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在读书著述间

萧正洪

萧正洪，男，1957年生，安徽安庆人。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1985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遗产研究室获硕士学位，同年至陕西师大任教，1998年获博士学位，1999年晋升为教授，现任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1957年6月18日我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新街口南侧的一个里弄。这个里弄叫正洪里，父亲因此给我取名叫萧正洪。我的祖籍在安徽安庆，汉族，祖父是清末的秀才，父亲在抗战时毕业于国民政府中央军校；我的母亲则是南京人。我的幼年、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南京这个六朝古都度过的，然而应当读书的年代不幸地几乎同“文革”十年重叠，小学与中学留给我的印象大多是喧闹的街头而不是平静的课堂。可是不幸中也有幸事。我所就读的南京市第一中学有位语文教师叫何金阁，当时已年届花甲，精于文史，也能写一笔好字。校园小径路灯昏黄，何先生对我的教诲如今想起来也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也正是因为时代荒唐，一个无知的少年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留连于六朝遗迹的荒草瓦砾之间。我至今也不能肯定，诸如台城柳、秦淮河、乌衣巷、白鹭洲这些六朝隋唐文人笔下屡屡出现的名称同我后来选择历史特别是历史地理学研究作为自己的事业是不是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1978年夏，当时尚在延安南泥湾插队的我考入了西北大学历史系。大学四年，恩泽惠及于我的老师有张岂之、彭树智、林剑鸣、祝瑞开等许多先生。我在这所大学中较为系统地学习了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也接触了一些史料。即将毕业之时，经友人介绍，我得知设于南京紫金山下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遗产研究室招收中国农业史的硕士研究生。结果是1982年夏，我回到南京，成为李长年先生的弟子。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在国内甚至国际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个研究室是著名学者万国鼎先生创立的。20世纪60年代，农遗室包括李长年先生在内的一批学者有许多成果问世，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有不少至今仍经常为人所引用。我的导师李先生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金陵大学农经系，曾在美国留学，后来一直从事农业经济史的教学与研究。在李先生的指导下，我研读了不少农业经济理论和农业史著作，并对明清时期的农业经济问题产生了较为浓厚的兴趣，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即是关于清代秦巴山区种植业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的。
1985年夏在获得农学硕士学位后，我来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10年后，我又考入本校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跟随史念海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记得1978年夏，我离开南泥湾到西北大学历史系报到，到西安后买的第一本书是史先生的《河山集》第一集。1982年夏，我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到北京后买的第一本书是先生的《河山集》第二集。所以随侍史先生左右亲聆教诲，这大概也是内心潜藏多年的一个心愿吧。1998年博士毕业后，我仍就职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1999年起任教授。从1986年起，我曾讲授过的课程主要有中国古代史、明清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历史统计学和历史专业英语等。除了教学与研究工作外，我还担任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及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社会史研究室主任的职务。
多年来，我所研究的领域主要是区域经济与社会史，以及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前后发表的专业研究论文约有20余篇，出版专著、译著3部。10年前，我曾对清代秦巴山区的人口、农业和交通问题予以较多的关注，也曾研究过战国时期秦国的农业立法和农家的源流问题。近年来，我的主要兴趣在于明清时期的西部特别是黄土高原的经济社会发展。在一篇名为《历史时期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中的水权问题》的论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l期)中，我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历史上这一地区水资源权属关系的形态及其变化过程。在我看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尚有待加深。这是因为，水分是农业生产的最重要的要素之一，然而一个地区的自然水分条件并不完全等同于农业经营中的实际水分条件，因为农业经营中对水分的实际利用水平取决于一定的技术方式。然而在中国西部，水分通常是一种紧缺的资源。所以，采用何种技术方式来利用水资源以及利用的效率如何，又必然要受制于水资源权属关系。在不同的地区之间，自然水分条件既已不同，更加上社会组织的具体形式和经济文化环境的差异，水资源的利用方式当然会有明显的区别。即便是同一个地区的不同农民，虽然处于大体相同的自然水分条件之下，但对水资源的支配能力和方式也会有很大的差别。这两种情况，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土地资源的开发程度和经营方式，制约农业技术的选择。在另一本名为《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的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中，我则重点研究了多样化的技术选择同环境条件的关系。我提出，对于清代西部地区的各种农业技术选择倾向，只有从地理环境条件入手才能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影响一个地区技术选择的诸种因素中，起更大作用的往往不是关于某种技术的知识是否存在，而是它是否合乎这个地区的环境条件。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技术引进，皆是如此。对于一个特定的地区来说，最合理的技术并不一定是这个时代最先进的技术，而是最合乎因地制宜原则的技术。它应当有利于建立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而是不相反。换言之，对于技术选择合理性的评价要采用环境标准。在这本书中，我试图提出一种同一般农业技术史研究不同的观点，并认为，虽然历史地理的空间分析同农业技术史的研究具有不同的视角，但仅以中国东南地区的经验为依据所得出的有关清代农业技术发展若干基本性质的结论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西部地区的主要技术选择倾向。
目前我正在从事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黄土高原的农民与乡村社会1368—1949》的研究。我的基本意图是通过此项研究，使近数百年来黄土高原的农民行为和社会发展得到更合理的解释，也得到更多的同情与理解。
我的个人兴趣较为广泛，尤喜游历与读书。若能摆脱俗务，或于山野之中，或于江渚之上，香茗一杯，随意翻读闲书，在我看来，即为人生至乐。可是人还有社会与家庭的责任，故每日不敢稍有懈怠。多年从事教学与研究，一无所成，故也未印证什么高明的人生格言，只是信奉若干关于良心与良知的古训而已。古来君子贤人多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也算是个人心迹的表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