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还缺少些什么？
徐旺生（中国农业博物馆）
2002年8月21日，近40名学者聚会卧佛寺饭店，他们在此举办一个却有一个宏大题目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的学术研讨会。新闻报导说，这次学术研讨会是因为“被问题意识召集在一起”，并指出这次会议最另类的地方是“与会学者来自人文社会科学的九个不同学科，包括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考古学。”“他们虽然来自不同学科，却有着共同的研究旨趣。当你拿到与会学者的名单时，你可以看到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阵营中的许多代表人物。如：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毛丹（浙江大学社会思想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刘北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汪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黄克武（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李伯重（清华大学经济系）、王笛（美国德克萨斯州A.M大学）、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葛兆光（清华大学历史系）、贺照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纳日碧力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梁治平（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朱苏力（北京大学法律系）、赵世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孙江（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应星（中国政法大学）、陈春声（中山大学历史系）、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刘志伟（中山大学历史系）、李零（北京大学中文系）、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等等。不用说，这些人都是一些中国当今学界的顶尖人物。”（光明日报，2002年9月28日）
显然，这些中国当今学术的活跃分子的参与，人们自然会对这次会议抱有较大的期望，但是从最后的讨论问题来看，我们还是感到了失望。因为他们主要探讨的问题可以归为如下三类：一、历史记忆问题；二、历史书写问题；三、地方性知识和普遍知识的关系问题。不用说，这些问题并不是什么新的问题，而是多少年来都存在的问题。
当然更大的失望还不是这些，而是对参与者的组成上。据我看来，在人们津津乐道的参与者由“人文社会科学九个学科”参加，并为之感到欣喜的时候，我们却认为，这并不会带来什么新的飞跃。原因是上述的所有学科，充其量只是文献资料研究者的学科，或者说是历史学原有的研究领域的外延，只不过是因为今天的学科分类更加细的缘故。这么多年来，历史学从二十多年前的“显学” 沦为今天的“一般学科”，并且有很多地域已经被别的学科蚕食，今天又把这些人请回来，只不过重温一下昔日的“辉煌”而已。可能是因为，分家太久，又重新合并一起，忘记了原来的关系，历史又在原地打了一个转。
我认为历史学的现状值得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人们还是将历史学作为机械的、以历史记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考古和田野的东西尽管已经进入了他们的视野，科学性已经大为改善。但是最大的缺陷是，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人，而主要不是那些泛黄的旧书本。在历史视野中的人，不仅仅是社会意义上的人，而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因此在此意义上，如果历史学家在构建学科中，没有理科的学者的参与，肯定还是有缺陷的。显然这次会议扩大历史研究参与者的范围，只是限定在我们一直以来所认定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还没有人意识到当今中国的“人文科学”是否真的就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这让人很容易想起不久前的一个学术讲座，“中国的劳动分工为何难发展？（见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这是由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陈平教授作的。他在讲座中，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认为：“资本主义萌芽不是一个英国的现象，是一个各个文明的冲突结果，是拿我们物理学话来讲，是催化反应的结果，是扩散反映的过程。所以它的上面还有一个世界系统……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批历史学家在那讨论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他就没有想到，这个资本主义萌芽，并不仅是商业，而是劳动分工的发展趋势，所以我想这个可以解释，李约瑟问题和这个“肖奴—沃勒斯坦佯谬”我们都可以解释。”他在解释“李约瑟的问题”时说：“为什么科学出现在西欧，而没有出现在中国或者其它的文明。那么，中国人喜欢问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这么长？但李约瑟换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科学出现在西欧？但是呢，亚当斯密讲的问题是这样，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的起源，所以我就把李约瑟的问题改一下，为什么劳动分工起源在西欧而不是在中国，那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呢，可以用我们复杂系统科学的研讨来回答。”复杂系统科学即是自然科学方法。陈平教授是学物理的，他用“经济结构来解释”这个问题，他的结论自然比今天历史学家更加有说服力。在这种解释框架下，一些学者研究、讨论的问题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了。
另外一个学者是金观涛教授，他是学化学的，他对中国历史研究的的主要思路是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并且运用“构造型自然观”和“循环加速机制”等理论为主要思路来解释中国社会的某些现象。
问题的回答是对是错自然读者可以自己判断，但是由此引起的问题值得人们思考。至少在他的语境下，我们有更加多的思考的余地，去进一步地去证伪。而一个学科的发展，在没有可能证伪之前，都是不能算是进入了正轨。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在宋代以前据说领先于世界，却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落后。原因之一应该是没有证伪，永远停留在经验层次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太阳和地球，到底谁围绕谁转的问题？欧洲历史上争论了无数的年代，有人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据我有限的阅历所知，中国历史上大概还没有人提出此类问题，即使提出来，也没有人去证伪。
还有，自然科学的学者如竺可桢的论文，《中国近五千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广泛地引用，大约是还没有那一位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成果有如此的殊荣。
更加著名的学者是李约瑟，他是学化学的，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就不用在此多说了。鲁桂珍在李约瑟小传中坦言说，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所以，陈平教授说：“我觉得李约瑟能提出一个好的问题，象我这个是理科中学，理科大学出来的，从来没有受过人文历史的正规训练，反而能看到所谓的反常现象。”
中国历史也十分悠久，可以研究的问题也是十分的多，从事研究的学者也可以说是众多，可是在中国历史学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什么象样的“模式”或者“理论”，如法国学者提出的“肖奴—沃勒斯坦佯谬”，或者说经济史上美国学者提出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内卷化”等理论，更没有象英国学者的“李约瑟问题”之类的问题的提出。实际上，只有在问题提出后，人们才会去解决问题，社会因之进步。
而如果一个学科，总是一些枯燥的史料罗列，更多也许是一个字的翻来覆去，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中国的历史学，在这些年来，可以说有一个较好的发展空间，但现在我们还真说不好是否这么多年是有些问题是研究得清晰了呢？还是研究得越来越糊涂？
光明日报记者最后这样总结了这次题为“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的会议，说：“自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之后，时间已经整整过去了100年，中国史学的风格和流派基本没有超越新史学的命题和框架。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其他学科纷纷进入史学领域，探讨史学课题，开始打破梁启超对史学的解释和对史学的内涵与格局的规定，而且已见成果。”我愿意在后面加上以下的话：“如果历史学家仅仅将人类的历史看作社会学意义上的人，而不同时看作是生物学意义的人的话，肯定这个学科还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旺生，大作已上网，并大致读过，兄台对现今史学的忧虑，早在言谈之中已有领教，这次又能获读高见，幸甚。不过，我对于史学可能与你有不同的看法，你对史学的要求很高，这无可厚非，你的理想也可喜可贺。但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史学家，都必须从最基本的史料开始，这应该是问题的出发点，舍此，遑论什么“模式”或者“理论”，以你提到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内卷化”而言，据我粗浅的了解，实在是与国内史学界早已流行的所谓“明清停滞论”有相似之处，无非是他们又增加了一些材料，提出了一个好听的名词而已。我很赞成这样一种说法，即史学就是史料学。如果基本的史料都没有搞清楚，就去建构“模式”或“理论”，不亦惑乎？比如您在文中提到“经济史上美国学者提出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内卷化’等理论”，就有一个史料问题，“内卷化”的发明人黄宗智，是个美籍华人，说他是美国学者还勉强，但“高水平均衡陷阱”的作者Mark Elvin，有地方说他是英国人，到底他是美国人、英国人，还是澳大利亚人？也许他现住美国，但他可能出生在英国，写“高水平均衡陷阱”一文时可能住在澳大利亚，径直称为美国人，不也武断乎？这就需要考证。我以为历史学还是应该从最基本的史料做起。（曾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