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病虫防治理论和技术

 

严火其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210095

 

 我国传统认为,作为大自然的产物,昆虫具有和人类同等的生存权利,昆虫的正常存在并不对人类的农业生产构成威胁。病虫害的发生是“反常”,是由于气的正常运动受到了干拢,偏离了常规。气的运动之所以会偏离常规,则是由人们违反自然的不当的行为造成的。因此防止病虫为害的根本措施就是要根据气阴阳运动规律,严格按照天时地宜行事。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我国传统形成了丰富合理的病虫防治技术。

关键词:中国传统  病虫防治理论 

 

在防止病虫为害方面,我国的传统农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技术,这一理论和技术与本世纪以来流行的观点大不相同。它在古代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对于当今探索病虫防治新的道路,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对我国传统的病虫防治理论和技术作一简单讨论。

我国传统认为,“万物因时受气,因气发生”。[1]万物都随着自然界的气阴阳变化而生长发育。“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2]与植物一岁一枯荣的四季变化相对应,动物也完成其相应的生命周期。人类的生活以动植物为基础,当然应根据自然的变化,相应地进行。

“汝身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孙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3]世间万物都不过是气及其运动。人体也不例外,它不过是气的一种特殊形态,是自然界发展变化的一个具体环节。因此“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4]世间万物各有自己的特点,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并没有贵贱优劣之分。各种昆虫,包括其中对人类有害的种类也一样。它们都是自然界发展演变的产物,都具有在自然界生存的权利。人类不应排斥他所不喜欢事物的存在。

由于承认昆虫具有和其它事物在自然界同等的生存权利,因此,我国的传统农学并不象当代农民那样,对病虫采取彻底消灭的态度。在传统农学看来,昆虫和人类应该,而且也可以和谐相处。《淮南子·主术训》、《说苑·修文》等古代文献都主张:“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充分表达了承认和保障昆虫存在和繁衍权利的思想。著名农书《齐民要术》写道:“今世有十月、十一月耕者,非直逆天道,害蛰虫,地亦无膏润,收必薄少”。[5]贾思勰反对冬天耕地的理由之一,也是冬天耕地害蛰虫。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6]在承认昆虫正常存在权利的基础上,我国传统又认为,昆虫正常的存在和繁衍并不对人类的农业生产构成威胁。“和实生物,同则不继”。[7]正是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保障了事物的健康存在和持续发展。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们不仅不应该消灭害虫,而且应该自觉维护害虫正常存在的权利。保障各种昆虫的的正常生存权利不仅对昆虫有利,而且对人也有利。

 “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8]病虫灾害的发生是“反常”,是由于气的正常运动受到了干扰,偏离了常规。只要我们根据自然界提供的天时、地利条件,从事正常的活动,农业生产就会风调雨顺,就不会有病虫灾害。《管子·禁藏》说:只要“顺天之时,约地之宜,中人之和”,就会“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陈旉农书·天时之宜》指出:“顺天地时利之宜,识阴阳消长之理,则百谷之成,斯可必矣”。

虽然传统农学相信,只要我们顺应自然,从事正常的生产活动,就会风调雨顺。但在现实的农业生产中,各种自然灾害还是时有发生。各种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9]病虫灾害发生的原因,不能在病菌害虫方面寻找,而应首先从“人”之方面来反思。人逆“天道”,肆意妄为,是病虫灾害发生的根本原因。

《礼记·月令》指出:仲春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孟夏行春令,“则蝗虫为灾,暴风来格,秀草不实”。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胜,介虫败谷,戎兵乃来”。仲秋行夏令,“则其国乃旱,蛰虫不藏,五谷复生”。孟冬行夏令,“则国多风暴,方冬不寒,蛰虫复出”。仲冬行春令,“则蝗虫为败,水泉咸竭,民多疥疠”。人类自己是各种灾害,包括病虫害,发生的原因。除《礼记·月令》外,《淮南子·时则》、《吕氏春秋·十二纪》等都有类似的表述。其它的一些传统文献也都有这样的观点。如《盐铁论·执务》指出:“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则恶政行而邪气作。邪气作,则虫螟生而水旱起”。又说:“上不苛扰,下不烦劳,各修其业,安其性,则螟螣不生,而水旱不起。”因此,可以认为这是我国人民普遍接受的观念。

基于对病虫发生原因的这一认识,要防止病虫为害,就不是要从根本上消灭害虫、病菌,而是要严格按照天时地宜行事。在传统农学看来,只要人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就能够把病菌害虫的存在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就不会有病虫的严重为害。只要人们改变违反自然的活动,就能使气阴阳变化返归自然之常,病虫就能得到有效的控制。“水陆之稼,各有定时;顺其时以稼,自无五贼寒热之患”。[10]这里的五贼指各种食禾之虫(一曰蟊、一曰螣、一曰  、一曰螟、一曰蟘)

以上是从宏观角度讨论的。在微观上,传统农学认为,病虫的发生是由于具体的光、热、水、气条件所造成的。《知本提纲·修业章·农则耕稼》指出:“五者之虫皆由雨湿日燥、寒热薰蒸而生也”。马一龙《农说》写道:“热气积于土块之间,暴得雨水,醖酿蒸湿,未得信宿,则其气不去,禾根受之,遂生蟊。烈日之下,忽生细雨,灌入叶底,留注节干;或当昼汲太阳之气,得水激射,热与湿相蒸,遂生贼。朝露浥日,濛雨日中,点缀叶间,单则化气,合则化形,遂生螣。热踵根下,湿行于稿,夹日与雨,外薄其肤,遂生螟。岁交热化,不雨不暘,昼晦夜暍,而风气不行,遂生  。”田间具体的雨湿寒热条件,是病虫发生的直接原因。根据这一原因,要防止病虫为害,就要在宏观上顺应自然的前提下,通过具体的农业技术措施,改造田间小环境,避免有利于病虫发生的光、热、水、气条件。只要避免了有利于病虫发生的具体条件,就能有效的防止病虫为害。

应该承认,在现实的农业生产中,我国传统的病虫发生理论,受到了来自实践的若干挑战。在理论上,我国人民承认各种昆虫都是大自然造化的产物,也有存在的理由,并且相信,在正常的情况下,昆虫的存在并不对“人”构成严重的威胁。另一方面,在现实的农业生产中,病虫还是时有发生。病虫为害毁坏了庄稼,直接损害了人们的利益。现实的需要赋予我国的先民某种现实的态度,使他们对病虫采取消灭的立场。例如马一龙《农说》记载,农民们“多以石灰、桐油布于叶上”,以防治水稻害虫。《沈氏农书》说:“其刮蟥也须三番:冬春看头蟥,清明前看二蟥,剪桑毕看三蟥。……又要六月内捏头蟥,七月内捏二蟥,而头蟥尤宜细看”。[11]我国人民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矛盾,有必要在理论和现实之间求得平衡。简单地遵从理论,必然导致现实的经济损失;对病虫采取消灭的立场,又违背我国人民对自然的基本观念。显然这一平衡的基础,只能是农民们的生产实践。

唐开元四年,山东发生严重的蝗虫灾害。在蝗灾面前,“朝廷喧议,皆以驱蝗为不便”。“山东百姓皆烧香礼拜,设祭祈恩,眼看食苗,手不敢近”。另一方面,大臣姚崇则力举驱蝗灭蝗。“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生动地表明了我国人民对待病虫发生的矛盾心理。又如同治《枣强县志补正》载:每飞蝗过境,县民“则焚纸钱拜祝之。蝗落田中,则男妇持竿驱逐。但冀其去己田,不为灾而止,不敢伤蝗也。有扑捕者,老妇反斥以为非”。另一方面,该县志又接着写道:“同治十一年,武邑泽中  生,蚀枣强边。宗诚督民掘沟扑捕,尽灭之”。我国人民灭虫和保障昆虫存在权利的矛盾心理是长期的和普遍的。有丰富的历史资料可以为证,这里不赘述。

以上我们从不同方面,讨论了传统关于病虫发生和防治的理论。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之下,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我国人民形成了与此相适应的系统的病虫防治技术。传统的病虫防治技术是非常丰富的,这些技术大致可概括为如下的几个方面。

1.多耕多锄,精心整地。我国农业有多耕多锄,精心整地的特点。《吕氏春秋·任地》指出:“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种莳直说》写道:“耙功不到,……有悬死、虫咬、干死等诸病。耙功到,……自耐旱,不生诸病”。可见多耕细锄对防止病虫杂草为害有良好的作用。我国农业多耕多锄的特点,也是我国人民防止病虫杂草为害的有效办法。

2. 合理轮作。“谷田必须岁易”,连作则“莠多而收薄”。“麻,欲得良田,不用故墟”;故墟则有“点叶夭折之患”。“稻无所缘,唯岁易为良”,连作则“草稗俱生,芟也不死”。[12]“凡高仰田,可棉可稻者,种棉二年,翻稻一年,即草根溃烂,土气肥厚,虫螟不生,多不得过三年,过则生虫”。[13]合理轮作能够有效地避免和减轻病虫杂草为害。

3.恰当的水、肥管理。例如:“灌田者,先须以水遍过,收其热气,旋即去之,然后易以新水,栽禾无害。……日中雨露,或以长牵,或以疏齿披拂,勿令凝着,则虫不生”。[14]我国传统认为,各种病虫“皆由雨湿日燥、寒热薰蒸而生”,[15]恰当的农事活动,能够有效地避免有利于病虫发生的雨热条件,从而起到防治病虫的目的。

4.整治田间环境,减少虫源。《沈氏农书·运田地法》指出:“至于脚塍,亦要年年做一番,不惟便于挑泥、挑壅、挑稻;一切损苗之虫,生子每在脚塍地滩之内,冬间铲削草根,另添新土,亦杀虫护苗之一法”。通过整治田间环境,能够有效地减少病菌害虫繁殖的场所,特别是减少越冬虫源,从而起到防止病虫为害的作用。

5.选用适当的作物品种,以避免病虫为害。我国农业有漫长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我国人民培育了多种多样的作物品种。这些品种分别具有不同的特性和特点。例如,《齐民要术·种谷》就载有86个粟的良种。其中朱谷、高居黄等14个品种早熟、耐旱、免虫,竹叶青等10个品种晚熟,耐水,但易受虫灾。通过选种早熟免虫的品种,就能起到防止害虫为害的作用。

6.种植多样化。我国传统农业主张“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16]灾害包括水灾、旱灾,当然也包括病虫灾害。种植多样化可以有效地防止病虫害暴发性流行。即使发生病虫灾害,也由于不同作物不同的习性和生育期,而能避免部分的损失。

7.种子处理。种子带菌或带虫卵,是病虫发生的重要原因。《齐民要术》主张盐水选种,《汜胜之书》主张以附子浸出物处理种子。显然,恰当的种子处理,能够有效地减轻病虫为害。除此之外,我国人民还通过适时播种,以虫治虫等各种措施,防治病虫害。

我国传统有自己的一套关于病虫发生的理论,有自己的一套防止病虫为害的措施。这套理论和技术,既有利于控制病虫为害,又有利于维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当今片面依靠化学农药防治病虫害的策略遇到诸多困难的条件下,学习和借鉴我国传统的病虫防治理论和技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The Theory and Technology of Pest Controlling in Ancient China

 

Yan Huoqi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ccording to Chinese tradition,insects,as products of nature,have the same subsistence rights as human beings.They don’t present a threat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The reason why the insect pest occurs is that the normal movement of “qi” is interfered and deviates from the rule,which is due to the abnormal behaviour of human beings.Therefore,the fundamental measure to prevent the insect pest is to do anyth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ovement of “qi”.Based on this theory ,the sound and various technology of insect pest controlling is formed.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 ,theory of insect pest controlling

 


 

[1] 《陈旉农书·天时之宜篇》

[2] 《管子·形势解》

[3] 《庄子·知北游》

[4] 《庄子·秋水》

[5] 《齐民要术·耕田》

[6] 《中庸》

[7] 《国语•郑语》

[8] 《陈旉农书·天时之宜篇》

[9] 《国语·周语上》

[10] 《知本提纲·修业章》

[11] 《沈氏农书·运田地法》

[12] 分别见《齐民要术》之种谷篇、种麻篇、种稻篇。

[13] 《农政全书·木棉》

[14] 马一龙:《农说》

[15] 《知本提纲·修业章》

[16] 《汉书·食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