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本土起源新论
徐旺生
前 言
数年以来，关于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说一直是中国学者致力证实的课题。这一课题的提出，主要源于西亚的农耕遗址年代，大多早于中国农耕年代而引发出的传播学说。假如中国的农耕起源的历史也像西亚一样早的话，便使得欧洲中心论者在有关农业起源问题上不再持一元论。大多数中国学者的探讨基点是：试图把中国农耕的历史向上再拉长一些，这主要寄希望于将来的考古发掘来完成，或者直接将那些并没有原始农业的遗址作为具有原始农业的遗址来看待，以此求得命题的成立。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距今9000年的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许多学者根据其中有兽骨尤其有猪骨的出现，以其骨骼的年龄组合判定为被饲养的家畜。另外一些文章则更就此断定甑皮岩遗址已产生了原始农业，因为他们认为有了驯化家畜，那么即使没有农业遗址存在，也能推断出已产生了原始农业，农业遗存的发现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这样中国便有9000年的农业历史了。很显然这种论证方法是不科学的，难以令人信服。还有一些学者根据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北武安磁山、浙江余姚河姆渡等遗址中发现了农业遗存，其文化遗存中工具的形制比较先进，粮食作物的发掘量也较大，由此推测这些遗存属于比较发达农业阶段的遗存，那么中国大地还应该有更早的遗存没有被发现或不能被发现。这些未被发现的属于不发达的遗存的年代肯定比河北武安磁山、河南新郑裴李岗、浙江余姚姆渡等遗址早，起源上限就远远不只是七八千年的历史了，从而得出中国农业本土起源这一结论。非常明显，尽管事实上极有可能中国的农业是独立起源的，但我们的证据依然是苍白无力的，我们的研究还是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的。据此在西方学者那里充斥着这样一些观点，即作为西方文明的基础起源于近东的农业，像飞跃的绿洲越过中亚细亚在华北找到一片沃土，这种思想是相当普遍的，它来源于下面两个假设：（1）中国人的确很聪明，但这一切未必都是他们干出来的。（2）近东的农业开始（当时9000年）和华北的农业开始（当时仰韶文化6000年才有农业）相距3000年（今天两地的最早农业遗存年代都有提前，但依然有将近3000年的差距），其间的差距足以使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业传入中国［1］。
随着考古发现的深入，尤其中国学者的努力，西方学者逐渐接受了中国是一个独立起源中心的看法，这一局面的形成主要得力于美籍华人何炳棣的观点。他的足够证据是：中国古代人民种植的是水稻和粟，饲养的是猪和狗这些原产于该地的物种，看不到外来的影响，当西方引入的小麦、大麦、山羊最后到达中国之时，已是一个发达的农业文明建立以后的事了。不过许多疑问依然存在，例如英国学者斯塔佛里亚诺斯在《The World To 1500：A Global History》一书中认为：“我们确信中东和中美是独立的起源中心，根据研究，中国也是这样一个中心，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2］。最近在丹麦奥尔胡斯市附近奥尔加德举行了一次题为“农艺和工艺的起源：西亚还是东亚？”的学术报告会，尽管会议结论认为东亚和西亚都是起源地［3］，但就论文材料来看，中国现有农业遗址年代迟于西亚的原因仍未见足够证据加以说明。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显而易见的，以致于程侃声先生在译完里德的著述《Origins of Agriculture》的中国部分的译后记中说：“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美籍华人何炳棣先生在这次会议上多少有点孤军奋战的形象，这是我们考古和农史研究上没有积累起系统的资料和起到应有作用的结果，是中国学术界应该深刻反省的”［4］。
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中国农业起源是独立发生这一命题：（1）农业产生的背景及一般模式；（2）中国具备农业产生的充分必要条件；（3）中国农业起源晚于西亚的原因是除了考古发现的非全面性外，主要原因是产生农业的关键条件全新世来临较晚，导致农业较迟产生。
一、农业产生的背景
农业是如何产生的，这是一个十分古老而又年轻的话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人试图解答这一问题。《逸周书》载：“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始作陶，冶斤斧，为耒耜，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此农事之始也”。《白虎通·德论》以及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修务训》中也作过回答。当然这是很不准确和模糊的。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田野考古学的兴起，尤其Ｃ14在考古上的应用，大量的史前考古发现被给以准确的年代注脚。如果我们把这些考古发现加以联系比较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农业产生于极遥远的古代，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中美洲安第斯山地区、中东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都在七八千年乃至万年以上的年代产生了原始农业 。尤其是美洲中部，他们不可能远隔重洋跑到中东和中国引进当地的农业。假如他们真有能力来到这美丽的地方，他们可能就不再回去了。这些天各一方相距遥远的人们，彼此难以像今天的人们一样交流，在距离不长的时间内产生了各自独特的原始农业（美洲以玉米、中东以小麦、中国以水稻、粟为最具代表性的作物），这是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一个流行的提法是，新石器时代才有了农业，也就是说当石器由打制方式进行到磨制方式时，原始农业产生了，不管这句话的含义如何理解，它似乎极易给人这一错觉，即因为有了磨制石器，人类就产生了农业 。是否农业的产生归功于磨制石器呢？显然答案是否定的。首先，石器时代采集和狩猎的人类对工具的需求并不象后来的农民那样迫切，一般性的采集和狩猎的，简练和有效是一种普遍形式，除非有宗教方面的因素参与。其次，由于采集的地区并不固定，生活属于不完全定居状态。因采集或狩猎的需要而迁徙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工具极有可能在迁徙中扔掉或者他们本来身边就不备用工具，而是随用随取，随用随弃。一则因为时常迁徙而带着工具是一种累赘；二则工具随时可以获得，对这种随时可以获得的工具拥有的意义不大。在狩猎采集生活中，找到猎物和收获的对象是关键，尤其是采集，找到一些可作食用的禾本科的成熟种子，采集并收获之便不成什么问题了，否则他们便不能生存下去。但是到了农业产生以后，由于种植的需要，工具方才显得十分重要了。首先：有了种植，便必须播种，这就得借助工具来完成，那怕是极简单的耕作，工具都是十分重要的。其次有了种植，种植的土地不会活动，人们必须围绕着它，定居便十分普遍，尽管不一定有房子。而工具在使用后可以收藏起来再用，也没有迁徙跋涉的累赘 ，一些得心应手的工具有可能多次使用后留下来，促使人们加以雕琢，如磨制等等。综上所述，工具的磨制是由于农业发生后才需要并普遍出现的。由于农业的产生，才有了所谓以磨制为特征的新石器，磨制石器不能产生农业。既然作为生产力范畴的工具的进步不是造成农业产生的直接原因，那么是否人类发展到了全新世以后，便自然、天生地要发明农业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尽管到了旧石器时代后期，人类的脑量基本接近今天的人类，但是难以解释：（1）至今仍然处于采集和狩猎的民族，他们何以不产生原始农业。如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地区人类仍然过着采集生活，中南非洲的人们也没有产生原始农业，欧洲、美洲北部地区人类没有产生原始农业，澳洲的土著居民，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也没有原始农业；（2）何以许多农业起源地的产生年代在全新世来临以后，既不前，也不后，而单单在那个特定区域产生。内因是变化的基础，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具有一种潜力，但还不足以产生农业时，那么外因是否在此时起了决定作用呢？不妨我们先看农业产生之际的环境条件，有何突变，并且这种突变是否诱发一种新的革命──农业的产生。地质学的研究表明，地史上第四纪的更新世，与人类生存极为密切的气候发生过巨大的变化。更新世初期，由于气候的骤然变冷威胁着中新世便生活在地球上的一种高级类人猿，这时大面积森林消失，草本植物发达，出现大面积草甸、草原及荒漠。类人猿中一部分找不到避难所而死亡，一部分向赤道周围迁徙，成为今天猩猩、大猩猩、黑猩猩的祖先。同时有一部分类人猿从林间树栖走向平地，学会使用工具，渐渐直立行走，产生了语言，在大约200多万年之际，进化成为今天的人类祖先，继而演化成为今天的人类［5］。这是气候变化促成人类进步的结果，然而更新世初期气候变化并未停止，在更新世中晚期，又有几次大的气候波动期，而最为厉害的是晚更新世冰期。
距今大约7万年前，地史上第四纪晚更新世冰期来临，此次冰期的特点是全球性的，主要特点降雪量增加，融雪量减少，雪线远远低于冰期以前，气温大幅度下降，这时中国有大理冰期，蓝田人所在地区气温比现在平均低8℃，河北平原平均气温4～5℃，欧洲威克塞尔冰期最盛时平均气温为－2℃，阿尔卑斯山地区有玉木冰期，气温大幅度下降，北美维斯康辛冰期的温度比现在低13～15℃。中国华南地区以山麓冰川为主。而欧洲大陆则为大陆冰川所覆盖。由于温度变化，气温带型也随之发生变化，蓝田地区生长在高山地区的云杉蔓延到河谷，发源于北美的真马在新大陆全部灭绝，其中的一支在旧大陆幸存，成为今天马的祖先。由于气温的变化，多汁浆果植物在蓝田地区由于云杉代替，水果等喜温作物少了，代之的草木植物 大量繁殖，原来主要以木本为依靠的人类面临着食物危机，大量动物南迁，猛犸象、披毛犀等寒带亚温带动物向南分布，许多植物灭绝，只有一些封闭的山麓地区，由于影响较少，因而能保存一些古老的种属，如中国南部保存下来的苏铁、水杉、银杏等［6］。一些生长在南部地区的植物受冰期影响较小，而能大量保存下来。
人类在旧石器早中期的漫长采集中，接触植物是极为常见的和毫无阻碍的。何以他们没有产生种植呢？这是因为人类并不经常处于饥饿的边缘，人口的增加是很有限的，并没有超过居住地的食物提供能力，以至于在一年中乏食季节也能有食物充饥。这种悠闲的生活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如果没有一种特殊的原因，打破这种低水平生活的平衡态，那么他们依然会继续那种低水平的悠闲生活。到更新世末期，由于上述气候的剧烈变化，很快就打破了那种靠采集和狩猎基本维持种群延续的平衡态。
由于温度下降，植被变化，浆果类植物减少，从前的采集生活便变得极其艰难，原始人类主要为生的野生植物采集源枯竭了。这一变化促使人类为了生存使出了浑身解数；（1）寻找新的食物来源。气温的大幅度下降，直接造成浆果类植物减少，但同时促成禾本科类植物大量发育，禾谷类种子便成为人类的主要采集对象。这样促使人们对草本禾谷类植物的认识加强。（2）贮藏食物以备食物匮乏的季节食用。因为温度下降太大，原来那种四季食物采集无甚差别的状况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即采集出现淡季和旺季之分，这就要求人们在旺季采集足够多的食物以备淡季食用。这就是意味着要贮藏，有了贮藏，人类便在利用自然的基础上迈开了一大步。那些没有贮藏足够食物的人们可能就熬不过冬天而死去，而那些贮藏有足够食物的人们便能够活下去。
在冰期之中寒冷气候下生存的人们，必须贮备足够的食物以备第二个采集季节到来之前食用，那么他们贮藏什么植物为最佳呢？什么食物易于保存而不腐烂变质呢？一般来说浆果植物不易保存。而禾本科植物的种子最易保存。较为常见的水稻、粟、稷类植物种子，一般情况下保存两年以上没有问题。而禾谷类也是因为气候寒冷而大量发育的，可以说禾谷类是气候变冷意外地带给当时人类的礼物，人类由此产生以禾本科为主要对象的种植业就毫不奇怪了。
在贮藏采集过程中，人类和植物的关系也就远比冰期来临之前密切。首先他们熟悉采集植物的一般生活习性。如何时结果，并采集之，否则因食物的采集期有限，超过一定时间，许多植物种子便自行脱落入土，就难以获得，如水稻。其次，食物在贮藏过程中，有时会自动发芽，并变成植株结出和原来一样的种子，或者在居住地无意识地掉落一些植物种子，待他们迁徙后发芽成长，碰巧他们回来时，发现了这种“奇怪”的现象，这不能不诱发他们试着把种子撒入周围的土壤之中，看看是否发芽并结实。第三，人类天天为吃饭奔忙，不能不从中发现大自然的这种神奇。第四，人类的智力水平已经相当发达，更新世末期山顶洞人的脑量已与现代人类的脑量相差不大。人类智力水平足够去思考这种现象。由此诱发人类有意识地把贮藏后以备食用的剩余种子，播种在他们的周围，或者省下贮藏中的一部分直接播种等待收获，这种类似于今天的农民从事农业的行为，一旦拥有，便可以说是作为观念的农业产生了。但是由于处于冰期之中，贮藏以备食用并有余的情况是极少的，即便偶尔一两年之中有剩余，而产生种植行为也不能判定农业已经产生，因为以种植为特征的农业产生，必须要有时间的连续性作保证，而冰期之中的贮藏只能诱发农业观念的产生，而不能保证农业产生的其它条件具备。因此，我们只能说冰期之中作为观念的农业已经产生了，而作为实体的农业，还需其它方面条件作保证。一俟时机成熟，作为实体的农业方始产生。
作为观念的农业产生的时间是否可以确定呢？一般情况下具体的年代难以确定，但是下限至少在1万年之际，上限也许在7万年之后的某一时期，可靠的时间也许在冰期最盛 的3万～2万年之际，因这时冰期处在最盛期，这时原始低水平的平衡态破坏得最彻底，这同时造成最利于新的平衡态因子的形成──即农业因子形成。作为观念的农业产生了，是否具有确凿的证据呢？回答是这样的：尽管作为观念的农业产生很难通过考古发现来验证，但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推理得出：农业一旦作为实体出现并历经几千年不朽被今天的人类发现而证实，一是可能性极小；二来是即使发现了这些农业遗存，起码它应该是比较发达的农业情形了，那些初次种植但不表现出驯化特征的初始年代的农业遗物，极有可能我们今天永远无从发现，但我们不能否认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一阶段，就好比在追溯人类起源时，人类化石多是成人的骨骼，胎儿的骨骼是极难发现的，但不能说那时人类个体发育不经过胎儿阶段。冰期之中，作为观念的农业萌芽以后，并不能很快产生实体农业。拥有丰富的植物知识的群体，往往是那些食物比较缺乏的群体，他们没有能力从事种植。第一，他们的贮藏经常不足以到第二年仍有剩余，种植往往与季节关系较大，一般禾本科作物春天播种秋天收获，待贮藏到播种时，往往出现饥荒，即便是有意识地留作种用，也因饥荒而放弃，今天饥荒发生的年代，种子被食用的例子是常有的。何况在那十分落后，且种植原本就不十分可靠的年代。第二，即便偶尔有一些种植行为，即某些年份的食物丰富，他们可能将剩余的植物的种子用于种植。但是这种种植一般很难维持下去，往往很快中断，因这时的采集匮乏的时间占绝大多数。这些偶然的尝试，不足以构成农业的产生。那么什么情况下才能产生实体农业呢？作为种植的产生，必须有驯化的植物为依据。而植物驯化的发生，必须长时间驯化才能完成，这样就要求驯化的进行具有连续性，即长时间内的连续种植才能产生驯化，这就要人们必须连续地有种子作为保证。准此只有全新世来临以后，人们才可能的条件从事种植，农业才能作为实体出现。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观念农业的产生区，不一定产生原始农业，而作为实体农业产生区，一定必须是观念农业产生区。
二、农业的产生
（一）环境条件的保证
作为观念的农业在晚更新世冰期已经产生，但是还不足以产生实体农业，限制农业产生的关键因素是气候。到冰期结束，地质史上的全新世来临以后，由于气候的好转，农业才有可能产生。
冰期之中，由于留种几乎不可能，种植就不能连续进行。到了全新世，局面完全改观。大约在距今1.2万年，全球性冰期退却，这时降雪量减少，融发量增加，冰川大规模从低纬度向高纬度退却，雪线在山岳地带升高，广大地区重见天日，气温带型也发生变化，并且这时的温度比冰期之前还要温暖。由于温度的变化，植物群落也发生变化，可供食用的植物多起来，这主要在为风力等因素造成植物种子在升高了温度的地区重新着生。人类采集生活比较 宽裕，度过冰期的人们有条件从事种植的尝试。这时由于气候的关系，采集比较丰富，越冬到第二年依然有剩余，于是人们便把剩余的种子有意识地撒在居住地周围或特定的区域。更新世晚期采集不足和全新世的采集有余，可以通过一系列考古发现来证实。翻翻新中国考古发现，我们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即更新世末期的遗址中，除了吃剩的兽骨外，一般很难见到食物遗存，尤其炭化的粮食作物，而全新世的许多遗址，都有一些完整的炭化粮食遗存［7］。说明温度的适宜与否与食物的足与不足直接相关，更新世由于气候寒冷造成食物不足和全新世气候温暖造成粮食略有剩余这一结论是可靠的，更新世末期贮藏的不足限制了农业起源的实现，全新世的这种剩余，将使得人类具备产生原始农业的基本条件，即不象更新世末期的人类那样仅仅偶尔从事种植活动，他们可以通过连续的贮藏种植收获活动来走上驯化道路，由此可知全新世来临的早晚直接决定农业起源的早晚，这就为许多起源地点单独产生了原始农业提供了关键的证明。那些农业起源较迟的地区，并不都是由于传播造成晚于西亚的，而是由于全新世来临较迟造成起源时间较迟。
（二）驯化措施
驯化的实现是农业起源的关键，如何才能使植物脱离其野生状态呢？即古代劳动 人民通过哪些措施驯化植物呢？一般来说，可以通过下面几条途径来完成。其一通过贮藏来改变其野生习性，野生状态的种子，一俟其成熟后，便自行脱落撤在地表上，经过自然力的运动进入土壤，一旦有适宜的光热水分条件，便立即发芽生长，因之其以尽可能多的代数进行其生命活动。而用于种植的种子经过人为地贮藏以后，它就不可能随时随地发芽，因人类播种不可能总是准确掌握天时地利，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改变了植物的自然习性。同时贮藏时的外部理化条件与种子自行脱落进入土壤中的外部理化条件绝然不同，可以说是对野生植物的最大干预行为。首先贮藏的目的往往是保存不致发芽，一般放在比较干燥的地方，否则霉烂以后便没有用处，须知最初的种子多半是冬春的口粮。这与植株上的种子自行脱落掉入土壤中相比大不一样，贮藏的种子一般处于干旱环境，野生的种子一般处于相对较湿润的环境，长此以往，驯化的植物种子具有耐旱的特征。其次贮藏种子 往往是秋天收获的，越冬过程中贮藏的种子往往不及进入土壤的种子的温度条件好，因土壤覆盖具有保温性，长此以往，驯化的种子具有耐寒特征。由此可知驯化的植物将向着耐寒耐旱方向进化，以水稻进化系列为例，这一结论是十分正确的。驯化水稻的原始种质是籼型的普通野生稻，其进化系列是普通野生稻──籼型栽培稻──粳型栽培稻，经过科学研究表明，进化程度高的种质具有耐寒耐旱性能，说明贮藏本身的干预促进植物向着耐寒耐旱方向进化。其二，通过选择提高其收获量。在种植的过程中，人类除通过贮藏不自觉地驯化外，还通过选择有意识地驯化。以水稻驯化为例，野生稻的稻粒较小且易自行脱落，单穗重也较少，穗秆易折断，因此人类在选择种子之际一般挑选那些穗秆不易折断、稻粒不易脱落、单穗上种子数目多、稻粒饱满的作为种用，这样在长期的驯化过程中，一些有利的基因得到巩固，尤其是变异的种质有利于多收获的特点极易被人们发现，尽管这种选择属于现代育种上的表型选择，但由于时间较久，效果仍是十分明显的。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驯化必须具有连续性，这也是更新世末期尽管作为观念农业已经产生而没有产生实体农业的原因，因当时驯化是一个不太完全自觉的过程，因之驯化度是比较小的，据此连续性十分重要，否则将导致前功尽弃。因有连续性，进化才能得以巩固，由于全新世食物相对的丰富，因而有可能将进化系列延续下去，而更新世末期尽管有种植行为，由于没有时间的保证，短期和零碎的干预不构成驯化的形成。不脱离野生状态，即便被今天考古发现了，也只能定为采集狩猎阶段。
（三）驯化区域
上述农业产生的一般模式表明，农业的发生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经过长时期努力，从而说明驯化的区域是十分有限的，那么哪些地区可能成为实体农业产生区呢？一般来说，欧洲北部地区多被冰原覆盖，人类难以生存。具有良好农业条件的苏联伏尔加河流域没有产生原始农业，其它如多瑙河流域也没有产生原始农业。北美地区，由于维斯康辛冰期发育，北美大陆的人类生存环境太差，日后肥沃的密西西比河流域也未产生原始农业。南半球及赤道周围，如波利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澳洲大陆，由于冰期影响较小不足以打破当地的旧有的平衡态，迁徙到这里的人类，适应了该地丰裕的生活环境，农业不可能产生。只有中东、中美、亚洲中部地区是观念农业产生区，这些地区多只发育山脉冰川 ，并且全新世来临后温度大幅度上升，采集丰富。这些地区的农业考古发现也表明，农业遗存明显具有较其它地区早的特征。而这些地区多属山地。因此，有一种观点仅仅从地形特征上提出农业最初起源于山地说，认为山地易于种植平原则不易耕作。实际上这种提法不确切，正确的提法是这些地区山地冰川不太强烈，人类在冰期之中能够顽强的生存，而冰期退去以后这些地区采集丰富，有条件从事种植，并由于定居的需要，人类由此走上了种植的道路。
三、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
上述农业起源的一般模式表明，农业的产生要具备多方条件。首先必须是作为观念的农业产生区域，才有可能在全新世来临以后由观念农业区域发展到实体农业区，假如某地气候变化不足以打破旧的平衡态，人类只不过稍微受些冲击，不具备构成新的平衡态的冲击条件，那么全新世来临以后，该地也许将重新过着那种采集狩猎的生活，这种悠闲的生活对他们说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况且由于温度的升高，采集应该更加丰富。因之，我们在论证中国农业本土起源时，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证。第一，中国是否是农业观念产生区。第二，中国的农业起源之主要农作物是否与其它农业起源地之农作物有别，是否具备本地特征。第三，中国农业发生的关键条件全新世来临时间是否迟于西亚。
（一） 中国是观念农业产生的地区
末次冰期来临，中国气候变化比较强烈，据赵锡文《古气候》一书可知，长江中下游气温比现在低8℃左右，距今21500～15000年仅有少许的含绿乔木树种，距今12900年，则被以环纹藻和柏树为主的植被取代，据对陕西洛川黄土剖面的研究所反映的古气候变化情况表明，当时洛川在马兰黄土发育时期的植被类型为荒漠草原，气温属干冷型，河北平原第五冰期冰阶Ｖ的植被类型为针叶林带，含冷杉、云杉，年平均气温4～5℃。
晚更新世我国东部冬季风发展到极盛 时期，干冷的大陆性气候加剧，黄河流域及北方广大地区，形成马兰黄土，甚至在长江流域也堆积了下蜀黄土。黄土的西北外围地区形成大面积沙漠。在东北的广大地区及华北部分地区气候较湿冷，发育了冻土 冰缘现象，出现了猛犸象和披毛犀动物群，彼毛犀的南界可达北纬33℃，猛犸象的南界达到38～39℃，它们生活的环境是冻土苔原带及干冷的黄土草原带。如前所述，河北阳原桑干河北岸虎头梁顶部，马兰黄土及其下部的砾石层和下伏的湖相层发生了明显的冻融卷曲褶皱，北京饭店下部约10米深处的粉细砂层也发生小型卷曲现象，这些都是晚更新世严寒气候的证据［8］。
当然，气候变化如果使人类不能生存，将不会使新的平衡态产生，因此，中国大陆尤其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是否有人类生存，是问题的关键，否则，传播学说将成立，这一点我们必须加以论证。首先中国大陆的冰川作用并不是大陆型的，它主要限于山脉川，这可以通过中国大量生存所谓第四纪残遗植物得到说明，尽管山脉冰川在北方南方都有发育，但并没有使这里人类不能生存。其次通过考古发现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在华北地区冰期最盛 时，依然有人类生存。最为著名的是发现于山西朔县的峙峪文化遗址，年代为距今30000年前，该遗址有许多遗物出土，石器灰烬与烧石共存，另外与之共存的是至少代表120只马、80只驴的动物化石，没有禾谷类粮食作物的炭化遗存，气温也比现在低。还有一些相近的年代的人类遗址被发现，如河南安阳小南海遗址、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山西沁水下川遗址等等，他们都属于距今至少1万年的人类生活的遗址［9］。这些遗存的发现表明，尽管第四纪晚更新世冰期温度下降较大，但是依然有人类生存，中国没有像欧洲北部和美洲北部地区那样，人类无法生存，这一点又同时表明，中国北部地区属于上述观念农业产生地。
（二） 栽培植物的本地特征
中国具有产生实体农业的动力后，是否独立产生农业还要看这里的古代人们是否驯化当地的野生植物，假如驯化的是本地不曾有的野生植物，而是别处的野生植物，那么独立起源之说依然难以成立。
根据新中国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的农业以粟为主体，而粟的野生 种是一种至今仍分布于北方黄河流域的狗尾草。粟是否中国本土所有，众说不一，两位研究栽培作物起源的学者柯兰道尔（Alphonue De Candone）和瓦维洛夫（N．I．Vavilov）都认为粟属原产于中国，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产于印度［10］。吴梓林认为：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前苏联把粟子叫做“粟子”、朝鲜叫“粟克”、印度叫“棍谷”仍保留中文粟的原音［11］。何炳棣则从考古学、植物学、历史学、地质学以及花粉的角度多方论证中国是粟的野生种的原产地之一，同时论证了产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的与粟有关的种属和中国的谷子不同。最为有说服力的是更新世初期午城黄土中，北部中国便有这种禾本科植物的花粉存在［12］。最近在河北武安和河南裴李岗遗址中发现了将近8000年前的谷子遗存，这一发现是比较早的，因此即便粟的种质起源不仅仅是中国一地，也不能由此断定黄河流域原始居民驯化的不是当地的粟，而去舍近求远远至非洲印度去寻找粟属植物。由此可见，栽培对象的独一性，即驯化本地所拥有的野生植物，也为中国农业本土独立起源提供关键的依据。
（三） 中国全新世来临的时间
根据地质学的研究表明，晚更新世冰期在距今1万年之际开始退却，由于纬度的不同，退却的时间也不同。西亚地区的退却时间在1.3万年之际，而中国的晚更新世冰期退却时间在1.2万年之际，这样冰期退却以后，人类便有条件将贮藏的剩余粮食作物用于种植的尝试，西亚的底格里斯 河、幼发拉底河流域有条件在1.3万年开始从事种植的尝试，而黄河流域的居民在1.2万年之际才有可能从事种植的尝试，由此中国的农业起源时间天然地落后于西亚地区，尽管冰期退却的程度难以准确地确定，但两者的退却时间早晚差距大体是存在的，则西亚先有条件从事农业，而中国则不能。这样我们就可能解释西亚的农业起源时间早但不是中国农业的源头这一关键问题。中国的农业迟于西亚有其客观原因，没有和西亚在同一时间产和原始农业，是因为条件不成熟，一俟条件成熟，全新世来临，中国的农业便迅速起源并发展。这一点解决了探讨中国农业独立起源时难以回避的与西亚起源时间出现差异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的原始农业是在本土起源的。
注释：
[1] [4] 程侃声：《农业的起源地：讨论与结论（中国部分）》《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2] （英）L.S.Stavrianos： 《农业的起源与传播》，李群译，《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
[3] （苏联）蒙恰耶夫：《农艺和工艺的起源：西亚还是东亚》，《考古学参考资料》，第五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 ， 文物出版社 ， 1982
[5] 景才瑞：《第三届全国第四纪学术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 1982
[6] 曹家欣：《第四纪地质》， 商务印书馆 ， 1983
任震寰：《第四纪地质学》， 地震出版社 ， 1983
白明辉：《第四纪冰川地质调查方法》， 地质出版社 ， 1983
李四光：《中国第四纪冰川》 ， 科学出版社，1957
[7][9] 夏鼐主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 文物出版社， 1984
[8] 曹家欣：《第四纪地质》， 商务印书馆 ， 1983
[10][12] 何炳棣：《中国农业本土起源》，《农业考古》， 1985年第1期
[11] 吴梓林：《古粟考》，《史前研究》，1983年第1期
（本文原载于《中国农史》1994年第一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史》1994年3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