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与农民：理论热点与国际经验”
研讨会综述
徐旺生
（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部 北京 100026）
2005年6月11日上午8点30，为期一天的关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与农民：理论热点与国际经验”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历史系108会议室召开，来自北京和南京的20多位有关学者，就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和农村问题上的“理论热点”和“国际经验”展开了有益的讨论。
会议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董正华教授主持。
首先，清华大学历史系的秦晖教授在他的“乡村自治：神话与现实”的报告中，对于最近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乡村自治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针对最近比较热门的历史上“皇权不下县”的话题，他指出，就封建社会的对农民的控制来说，并没有缺位，即“皇权下县”；而封建社会给农民提供公共服务来说，即存在明显的缺位现象，即是“皇责不下县”。他用了“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和“穷在大路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分别加以证明。
中央编译局金雁研究员在她的“警惕社会转型时期的民粹主义”的报告中，回顾了俄国十月革命时期的民粹主义，指出当前中国农村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应当重视如何避免民粹主义的负面影响的问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章铮教授的报告关注当前的现实问题，他在“关于民工荒的几个问题”报告中，就最近东南一带出现的所谓“民工荒”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最近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问题，其与青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过度扩展相联系，一些青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出现了难以招到从业人员。此类三资企业因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大量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无需顾及这些民工中年以后的就业问题，在企业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张的情况下，出现了难以招到工人的现象。他指出，民工进城，并不是为了纯粹为制造业提供劳动力，而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在挣够一定的钱后，但此时的城市并不能提供一个他们可以定居的环境，于是开始自我安排日后的生活及创业。由于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他们都会选择回乡创业，即使是提高工资，也只是缩短了他们在外工作的时间，使他们的回乡之路短一些罢了。因此，在所谓的“民工荒”的背后，存在一个复杂的利益问题，即一些热钱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而这些企业并不愿意为那些民工提供一系列的包括保险、退休等方面的保障，所以大量的30多岁以上的民工游离于劳动力市场之外，因此存在一种结构性的 “民工荒”现象，中国乡村存在大量的未到退休年龄的劳动力。他认为解决的办法之一是：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变为技工密集型制造业。从他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减少农民在整个社会的中相对而言份额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的话，那么如何将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有机的结合，应是当前特别关注的问题。
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沈汉教授做了关于“近代英国国民经济中农业部类的结构和性质问题——兼对两次过渡问题国际大讨论的补正”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按照经典理论，资产阶级时代，整个社会分化为相互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阵营。实际上尽管英国农业资本主义雇佣剥削关系到19世纪已经有相当发展，但已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农场不过占总农场的一半稍多，其中相当一批是使用极少数雇佣劳动力的农场。纯粹家庭农场和把雇佣劳动力作为辅助劳动力的农场占多数。真正的资本主义农场只占农场的少数。近代时期的国民经济仍然是多元结构。工业部类是较先进和集中体现资本主义关系的部类；而农业部类则保留了许多旧的成份。大资本主义租佃农场经营、小型的家庭租佃农场经营、传统的大地主地产和有所有权的自耕农私有制等多种经济成份混合在一起，庄园领主制的残余与自由经营交织在一起。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新生教授在“日本的农业与工业化：从战前到战后”报告中，回顾了日本农业现代化过程。指出战后日本的农业现代化原因之一是承认了个人土地所有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此外，日本的农业补贴政策对农业现代化有着重要的作用，而现今政坛上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与日本农会在选举过程中的支持有着重要的联系。
南京师范大学的郭爱民博士在“从圈地运动看19世纪英国大地产的形成”报告中指出，在英国蔓延了近700年的圈地运动，实质上是一场缓慢的去封建化运动，始于13世纪中叶，终于20世纪初，先后经历了早期圈地运动、议会圈地运动和议会圈地法令。圈地运动是使英国土地流传、形成了19世纪的大地产的重要前提，但圈地运动本身并没有形成大地产。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文礼朋博士作了 “英国雇佣型大农场的衰落” 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分析了19世纪晚期雇佣型农场衰落的现象。英国工业革命后，工厂制度的逐步确立，雇佣工人阶级日益壮大；与此同时，农业中的雇佣农场也有很大的发展，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到了19世纪晚期，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趋势却分道扬镳，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工业企业日益大型化，生产日益集中，大企业主宰了工业生产；大型雇佣型农场排挤的趋势不仅止步不前，而且出现了雇佣型大农场走向衰落的局面。关于此现象的原因，他不同意国内世界史学界所普遍接受的恰亚诺夫式解释，即是因为来自新大陆的廉价食品，造成西欧粮食价格下跌，使农业雇佣经营无利可图。而家庭农场在此情况下，则靠“劳动自我剥削”来维持生存。文礼朋博士指出，其实真正的原因应该是家庭农场适应了现代化的生产技术的要求。只有家庭农场能够将复杂的技术和低的管理成本有机结合。农业生产的生物过程受制于无数的变量，要求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非常富有责任心，否则就会歉收。而大型雇佣农场难以避免雇佣者的卸责倾向，增加了监督成本。他的这份报告，同时引申出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新问题，即在中国的现代化及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究竟农民的素质应该摆在什么位置？我们是不是应该关注中国历史上一直沿袭的“自然人即是农民”的问题。
董正华教授作了题为“关注家庭农业的现代化—兼评最近被‘特别推荐’的一篇文章”的报告，对关于家庭农场的现代化问题作新的诠释。他指出，家庭农场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不仅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都盛行家庭农场经营，就是西方世界亦然。
中国农科院农经所的蒋和平研究员作了关于“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综合评价”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对于自己所做出的评判标准做出详细说明，并对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做出自己的判断，基本结论是中国农业现代化总体水平不高，而且区域差异很大，东部比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高，而中部地区又比西部地区高。其中北京、上海的农业现代化水平居于领先地位。就上海来说，2003几乎接近现代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