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坛中的文化现象
徐旺生
内容提要
▲中国文化是一种关注现世的伦理型文化，当代中国人也相信神，与世界三大宗教文化特征不同的是，中国文化中的神更多地具有功利的色彩。一旦神灵不灵则被废除，因此每一次造神过程都十分短暂。
▲足球是近20年来中国人给予了最大关注的体育项目，但同时又是最令我们大家失望的体育项目。随着中国足球一次次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失败，希望、失望，悲和乐交织其间，其中发生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上述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
中国文化是一种关注现世的伦理型文化，其中儒家文化对中国历史文化具有最重要的影响。尽管儒家文化某些特征类似于宗教，如孔子被历代统治者和老百姓所供奉、崇拜，但是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
然而，宗教现象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中国古代也有产生宗教的土壤和要求，尽管被儒家文化所扼制，但是一有机会，就会表现出来。历史上，佛教传入后，连皇帝都成为信徒。儒家文化本身也被赋予了宗教的一些色彩，如孔子被供奉、崇拜就是有力的证据。
然而，毕竟中国文化的主流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关注现实的文化特征，所以某些宗教行为或要求也只能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当代中国人也相信神，与世界三大宗教文化特征不同的是，由于关注现实，因此中国文化中的神更多地具有功利的色彩。中国人对神的认定，开始往往是认为某一物体或人物，会给人们带来某种好处，一旦认为有所应验，就逐渐地赋予它神的色彩。以后的人们往往带有非常具体的目的去敬拜它。
一旦神灵不灵则被废除，因此每一次造神过程都十分短暂。无用的神灵很快就会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你有时在乡村中看到的某棵并不起眼的大树，它可能有被捧为神灵的辉煌历史。这一文化现象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近20年来的中国足坛可以作为一个极其生动的例子。
足球是近20年来中国人给予了最大关注的体育项目，但同时又是最令我们大家失望的体育项目。随着中国足球一次次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失败，希望、失望，悲和乐交织其间，其中发生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上述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
中国足坛上的造神运动，开始于有意无意地对德国籍的主教练施拉普纳进行的炒作。施拉普纳的出现是在中国足球一次又一次地冲击亚洲走向世界失败以后。当时，从苏永舜，到曾雪麟、高丰文、徐根宝，这些当时中国足坛的优秀教练，都毫无例外地没有把国家队带入世界杯的赛场，举国上下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中国足球的地位与中国体育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不相称，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把中国足球带入世界杯赛场
的人物。对土教练的失望和对洋教练的渴望成为当时的舆论的主流，聘请外籍教练是当时的一致看法。在一片焦急的等待之后，中国人把目光投向了德国，一个默默无闻的但曾经把德国乙级队带入甲级队的德国人施拉普纳被引荐到中国，成为主教练。中国足坛似乎找到了一位救世主。在那个历史时期，不管选中了谁当教练，都将是非常幸运的，都有可能成为神。
在施拉普纳这位神还未到中国之前，舆论就开始进行吹捧，等他来到中国之后，就俨然是一个救世主的形象了，机场的红地毯一般是为最重要的国宾准备的，被铺设到施拉普纳所坐的飞机的舷梯下，这可能是施拉普纳平生绝对不曾想到的。施拉普纳也绝对地与炒作的媒体配合，接手伊始，就开始了他“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式的执教历史。他提出了球员应当爱国的话题，被媒体大加赞赏，仿佛中国球队没有冲出亚洲是因为本国教练在公开场合没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所致；他还说了一句“如果不知道球往哪儿射，往门里射”的俏皮话，也被认作新颖别致，发人深省，仿佛我们的本土教练多年来一直没有教过球员应往哪里射门似的。期间，施氏首次率领中国队参加亚洲杯的比赛，取得了未曾取得过的名次———亚军，成为了其捧上天的资本。“施大爷”的名字顷刻家喻户晓，在各大城市，施拉普纳本人也受到国宾级的接待，一举一动备受关注。我们对他寄予了太多的希望，似乎把中国足球的一切未来都交给了他。也许是事先希望越大，事后失望也将越大的缘故，等到了真正需要回报的时候，施拉普纳带领中国队参加了世界杯外围赛的小组赛，居然小组都没有出线，比历次的冲关水平都差。
中国足球的水平并非在亚洲永无出头之日，除施大爷施教之外，其他几次即使是土教练执教，都是只差一步便能走向世界，为什么没有成功呢？这里的原因可能很多，不过临场心理素质不过硬应是关键原因之一，因为相同水平的球队也有冲出亚洲的，如阿联酋队。中国足协请施拉普纳的原因之一是当时对国内教练水平的不信任，其二可能是希望外籍教练能够提高一下球员的临场技战术水平，调适球员的心理素质。临场技战术的指挥水平并未见高明的地方，结果就可想而知。请来洋教练后的比赛成绩反而没有土教练的好，这是所有人，包括媒体和球迷，所始料不及的。施拉普纳是人，不是神，充其量和我们的皮肤颜色不一样，可是我们却把中国足球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
这一切与我们媒体的炒作大有干系。它与我们媒体的一个先入的假定和一个推定有关。先入的假定是我们的球队的水平具备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能力；推定则是认为施拉普纳既然能够在德国将乙级队带入甲级队，在中国为什么不能将国家队带入世界杯呢？新闻界热衷的是短期炒作，实际上是一锤子买卖，根本就不在乎太多的期望，得到的可能是太多的失望。把千万人的期望押在某一个人身上，风险很大。当然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在不知不觉地在从事一项造神运动，我们原来请来的不是教练，而是把他当作一个神，神终归是靠不住的。
土教练不行时，换洋教练，洋教练不行了，再换土教练，后来又换成了英国人霍顿，也是一位在欧洲并不特别出名的人物。在施拉普纳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在霍顿身上又在重复着。霍顿，传媒也将其视为中国足坛新一代的救世主了，在他的身上也可以看到施拉普纳的影子。
长期以来，韩国足球的存在，使中国的足球似乎永无出头之日。霍顿率领的国家队在东亚四强赛拿了一个亚军，似乎让中国的足球看到了希望。后来霍顿又率领中国队和韩国队进行中韩对抗赛，如果在对抗赛中获胜了，最大的赢家大概不是中国足球本身，而是主教练英国人霍顿，神的地位将得到加强。作为教练，他当然热衷于制造新闻。天不作美，中国的足球始终在亚洲走不出去，造神运动又以失败告终。于今，英国人霍顿走了，是以失败而被解除教练的职务，当然又会有新的人物来占住这一位置。这不，又来了南斯拉夫人米洛蒂洛维奇，但愿他的命运会好一些。
中国的足坛喜欢吃什么补什么。中国足球得到恐韩症的时候，韩国的足球教练成了中国足坛的抢手货，大批的韩国教练被请到了中国的足球场上，但是中国足球的恐韩症至今还是病得不轻。当南斯拉夫教练拿了甲A的冠军以后，南斯拉夫教练成为中国足坛的畅销货，但是现在已经有南斯拉夫教练下岗了。看来吃什么补什么效果并不佳。
请施拉普纳这个神；以韩国人来克服恐韩症；你烧南斯拉夫香，我也烧南斯拉夫香。这就是中国的足球。是迷信，还是神的意识在其中作祟呢？我认为，在它们的背后，清楚地透露出了中国文化特有的现象。
《国际歌》我们唱了无数遍，其中“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说得十分透彻，但是为什么我们还热衷于寻找救世主呢?文化使然也。
在一个功利色彩浓厚，试图通过某种非常办法的方式达到目的的氛围下，你会发现，过于刻薄，缺乏必要的宽容便到处可见。这一点，在中国的足球场上表现得非常突出。在中国当今的甲A，充斥着极端的功利和浮躁色彩，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假球、黑哨充斥其间，有时一个正常的输赢被无端地注入许多的猜测，有时可能确实有内幕交易，有时可能是纯粹的无中生有的瞎猜，足球成了充满是是非非的场所。一个较关键的错误判决，得好处者暗自高兴，吃亏者公开骂娘，而吃亏者在上一轮也许正是得到好处者。关键的比赛场次输赢，有些人马上就会想到内幕交易。假如人人都这样去想，并且都是同一种心态，那么就真是可悲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最好的例子是今年的欧洲杯。有些场次的比赛结果按照中国有些人的思想，不知将有多少有关假球、黑哨的新闻，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
中国足球不应搞什么崇拜，把希望寄托在某神的身上，而应该从基本功抓起。急功近利的做法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将中国足球的水平提高一个档次的，进入世界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并不是请来一二位高水平的洋教练就能解决问题的。
（作者系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原载《深圳特区报》2000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