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村——流坑历史文化的考察·序

姚公骞

流坑之所以引起世人的注意，应归功于周銮书同志，是他首先发现了它的价值。
流坑村首先又是以它的特殊的、古老的建筑群范而引发銮书同志的注目。在他第一次自乐安返回后，和我谈起了流坑村．他为它的典重、富丽的建筑风格和纵横有序深具匠心的建筑布局，以及它的文化装饰多属古代名人题款等等，而惊叹不已。认为作为一个远离县城的山村，居然保留下来了如此完整远非一般的古代文化遗存，不独在江西允称罕见，恐怕在南方诸省亦届稀有。他谈得绘声绘影，娓娓不倦，这就引起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向往。后来就有几位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同志自发地前往流坑，进行了短时期的参观和考察。他们回来也都先后和我谈到过。他们的感受已逐渐由流坑的外观进入到文化遗存的内涵，由“目击”进入“道存”，都一致赞叹流坑有研究的价值。于是．在銮书同志的倡导和主持下，于1990年、1993年，先后组织了几位富有学养的同志，前往流坑进行系统的、多角度多层面的考察和研究。经过了几年的努力，终于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就是摆在我案前的、即将间世的一部书稿《千古一村——流坑历史文化的考察》。我有幸拜读一遍，深感这既是一部古老的村史，又是一部崭新的村史。说它古老，是因为它研究的是流坑村所遗存的古代文化，其重点放在始宋元而迄明清；说它崭新，是因为就我所知，似乎在当前的出版物中，还没有看到这样一部有特色、有个性、颇具典型意义的村史。甚至我还认为，说它是村史，或是一个村的文化史，还不足以完全反映出它的价值。由于流坑村的文化景观非常突出，文化内涵又相当丰富，它延续的时间又极其悠久，甚至一直到今天，尽管从外貌到内质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可它仍然还是一座活标本，似乎还不能把它比作活化石。活化石只是久已死亡的物种的仅存者或幸存者，而活标本并不意味着物种完全僵死或基本绝迹，它不仅自己是活的，而且它可能还有某种代表性，在它身上既保留有古代文化优秀的一面，也残存着落后封闭、奄奄一息的一面；既有新生的生机和活力，也有像老年病患者那样的迷惘与呻吟。因此．历干余年，流坑村以它的荣耀、衰败、转变、更新的过程，在相当程度上成了中国历史，特别是社会史的一个缩影，或一道折光。即小见大．见微知著，解剖一个标本——何况还是一个活标本，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基本的方法，也是摆在江西研究社会科学的同志面前的一项饶有意义的课题。由此可以说，研究流坑村，并不是单纯地研究一个村的历史，它的真正价值在于：借助这个标本来看中国，不仅用来看中国的前天与昨天，而且还可以用来看改革开放的今天，怎样根据中国的国情、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和轨迹，既推陈出新，又除旧更新。由此又可以说，流坑村的研究，既有它一定的历史意义、又有
它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于流坑村的方方面面，书内部作了相当详细的叙述，銮书同志在“概述”里，还作了高度的概括，在拜读之余，深感义无余蕴，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我只是还想说一点读后感，借以就正于作者和读者们。
中国的封建社会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个是自商鞅变法以后，土地可以买卖，过去“君子之泽”尚且“五世而斩”，有了土地买卖，随着历史的推移，这种阶级不变而阶级成员却经常发生分化的现象，就成了地主经济区别于领主经济的一大特色。另一个是隋唐以降，科举制度成了学而优则仕的途径，官吏的选拔大多由科举而来。这样，士庶的界限就为科举所突破，只要科举中式，破落户、穷秀才都可以像范进中举那样陡然富贵，平步青云。所以，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与土地买卖相结合，就出现了阶级关系的不变性与变易性并存，稳定性与流动性并存的形势，出现了地主经济与封建专制主义相结合的形式，地主阶级需要借助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以求于变中而能不变，从而使中国的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着统一性和割据性并存且互相消长的趋向，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土地买卖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科举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这二者使中国封建社会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其特殊性。
于此同时，中国封建阶级为了从变中求不变，还特别强化了宗法关系。这种宗法关系以血缘为纽带，在先秦它以“礼制”——宗法制度的面貌展现于世，后来便作为巩固封建社会的最基层——宗族的核心机制而长期存在，并发挥出为封建政权服务且能起到政权力所不及的重要作用。因此，这种宗法关系作为一种权力，就是族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就是自宋代发展起来的标榜“三纲五常”的理学(当然，理学还有使儒学哲学化的一面)。政权、科举、族权和理学相结合，就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更加严密起来，意识形态在其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达一强化了的结合，增强了宗族的凝聚力。尽管土地买卖和科举制度给封建阶级关系
带来了变易性，封建政权的专制主义和封建族权的家长制，却又可以大大缓解这一变易过程，应当说，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在其演变过程中的奥妙之处。揭示出它的奥妙所在，也应当说，正是我们史学界、社会学界需要共同努力之处。流坑村恰好提供了这一典型例证，它的不同于寻常的建筑群落最初就是由科举派生出来的，是由学而仕、光宗耀祖的产物。
到了明清时期，流坑村发生了一个变化，它基本上不再是出学而仕，而是由商而仕了。流坑村先后出现了经营竹木生意而拥有巨资的大商人。本来，到了封建社会后朋，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会和封建的自然经济发生对抗，进而与封建专制主义及池主经济相对立。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血缘性的宗族关系便不断谈化，逐渐被地区性的会帮或行业性的行会所代替。再进一步就可能出现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这就是资本主义因素了，或者叫做资本主义萌芽。然而，流坑村的商人资本却没有朝着正常的道路发展，它仍然迈着由商而仕的步子，族权依然被强化，带有近代气息的行帮或行会不见踪影，更谈不上雇佣劳动了。由此可知，流坑村的竹木经营和商人资本仍然是为封建专制主义服务，没有脱离政权与族权相结合的牢笼，没有摆脱宗法关系的桎格，并且在宗法关系的掩盖下，流坑村所从事的商业行为并非纯商业行为，而是
包含有相当强的经济外强制，是典型的封建官商。不过，这种官不是由科举而来，而是由经商发了财，向政府捐纳所得。这种官是买来的，所以与其叫官商，还不如叫商官。他们倚仗官府，把持族权，仍然是十足的封建势力。当然，随着时代不断演进，像流坑村这样的官商终究要为时代所抛弃，成为民主革命的对象，流坑村的衰败是必然的，是历史注定了的。海禁大开，铁路出现，江西在近代经济发展史上逐渐处于边缘化等等，只不过是加速了流坑村衰败的
过程，流坑村衰败的内因，才是起决定作用的。
流坑村的建筑群落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大小祠堂比较多，前前后后建起的书院也比较多。从当日来说，这都是为了政治上和阶级利益上的需要，都是为了从变中求不变，由学而仕是如此，由商冒仕也是如此。特别是经商赚的钱，即所谓商人资本，它的投入并不是专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宗族的公共事业，修桥、铺路、建构、立学。这一方面固然可以看出这种商人资本缺乏近代气息；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公共事业对增强宗族的凝聚力，增强宗族的稳定性，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譬如说，祠堂如果管理得法，它是一项宗族或房族的公产，也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宗族保障——扩而大之谓之社会保障——机制的作用，也可以说，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古老的血缘性的社会保障机制。书院也是如此，既用以兴一族之学，又用以助一族之学，再加上族规民约的规定和束缚，就可以使族人上可以出学而仕，下可以在提高文化的基础上，仗族人安分守己，循规蹈矩，借以维护宗族的稳定性，从而达到维护社会安定的目的。由此可见，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又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也是流坑村的又一价值之所在。
至于流坑村的建筑群落，它的风格既非官非民，又亦官亦民；既非城非乡，又亦城亦乡；既不倍越封建等级的定制，而又匠心独远地有所突破。总而言之，形成了看似不伦不类，其实有伦有类，井然有序，且别开生面的建筑布局，不能不令今天的我们感到惊叹，不能不赞美流坑村的帮姓祖先们的宏规巧思。加上流坑村自宋以来的邵学传统和至今保存的楹联题匾所显示的文化积累，都是予足珍惜的历史文化遗产。由于这种遗产的不可再生性，它不仅为学术界(包括文学、社会学、建筑学等)带来了研究的紧迫感，也为当前的旅游业提供了—个难得的高品位的人文旅游资源，亟须加以维修、保护。借此机会，谨向我省的有关方面发出由衷的呼吁。
我对流坑的一点点认识，主要是来自銮书同志和作者们的口述，更多的是得自这部书稿，因此，应该说，我对流坑村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际此书即将交付出版之日，承蒙銮书同志好意，要我写—序言，未敢方命，只好拉条地写上“点读后感，聊以塞责，言浅词芜，无当大雅，至希銮书同志、作者及读者们赐教是正，幸甚!谨序。
　

1995年12月6日于南昌青山湖畔北面斋
时年七十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