的热门话题。基塘农业经过现代科学的改造，出现新的面貌。据华南农业大学学者于2001年在顺德、南海、番禺等市(区)的实地调查，目前珠三角存在6种典型的基塘系统模式：精养家鱼—草(A)、鸽—家鱼—草(B)、鸭—家鱼(C)、猪—家鱼—草(D)、猪—家鱼—特种鱼—作物(E)、异地鸡—饲料鱼—特种鱼(F)。这些基塘农业模式具有以下特点：资金投入大、经济效益高，市场风险也高。其中以综合养鱼模式的经济效益最高，也值得推广。但在基塘的生产过程中畜禽粪便和饲料不同程度存在污染水环境的问题，以及由于传统基塘技术如挖泥上基面的方法弃置不用，以致鱼塘淤浅，基与塘之间缺少物质交流的环节，等等。[6]这是基塘农业在从传统农业时代向现代农业时代转型过程中的现象，有必要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方法与途径加以解决。
二、稻田养鱼
稻田养鱼在唐代已有记载。《岭表录异》记载的新、泷州相当于今新兴县、罗定县一带，直到明代以前是壮瑶族聚居地。这一技术起源于山间低地塑田或者河口地区的低洼田中稻鱼共生的生态环境中。珠三角基塘区的稻田养鱼与基塘农业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明清南、顺的基塘区中，在蚕桑业未占绝对优势的时期，基塘系统中的鱼塘一直有稻鱼轮作的方式，如万历《顺德县志》卷30《杂志》第九：“负郭之田为圃……圃中凿池畜鱼，春则涸之插秧，大者至数十亩，若筑海为池者，则以顷计。”成书于康熙二十六年的《广东新语》卷22《鳞语》有一段关于基塘的文字几乎完全抄自万历《顺德县志》，记载基面的图中栽植的作物有荔枝、茶、桑、柑、橙等。说明不论在桑基鱼塘或者果基鱼塘中都有稻鱼轮作，在鱼塘中稻的栽培方式可能是插秧，也可能是播秧，或仅仅是作为秧塘。因为鱼塘泥土较肥，利于秧苗的生长，如顺德的龙山：“塘于春则播种取秧，于夏秋则养鱼，塘基上则种桑，下则栽芋。计其所入，鱼桑为重，鱼利之兴也”①。道光陈炬墀所撰新会《龙溪志略》卷下，记载在新会外海乡的一口池塘：“秋冬为菇塘，春为秧塘，夏为鱼塘，其利甚溥”，这也是用作秧塘的鱼塘。不过在南海、顺德基塘区，清代后期随着稻米种植业的衰落以及鱼塘需要挖深以适合水利建设的需要，池塘里的稻鱼轮作基本消失，专门用于养鱼。
在盛产四大家鱼鱼种的西江边上的高要县，稻鱼轮作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期。宣统《高要县志》卷11《实业》记载：“邑人佃塘畜鱼，比比皆是。城北郊外之波海、黄塘、大榄俱鱼禾两利。碌步朗之南塘，广利之大框亦然”。但当地稻鱼轮作的历史会更早。乾隆张渠《粤东闻见录》卷上记载：“高要又有西水塘。塘居低洼，江涨必遭淹没。四围为土堤，留窦出纳。涨至，大江之鱼入焉；涨退，以竹篱遮窦，使不得出，而鱼乃留。此天地自然之利也”。虽然没有说明高要的西水塘(西水指雨季时节西江的洪水)有否种植水稻，但可以从民国时期记载说明这些鱼塘是实行稻鱼共作的。民国《高要县志稿》记载：高要县的渔业养殖分为人工养殖和天然养殖，前者为鱼花塘和大鱼塘，天然养殖是塑塘和装荒塑塘，“塑塘面积至大广至百余亩，小至十余亩。水深至寻丈，四面有基，基有窦穴以备放水出外，穴口常以竹塑断绝塘鱼潜出。收益多半为鱼禾两利”，在种植水稻收获以后，就放鱼池中，“不必饲料，全赖浮生物及塘底自然物质。然必赖天雨平匀，乃成丰岁”。[7]塑塘就是《粤东闻见录》上所记载的“西水塘”。由于西江上的水流进入，塘水常满，塘中种植的是“能随波争高，不受淹没，秆长盈丈”的耐浸稻品种“深水莲”②。
现代珠三角的高要、中山、斗门、新会等地的低田中，稻鱼混作是一种重要的种养方式，或两稻一鱼、或稻鱼稻、鱼稻鱼、稻虾鱼等两鱼一稻的一年三收轮作制，或两稻两鱼的一年四收轮作制。上世纪90年代初华南农学院的学者已经总结了一整套的稻田养鱼技术，推广到珠三角的农村。在土地整治方面，筑高筑固田埂，开挖鱼沟鱼坑，并且规格化，选择高产抗病再生力强的稻种，合理混养多种鱼类，建立水体生态平衡，建立鱼格塘，培育中型鱼苗，将鱼苗培育成中鱼，水稻收割以后才移于大塘中加快鱼的生长。在稻田养鱼中也总结了饲养管理的技术。肇庆市广利镇低洼地一直有稻田养鱼传统的专业户，使用了新的技术以后，产生了高于水稻种植农户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8]
三、稻田养鸭
在珠江口的沙田区中，蟛蜞“岁食谷芽为农害”③。所以方志上将此作为灾害记录，光绪《香山县志》卷22《祥异》记载道光元年有“蟛蜞食禾苗”的记载。沙田区防治蟛蜞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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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龙山乡志》卷4《物产》。
②《高要县志》卷11《实业》。
③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0《禽语》。
害稻田，一是人工防除，如咸丰《顺德县志》卷6《经政略》记载：清代“顺、香田亩蟛蜞山积，蛋妇日率其童稚携具而捕之，卖于居民以饲蓄鸭，田稼以是不害”。二是养殖鸭群放养于稻田中。珠三角的稻田养鸭，在明代的洪武年间已经开始。万历《新会县志》卷之2《食货略》记载：“天顺中都御史韩雍谓：蟛蜞害稼，鸭可治之。田有遗穗，鸭得食之。税为军需，亦一美也。乃立埠焉。革之己久。正德初复佥民之有恒产者，立埠如故，蹂禾失业。致有掠鸭而斗者，于是复革。”嘉靖年间南海人霍韬《渭崖文集》对鸭埠的兴废过程有较详细的记载。当时在稻田中大规模地放养鸭群，不是一家一户的一般农户所能为，而是由当时的“势豪”之家进行，明代嘉靖年间香山县“濒海为害者有二：曰看鸭船，曰禾虫船，皆顺德大户。相殴至于杀人者有之。不可以不禁也”①。由于大规模放养鸭群牵涉到农户、田主、鸭户三方的利益，如果没有协调一致的社会行为作为制约，任何一方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从而引发社会冲突，这种有利于生产的技术应用就受到限制。明代嘉靖《香山县志》卷2《民物志》，万历《新会县志》卷之2《食货略》都提到了这种技术应用时所发生的社会冲突。大致在明末清初，在这种技术应用的过程中农户、田主、鸭户三方已经得到很好的协调了，所以《广东新语》卷2《禽语》记载“畜鸭有埠，埠有主，以民有恒产者为之。凡鸭食人田稻，责之埠主，埠主责之畜鸭民，按名以偿，无有敢为暴者。”清代很少发生由于大规模放养鸭群出现的冲突，一种良好的协调行为作为民间约定保证了各方的利益，制约着养鸭户的行为。政府将养鸭地段即鸭埠的课税用作水利建设，或者教育设施的公益收入。
从文献看，稻田养鸭不局限于珠三角的沙田区，还见于海南岛。光绪间定安县社德堂村，共10多村议定乡规，“议六畜纵伤错者，按伤物之多少议取赔罚”，其中关于养鸭的条款：“议鸭埠各村轮掌，不论大熟，小熟，俱要监期，不许先春。如果欲先春者，众议外，取租埠钱四千文人庙”。有不服者，“合众鸣官究治”。[9](p947—948)禁止先春的意思大概是禁止先行放鸭于田。这一禁令表明了海南鸭埠的习惯做法。而在粤东客家山区，则对在田间养鸭有严格的限制。乾隆六年大埔县的《通乡禁碑》禁止将鸭和牛乱放牧：“吾乡耕田，坎高塍小，崩坏甚难修整。践踏致崩田坎，兼食禾以防谷食，莫若牛牵田为甚”，“鸭……无论食谷种则秧不足，啜禾头则禾难生，及将熟蹂泥，十倍于啄食，且三勤壅肥，水尽被搅去，致田瘦无收……二者均害农家。既以国课，前屡禁革，日久怠玩，兹通乡再禁，勒石垂久……如犯禁，鸣锣公罚，持强呈官究治”。[9](p893—894)可见山区田地细碎，坎高塍小的特点不利于大规模的养鸭业。
在民国时期广东的农业界没有对稻田养鸭进行过深入研究，但1935年广州第一甘蔗营造场在推广甘蔗害虫防治法时建议蔗农在蔗园中放养鸡鸭以消灭甘蔗蝼蛄。[10](p46)在20世纪50年代，稻田养鸭还在沙田区中应用。早晚两造禾收获后放养专门吃田中遗穗的鸭群分别称为早造埠鸭和晚造埠鸭。埠鸭有不同的饲养时期。禾苗生长期间还有“春水鸭”和“西草鸭”(粤语将水田中生长的藻类植物称为“西草”)，其作用是在禾苗生长过程中放养鸭群于稻田中啄食蟛蜞和稻田中的杂草。秋收之后吃田里遗穗的才是埠鸭。这一时期的农业科学工作者还将稻田养鸭的技术做了总结和推广。[11]与此同时，由于农药的应用，使这一传统的技术开始退居比较次要的地位。1956年邬祥光研究了广东沿海蟛蜞生态习性及其防治方法广东沿海农民6种消灭蟛蜞的方法，仅有一句提到“放鸭啄食：潮田区农民最喜欢养鸭啄食蟛蜞”，文后又提到“放鸭啄食应该尽早，因为蟛蜞开始繁殖时，田问出现的是小蟛蜞，若蟛蜞长大了，仔鸭就捕不到大蟛蜞，这样会大大影响天敌的作用。”但作者似乎更为推崇药物防治的方法，详细介绍了番禺农民创造的米糠拌和六六六防治蟛蜞的方法。[12]1956年广东农业厅《麻雀、田鼠、蟛蜞、山猪的生活习性及消灭方法》，介绍了对这些动物的防治方法。其中对蟛蜞，提到的方法有药剂防治、人工捕捉、在基边筑小基，然后放六六六水溶剂以除蟛蜞、铲除田边杂草，用泥巴糊住蟛蜞洞，生物防治的方法是养鸭啄食蟛蜞，不要捕捉青蛙等食蟛蜞的有益动物。[13]
现代华南农业大学的学者深入研究稻田养鸭的方法，将它作为一项具有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生态技术来推广，已经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应。现在国内不少稻区都推广这一项生态农业技术，将鸭子围养而不是放养在稻田中，稻和鸭建立一种共生关系，利用鸭子起到除草、除虫、耘田、鸭粪肥田的作用，生产出来的大米被称为“生态米”，市场上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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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靖《香山县志》卷2《民物志》，日本藏罕见中国地方志丛刊本。
四、黄凉蚁防治柑橘害虫
岭南果树栽培中应用天敌防治害虫的历史相当悠久。托名西晋嵇含所作的《南方草木状》有这一方面的记载，但其撰写年代有争议。这一技术的分布地方可能最早出现在古代广东柑橘资源品种丰富的地方，而且在柑橘栽培中应用黄猄蚁的方法还可能与岭南土著熟悉蚂蚁习性和嗜食蚂蚁的习惯有关。如唐代刘恂《岭表录异》卷下记载岭南的酉长收集蚂蚁制作蚁酱招待客人的佳肴。应用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的技术在岭南延续了很长的时期。宋代庄季裕《鸡肋编》卷下记载：“广南可耕之地甚少，民多种柑橘以图利。常患小虫损食其实。惟树多蚁，则虫不能生。故园户之家买蚁于人。遂有收蚁而贩者，用猪羊脬盛脂其中，张口置蚁穴旁，俟蚁入中则持而去，谓之养柑蚁”。很明确记载了宋代岭南园户应用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之普遍，以及养蚁户和园户之间的依存关系。这一技术在明清遍及本省主要柑橘产地。明代崇祯《肇庆府志》记载：“甘亦名乳柑，产四会上林者冠绝天下。次则高要县宝查，接近上林，次则桂林以东、新桥以北。跨新兴之界称新兴柑，差足比拟，他邑远不逮也。木性招蠹，凿取不足，恒畜蚁辟之，邑中岁征以饷贵游，供亿甚苦”①。“凿取”是指人工防除，同时用蚂蚁治虫。在号称“潮果以柑为第一美味”②的潮州，也用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广中蚁冬夏不绝，有贸蚁者以纸囊盛而饲之，种树家买取置树头，则花果不为虫蚀，或日收其子为酱食”③。《潮州府志》上记载收养的蚂蚁应该就是黄猄蚁，并且从侧面说明岭南收养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的技术也和岭南人对蚂蚁的食俗有关。清初《广东新语》卷24《虫语》记载广州附近的橘农使用蚁桥扩大黄猄蚁的活动范围以提高防治效果，是明末清初这一技术的创新。
民国时期，这一技术的应用也很普遍。1918年在广州岭南大学任教的美国学者格罗夫等人，发现在广州附近一个村庄有专门养殖黄猄蚁的农户，用一块钱一只蚁巢的价格卖给种植柑橘的农户。[14](p237)黄猄蚁产于增城客家村的橄榄树上，阳春、电白也有出产。黄猄蚁论斤出售，除了防治天牛虫之外，还可以防治多种害虫，而没有使用以蚂蚁防治害虫的果树，即使有果实也会有损外观。郭华秀除了报道了《广东新语》上记载的蚁桥的应用以外，还较详细报道了黄猄蚁的生态习性和橘农用狗肠虫饲养橘蚁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应用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的肇庆四会、阳春、新兴地区，在文献记载具有连续性，而且是柑橘的著名产区。这些地区在古代是岭南少数民族最为活跃的地区，西江流域直到六朝唐代还是俚、僚的活动地区，宋元明是瑶族的分布地区。这一技术是否与历史上活动在这些地区的民族有关，也很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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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崇祯《肇庆府志》卷10《物产》，日本藏罕见中国地方志丛刊续编本。
②康熙《潮州府志》卷10《物产考》，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据北京图书馆藏本影印。
③康熙《潮州府志》卷10《杂记》。
民国时期的农业科学工作者不仅报道这方面的情况，还深入研究这类天敌防治害虫的方法。在上世纪的30年代早期，广州第一甘蔗营造场在推广甘蔗栽培技术的过程中用图谱介绍了赤眼蜂等甘蔗螟虫的天敌等30种，提倡保护益虫以防治甘蔗螟虫，建议人工繁殖和利用甘蔗绵虫的天敌食蚜虻、蠼螋、步行虫及数种瓢虫等。但还没有提出一整套的生物防治方法。华南的学者中，以赵善欢最早对害虫天敌寄生蜂进行研究，在1931、1936年发表这方面的论文3篇。[15](P101)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农药防治方法的广泛应用，天敌防治害虫法在生产中的实际应用很少见于记载。1955年冯永新等报道新会柑橘病虫防治，没有提到黄猄蚁防治害虫的方法，只介绍了几种化学药品如波多尔液、石灰疏黄合剂、六六六等的使用方法。[16]当然，当时的农业推广部门也有进行过这方面的一些实践。1956年9月，德庆县莫村乡发生了稻纵卷叶虫和稻苞虫为害。该县的莫村推广站试用山上的黑色大蚂蚁进行防治，并推广到其它的区乡。该蚂蚁生长在松竹和黄霜勒等多年生的植物上。将蚂蚁包采集以后，在其找不到食物，并且蚂蚁全部归巢的时候移送到稻田中，每亩稻田放置15—20个蚂蚁包。放置蚂蚁包时将田中的水放干，并且用竹枝搭桥以便蚂蚁活动和捕虫。将蚂蚁包刺破多个洞，利用蚂蚁近乎疯狂的反抗性使之更快和更凶地捕捉害虫。经过试验，放置蚂蚁包四天之后的灭虫率可达80％。[17]文献上关于利用蚂蚁防治稻螟虫的记载，仅此一例。
建国以来，华南农学院植保系在利用天敌防治害虫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在国际学术界上也有重要的影响。陈永坚在1957年认为，1940年以前的研究中很少提及赤眼蜂的质量问题，阻碍了赤眼蜂的推广应用。作者对赤眼蜂的寄主、赤眼蜂繁殖的环境条件、田间释放数量、放蜂时间、寄主的所在高度对放蜂的影响、赤眼蜂的种类和防治害虫的关系、赤眼蜂的繁殖使寄主和蜂的冷藏问题、赤眼蜂人工释放后的田间效力检查都做了探讨，有利于赤眼蜂的研究从实验室走向田野。[18]已故著名昆虫学家、华南农学院院长、院士赵善欢教授长期以来是华农大这一方面研究的首席专家。他培养的不少学生现已成为国内这一方面研究的重要骨干。
五、植物农药防治害虫
广东人早就观察到某些野生植物的剧毒性，如唐时期岭南的少数民族懂得胡蔓草的剧毒性①，古代广东的土著人多用胡蔓草(俗名大茶叶)制造命案讹诈他人②。崇祯《肇庆府志》卷10《物产》记载：狗颈藤，用作毒鱼，称为鱼药；还记载老鼠筋，“置鼠穴可辟鼠”。从对剧毒植物的认识而将其用于作物害虫的防治，是很自然的事情。只是岭南文献上没有这一方面的明确记载，直到清代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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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中。
②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7《草语》。
清代广东客家山区的农民应用烟骨或烟叶的下脚料防治稻螟虫。比较早的记载有乾隆《嘉应州志》卷1《舆地部·物产》：“烟草取其筋骨舂末，杂石灰散布禾苗，杀虫兼滋润苗根。近则以生烟草杵烂，置田中，效捷而功更省。所以州人种烟草者益众”。相同记载见于嘉庆《平远县志》卷2《物产》，文字稍异，当是后者抄前者。可见这项烟草防治害虫的技术大致在清代中期以后得到普及。早期可能是用加工过的熟烟的烟骨，后来发现了用没有加工过的生烟，除虫效果和肥田效果更好和方便，促使烟草的种植面积扩大了。这是因为当时农民认识了烟草具有防治害虫和肥田的作用，而不是仅仅因为这种作物的市场价值而去种植。清代粤东北和粤北是烟草重要产区，生产烟草著名品种，乾隆《嘉应州志》、嘉庆《平远县志》的记载很值得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探讨清代烟草种植业兴起的原因。道光《镇平县志》卷5《日用》：“粪田：石灰之外加以烟骨……以烟为烟骨，盖自近始。烟骨者，烟叶之茎晒干斩断用以粪田谓之塞烟骨。盖石灰可以杀蚝蛤而烟骨可以死螟螣也。俗以将有求于人而馈送者谓之塞烟骨，亦以先费本钱而望后日收成之利，故戏以为名也”，很明确地提到烟草的肥田作用。并且将这种技术的称呼用作民间的俗语，可见它的普及程度之广。
据现代科学的研究，烟草富含尼古丁，很稀的溶液就能对害虫有强烈的触杀作用。把烟骨插在禾苗的根部，使烟草中的尼古丁溶解在水中，被稻根吸收以后，稻叶发生苦涩味，螟幼虫钻入稻茎就会被杀死，在插烟的有效期内，螟虫卵不能孵化，同时水稻的铁甲虫危害大为减轻。烟草还含有有机质和丰富的养分。烟草含有氮，钾，磷，与传统的肥料花生麸相比，烟草的氮、磷都低，但钾高出花生麸数倍，施于稻茎干，可以使茎干坚实，减少倒伏，抵抗病害。清中期广东山区的农民在实践中认识到稻的烟草的肥田作用和杀虫作用，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民国期间赵善欢《广东虫害初步调查报告书》报道：广东农村有14种土法杀虫法，其中植物农药有5种。(1)烟草：是沿用清代的做法，烟骨舂碎成粉与生石灰混合制成溶剂，防治叶虫鳞翅目和蛸翅目幼虫。农民常在圩市上购买烟骨回家制作农药。(2)毒鱼藤(Derri elliptica，Benth)：是30年代才从新加坡进口的。广州附近的农民将毒鱼藤锤烂后，浸于清水中搅拌，喷射于作物上。(3)鱼藤(Milletlia parchycarpa Benth)生长于本省的山岭岩石间，农民以其根锤烂浸水，制作溶剂，用作防治牛的皮肤病，也可杀作物的害虫。(4)辣蓼草(Polygonum sp)用作熏烟剂。(5)蒜头与辣蓼草、茶仔头混合，洒落禾穗上，驱除剃枝虫。
1954年广东省农业厅专门推广杀虫效果高的烟草品种如粤中的牛删烟、粤北的金英种，粤西的根子烟，粤东的青烟，这些品种的尼古丁都在3％—7％。此外，农业厅从甘肃引种黄花烟试种，其尼古丁含量在7％以上，生长粗放，适合农民种植。杀虫方法是将烟草制成粉，混合等量的水以化石灰水，每亩撒25斤，防治螟虫、稻苞虫、刺枝虫等，并有肥田功效。在示范农场试种之后，在中山、新会、潮安、揭阳、廉江的稻区中广泛应用，用烟叶治螟的稻田，使在稻根越冬的螟虫减少一半，产量增加了20％—25％。[19]
1959年，广东省农业厅植检科推介的植物农药有辣蓼、大茶叶、大蒜、闹羊花、羊角扭、老亚胆、烟叶、扫把枝、蓖麻叶、松树毛、巴豆、茶麸、马钱子、双眼龙叶、苦参、苦楝、辣椒、雷公藤、乌桕、假黄皮共20种。[20]
当代植物农药的研制和推广是生态农业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华南农业大学植保系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也一直处于国内的领先地位。
六、结语：生态农业的现代价值
生态农业是传统农业技术中最有生命力的类型，因为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协调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能够很好地协调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这一对矛盾。有的学者对于当代稻田养鸭的技术从日本引进，认为当代农业科学界在这一点上“数典忘祖”。事实上我们不必为此耿耿于怀。墨西哥学者将传统农业中农民靠本身经验长期积累起来的，使人和自然界保持和谐关系的农业知识和耕作体系，称为民族生态学。如果我们从这一视野出发，就能理解为什么稻田养鱼等生态农业技术也广泛地分布于东南亚的稻作农业区、稻田养鸭也出现在日本。稻田养鸭技术在我国古代存在而在近代“失传”，在当代再引进，只能说明我们曾经在农业发展的技术选择上对民族生态学不够重视，只重视农业的发展而不重视农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的不同类型大都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并且具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是传统农业遗产与现代农业科技结合的典范，明清时期广东的基塘农业和当代广东的生态农业都说明了这一点。生态农业还有极其深刻的哲学内涵，它源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更深深扎根于“天、地、人”的农学理论的深厚土壤之中。因此不要仅仅将它作为一种农业技术，而是将它作为有着深刻哲学内涵的历史文化资源来开发，生态农业就走出了农学的范畴，而显示出它的审美价值和教育价值。当代广东农业科学院蚕桑研究所的专家，体会到了基塘农业的审美价值，从而在广州市花都区营造了一个科研、生产和休闲旅游业结合起来的生态基地。基地以该单位的科研成果为依托，开发出一系列的蚕桑产品和附加产品，并将基塘文化、蚕桑文化、纺织文化、饮食文化、休闲文化结合，以视、听、味的感觉形态给人们带来愉悦的享受，使人们在休闲旅游的同时，体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从而受到关于生态农业文化的深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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