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耕起源的角度看汉藏民族关系

 中国农业博物馆  徐旺生

       关于汉藏民族关系问题，历年来已有许多学者作过研究，论说纷纭，观点众多，笔者在研究中国的农耕的起源和传播问题时，发现远在旧石器时代西藏就有人类生存，而从人类和农耕起源的背景来看，西藏比别的地区具备更为有利的条件，因此本文在这里从人类的起源以及农耕的起源和传播这一学术界不大关注的角度，对藏、羌、汉族等民族关系的问题作一初步地探讨，以求教于同行。

    目前学术界关于藏族的起源问题，据韦刚在《藏族族源探索》一文中归纳有三种观点，其一为：“藏族源于西羌，藏即是羌”说；其二为“藏族源于印度释迦王系”说；其三为“藏族源于雅鲁藏布江流域，即土蕃”说。这三种观点在今天看来可能第三种略占优势。笔者不仅同意上述的第三种观点，而且认为，汉族在早期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生活在今天西藏地区的原始居民即早期的藏族人民起了关键的作用，而传说中的炎帝即是姜姓，可能来自青藏高原，是青藏高原的远古居民向东迁徙的后代。而导致笔者提出这一观点的直接原因，是笔者发现，1、青藏高原是长江和黄河两大中华民族母亲河的发源地，如果认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黄河和长江，那么青藏高原更是有条件充当中华民族的母亲原的角色；2、今天藏族人的肤色，与北方汉族人肤色和面像极其相似；3、依据西藏地区早期的生存环境特别恶劣，同时并未受到外部力量的强制的而继续在当地生存的事实，可以推断出这里是民族的原生地的结论。青藏高原是世界的屋脊，现今的藏北无人区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存，他们来自何处。如果认为他们从别处迁入，理由不充分，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生存的环境只能是从环境相对恶劣的地区迁徙到环境相对好一些的地区，一般不会出现从环境相对优越的地区向环境相对恶劣的地区迁徙的情况，除非出现了以下两种情况，其一，是因为外部势力的直接的干预，使得当地的人们不得不向生存环境更差一些的地区迁徙，如中国历史上原先生活在长江流域一带的少数民族的人们由于汉族的压制，不得不向西南地区迁徙；其二，是因为生存的能力增强，人类有能力在气候条件恶劣的地区生存，如中南欧地区古居民向北极地区迁徙。根据这一规律，我们发现现今的藏族的居民，生活在一个高寒缺氧的十分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从4—5千前的卡诺文化直到今天，并不存在外族入侵强占家园的人为灾害的情况下，相反在唐代的时候，向外扩张，而其本身的生存能力也未见有大的改观，却依然继续生存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中，只能表明藏族原先就是以青藏高原为故乡，他们不是从别处迁徙而来的。而从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藏族的先人极有可能不是从唐代才开始与中原地区的后来汉族产生接触，传说中的先秦时期的姜姓，可能是来自青藏高原。中国北方原始社会时期的民族的大融合，可能是不同时代的藏族居民在向中原地区迁徙过程中的相互融合。因此汉族和藏族，在遥远的古代，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青藏高原可能是许多民族的原生地，他们的祖先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4、只有生存在环境恶劣的地区的民族在比较早的时代有向外扩张的冲动，一旦其时机成熟，便付诸行动，藏族在唐代形成的吐蕃部落，势力较强，向外扩张在所难免。

   （一）、从生命的起源角度看青藏高原的特殊地位与汉藏关系

    科学的研究表明，一切的生命都是来自海洋，而哺乳动物则是从水中不得不走向陆地的产物，而这一过程最有可能发生的地区是青藏高原，据研究表明，在距今一亿六千万年到一亿四千万年的侏罗纪早期和中期，西藏高原是浩海一片，到了上新世初期，才上升为陆地。当时西藏海拔才平均二千米左右。地势东南低而西边稍高，西北部为针叶、阔叶混交林地带；东南部为灌丛、草地混杂地带，沼泽湖泊星罗棋布。到了第四纪，由于喜马拉雅山不断隆起，因为青藏高原是地球上最年轻的陆地，原先那里是一片浩瀚的海洋，因为地球的自身变化才逐渐抬升变成陆地，既而变成高原。中国的西南地区特别是其中的青藏高原最有可能是人类始祖最早的故乡。

   （二）、从人类的起源角度看青藏高原的特殊地位与汉藏关系

    据人类起源研究表明，人们曾经认为非洲是人类的起源地，但是最近的研究和发现表明这一观点应当修正，因为在中国的西南地区，有大量的早期人类的骨骼的发现，已有学者根据这些发现提出西藏高原及其邻近地区是人类的可能发源地[1] 。笔者以为这一观点不仅与现今的一些早期人类骨骼的发现地点所反映的现象相吻合，而且也与现今的关于人类是如何起源的机制相吻合。人类的起源的直接原因是因为生活在森林中的类人猿，在气温大幅度降低的情况下，不得不走向平地，必须从事劳动，直立行走，学会了语言。而青藏高原地区由于海拔高度较高，在气温大幅度下降的时候，最先面临着生存危机，因此青藏高原地区是可能的最早期的人类起源地，而中国西南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早期人类化石，与青藏高原相距不太远，说明人类走向平地的历程是从这里及其周围开始的。

    从生物进化和人类起源的角度来看，西藏完全有可能是人类从猿到人这一过程的完成地区。

   （三）、从农耕的起源角度看青藏高原的特殊地位与汉藏关系

    农耕的产生和发展，也与青藏高原有着较密切的关系。关于农业是如何产生的，可以追溯到距今一万年以前，其诱发因素是第四纪冰期。距今大约7万年前，地史上第四纪晚更新世冰期来临，此次冰期的特点是全球性的，主要特点降雪量增加，融雪量减少，雪线远远低于冰期以前，气温大幅度下降，这时中国有大理冰期，蓝田人所在地区气温比现在平均低8℃，河北平原平均气温4～5℃。由于温度变化，气温带型也随之发生变化，蓝田地区生长在高山地区的云杉蔓延到河谷，发源于北美的真马在新大陆全部灭绝，其中的一支在旧大陆幸存，成为今天马的祖先。由于气温的变化，多汁浆果植物在蓝田地区由于云杉代替，水果等喜温作物少了，代之的草木植物大量繁殖，原来主要以木本为依靠的人类面临着食物危机，大量动物南迁，猛犸象、披毛犀等寒带亚温带动物向南分布，许多植物灭绝，只有一些封闭的山麓地区，由于影响较少，因而能保存一些古老的种属，如中国南部保存下来的苏铁、水杉、银杏等。一些生长在南部地区的植物受冰期影响较小，而能大量保存下来。从前的采集生活便变得极其艰难，原始人类主要为生的野生植物采集源枯竭了。这一变化促使人类为了生存使出了浑身解数；ａ：寻找新的食物来源。气温的大幅度下降，直接造成浆果类植物减少，但同时促成禾本科类植物大量发育，禾谷类种子便成为人类的主要采集对象。这样促使人们对草本禾谷类植物的认识加强。ｂ：贮藏食物以备食物匮乏的季节食用。因为温度下降太大，原来那种四季食物采集无甚差别的状况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即采集出现淡季和旺季之分，这就要求人们在旺季采集足够多的食物以备淡季食用。这就是意味着要贮藏，有了贮藏，人类便在利用自然的基础上迈开了一大步。那些没有贮藏足够食物的人们可能就熬不过冬天而死去，而那些贮藏有足够食物的人们便能够活下去。在贮藏采集过程中，人类和植物的关系也就远比冰期来临之前密切。首先他们熟悉采集植物的一般生活习性。如何时结果，并采集之，否则因食物的采集期有限，超过一定时间，许多植物种子便自行脱落入土，就难以获得，如水稻。其次，食物在贮藏过程中，有时会自动发芽，并变成植株结出和原来一样的种子，或者在居住地无意识地掉落一些植物种子，待他们迁徙后发芽成长，碰巧他们回来时，发现了这种“奇怪”的现象，这不能不诱发他们试着把种子撒入周围的土壤之中，看看是否发芽并结实。第三，人类天天为吃饭奔忙，不能不从中发现大自然的这种神奇。第四，人类的智力水平已经相当发达，更新世末期山顶洞人的脑量已与现代人类的脑量相差不大。人类智力水平足够去思考这种现象。由此诱发人类有意识地把贮藏后以备食用的剩余种子，播种在他们的周围，或者省下贮藏中的一部分直接播种等待收获，这种类似于今天的农民从事农业的行为，一旦拥有，便可以说是作为观念的农业产生了。但是由于处于冰期之中，贮藏以备食用并有余的情况是极少的，即便偶尔一两年之中有剩余，而产生种植行为也不能判定农业已经产生，因为以种植为特征的农业产生，必须要有时间的连续性作保证，而冰期之中的贮藏只能诱发农业观念的产生，而不能保证农业产生的其它条件具备。因此，我们只能说冰期之中作为观念的农业已经产生了，而作为实体的农业，还需其它方面条件作保证。到了全新世以后，冰期结束，地质史上的全新世来临以后，由于气候的好转，农业才有可能产生。这时由于气候的关系，采集比较丰富，越冬到第二年依然有剩余，于是人们便把剩余的种子有意识地撒在居住地周围或特定的区域。温度的适宜与否与食物的足与不足直接相关，更新世由于气候寒冷造成食物不足和全新世气候温暖造成粮食略有剩余这一结论是可靠的，更新世末期贮藏的不足限制了农业起源的实现，全新世的这种剩余，将使得人类具备产生原始农业的基本条件，即不象更新世末期的人类那样仅仅偶尔从事种植活动，他们可以通过连续的贮藏种植收获活动来走上驯化道路。种植的产生从社会学的角度还可能与人类的自私行为有关，即在采集不太充实的时代，人们各自占有一块尚未成熟的野生植物如水稻，然后逐渐从采集走向种植，向大自然索取。[2] 青藏高原地区是地球上最高的高原，在第四纪的最后一次冰期晚更新世冰期之中，最先面临着气候严寒所带来的威胁，毫无例外，所有的人们必须对此作出反应，青藏高原地区的人们对此作出的反应是从高海拔的地区向低海拔地区迁徙。一九七六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藏北高原进行多学科综合科学考察时，分别在申扎境内的珠洛勒、卢令和双湖境内的玛尼、绥绍拉等五处地点采集到了石片石器和细石器156件，[3] 此外在色林湖东岸的各听、申扎县的多格则乡、日土县的扎布乡采集到了100多件石器，[4] 这些石器的采集地点均在海拔4500—5200米的高寒地区，而现今这一地区的气候十分严寒，少有人类生存。一般的解释是当全新世早期及其以前，这里的自然环境不象今天这样严寒，因而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的人们大批地生活在这里，从事采集和狩猎活动，后来由于气候变得干冷，才形成目前的这种状况。[5] 从上述的诸多石器类型特征来看，藏北地区的旧石器在加工方法上，其特征中国旧石器文化所共有的，[6] 在石器形制上，同华北一带的旧石器晚期遗存有着类似的性质。[7] 如果我们从黄河流域中心论的角度来分析，将会认为这里的旧石器是受黄河流域影响的结果，但是这无法解释为什么西藏远在旧石器时代，与黄河流域相距十分遥远的情况下，会发生两地之间的文化传播行为。因为现有的发现西藏地区最早的人类是林芝人，生活在在八千年前年前左右，如果有传播，如何进行？相距如此的遥远，且黄河流域本地并非是人烟稠密，即便要传播也会向生存条件好一些的地区传播。因而只能说远在遥远的古代，西藏就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是林芝人祖先，是今天藏族人民的祖先，他们是生存空间曾经到达了现今无人居住的藏北高寒地区。在那里从事狩猎活动，待晚更新世冰期来临以后，他们不得不从原先能够生活的藏北高寒地区向低海拔地区迁徙，因而他们在高原无人区留下了生活工具，而在低海拔地区，他们不得不他们在全新世来临以后，也发明了农耕和畜牧。卡诺遗址的文化内涵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卡诺遗址位于昌都镇西南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 面积达1万平方米, 目前仅发掘1800平方米, 发现房屋遗址28处,房屋可分为半地穴和地上房屋两类,而半地穴房屋又有圜底、平底和石墙房屋3式。半地穴式房屋被认为是双层建筑, 上层住人, 下层饲养牲畜。卡若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器, 细石器和磨制石器, 共数百件之多, 遗址中还出土了2万多件陶片。与农业直接相关的是出土了十几种动物骨骼, 有猪、羚、狍、牛、青羊、藏原羊、獐等 , 其中猪被鉴定为是饲养品种, 农作物有粟, 由此可知昌都卡诺人已过上了农耕与畜牧生活, 碳十四的测定表明,卡诺文化的距今年代为早期距今4750±145～5555±125年, 晚期为距今4750±135年, 而卡诺文化农业的遗存表明, 农业已处于相当发展阶段, 显然与农业起源之初相去甚远。与此同时，在青藏高原地区，从近年栽培大麦的野生种的发现这一事实可以看到, 西藏是栽培大麦的起源中心之一。1974年,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野外考察发现, 西藏和川西地区广泛存在着二  野生大麦, 还发现了与栽培大麦起源关系密切的六  野生大驯化过程, 同时还存在一种前所未知的瓶形野生大麦, 并发现了一些中间的过渡类型, 说明我国西南地区曾经有过大麦物种的进化过程。这一过程的存在, 表明中国的西南地区是一独立的大麦起源地, 也就是说西藏地区出现了独立的作物驯化行为,因为大麦栽培如果是从外界传入, 那么西藏地区不必要重复这一驯化过程, 而大麦从驯化开始到成功, 没有人类干预是不可想象的。西藏是大麦起源中心之一的结论,也就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农耕起源中心的结论提供了有力的依据。[8] 从农耕起源的角度来看，西藏完全可能是一个起源中心。

    需要作出说明的是，一般把藏北地区现今无人区出现旧石器的原因归为距今八千多年前气候变暧的结果，但是如果把西藏作为一个农耕的起源地，就会发现这些旧石器可能不是某一个时期的遗物，而是几个时期遗物的共同体，其中的旧石器可能是旧石器时代的遗物，而细石器则是距今八千年左右的遗物，按照考古学的石器分类方法，这似乎更有道理。

    （四）、从考古发现的角度看青藏高原的特殊地位与汉藏关系

   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与青藏高原地理位置十分接近的甘肃和青海地区的原始农业十分发达，但是由于受黄河流域中心论的影响，甘肃和青海地区的原始农业文化被纳入到黄河流域的文化体系之中。如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撰写的《甘肃文物考古工作十年》一文中，将秦安大地湾遗址的所包含的文化类型归入老官台文化，大地湾一期的主要遗存属于老官台文化偏早阶段，还指出在大地湾遗址的下层还首次发现了前仰韶文化遗存。甘肃和青海地区是历史时期羌人的活动场所，实际上，如何看待羌人的历史直接关系到如何对甘肃和青海地区的古代文化进行定位。如果单纯地从汉族的文献记载来看，就会发现西藏的古居民是从黄河流域迁徙而来的。有关藏族的族源直接记载，首见于新旧《唐书》，《旧唐书·吐蕃传》曰：“吐蕃, 在长安之西八千里, 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所出也。”《新唐书·吐蕃传》进一步说：“吐蕃本西羌属，……其俗， 重鬼巫， 事    为大神。”因此西藏藏民为羌人一支似乎已成定论。《后汉书·西羌传》曰：“西羌之本， 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 徙之三危。三危之地约在今陕、川、甘交界之处，而又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 羌人之一支  部落，“畏秦人之威， 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 与众羌绝远, 不复交通……。”后来  的子孙“或为牦牛种， 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但是我们无法解释羌人受秦人之迫为什么不是到别的地区，譬如到了四川等地，而偏偏到了人烟稀少青藏高原呢？因为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后来  的子孙“或为牦牛种， 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恰恰即是到了四川等地，这一记载似乎更为合理。[9] 因此我们有必要换一种角度来看这一现象，即抛弃原有的惯性思维，把羌人看作是古藏民向中原地区迁徙的后代和中原地区华夏族古居民向西北地区迁徙的后代的混合体。

    藏、羌、汉族有着直接的的关系，在汉族的历史传说中已有反映，现今的甘肃和青海一带，生活着的居民是羌人，羌字是羊下从人，是以羊为图腾的民族，而传说中的今天华夏民族的祖先炎帝，是姜姓，反映羌、姜是同源的民族。湟水流域的许多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遗址，似乎都是羌人的遗址。到了商代，出现了甲骨文的时候，“羌”或“羌方”经常出现在甲骨文中，卜辞中“羌”或“羌方”常被认为是强大的敌人，说明“羌”或“羌方”已经具备强大的扩张能力，对当时的商王朝构成了较大的威胁。

    藏、羌、汉族有着直接的的关系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何者为源，何者为流呢？笔者在这里不同意传统的观点，即认为羌人是华夏民族早期居民向西北地区扩张的后代，藏族则是羌人后代。而是认为，羌人是古藏人在高寒地区向环境相对优越的一些地区迁徙而寻找新的生存空间的移民，至于生活在今天山西和陕西一带的华夏民族的先民可能也是从青藏高原向东迁徙的移民的后代，与羌人不同的是迁徙的时间不同而已。

    从中华民族长期的形成历史来看，我们今天的汉族是一个有着极其复杂的形成历史的民族，而民族的迁徙和演变与当地的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西南地区作为可能的人类起源中心，当人类从该地直立行走以后，到了全新世以后，高原不断隆起，该地区已是“高处不胜寒”了，这一突发事件促成了农耕和畜牧的产生，而在高原地区生活的居民在以后的日子里由于环境的不断变化，不得不向外部世界迁徙，可能古代的姜姓就是来自青藏高原，他们后来便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从人类的迁徙和移民的角度来看，当出现食物短缺等原因造成人群必须向别处迁徙时，一般向生存条件较好的地区转移，如欧洲移民向美洲和澳洲迁徙。而当出现人为战争等原因，造成生存问题，才可能出现向生存环境恶劣的地区迁徙，如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有一些是因为外部势力的扩张，不得不向远比自己原来生存条件差的山区转移，但是，即便出现外部的压力，似乎人们也不会向极其高寒的青藏高原地区转移。即便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西南高山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移民的历史比较晚，而青藏高原远在距今八千年前已有人类生存，因此青藏高原是一个人类至少生活了一万年以上的摇蓝。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早期汉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至少有古藏族的参与。

    当然世界历史确实存在着非战争的外部原因促成由生存条件较好的地区向生存条件较差的地区迁徙的现象，这一般是在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的。如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极其寒冷，后来生产力相对进步的欧洲中部地区的居民在具备足够的抗御恶劣环境的能力后，才逐渐向该地移居。中原地区的古居民也曾出现向西藏及其同边地区迁徙的现象。当更早一些的古藏民进入黄河流域成为古华夏族时，由于黄河流域的生存环境比青藏高原地区优越得多，黄土由于其特殊的理化性质，非常适合于早期的原始工具的耕作，因此黄河流域地区的古代文明在亚洲大陆处于领先地位，其生存能力大为提高，到了后来，他们具备了向环境相对恶劣一些的地区迁徙的能力，后来的汉族文献记载的羌人是黄河流域的古居民向西迁徙，羌藏同源，其原因大约就在此。因此我们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天藏族的形成历史，也有当时早期汉族的参与。

    汉藏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出现了互相影响的现象，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汉藏民族在历史上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

    按照上述的思路，我们完全可以否定所谓的西藏“形成于印度释迦王系”说。从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林芝人在人种上属黄种，今天的西藏人，在人种分类上属极其标准的黄种人，因此可以完全否定西藏人种来源于印度雅利安人种。当然某些人还会提出古代的印度可能也是黄种人，西藏人来自于古印度人。这一提法也是错误的。因为，诚然，印度次大陆在雅利安人侵入之前，确实生活着一些与雅利安人不同的古代印度人，这些人不属于雅利安人种，但是在第三纪末开始喜马拉雅山隆起以后，西藏地区的动物群就与印度的西瓦利克动物群不同。[10] 而在第四纪以来随着青藏高原的隆起，环境的恶劣，而人类的生存能力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如果说有迁徙的话，只能是从青藏高原向环境相对优越一些的印度次大陆迁徙，不大可能由印度次大陆向环境十分恶劣的青藏高原迁徙，人类早期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远较今天大。至于说后来的西藏受印度佛教的影响，那已是很晚的事情了。即便有影响，也仅仅是宗教方面的影响，如果在人种上有影响的话，那么今天的西藏人应具有雅利安人的某些特征，而事实上，今天的西藏人依然是典型的黄种人。

   （五）、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青藏高原的特殊地位与汉藏关系

    在语言系属上，同汉语最接近的是藏缅语，藏缅语族包括藏、缅、羌、彝、景颇等语支，同苗瑶语族、壮侗语族一起构成汉藏语系，使用汉语和使用原始藏语的两个人群，大约在父系社会的前期，即夏代以前就已分离。语言学的比较研究表明，汉语和藏缅语族的各语支的同源词的关系密切程度大致相等，而藏缅语族各语支之间的同源词的关系密切程度则很高，这说明汉语和藏语关系密切，但是何为语祖，难以判断。如果根据汉语和使用原始藏语的两个人群，大约在夏代以前就已分离的事实，再结合羌藏同源，羌人是由中原地区向西部迁徙的人群的后代，那么可以得出藏族的语言应保留一些古羌语的特征和词性的结论，但是据刘光坤的研究表明，羌语中的北部方言中有些词和藏语书面语特别近似，经过羌语方言土语各代表点的对比，才发现这些词并不是羌语中固有的而是从藏语中吸收的。[11] 这一考证表明，至少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藏族并不完全源于羌，而倒是由此可以得出羌来源于藏的结论。因此有人指出，古藏人文化高于西北古羌人，在雅隆部落兴起与扩张后，古藏人才和西北古羌人有了接触，松赞干布统一全藏，向东占领了许多西羌领地，这些西羌部落有些慢慢地融入藏族中，有的保持着部落的传统，但仍受藏族文化的影响，所以出现了羌语中有藏语借词的现象。因此藏源于羌之说是不能成立的。[12]

    （六）、简短的结论

总之，西藏是所有民族中最为神秘的民族，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为神秘的高原，有许多的秘密留待我们去破译。笔者在这里从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农耕的起源、考古发现、语言学的角度，可以清楚地看到，汉藏民族在历史上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可以说真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外，我们曾经多次地指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后来又由于长江流域一带的考古发现，长江也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追问一下，具体在什么地方，我们可能就回答不上来。实际上，长江和黄河的源头，都是在青藏高原，我们为什么不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呢？为什么只局限于长江和黄河的中下游呢？

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到底在何方，值得我们更进一步的探讨，本人认为中华民族起源于青藏高原的观点可能一无是处，但是笔者认为错了并不可怕，它能反衬出正确的观点，可怕的是多少年来我们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