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影响的比较研究
徐旺生
提 要
本文通过对原始农业起源和传播的特征进行分析后，将中西文明分别归纳为本土产生的原生农业文明和它处迁徙而来的次生农业文明。由于中西文明的土壤－－早期自然和经济环境不同,中国文明发展的最初体现神话是深沉和负重的；西方文明的最初体现希腊神话是欢快和轻松的。中国文明的早期类型是一个早熟的婴儿；西方文明早期的希腊文明是一个发育正常的婴儿。中国古代社会由于现实的问题太多，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焦点问题是致力于社会和谐,文化内涵中道德伦理的成分浓厚,科技的发展主要放在实用科学方面，易繁荣，但缺点是后劲不足；西方古代社会由于现实问题不太多，知识分子把精力主要放在认识自然方面，文化内涵中求知的色彩浓厚，科技发展主要着眼于基础科学，不易迅速繁荣，但优点是后劲足。
近年来，学术界对农业起源研究着力颇多，但是大多数研究者多从起源本身进行研究，而有关农业起源对文明起源及演变的关系则少有研究。我们知道，农业的起源时代远远早于文明的起源时代，并且农业的发生和发展直接孕育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然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则鲜有论及。因此本文就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如何影响着早期文明的起源和演变的问题作一宏观地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农业和文明的起源本身就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要在一篇短文中将其关系阐释透彻，显然非本人能力所能承担,但是为了求得问题探讨的深入,本文不揣浅陋，抛砖引玉，希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农业起源及其地域特征
大约在距今一万多年前，更新世冰期还未退却，在冰期之中萌发的观念农业，因不能将种植和驯养活动持续下去，只能短暂地进行，从而种植和驯养行为不能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衣食的来源。到了距今一万年左右，冰期退却，气温上升，气候变暖，植物茂盛，动物大量繁殖，这样越过冰期的人们有条件将剩余的采集种子贮藏起来以待适时种植，将一时捕获的野兽拘系起来从事驯养活动，经过长时间持续的努力，又由于定居的需要，人们生活中衣食来源更多地依赖这种种植和驯养活动，这样农耕和畜养便由此产生。(1)
农业，确切地说是农耕和畜牧的产生，是在特定条件下和特定地域内才能产生的。其特定条件是:更新世冰期的影响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太强则使人类无法生存，如欧洲北部及美洲北部地区，在更新世冰期中，欧洲的冰川中心在斯堪纳维亚山脉，由此向东、南和西南方向推进，掩埋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形成了巨大的大陆冰川。(2)由于大陆冰川的存在，土地被冰川覆盖，种植根本不可能进行，因此欧洲中部及北部地区如日后农业发达的多瑙河流域，未能孕育农耕；美洲北部的情形和欧洲北部的情形一样，当时的维斯康辛冰期发育，平均气温比现在下降13—15℃，且北部主要是平原，地表被冰原覆盖，人类无法生存，因此无法从事种植和驯养行为，农耕和畜牧也就无法产生。
冰期的影响太微小，则无法改变先前采集和狩猎的生活方式。如南半球以及赤道周围，由于气温变化不是太强烈，因此没有一种压力促使人们在采集和狩猎比较容易满足食物需求的情况下从事种植，虽然不排除这里后来也有可能成为种植和驯养和起源地，但肯定这一过程要漫长得多。在那种悠闲的生活环境中，即使有类似种植的行为，也没有必要将其持续的维持下去，因此农耕和驯化也就不能在冰期影响适度地区同一时间产生，因此象澳大利亚、太平洋诸岛及南部非洲等地的人们在外部势力未进入以前,依然过着采集和狩猎为主的生活。农耕的产生只能在特定的地域－－第四纪冰期影响适度的地球中纬度地区，这一地区包括西亚两河流域、南美安第斯山地区、黄河及长江流域地区，这里的冰期作用适度，既导致使人类食物来源减少，同时又没有欧美北部那样的严寒而使人类不能生存，在这里的人们通过在食物相对多一些的季节采集一些食物，以备乏食季节需要的这一过程，对植物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又在贮藏过程中将食物尝试种植，从而萌发了农业行为，待到冰期结束以后,由于食物相对充裕，因此他们有条件也有必要将贮藏的种子用于种植，将一时吃不掉的野兽尤其是幼小的草食及杂食动物的拘系起来，而当这种种植和拘系过程持续进行后，植物种子和动物分别发生变化。植物种子的主要变化是因为贮藏与自然撒落过程有别，种子的理化特征由此发生变化。自然撒落的种子发芽是根据自然条件而随之发生的，而贮藏的种子则因脱离了原先的湿润和被土壤覆盖的保暖环境,而处于干燥裸露的环境,再行撒落入土种植肯定比自然撒落自行发芽大不一样；动物通过拘系以后则主要表现在性情方面发生变化，一些草食动物如牛羊相对来说性情较温顺，有一种天然的与人类能和平相处的特征,当野性逐渐减弱时,它们就成为家养动物了，农耕和畜牧随之产生。(3)
关于农耕起源地域的研究，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其中苏联学者瓦维洛夫的八大起源中心说颇有影响。瓦维洛夫运用达尔文物种变异的概念，追求栽培植物的多样性和变异的幅度与区域性，他把物种的变异集中出现的地区作为变异形成区，并假设该地区作为栽培物种的发源地，发现世界上有八处栽培物种发源中心地区，它们分别是中国、印度、印度——马来西亚、中亚、近东亚、地中海、阿比西尼亚、墨西哥南部、南美(秘鲁及波利维亚)、智利等。(4)
这八大栽培植物起源中心多位于中纬度地区，由此可以旁证前述农业起源于中纬度地区的结论，如果进一步考虑栽培植物起源中心中的某一些中心可能不是农业起源的传播地，由此我们更有理由断定农业起源于中纬度地区。如印度及印度——马来西亚中心极有可能是物种变异中心，而在全新世来临时农业没有在该地产生，只是由于后来农耕中心向外扩展中，才将种植行为传播到该地，而当地物种资源丰富，后来在农耕传播到该地后，逐渐驯化了一些新的物种，这种后起的物种变异中心，瓦维洛夫将其归为农业起源中心。究其原因有二,其一:印度及马来西亚现今最早农业遗址的年代都较晚;(5)其二:青藏高原的隆起,使得发自蒙古高压的冬季风，极少能从甘新一带越过青藏高原到达印缅一带，因而印缅一带接近赤道，全年平均气温相当温暖。(6)第四纪冰期的影响小，因此其农业在全新世来临后立即产生的可能性极小。由上述推论可知，农业起源于地球中纬度的有限地区，其它地区包括本文所要论及的欧洲地区的农业，是在地球中纬度地区农业产生后，逐渐传播而产生的。
二、农业传播及其地域特征
农业是在特定条件下特定地域内产生的，而现今农业则随处可见，因此农业在其产生后就有一个扩张或推广过程。农业的发展和传播要受一些自然因子的限制，其中主要是气候因素，气候的干湿冷暖决定农业传播的命运，西亚和黄河流域的农业在产生后不久就分别向周围传播，由于各自的辐射区的自然条
件不同，传播的结局和特征也就各自不同。
（一）西亚的农业传播；
西亚地区农业传播有两条途径，其一向欧洲的传播，其二是向南阿拉伯地区传播，其中向南的传播由于受沙漠及高原的影响，那里的人们主营半农半游牧式生活；而西亚农业向欧洲的传播，则直接孕育了欧洲文明。
西亚的农业向欧洲传播过程中，最早也是最快的是传播畜牧驯养技术。欧洲在更新世冰期之中，由于发育了大陆冰川，种植几乎不可能孕育，但是欧洲大陆上存在着狩猎的早期居民，如冰河时期的德国的驯鹿猎取者。（7）此外当全新世来临后，随着气温的上升，欧洲大部分地区冰原不复存在，动物也就随之更为广泛栖息到欧洲，一些狩猎和驯养者先采集者一步到达欧洲，这样欧洲的驯养业先农业而产生。
恩格斯曾说:“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是从驯养供给乳和肉的动物开始,而植物的种植，这里在这一时期似乎很久还不知道。牲畜的驯养和繁殖以及较大规模的畜群的形成，看来是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从其余的野蛮群分离出来的原因。在欧亚两洲的雅利安人中间，家畜的名称是互通的，而所栽培的植物的名称却差不多总是互异的。”(8)
恩格斯认为农耕是因为满足牲畜饲料而产生的这一观点，作为早期农耕产生的普通规律，今天学术界未予认同，但是这一论述并非完全错误，它却道出了欧洲早期畜牧和农耕的关系，
即在欧洲畜牧或驯养业先于种植业而产生的。欧洲的农耕文化—─新石器文化的出现于西亚的农耕的扩展有着密切联系的，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欧洲的东南部即包括现在所说的爱琴海及巴尔干半岛地区，是最早接受西亚农耕文化的区域。西亚农耕在向欧洲传播过程中，沿着两条线路，他们分别是在
多瑙河中游一带形成的线纹陶文化和沿地中海传播的印纹陶文化而传播的。(9)西亚农业向北传播中，由于欧洲既适合于畜牧又适合农耕，因此农业传播出现了先传播驯养畜牧技术后传播种植技术的前后两次传播过程。
西亚农耕在欧洲的传播面临着一个适应性问题。在农耕产生的关键性因素气候和土壤这一点上讲，尽管欧洲的各地环境有别，但是大多数地区都相对适合于农耕。由于气温相对较低土壤有机质散失不多，土壤肥沃；此外欧洲大部份地区降雨较多，干旱地区较少。(10)
因此与其说农耕在向欧洲传播，倒不如说农耕找到了自己的理想的归宿。欧洲农耕传播过程中，由于在南欧地区和西地区气候都属地中海式温和气候，农耕类型相差不大。而当农耕进入中欧乃至西欧，这里气候属温带海洋性和温带大陆性气候，就存在一个农耕与当地环境相适应的过程,(11)但总的来说对麦类作物的传播是有利的。
（二）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农业传播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被现今学术界认为是中国的原始农业的两大起源区，其中黄河流域的早期农耕文明以河北武安滋山遗址和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所代表的农业为代表，长江流域则以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所代表的农业为代表。更新世末期，两大流域都受冰期影响而萌发种植，待全新世来临以后，农业随之产生。当两大流域农业发明以后，也有一个向外传播的过程，其中黄河流域向北部向南部的传播，在向南部的传播过程中，由于长江流域的农业已经产生，因此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主要向北传播。但是在黄河流域向北传播过程中，首先是驯养和畜牧的传播，因为全新世以后，北部地区冰原消失，先前生活在这里的狩猎者和黄河流域进入该地的驯化和狩猎者在此营狩猎生活，在这里驯养业因狩猎而逐渐产生。这点可以通过考古发现来证实。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 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在石器时代广泛分布着以细石器为特征的细石器文化，考古学上一般认为这是一种营狩猎和畜牧生活方式的人类生活特征，它主要在草原沙漠地区及其邻近地带形成的，(12)因为这里的环境更适合于狩猎和畜牧，从而说明更新世末期北方广大地区主要是狩猎的人类栖息。到了全新世以后，由于气温普遍上升，这一局面因此相应改变，即由于动物群落栖息范围变化，人类活动范围也变大了，先前生活在黄河流域一带的人们也有进入这一带从事狩猎或驯养家畜的可能，此后黄河流域一带的农耕为特征的文明也有进入该地的可能，以山西省石器时代考古的材料可以说明这一点。黄河流域的山西,存在着两个石器系统，即:一个是“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也叫大石器系统；另一个是“船头刮前器——雕刻器传统。大石器系统代表着采集为主,狩猎为辅的生活方式；小石器系统则代表着以狩猎为主采集为辅的生活方式。未次冰期结束以前，以采集经济为代表的大石器系统文化遗址，在长城以北始终没有发现过，由此说明当地不可能出现需要通过采集而发明的农耕。末次冰期过后,全球气温回升,大石器系统文化越过长城，进入内蒙古高原地区。(13) 虽然不能由此说明农耕向北传播，但可以看到黄河流域的营采集或者农耕的民族,在向北迁徙，在变好了的北方草原地区开拓新的生存空间。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主要以栗作为特征的，历史时期一些周边的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纷纷加入单一农耕生活的行列，而更北的北方沙漠草原地区由于干旱少雨，农耕所需的相应自然条件不具备，因此农耕的传播受阻。
从西亚农耕向欧洲传播和黄河流域农耕向蒙古草原等北方地区传播的情况来看，两者结局不一样，由这一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和中国的文明基础农业这一物质生产类型的特征也就存在着差别，具体地说即欧洲的农业是在狩猎和畜牧的基础上逐渐吸收农耕而发展起来，中国农耕和畜牧则是在黄河流域本土产生的，一个是迁徙而产生的次性农业文明，一个是本土产生的原生农业文明。
三 原生和次生农业文明:单一种植业为主的农耕文明和农牧并重有机结合的文明。
原生农业文明是指土生土长的农业文明，如黄河流域，它既是起源地，同时又是农业繁荣地；次生农业文明则是指它的农业文明是由外部传播而来的。由于土地?Š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原生农业文明和次生农业文明所面临的自然条件就有着较大的区别。欧洲文明的基础农业的特征是在发展驯养和畜牧的基础上逐渐发展种植业，并且种植业首先是满足牲畜饲料而发展起来的，由于主营畜牧业的习惯，因此农耕的扩展并非一下子就从西亚迅速传遍全欧洲，而是缓慢传播，根据研究者的测算发现，欧洲早期农耕推进的速率是每年1.08公里，每代人扩展的平均速率为25公里，农耕在向欧洲腹地传播持续了大约3000年之久。(14）
农耕扩展过程分为两部分:其一是跳跃式传播,这种传播是游牧部落接受农耕，其目的不是真正为了种植而引入种植业，而只是为发展畜牧业而引进种植方式，因此，其传播方式不是板块式推进；其二是渐进式传播,农耕在西亚向欧洲传播开始，最早到达东南欧的爱琴海地区，孕育了希腊文明，希腊文明的
物质基础是农耕文明发达，而在希腊文明发达之际，欧州北部地区还是人烟稀少并主要营畜牧生活。在早期文化发展过程中，一扩展了，他们的文化也同样扩展。而人口压力的明显反应是地域的扩展。早期农耕在增加食物生产的基础上可以保证人口的增加。在狩猎和采集经济中，季节性食物匮乏是人口死亡的
直接和间接原因，而农耕经济则可以缓解这种情况。如果人口增长的浪潮与地迁徙活动相一致，人口扩展的浪潮就会到来，在欧洲早期农耕推进过程中可以看到这种被称为半传播的“推进浪潮”。(15)这种推进浪潮的速度是较慢的，在推进过程中，显然将要受到遏制。因为这种渐进式推进传播的主要特征是在
出现人口压力的情况下扩大种植的比重，但是这一传播越到欧洲腹地，其阻力越大。因为在农耕和畜牧两种经济类型中，单位面积的土地上，农耕要比畜牧养活更多的人口，也就是说从养活人口多少来说，从事农耕要比从事畜牧更有利一些，如果在可农耕又可畜牧的情况下，必须选择农耕，那么就意味着一定遇到了人口压力。但是欧洲腹地地区引进农耕的目的是为满足牲畜对饲料的需要，因而农耕的发展在早期仅仅是一种附属。而畜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少，因此在人烟稀少土地充裕的情况下,增大产业中种植业的比重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人口压力，主营畜牧的居民不会主动增加种植业的比重。因此自然就使欧洲早期农业中畜牧业的比重高于种植业的比重这一状况维持下来，人口压力的出现也只能从接近西亚的南欧地区向中欧、北欧逐渐缓慢扩展。这一结论已被后来的欧洲大部分地区农业结构所证实。早在荷马时期，畜牧业就是希腊人的“主要富源之一”。(16) 在古罗马的最初历史中，"居民的主要职业是畜牧业"。(17) 凯撒和塔西有关畜牧业在古代日尔曼人中的地位的著述，已为人所熟知。进入中世纪后，种植业在农业中占居主要地位，但畜牧业在西欧的农业构成中仍处重要位置。(18)中世纪的欧洲，肉类一直是大宗食品，中世纪早期，农民的食物除了谷物外，牛乳、乳酪和黄油也是必需品。(19)在城市，即使是一般劳动阶级其日常饮食中也包括" 相当数量的肉食" 。在法兰克福，15世纪肉的消费量高到平均每人125--150公斤。(20)在西亚农耕向欧洲畜牧社会的传播过程中，不太倚重种植业也可从欧洲大部分地区人口和土地宽窄情况加以证实。英国十四世纪以前,它的人口是250 万人,平均每公里仅10人。十六世纪中期，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已跃居世界首位,十七世纪末叶人口密度仅为23人,比同时代的中国经济发达的长江流域低很多。(21)由于单一种植业和农牧结合型两经济类型对劳动力的需求程度不一样，因此，局部地区人口过剩的危机来临的时间早晚不一样，农牧混合型经济类型的人口警钟敲响的时间要比前者早很多，并且前者敲响人口警钟后，已无余地宣泄人口，而后者至少可以通过增加种植业的比重的方式来缓解人口紧张的压力。由于后者较早地敲响人口警钟，随之而来的是迁徙，欧洲人移民美洲，把当时地球上最后一块肥沃的土地做为家园，所以在一定时间内仍然能够沿袭原有的生产方式。事实上，欧洲的土地一直到上一代人才感受到人口的压力，在整个中世纪期间，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口比较稀少，而到了人口开始变得稠密到足以给土地产生压力的时候，美洲、非洲和澳洲大陆都敞开大门可供任意移居。在最近的三至四个世纪中，这些移居地向欧洲提供了部分食物，也提供了减缓人口压力的出路(22)。再看土地情况，西方实行农牧结合的方式，耕地和牧场分开，耕地以外是牧场。后来牧场部分地被开垦出来。(23)耕作制度普遍采用休闲制。美国学者格瑞斯在《欧美农业史》一书中说:"把全村的耕地划作两大区或三大区耕作方式根据两区制或三区制而定。在两大区的制度里，一半让它休闲,另一半栽培冬季和春季的谷物。在三大区的制度里,第一区让它休闲，第二区种冬季作物，第三区种春季作物。二田制和三田制又叫二圃制或三圃制，其中二田制的土地利用率是50% ，三田制则稍有提高，为66% 。这是在土地充裕的情况下，才可能将一部分土地休闲不用，否则就会象中国同时代一样，土地不仅不休闲,而且还实施多熟种植。十六世纪开始,西欧实施" 田草耕作制" ,在这种耕作制度下,各种土地( 耕地、牧场、割刍地、荒地)都合在一起进行谷物和田草农业耕作的最大优点即是能增积畜粪,培肥土壤。但是这种耕作制缺点是占用了大量的土地。(24)
十七世纪以后，英国的圈地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养羊，人们在圈占的土地上开始种上芜青和三叶草等饲料作物，这两种作物的引进为牲畜的饲养提供了大量的饲料。芜青、三叶草、小麦、大麦的四圃农作制出现,被人们称之为诺福克(Norfolk)轮作制。(25)
总之，欧洲的种植业从其产生之日起,直到圈地运动之际,主要是为畜牧业服务的。在单位土地面积上种植业和畜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一样。据专家估计，饲养羊群需要的劳动力，比种植谷物要少80%。(26)因此它不会很快促使人口增值到人多地狭的程度。西亚的种植业在传入欧洲畜牧社会以后，早期主要是作为畜牧业的附庸而存在，农业传入西欧这块雨量充沛气候温和的沃土是古代社会农业最能发挥其效益的场所，但欧州的古代居民却没有让其释放其应有的能量，这样使得欧洲古代社会的农业结构是农牧兼营、且以牧为主的结构，这一结构既不会迅速带来人口压力，也不会因物质匮乏而导致人口稀少、
劳动力不足，其人地关系处于一个十分合理的状况。也许有人认为欧洲人口没有出现过盛是因为十四世纪中叶危害欧洲的黑死病和地理大发现后人口迁徙到美洲而造成的，但我们认为固然黑死病缓解了一定时期人口压力，但人口增值的速度是十分快，一次传染病危害导致人口减少不是没有人口压力出现的主要原因，而地理大发现以后的人口迁徙，其本身就与农牧结合式经济结构有关。由于欧洲腹地早期人口稀少，人均占有土地较多，因此土地不会作为命产,因此欧洲普遍实施长子继续制,这样促使一个家庭之中长子以外的男子出外谋生，这样导致当地人口压力得以宣泄。农牧兼营、以牧为主的经济结构对社会
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其一是这种经济结构能使人口从土地中游离出来，大部分自耕佃农和小地主离开乡村，群集于城市，形成城市无产者，这样使得欧洲资本主义相应发展,列宁说过:“ 没有工业人口的增加和农业人口的减少,资本主义是不可能设想的”。其二是这种经济结构使地租更易向货币商
品化发展，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27)
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基础不是外来的，而是由其本土产生的，它也曾向外传播，但是在向北方蒙古高原寒冷地带的纵深跃迁式传播受阻，因为那里不适合种植业，因此黄河流域的农耕传播, 就只有向周围地区有限的地区进行宣泄人口压力式的传播,这是一种不得不进行的传播，它的农耕传播所至远远没有西亚向欧洲腹地传播后所面临的优越自然条件。黄河流域的土壤特征是由风堆积起来的堆积黄土，大部分呈灰黄色、没有水平层理，但垂直节理发育，且其结构均匀细小、松散、易碎，使得原始的掘土木棒类容易入土；此外北方气候干燥，黄土不易风化、滤水性差、透气性好,土壤保存大部分原始物质,土壤比
较肥沃。(28)再则黄土上覆盖着不太多的杂草,易于清除,而从事耕种这种土壤类型非常适合于早期水平不高的农业发展，其缺点如果长期在某一土地上耕作，就会导致土地质地下降，这就是为什么黄河流域早期文明发达，但后来又不得不让位于长江流域的主因。而要想延缓黄河流域文明衰落并使之继续繁荣
的措施是使其农耕文明能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那么就得从农耕技术上下功夫。为此，黄河流域发明了一整套针对北方气候干燥，少雨多风等不利条件的抗旱保墒技术，诸如耕耙耱耕作技术、代田法、区种法等等，(29)以确保农业丰收，并以此作为文明发展的基础。
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是一种原生的农业文明，这里，既是农业文明的原生地,也是农业文明的发展所在。显然其农业的发展,在其最初的时代，不会人为偏废种植业和畜牧业，但是随着农耕和畜牧的发展，特定条件的限制，必有取舍，从后来发展趋势来看，明显的事实是种植业的比重逐渐占优势。与黄河流域中心地带相距不远的周边地区的游牧部落和半农半牧部落，在先秦时期要么迁出中原，要么留在原地被农耕民族所同化，(30)过上主要营种植业这一单一经?Š济的生活，秦人和商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论及商代畜牧发展程度时曾说:“当时牧畜发展的程度真真可以令人惊愕。”(31)显然这带有夸张的成份，仅凭殷商甲骨文卜辞的情况判断是不完全的，因为殷代甲骨文中主要反映是上层社会生活，以贵族的饮食起居而辐射到当时一般人的生活进而得出畜牧业发达带有片面性,我们认为商代依然是一个农耕为主的社会。(32)秦人其先伯益“驯育草木鸟兽”，在秦惠王时，有人骂秦为“西方牧犊儿”。但是很快，到非子时期，秦人已适应了西陲农业生产的特点，完成了主营农业的转换，开始有了比较稳定的生产基地。(33)
先秦时期商人和秦人的先民是畜牧色彩浓厚的部落。他们的经济生活中逐渐减弱畜牧而增加农耕的趋势是昭然可见的。后来秦国在天下纷争之中，鼓励军功、奖励耕战、发展农业生产,国力大增，从而灭掉各诸候国,完成了统一中原的大业。这一霸业的完成，其重要措施是发展种植业。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发展种植业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早期文明发达的物质基础。总之，中国的农业很早就以种植业为主，奴隶社会时期,畜牧业的比重逐渐下降,自春秋战国之后，整个农业构成便转化为单一粮食生产即种植业为主的类型,(34)较之西欧,畜牧业所占比重微不足道。肉食在饮食中的比重相当低。东周时期，普通百姓只能“七十而食肉”，或官高禄厚的人才能食肉。单一的农耕是一个需求劳动力且能创造劳动力的经济类型，即农耕需要充足的劳动力，同时农耕生产的粮食要比单位面积上从事畜牧所得养活更多的人口。但是农耕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较小，在一定的土地面积上从事种植业需要适度的人口。当某地农业开发时，初期往往欠缺劳动力，故采取措施增殖人口，如商鞅变法和西汉初年的增殖人口措施的推行。而当人口和土地关系在生产的角度来看是最合理,再增加劳动力就意味着是多余时,但是适度的人口将很快产生多余的人口，因此种植业的发展，往往伴随着而来的是人口增值和过剩，这样就导致种植业向周边地区扩展。而当种植业向外扩张之际如果自然条件较好，又重复了劳动力由不足到过剩这一过程，土地与劳动力难以调适到合理的状态。
单一的种植业结构，使得中国历史上人口和土地关系牢固地结合起来，人口不能从土地上游离出去。中国和西欧的历史上都有土地集中的情形，英国圈地运动中，土地集中后用于养羊，由于养羊所需劳动力比种植业少得多，因此赶出土地的农民只能到城市谋生，从而使资本主义工业得以发展。(35)
中国历史上也有土地兼并的情形，但是土地兼并不是因发展畜牧业的结果，而是自由买卖的结果，兼并的土地并未用来发展需求劳动力较少的畜牧业，而是仍然用来经营种植，而种植业对劳动力需求较大，土地虽然向少数人手中集中，但是其经营仍然由大量农业劳力分散来经营。其结果是土地兼并只是把农民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却未能割断农民与土地的联系。没有减少农民的数量,减少的是自耕农,却又增加了佃农和雇农。尽管封建社会的土地兼并一再出现，却未能使农民脱离土地投向工商业。(36)
单一种植业为主的结构，使得春秋以前的撩荒制到战国之际实施对土地连续利用，即至少一年一熟。《荀子·治国》和《荀子·富国》中还提到“四种五获”和“一岁而再获之”，这表明战国时期已进行了土地复种。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发展了麦、豆、秋杂二年三熟制。隋唐宋代之际，南方实施两熟制。明清时期华南实施三熟制。土壤利用程度的提高，而土地肥力毕竟有限，因此产量势必不高，历史上北方地区的人均占有土地相对要多一些，多广种薄收，南方相对要少一些，土地实施集约经营，但需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宋代陈 针对土地连年种植所导致的地力低下的状况，提出了加大投入保持地力常新壮的观点。
单一种植业为主的结构，使得衣食的矛盾尖锐起来。由于历史上中原地区衣被主要取自于麻、棉、桑结合的格局，造成了“麻争粮地”、“棉争粮田”、“桑争稻田”，衣被的生产不仅占去大量有限的土地，而且还需大量的劳动力，使得人口膨涨势所必然，历史上桑蚕业和植棉业最发达的地区，恰好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37)(38)
而欧洲以畜牧为主，种植为辅的产业结构中，养羊既可以提供食物中的肉，又可提供穿着中的毛织物。畜牧业为主的经济类型中，家畜对土地的利用率是颇高的，羊不仅可以食人工种植的饲料，又可食自然界的杂草。而在以种植为主，畜养业仅是为农业服务的经济类型中，人们只能利用纯粹的劳作，这
样正规的土地以外草山草坡没有被利用。单一种植业结构决定中国饮食文化内涵与西方大不一样。中国饮食文化从饮食的原料结构来看是素食结构，粮食占主导地位，肉食在其中占的比重少之又少; 从饮食的成品结构来看是饭与菜相结合的结构，饭是主,菜为辅，饭为主要补充能量、充饥，菜则主要助饭下咽，充当调味的角色,没有菜,是不大容易把主食吃下去的，除非饿极了。(39) 单一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和农牧有机结合的农业有着显著的区别。有机混合型农业，有利于农业和畜牧业相互促进，牧草的种植和畜粪的施用，有利于改良土质，提高谷物产量，谷物和饲料作物的栽种，又为畜牧业提供了充足的饲
料，另外，混合型农业比较容易适应市场行情的变动，农牧业可以互相调济转换。(40) 中西农业发展的历程表明:欧洲的地理条件是非常适合于种植业的发展,但是早期欧州人却坚定地且是主动地选择以畜牧为主,种植为辅，牧农有机结合的道路；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地理条件非常适合粗放的畜牧经济,却不得不即被动地选择单一的种植业经济，走上了一条跛足发展道路，由此也就影响着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特征不同。
四 中西早期文明特征:封闭的道德伦理型文明与开放的求知型文明。
马克思在论述中华文明和西方早期的希腊文明时称:中国文明是一个早熟的婴儿；而希腊文明则是发育正常的婴儿。这一譬喻十分中肯。而这一区别从中西文明早期神话精神中可以充分体现。希腊神话充满了一种乐天的戏剧化气氛。他们的诸神体系普遍缺乏神性，而极富近乎人类的鲜明个性。例如他们的上帝宙斯，一点没有中国神祗那种高高在上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的威严。相反,宙斯具有一个凡失俗子的一切优点和弱点。普罗米修斯因盗火而被宙斯处罚。要永远锁于高加索山颠。但当他脱逃以后，只要身上永远佩戴一只铁环和一片高加索石片就足以避免遭受宙斯的报复。因为这两件小东西已可以使宙相信,他仍然被锁在高山顶上。作为威力无边的天地大神宙斯,却永远不能自由的追求他的所爱。因为他的妻子天后赫拉永远在监视和干涉着他。希腊人让他们的爱神，尽情地嘲笑和戏弄这位被剥夺了爱情的天王。爱情折磨和困扰上帝，这是人类对神类所能想象的一种最高讽刺，而爱情的权利高于上帝，这是希腊人的一种根本性的生活观念的体现。(41)
而中国的神话内涵与希腊大不一样。中国的天神永远是远离人间不食烟火的。他们不仅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且是美德(圣)和全能智慧(贤)的化身。中国神话内容显得沉闷和悲壮。一只渺小的雀鸟精卫，为了复仇，决心一石一木地填平沧海。神农遍尝百草，被毒得死去活来，最后成为农神和医药之神。
正直的 鲧被杀死于羽山，而他的治水抱负却宿命般的要由他儿子大禹来继承。于是由此开始了十三年漫长艰辛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苦功——劈开巨石，凿通江河；而他的情人因为漫长而无希望的等待和苦守，终于凝成了高山顶上的一座石头。这是一种何等顽强而执着的追求，同时又是人对自然、对于生活所
作的一种多么深沉、多么平静，又多么有力的抗争。
希腊民族的童年是天真无邪、无拘束、浪漫的，中华文明的童年则是有着深深的重负、拘束而早熟的。(42)造成两大早期文明区别的原因即与早期文明的物质基础有关，即与农业的发展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文明的起源时间大大落后农业的起源时间，文明的起源，是由于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华文明的起源地是黄河流域，黄河流域而是农业的起源地，也是农业的发展地。虽然我们在前面提到黄河流域堆积黄土适合于工具较原始的农业，但是由于黄河流域多风少雨，在这片土地上长期耕作，土壤质地只会下降而不可能自我恢复。因为一旦将保存较久的土壤有机质裸露，在多风少雨的情况下易于散失。短时期内在这种条件下从事农业也许有较好的收成，一旦长期在此生存，就会出现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的局面，尤其是在黄河流域抗旱保墒配套技术没有发明以前，其生存环境显得十分严峻。据此有些学者把殷商数次迁都的原因归结为土壤肥力下降，这一分析十分中肯。
要发展农业，在天然雨水滋润远远不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必须从事水利建设。而要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从事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水利工程，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这给当时的人们提出了艰难的挑战。韩国水工郑国使“疲秦”之计，劝秦国开挖大型灌溉工程郑国渠，即是抓住了这一要点，而秦国面对这一挑战，勇敢地接受，修此渠道后，虽为“韩延数世之命，但为秦建万世之功。”秦国因之国力大增，在以后灭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43)从这一点上来看，黄河流域的农业发展条件与欧洲农业所具备的“雨养农业”条件大为不同。
文明的发展毫无列外必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并且物质基础会以各种方式在文明中体现出来。由于黄河流域早期居民面临的生存挑战太严峻了，他们不得不“筚路兰缕，以启山林”，他们的文明体现之一神话的内容自然是深沉和压抑的，充满了负重感，现实的苦难产生不了文明的浪漫。
欧洲的早期文明希腊文明所面临的环境就好得多，希腊人也就幸运得多。考古学家视野下的古希腊爱琴海地区，其新石器时代研究得最好的是狄萨利亚和克里特岛，其中的狄萨利亚是希腊北部的一个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在肥沃而富有水源的狄萨利亚平原上，曾有许多居民居住。(44)荷马史诗中描写的
希腊地区也是肥沃而美丽的。荷马史诗中不止一次提到克里特，说到克里特时，总是说他是个富裕的岛。(45)而今天地理学家笔下所反映的希腊仍然是一个气候温和，降水较多的地区，同时较高的地中海水温也使沿岸地区更加温和。(46)这种气候类型非常适合于当地主要作物麦类的生长，同时也适合于养殖业的发展。在这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希腊文明自然表现出浪漫气息，其神话的内容也就毫无中华文明那种深沉和压抑感，神话中的神祗也就不必高高在上了。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华文明和希腊文明的各自神话特征又各自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目的主要为建立一个理想合理的社会。这是因为黄河流域生存环境恶劣，物质匮乏，各个诸候国相互吞并，目的是为了占有更多的财富，由此而来的征战杀伐频繁,进而导致先秦诸子以伦理和政治学作为争鸣的重要主题。墨子主张“非攻”，老子主张回到结绳记事的时代,孔子主张“仁”、“礼”,这些观点都是出都是针对当时社会出现的诸多现实问题而提出的。攻伐太多，民难以生息，所以墨家提出“非攻”；“仁者爱人”，社会没有仁爱，所以孔子要提倡仁爱；社会虽然在发展，但是现实却令人失望，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你争我夺，还不如回到那结绳记事的原始公社时期，因而老庄哲学主张逃避现实，并且这一观点后来影响很多人，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起，也是因当时社会攻杀太多的缘故。先秦诸子各自提出的学说，并因其学说反映了当时政治生活的某一方面而被社会关注，但是能否为政治家采纳则结果不一样。诸子中儒、墨、老子的影响最大，其中老子学说主张逃避现实，无为而治，因此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被政治家所用，因此三家中又以儒墨两家影响更大一些。但其中墨家政治主张缺乏可操作性，又墨学中自然科学成分较浓，如含几何学、光学内容，被认为是带有机谋，因此为当时社会需要弃智慧(诡辩与机谋)的情况下，自然儒家主张占优势，从此，秦汉及以后，中国文化以儒家道德伦型的出现，墨学衰微，自然科学的发展因此受阻。
与先秦诸子相互诘难的时代大约相距不远，希腊文明的先哲们也相互争鸣。不过希腊文明的物质基础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大不一样。丹皮尔曾说:“人类历史上有三个学术发展最惊人时期——即希腊的极盛时期，文艺复兴时期与我们这个世纪。这三个时期都是地理上经济上发展时期，因而也是财富增
多及过闲暇生活的机会增多时期。”(47)在中华文明的先哲们忙于治理因物质匮乏而秩序混乱的社会时，希腊文明的先哲们主要致力的不是治理社会，即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致力于认识自然。希腊哲学的开创者米都利学派的三杰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其哲学的基础是建立在探索宇宙现象本质的自然哲学基础上。泰勒斯是天文学家；阿那克西曼德是天文学家和几何学家；阿那克西美尼是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其它如毕达哥拉斯发现毕氏定理，赫拉克利特研究物理学、逻辑学、生理学、数学；伊壁鸠鲁研究物理学、原子学、几何学；苏格拉底是几何学家、胚胎学家、逻辑学家；其它诸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等，(48)此外还可以列出一长串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的名字,他们各自有数个研究领域。科学昌明，导致近代实验科学在西方产生。
中国古代的先哲们把有限的精力致力于社会的治理方面，但是“仓禀实然后知礼节”，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蛋糕只有那么大，要让许多人来分，这个社会就很难趋于完美，由此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平均主义也就影响深远。历史上许多知识分则子出于多方面的考虑致力于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这样他们一方面可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志向；另一方面也可因此获得不薄的俸禄。当然知识分子主要致力社会于社会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能参与治理社会，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水平在宋代及以前领先于同时代的西方。但是中国古代的科学发展缺乏系统性，缺乏基础理论为指导，大多属实用科学，主要通过经验摸索而发展起来的，如天文学、农学、医学以及手工业技术，并且从事科学探索的主要是一些身份卑微的小人物。如果我们再把中西古代科学的特征加了分析比较就更能看出中国古代的科学是着眼于现实，西方古代科主要是着眼于求知这一区别。
我们可以把科学分为实用的应用科学和不实用的基础科学两个类型，而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属前者，西方的古代科学属后者。我们还可以把科学发展的动力分为近忧和远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无近忧必致力于远虑。近忧是指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远虑是在现实没有什么困忧的情况下作得深远的打算。在科学的发展道路上如有近忧，就只能尽心解决一些现实问题，相应的主要致力于实用科学的发展；如无近忧，就会从事一些基础的与现实不太联系的，或者说不太相关基础理论研究，这种基础理论对于构筑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科学体系是十分重要的。致力于发展实用科学，能很快见效，这样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水平在宋代及以前要高于西方的同时代的发展水平,但是后劲不足,
明清时期不可避免地要落后于西方；西方古代科学在致力于基础理论研究的时代，不图短期功利，扎扎实实，步步为营，建立起完整的科学体系，后劲足，明清时期逐渐赶上并远远超过中国，在充分地感受到“船坚炮利”的厉害后，近代中国只能走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派遣留学生，兴办新式学堂的道路，以图生存。
五 结语
通过对中西原始农业起源和传播的特征分析后发现，中西早期农业文明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中国早期农业文明是由本土产生的原生农业文明；西方早期农业文明是由它处迁徙而来的次生农业文明。由于上述特征的影响，决定着中西农业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古代黄河流域的农业由于其面临的自然条件相当恶劣的关系，由农牧兼营逐渐走上单一发展种植业的道路，这一是种最不合理的经济类型，它的劳动力和土地的关系难以处于一种合理状况，局部地区人口与土地的关系难以调适。欧洲早期农业最早发展了驯养及畜牧业，后来发展了种植业，仅仅是为了满足牲畜对饲料的需要。由于畜牧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远远没有单一种植业经济那样迫切，因此，人口的增殖处于一种相对合理的状况，种植业没有必要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主体成分，因此，欧洲逐渐走上一种农牧混合型经济道路，这是一种最为合理的早期经济类型，人口与土地的关系易于调适。由于上述的区别和各自的地理环境的不同，造成中西早期文明－－神话的内涵的不同。中国文明的最初体现神话是深沉和负重的；欧洲文明最初体现希腊神话是欢快和轻松的。中国文明的早期是一个早熟的婴儿；西方文明的早期的希腊文明则是一个发育正常的成熟的婴儿。中国古代由于现实的问题太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成为急务，早期文明表现出强烈的道德伦理色彩，社会生产活动追求绝对的实用，摒弃一切不实用的东西。因而,科技的发展主要放在实用科学上。然而，这种科学类型虽然易表现出繁荣的特征，对生产力的发展能快速地起促进作用，但是缺乏对客观世界的准确把握，后劲不足，因而，中国古代科技在宋及以前大大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明清以后则大为落伍。西方古代希腊文明时期，哲人们面对的主要不是有关治理社会的问题，而是有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文明表现出强烈的求知色彩，科学的发展则主要着眼于显然是不太实用的基础科学，目的是试图揭示自然规律，这一科学类型的特征是不易迅速繁荣，对生产力的进步不能马上起促进作用，但是后劲足。宋代以前，西方科技发展从对生产力促进这一角度来看，要大大落后于同时代的中国，但明清以后，西方科技进入发挥效率的阶段后，马上赶上并远远超过同时代中国的发展水平。近代以后，当中西方文明相互接触和碰撞以后，中国注定要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图生存。
参考文献
⑴⑶徐旺生:《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新论》，《中国农史》1994年1期。
⑵⑹(46)吉林师范大学等编:《世界自然地理》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 P123、P67、P141
⑷森本和男:《农耕起源论谱系(续)》，宋小凡译，载《农业考古》1989年2期。
⑸童恩正:《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2期。
⑺(美)诺·哈蒙德:《关于西亚农业起源的几个问题》，杨建华译，载《农业考古》，1988年1期。
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斯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P20—21
⑼⑽(11)黄其煦:《东南欧的农耕文化及其农业向欧洲扩展中的作用》，《农业考古》1987年1期。
(12)佟柱臣:《试论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含有细石器的诸文化问题》，《考古学报》1979年4期。
(13)李壮伟:《山西旧石器时代遗址埋藏规律》，《化石》，1986年4期。
(14)(15)(英)A、阿默漫等:《欧洲早期农耕扩展速率的测量》，黄其煦译，载《农业考古》1987年1期。
(16)(17)(法)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商务印书馆，1967年，P8,P206
(18)(34)赵磊:《农业构成的差异与中英土地集中的不同结果探析》，《中国农史》1992年3期。
(19)(20)(法)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与劳动》，潘源来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P100,P266，P225，P313.
(21)从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集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4年3期
(22)（美）弗.卡特等著:《表土与人类文明》，庄 等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1年，p.118 。
(23)（38）曾雄生:《中西农业结构及其发展问题之比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3期
(24)参见郭文韬:《中西耕作制度发展史的比较研究》,《古今农业》1994年3期；曾雄生:《明清桑争稻田,棉争粮田和西方圈地运动之比较》，《中国农史》1994年4期。
(25)(38)曾雄生:《明清桑争稻田，棉争粮田和西方圈地运动之比较》，《中国农史》1994年4期。
(26)(27）(35)(36)赵磊:《论农业的构成对中西方封建经济的影响》，《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1990年2期。
(28)《旧石器时代考古》,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油印本)，1981年；何炳棣:《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马申译，载《农业考古》，1984年2期。
(29)闵宗殿、纪曙春主编:《中国农业文明史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10月，P19—23。
(30)葛兆光：《论秦汉统一的地理基础》，《中国史研究》1994年2期。
（31）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后记》，人民出版社，1977年。
(32)刘兴林:《论商代畜牧的发展》，《中国农史》，1994年4期。
(33)樊志民:《早秦农业历史初探》，《中国农史》，1994年4期。
(37)赵磊:《中西封建农家纺织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89年4期。
(39)徐旺生:《中国饮食文化与晚近农业结构关系探析》，《农业考古》1995年1期。
(40)王章辉:《英国农业革命初探》，《世界历史》，1990年1期。
(41)(42)何新:《诸神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P238—240.
(43)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等编:《中国水利史稿》，上册，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年， p.120。
(44)(45)(苏)兹拉特科夫斯卡雅:《欧洲文化的起源》，陈筠、沈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P49，P13。
(47)(英)丹皮尔:《科学史》，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P100。
(48)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编辑部编:《科学传统与文化》，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P149─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