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节的背后

 

     

 

一、引言

    每年十一月份的第四个星期四,是美国的感恩节,在这一天,绝大多数的美国家庭,要买上至少一只火鸡来庆祝这个节日,吃火鸡成为过这个节日的象征,尽管今天的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是十分爱吃火鸡,因为其肉质并不优于鸡肉、牛肉以及猪肉。笔者平时比较关注农业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窃以为,国人的节日实际上以吃为重头戏的,过节离不开一个吃;而欧美人的节日则与此不同,大多数的节日与吃无关或关系不大,节日多与宗教有关,注重一种宗教的气氛和情趣,内容相对来说要浪漫一些,吃在其中不占份量,或者说不提及吃。

难道本人的这些看法在这个问题上会出现例外吗?实际上,确实出现了例外,也就是说美国人或者西方人也不是从不把吃和过节联系在一起。这也说明不同的文化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和区别,更不存在所谓的优劣之分。

 

二、感恩节的来历和一个真实的感恩节

    要想了解美国的文明和文化,似乎应该从感恩节开始着手。因为当今的美国人,多数是欧洲人的后裔,在他们横渡大西洋来到美洲过程中,才有了感恩节。故事可以上溯到十七世纪的初期,当时在英格兰,每人必须服从于国王教堂的规则和统治。有一批英格兰人想拥有自己单独的教堂,他们被称谓“分离主义分子”,他们秘密开会,后来国王发现以后,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投进监狱。后来,一些人害怕呆在英格兰继续受迫害,于是在1608年去了现在的荷兰,但是他们在那里生活并不如意。虽然没有宗教迫害,但是生活很苦,又必须学习别国的语言,他们害怕他们的孩子忘记了他们的语言和习惯,于是就决定去现在的美洲。但去美洲谈何容易,首先,他们需要船将他们送到美洲,但是他们并不富裕,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去租船或者买船。最后他们还是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他们与英国商人达成一项协议,商人们给他们食物和船以及必要的物品,作为回报,他们则答应给商人们工作若干年,从美洲弄来木材和皮毛给商人们。就这样,他们总共102人包括妇女和小孩,上了名为“五月花”号的大船,经过66天的艰难的博斗,通过了大西洋,于1620年的十二月份,到达了现在的新英格兰的普利茅斯(Plymouth)。第一个冬天是不好受的,各种困难难以想象,到第二年秋天以前,102人中有46人由于饥、寒和疾病死了。1621年,在当地的土著居民印地安人的帮助下,他们学会了如何狩猎、捕鱼,学会了种植玉米、南瓜和豆子,获得了一个大的丰收,于是决定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以示庆祝,这个宴会象一个传统的英格兰的丰收节。他们感谢上帝赐给他们食物。第一次的宴会在户外举行,有19个印第安人参加,他们吃火鸡以及用玉米南瓜做的食物。这个盛大的宴会持续了三天。后来,美国的首位总统乔治华盛顿在1789年正式命名这一节日为国家的记念日,称之为感恩节.1941年,美国国会决定感恩节作为一个合法的节日,时间是每年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

这可能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知的美国的有关感恩节的故事,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感恩节的起源与宗教有关。但是,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事实上,最早的欧洲人移民美洲,不是偶然的因为即宗教的迫害所致,而是他们那种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所知的感恩节背后的另外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是:首先,这批人原来并不是到现在的新英格兰的普利茅斯,而是想到当时的唯一的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现在弗吉尼亚的詹姆斯唐(Jamestown)。其次,在五月花号船上的102人中,只有35人到新世界是因为宗教的原因,其它的67人则是因为寻找工作和乐于冒险才踏上这条充满了希望同时也充满了危险之路的。6735,很显然,这批欧洲人到美洲去,主要不是因为宗教的原因,而是由于其它的原因才开始来到美洲的。感恩节的产生只是欧洲人移民美洲过程中的一个花絮而已。

 

三、感恩节背后的社会经济背景

那么是什么其它原因促使英国人冒险去波涛汹涌的大西洋那边呢?这与当时英国的社会经济背景有关,具体来说是与财产的继承有关。欧洲诸多国家及日本历史上都曾施行单子继承制(或称单独继承制),也就是不分家,家庭的权力(包括决策权、财权等)、责任以及作为基础和中心的核心家庭,随着下一代继承者成婚或上一代家长的逝世而代代下移,前者如德国,继承者(有时是亲生儿子,有时也可能是非亲属)结婚,便是正式继承亦即家庭财产和家庭权力的移交之时,继承者成为执掌家政大权的新家长。原家长——父亲则仅保留养老财产而退居“养老房”;后者如日本,家长逝世,继承者成为新家长执掌家政大权的新家长,新旧家庭的交替在原有家庭内部完成。至于非继承子弟,原有家庭与之无关,于是很早便离家出外谋生。其婚姻与否,也与原有家庭无关,是其自己的事,于是只要一结婚,便开始了一个新家庭的历程。[①]

在那个时代的英国,家庭中的财产只有一家中第一个儿子有权继承,其它的儿子是没有权利获得任何财产的,其它的男子在结婚之前,有必要考虑有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如果没有能力养家,是不能轻率地结婚的。所以平均的结婚年龄比较大,未婚人口比例较高,且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动而变动。相应他们的文化也就没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自然其人口增长得不象中国古代那么快,财产也不会象中国古代一样一代一代地细分,土地也就没有中国古代那样零碎,赵冈所说的“土地零碎化”。因此,在英国,17世纪时,许多成年男人因为不是长子而没有财产和工作,这就是五月花号船上有其它的非宗教的另外的67人来美洲的主要原因。这也是大批的英国移民陆续地进入美洲谋生的原因,多数的美国人,实际上是英国移民的后代。

    由于大批的移民外出谋生,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就没有中国当时存在的人口过剩的问题,美洲成了英国人解决多余人口的最佳地区,当然还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大约九世纪前的一份西欧农民和田地的清单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英国只有不到20%的土地是可以耕种的,其它部分是森林、沼泽、水潭或者荒地。可耕地中一半左右是牧场或者草地,所以实际上农场的面积只有总面积的10%左右。当时所有的耕地实施双田制,即每年都是一块地种谷物,另外一块地休闲。也就是说只有5%或者更少的土地真正地种植着作物。英国在历史上有一种分配机制将多余的人口赶出英国。这样,欧洲这个人口本来并不比中国人口更加密集的地区,在大量的人口进入新大陆后,他们始终不存在严重的人口压力。北美洲是地球上最富饶的生存空间,在洛基山的两侧,是肥沃的大平原,既可以适合于种植业,也可以适合于畜牧业。欧洲人到达那里,并不是他们自己解释的是因为上帝的偏爱,而是一种机制逼迫他们拥有这块沃土。

反观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我们的继承制度是实施多子继承的办法,家庭中的每一个男人似乎都有权力继承家庭的财产。这样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不管他们生存的地方是否能够容纳较多的人口,多数都会选择与家庭一起生活,没有人让他们背井离乡,只手创业。还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所以成年男子到了结婚的年龄,他们不会考虑是否有能力养家糊口,都会结婚.成年男子的结婚率相当高,早婚早育相当普遍,所以大量的人口出生了,人们陶醉在“多子多福”的梦呓之中。然而在那时的水平较低的经济和医学条件下,高出生率往往伴随着高死亡率,中国人口增长的决定因素婴儿死亡率高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人口才没有无限制地增长,但是显然超过所居住地区按照欧洲人生活标准的承载能力。明清时期由于高产作物传入,解决了食物的不足,才会出现人口大量增加。总之,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出现了人口相对于生产力水平的过剩,达到了当的土地所能提供最低生活水准的承载极限。但是在人口过剩之时,没有及时地向外部疏散出去,其关键原因是继承制度限制了离开家庭独自谋生。

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增加,在文化上没有主观约束,只是在经济上有客观约束。但是还是有些办法,这就是在农业上实行精耕细作,充分地利用土地。早在战国时期就在由国家主持,在黄河流域兴修水利,因为旱作农业必须依靠有效的灌溉系统,否则会因作物的歉收,食物的缺乏而引起社会的动荡。在土地的利用上看,中国人早在战国时期就开始实施土地连续利用,隋唐宋代之际,南方实施两熟制。明清时期华南实施三熟制,许多地区的可以开垦的土地都被利用起来;而在西方,土地利用的程度大为逊色,农业比较发达的现在英国和荷兰等地,实施三圃制,土地分为三大区,第一区让它休闲,第二区种冬季作物,第三区种春季作物。这只能是在土地充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施的种植制度。由于农业的过度开发,环境的恶化,中国文明的发祥地黄河流域汉魏以后,已经不能承受重负,自隋唐以后于是文明的重心向东南方向转移、发展。后来,东南之地到了近代,也是人满为患。到了清代,中国的人口大大增加,道光14年人口达到4亿,而耕地面积的增加大大落后于人口的增加。明朝的洪武24年,人均5.5亩,道光时只有人均1.65亩了。清代诗人赵翼曾经写过“米贵诗”八首,其中二首分别为:“只为人多觉地褊,一人一亩尚难全。孟夫子若生今世,敢复高谈古井田。”“海角山头已遍耕,别无余地可资生。只应钩盾田犹旷,可惜高空种不成”,形象地描述了到处人口众多的情况。可以说,到清代以后,中国人生活在一个人口众多,空间狭少的环境中。中国人曾经把田边地角、山间旮旯都种上了庄稼。由于有限的土地上载负着众多的人口,中国人的生存空间普遍存在着生态脆弱的情况,而我们早已经没有向新的土地拓展的空间。今天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本来长江沿岸的河流湖泊众多,由于大规模的围垦,湖泊面积缩小,一旦发洪水,经常威胁着两岸的堤坝,长江成为一条悬河,顶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头上。黄河的情况也好不到那里去。中国文化没有主动的扩张倾向,而今天的世界也没有一块土地供我们移去不堪重负的人口。

降低生活质量和生活标准,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得以大量增加的另一原因。没有高品质的肉、奶和蛋,就吃品质差的大米、小麦和高粱。中国一日三餐是一种饭与菜相结合的模式,饭提供能量,菜是为了助饭下咽,因为中国人的饮食的品质较差。也许有人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这饭太好吃了,不要菜就能吃下去”,可知菜是为了下饭。中国的饮食文化为何发达,多多少少与饮食质量不高,需要通过烹饪达到使食物可口的目的有关。中国古代的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基本上没有或很少有养殖业,多数情况下,养殖的目的不是为吃肉,而是为了提供种田的役力。原因是一小块土地只能种粮食才能养活较多的人口,如果发展畜牧业以吃肉为主,多数人会饿死的。人口增长的约束来自于粮食的供给,一旦约束减轻或解除以后,人口便大量增加。所以当美洲的高产作物如玉米、红苕、土豆等传入后,中国的人口便迅速增加。中国的历史上也有向外的迁徙,不过都是某一地区人口实在太多,实在没有办法容纳再多的人口了。而在一个新的地区,依然会重复原来人口增加,土地不堪重负的历史。这种人口迁移也仅仅是向周围地区,而不是象欧洲人那样,向外进行长距离的移民。当中国人在1949年真正地有条件从事工业化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人口巨大而资源短缺的农业大国了,在这种背景下,既要求得社会的公平,又要求得社会的效率,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自然患错误就难免了不只是小错误了。

所以中国的问题被学者温铁军高度地概括为:“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业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就不难理解了。

 

四、日本现代化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我们的近邻日本。也许我们认为,日本是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表面上看,不无道理,实际上,有着本质的不同。简单地说,日本与我们有着特殊不同的是,日本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严格实行长子继承制的国家,所有的家产一分一厘都得由长子来拥有。长子以下诸子到了一定的年龄后必须离开家庭出去,自谋生路。如果农户的田产很大,也有将弟弟留在家中,不过弟弟的身份是雇工,或者是仆役,而不是财产继承人。长兄雇用弟弟,不是因为他们有手足之情,而是兄长需要额外的劳动力。农户的劳动力,包括家长的弟弟与侄辈,都是可以变化的生产要素,未曾形成固定的生产要素。中国的农村中,农业人口容易变成固定的生产要素,家长是无权解雇家中的多余生产力的。多数情况下,人们不考虑人口多的直接结果是人均占有的土地下降这一事实。因此,在中国,在脉脉的温情下面,窝藏了过多的剩余劳动力,而日本则不是。所以,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人口密度并不比中国的清朝中叶的情况强多少。日本社会因为长子继承制造就了一大批的有冒险精神、有果断,受过较高教育的企业家。[②]日本历史上浪人的大量出现,似乎也应该与此有关。日本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通过殖民的方式掠夺邻国的财富,以之作为工业化的启动资本,日本为什么能够“成功”,其根本的原因也许在此。

    早在1922年,罗素在其《中国问题》一书中断言:日本民族是混合了东方的自私冷酷和西方的效率膨胀的典型,并正告中国将来的威胁主要来自日本。这话被他不幸而言中了。笔者认为,东方的冷酷的特征从何处体现不得而知,而西方的效率膨胀的特征应该与其长子继承有很大的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回答许多中国人经常困惑的问题,即日本人尽管处于东亚儒家文化圈,但是在近代,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冲击后,从事现代化,何以突然一骑绝尘,把中国远远地抛在后面呢?我想分析起来并不复杂。日本自唐代以来学习中华文化,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宣扬的是仁、义、礼、信,而日本虽然学习中国文化,但是其文化的精髓则不完全是以仁、义、礼、信为代表,其文化的最大的特征是“服从”。长子继承制得以实施,必须有服从。日本人在向中国学习的过程中,一直没有从中华文化那里,找到实现其效率膨胀基因生长的工具,即近现代科技,没有所谓的,我们曾经为之头痛的“船坚炮利”。而近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生,需要长时期的孕育,由多种因素通过复杂的过程而产生的。它在西方出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欧洲文明在承继了两河流域的文明,通过植根于古希腊文明有数理逻辑知识,中世纪后又得益于阿拉伯文明对古希腊文明的传承,以及对中国文明发明所产生的四大发明的吸收,进而近现代科学技术得以产生。而日本文明长期以来在亚洲只是较多地单一地接触到比它高级的中国文明,而中国文明不是一个扩张型文明,因此日本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无法具备欧洲文明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内部成因与外部环境,所以日本在较长时期的处于东方文化圈的时代,不可能产生近现代科技,其文化上表现出并不优于中华文化多少,效率膨胀基因处于一个长期蛰伏的隐性,而不是显性状态。空有扩张之魂,而无扩张之力。在元朝如果不是借助大海,就会被成吉思汗铁骑所征服。日本浪人,多半是没有从父母那里继承财产者,他们的长期存在,也没有对周边地区产生太大的威胁。明朝的倭寇,尽管长期骚扰中国的东南,但并无太大的作为。然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后,日本人迅速地找到了与其效率膨胀基因相契合的工具,即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一旦接触到了西方文明,日本人便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有了科学技术的工具以后,日本民族的扩张潜能得以大大地发挥出来,日本民族在这一时期,“和魂洋才”中的“和魂”和“洋才”才有机地结合起来,自然它的近邻中国和朝鲜,就不可避免地不得安宁了。先前的身份可能是浪人,在那个时代也就成为向外掠夺的急先锋。中日甲午海战之前,日本人已经处心积虑地要消灭中国的北洋舰队,当时的清朝政府,没有几个人能够了解这些,自然这场战争,未战之前已经见分晓了。

 

五、感恩节的遐想

    有人把中国人的生存方式比喻为鸡,而把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比喻为雁。这真是再恰当不过的比喻了。大多数人都知道,小鸡一旦出生,就会跟在妈妈的后面,寻找食物,一大群小鸡相互竞争觅食,没有一个小鸡敢离开妈妈的,他们只能分享周围有限的食物。传统的中国人大多数人的眼睛盯着家里的一点点有限的财产,过着聚族而居的生活。所以中国的一个村庄往往只有一个姓,共有一个祖先。

    多数的西方人的生活则象雁。雁一旦出生以后,多半离开父母,在外面去创业谋生。在欧洲国家,家庭中的非长子,如果想呆在家中是没有人反对的,但是也是没有出路的,父母是没有权利帮他娶妻生子的。

因为是家族聚居,因为父母的财产终究是要分给他们的,不管多少,每一个人都会寄以厚望的,尽管有时这有限的财产实在没有多少可分,但是放弃的人并不多。一个家庭在人口经过长期的繁衍,在一定的土地面积上,出现人口过剩时,他们也不会主动地选择离开,而是依然生活在一起,共同劳动生活,相互依靠,守望相助,这样,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经过一代代的分家,财产终将会细化,土地逐渐会零碎化,人口也会逐渐多起来。所以中国人到了秦汉时期,就选择一种单纯的以种植业为主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能够化解土地不足、人口过多的矛盾。所以中国不是欧洲人那样休闲的、农牧混合型经济,土地利用率至多为70%以下,而是多熟种植,即恨不得一年在一块地上种八次、十次作物,实际上的利用率超过100%,甚至达到200%以上。我们的先人,一旦在某地生存,过不了多久,必定会出现局部的人口过多的现象。中国人多,原因在此,因为她有强烈的人口增加机制。

中国人的村庄,多半是是与非的场所。由于居住相互比邻,任何小的利益都有可能成为麻烦的导火索。大家可能知道下面一首诗,其曰:“修书千里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一位家有高官的人家与其邻居,因为地基发生争执,也许他们之间还有血缘关系,家人自然想到借他的影响而胜诉,写信给他。好在这位为官者不仗势欺人,奉劝家人适当让步,以和为贵,最后各自让步,得以圆满解决,留下美谈。然而,各不让步,最后

中国历史上因为居住太近而发生邻里纠纷的恐怕不计其数。由于村庄的密集,每一丁点的可见的物质资源,都有可能成为予盾的焦点。一旦予盾形成,短期之内是难以消除的,恩恩怨怨极易越结越深。长期积累下来的无数的矛盾无法及时化解。近代历史上,中国农村经常发生宗族的械斗,这是生活在同一地缘的两个群体,因为矛盾长期积累,但是没有回避矛盾的空间的结果。“世仇”的概念可能只有在中国的字库中能够找到,所以中国人热衷于看“报仇雪恨”的武侠小说和武打片,而在中国的武侠小说中,充斥着许多报仇雪恨的故事。

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很容易出现邻里之间的相互猜忌、提防,长此以往,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成为许多人头痛的问题。也就没有个人隐私可言,因为同样不存在隐私空间。在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里,庸俗哲学,诸如“知人知面不知心”,“逢人且说三分话,切莫全抛一片心”等等,不一而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可能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这些东西或多或小地影响到城市,中国人的智慧和情趣有很大一部分被难以处理的人际关系所羁绊。有些人经常说累,多半是由于人际关系难以处理。有人认为中国人之间多内耗,可能原因在此。

2001年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披露了河北承德地区的两个家庭因为几棵果树而打官司的事件。最后两家在经济上大受损失,本来贫穷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而两个家庭在打官司的过程中,不得不坐同一公共汽车去打官司,在十分窒息的氛围中同赴法院。官司后来没有结果,但是这两个家庭依然生活在那里,如何面对,是“相逢一笑泯恩仇”呢?还是继续形同陌路,不得而知。

传统的中国式的生活方式,从文化上限制了人口的异地迁徙,其负面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异地迁徙,实际上是性质绝然不同的迁徙;到了今天,中国的户籍政策,又在政策上限制了农民的自由异地迁徙,造成的人口极端凝滞,也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有人统计,这一政策使得三十多年多出生了一亿人口。因为城市的一个最大的功能是遏制生育,因为城市的生育成本要远高于农村。城市拥有较高的生活成本,城市也没有太强烈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城市,你只生一个女孩,没有人骂你断子绝生。此外,中国的城乡分割,乡镇企业遍地开花,造成大量的资源和土地的浪费,严重地污染了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中国乡村的住宅,没有一个系统的规划,大量地占用有限的耕地资源,加剧了人口众多而耕地不足的矛盾。而公共设施建设由于无法规划,难以进行规模利用,成本太高而无法实施建设。中国的农村改革取得了大的绩效,但是让农民“离土不离乡”,这是最大的制约中国社会良性发展的桎梏。不仅不能有效地配置社会的资源,使人口合理地流动,同时还消蚀着有限的财富。

由于城乡的分割,二元体制的存在,大量的农民出外谋生,到了一年一度的春节回乡团聚,就会出现人口大迁徙,届时,铁道部们的工作人员如临大敌,车站到处人满为患。而在此时,铁路部们趁机涨价,只会加剧城乡的矛盾。而民工长期的两地分居,也会增加无数的矛盾,在家庭中可能是因为长期的夫妻分居所带来的家庭中夫妻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上是所谓的民工与当地城市的社会治安的矛盾。

 

六、余论

    历史已经翻新到了二十一世纪,原始的感恩节的故事不会再重演,地球上也没有一块新的大陆,供后知后觉的中国人去开发、移民,那么本文的意义是否仅仅是一种马后炮式的反思呢?非也,在我们的面前,还有一大块未被开垦的土地,那就是漫无际涯的海洋,海洋蕴藏着无尽的资源,耕海牧渔并非今人的创造。二十一世纪的中华民族,要想人们生活幸福,向海洋要资源恐怕是最为可取的出路。海洋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的新的矛盾焦点。如果抢先一步,有足够的准备,也许能够占得先机,从而立于有利的位置。

 

 


 

[①]张研:试析清代的“分家”——以48件徽州分家文书为中心,载于:www.icac.edu.cn/invite

                 

[]  冈:《过密型农业生产的社会背景》,《中国社会经济史》,19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