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有多重要？

徐旺生（中国农业博物馆）

编者：看到你的回应，本想马上给予答复，由于一些其它的事情，所以直到现在才有机会继续谈谈我的看法，不做回答好象不太好。

我的文中，有一些所谓的硬伤（据说硬伤是做学问的大忌，但我却不以为然），诸如你在文中指出的关于Mark Elvin，中文名字大概伊懋可，“有地方说他是英国人，到底他是美国人、英国人，还是澳大利亚人？也许他现住美国，但他可能出生在英国，写“高水平均衡陷阱”一文时可能住在澳大利亚，径直称为美国人，不也武断乎？这就需要考证。”因此我觉得话题从这儿开始比较好，有些东西确实需要考证，但是考证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是为了弄清某些常识吗？况且如果是常识，就是搞错了，关系不会太大。还以Mark Elvin为例，他是什么国家的人，实在是不重要。而一些红学家，成天考证关于曹雪芹的祖父做什么官等等问题，又有什么意思呢？清代出了好多的考据大家，今天的人们如果不去从事考据的话，恐怕不会知道他们到底干了些什么的。关于考证，我还是不以为然，不过让我先讲一个故事。

好象（对不起，手头没有圣经，无法查实，即便是有些错误，并没有关系）是圣经上说，上帝为了让人们永无休止地争论下去，就发明了多种语言，这样人们操着不同的语言，无法去真正地干一些有用的事情。所以在欧洲，土地面积比中国差不多，却有着无数的语言。这种以字母的拼法来读音的文字，发展很快，一千多年前的文字今天绝对无人能够理解其意思，于是他们也就不会去作考证文字的“学问”了。如印度的梵文，今天很少有人能够懂了。然而在中国，由于秦始皇统一文字，后来几乎所有的人都说一种语言，当然有不同的方言，但是毕竟语言相同，上帝用无法多种语言来使这儿的人相互来消磨时光，于是上帝让中国人始终使用方块字，这种字的变化不大，两千多年前的文字，今天的人也能够知道大概是什么意思，但是也不是说没有变化，过了几百年文字就会感到比较难懂了。所以他们的一些知识分子总是在文字上下功夫，因为上面确实有“学问”可做，活生生地生出了许多的学问。于是很多的中国人，古人和现代人，做起了考证的学问。在你我所知的农史界，关于某一字的来龙去脉的考证文章很多，诸如“五谷”内容的考证，直到今天我还没有搞懂到底什么是五谷，也许是本人太愚顽了。

真的说到考据，几千年来好多的人，浪费了无数光阴的考据，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有多大的作用呢？没有人去定量研究，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课题。而又有多少的考证真正地让人感到确实是那么回事呢？以儒家的“儒”字，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字吧，许多的人去考证过，我现在手头没有书，结论是什么意思也没有记住。但是据我所知，迄今为止，所有的关于“儒”字的解释都没有说服力。儒字真正的含义可能是有农业有关，左边代表人，右上是一个雨，右下则是一个法器，看看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下面的鱼纹应该是一个法器。结合起来看，儒字在造字时，表示一个人在用一个东西求雨，所以儒的原来所指，应该是一个巫师的角色。在黄河流域一带，农业生产对于雨水的需求是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后来这种求雨的人，被当时的统治者所用，最后儒字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儒家的代名词。我本想就儒字写一个小文章，稍作引申，但是一来没有时间去查封资料，同时也不愿意费时去做此类工作。如果有象我在上面所做的分析或者考据一样的文章，我还是愿意看的。当然我的考证也许是错的，但是这种考证总能够给人一点启示。可惜的是现在的许多的考证，既不能给人启示，也不能考证出一些常识来，即如我在文章中说到的：“这么多年来有些问题是研究得清晰了呢？还是研究得越来越糊涂？”

我比较喜欢何新的考证，如“诸神的起源”一书中所作的考证，不管对错，都会让人有一种收获。别人怎么看，可能会有相反的结论。据说此书在学术界没有什么好评，历史研究上面还有一篇文章，专门就如何进行上古史研究给何新讲课，然而好象讲课者也没有什么头头是道的东西。

我主要想说的是，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即使是弄错了，没有什么，而一些不该弄错的东西，则是应该好好地去对付的。是不是因为中国人总是在常识上去花精力，才会有“李约瑟难题”呢？

假如说因为某些人，经常把某些常识性的东西搞错，而变得没有资格去谈论历史学的话，我想只能说：“这种的学科，如果总是在探讨一些常识性的学问，不来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