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里长城到避暑山庄
——中央王朝与游牧民族关系模式的转换
易 华
原载《历史与民族》，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2004版
一、 引 言
先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万里长城和避暑山庄是两项与游牧民族有关的古迹，在中国民族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早已分别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有关万里长城的研究已经很多。早在1909年W.盖尔出版了《中国长城》[1]，同名著作不断涌现。1965年R.西尔弗伯格《漫长的边墙》[2]指出长城乃“世界上最长的墓地”，大约埋葬了四十万人。1990年林慰《中国长城：从历史到神话》[3]阐述了长城意义的转变过程，获到了普遍的好评，堪称长城研究的经典之作。在国内长城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最近的有关研究如雨后春笋。《中国长城百科全书》[4]被认为是长城研究的一座里程碑。
有关避暑山庄的研究也不少。1932年斯文赫定出版了图文并茂的《帝城热河》[5]，揭开了避暑山庄研究的序幕。1995年何伟亚《怀柔远人》[6]对1793年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节马嘎尔尼事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是近年来有关避暑山庄研究的力作。1983，1993，2003年在承德相继召开过三次专题学术讨论会，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研讨。
另一方面游牧民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也是经久不衰的学术课题。1940年拉铁摩尔《中国的内亚边疆》[7]首先对此进行了系统探讨。罗莎比《从1368到现在的中国与内亚》[8]（1975），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9]（1989），柯斯莫《古代中国及其敌人：东亚史上游牧政权的兴起》[10](1999)都是颇获好评的学术著作，但都没有研究避暑山庄。
其实避暑山庄建成时，“边疆”变得不再危险，“长城”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敌人”变成了王朝的有机组成部分。避暑山庄在中国民族史上的意义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
中央王朝与游牧民族的关系模式主要有四种：以防御和隔离为主的长城模式，崇尚和平的和亲模式，崇尚战争的征伐模式，以欢迎和怀柔为主的山庄模式。本文对这四种模式进行了初步比较研究，发现征伐不如和亲，欢迎胜过防御。
[1] Geil,W. E: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New York,1909.
[2] Silverberg, R: The Long Rampart, Philadelphia, 1965.
[3] Waldron Arthur: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4]中国长城学会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5] Sven Hedin: Jehol, City of the Emperor, London ,1932.
[6] James L.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
[7]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Boston 1940.
[8] M. Rossabi: China and Inner Asia from 1368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1975.
[9] T.J. 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Blackwell 1989.
[10] Nicola Di Cosmo：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1999.
二、三代有道无长城
生活于宋元之际深受汉文化影响又通晓游牧民族传统的郝经写过一首意味深长的《古长城吟 》：“长城万里长，半是秦人骨。一从饮河复饮江，长城更无饮马窟。金人又筑三道城，城南尽是金人骨。君不见，城头落日风沙黄，北人长笑南人哭。为告后人休筑城，三代有道无长城”。诚然，夏商周三代有“道”之时不曾修长城，长城始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
何时修长城？何时应该修长城？这是两个问题，前者已大体清楚，后者却仍然十分含糊。一般认为万里长城始于秦代，终于明朝，又可称之为秦始皇长城或万历长城。
秦始皇长城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1]。齐、楚、魏、赵、韩、燕都筑过长短不同的边墙或长城，但都没有免于灭亡的命运。秦始皇认为扫平六国是“诛戮无道”。《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碣石铭》云：“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他毁短墙，修长城。《史记·蒙恬列传》：“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暴师於外十余年，居上郡”。从秦始皇30年北伐匈奴至37年秦二世赐蒙恬、扶苏死仅八年，这是正史上记载大规模修长城时间最长的一次。秦始皇、蒙恬死后不久秦王朝也灭亡了，长城不了了之。
现存的长城主要是明代所修[2]。永乐大帝“五出三犁”，使蒙古处于“黑暗时代”。永乐死后明朝军事优势逐渐丧失，开始筑城防御蒙古,逐渐形成了九边防御系统。“俺答封贡”，与蒙古达成“隆庆和议”之后，明朝并没有放松警惕。虽然朝廷没有号召大规模修筑长城，但有关是否修筑长城或边墙的争论十分激烈。各地守将不约而同加修长城，巩固九边防御体系。因此，明代长城开工之日难以确考，也没有完工之时，主要修于万历年间。
除秦和明王朝之外，汉与隋王朝亦大规模修过长城。白登之围和解，汉匈建立了和亲关系。文景之治后，武帝时代有了北伐匈奴的实力。作为北伐战略的组成部分，汉武帝命令修复部分故塞，并将长城修到了罗布泊。汉代长城史称边塞，并不连贯，没有明确的修筑年代，主要修筑于汉武帝时代，可以看作为战略进攻的据点[3]。
隋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修筑长城的记载比较清楚。《隋书·高祖纪》开皇元年（581）四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开皇六年二月；“发丁男十一万修筑长城，二旬而罢”。开皇七年二月：“发丁男十万余修筑长城，二旬而罢”。《隋书·炀帝纪》大业三年（607）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死者十六、七”。大业四年七月：“发丁男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资治通鉴》卷175—180中有类似记载，总共修长城不过数月，似有把修长城当儿戏之嫌。
由此可见，中央王朝修长城的历史是不连续而短暂的：有明确记载的历史不超过十年，总共不过百年。这意味着长城有开工之日，无完工之时。秦长城、汉长城、隋长城、明长城都是未完成的工程，只有在某些地图或某些人的心中是连成一线的。
当中央王朝强大时，不用修长城。秦皇汉武时代，匈奴望风而逃，武帝想御驾亲征却找不着对手。当中央王朝腐败和软弱时，修长城也没用。明朝末年，内外交困，长城当然不可能抵御满族入关。因此，每个朝代都可能修长城，但没有一个朝代应该修长城。
长城修在何处？长城应该修在何处？前者已大体清楚，后者亦十分含糊。
调查研究表明：北到呼伦贝尔，南至南阳宝天曼，东到鸭绿江边，西至罗布泊，均有长城遗址存在。所谓长城地带涉及大半个中国，其核心地区主要是内蒙古草原和黄土高原。长城，一般认为是游牧与农耕的分界线，但在历史上它却变化不定。秦汉长城凭借阴山和黄河天险，主要筑在蒙古草原，曾一度延伸到罗布泊。永乐以后先后放弃了大宁卫、东胜卫，明长城主要筑于黄土高原，并且从山海关扩展到鸭绿江。蒙古草原上的长城习称外长城，黄土高原上的长城习称内长城，内外长城之间相距数百乃至千公里不等。
有人主张长城应该修在草原上。秦始皇时代蒙恬轻易却胡千里，收复河南地，可以在草原上修筑长城。汉武帝大举北伐，将匈奴驱赶到了漠北，使得蒙古草原上部分地区千里无人烟。在远离中原的边远草原上修筑长城除了劳民伤财之外，是易攻而难守。没有证据表明草原上的长城起过什么防御作用。金代修筑在东蒙古草原上的长城仍若隐若现，象一串坟墓，不可能阻挡游牧骑兵的南下。因此草原上是不宜筑长城的。
明代日趋软弱，放弃河套，开始在黄土高原修筑长城。这意味着公开放弃水草丰美的蒙古大草原，漠南蒙古得以发展壮大。内长城虽然靠近中原，也非易守难攻。因为拆长城总比建长城容易。也先在长城附近活捉了明英宗，俺答汗席卷京城，如入无人之境。因此，将长城修在黄土高原，除了一样的劳民伤财之外，起不了其它作用。
位于崇山峻岭或悬崖绝壁的长城，只有观赏价值，没有防御意义。在草原和中原之间有无数的坦途供游牧骑兵来回出入。
长城修在蒙古草原是易攻难守，劳民伤财；修在黄土高原也是劳民伤财，难守易攻。崇山峻岭不用修长城，平原坦途修长城也没用。虽然处处可以修长城，但没有一处应该修长城。长城就好比人体内的血栓，出现在何处都是无益于健康。
何人修长城？何人主张修长城？历史上明确主张修长城的人并不多，反对的人倒是不少。没有人因修长城而名传青史，大都是被迫修长城。
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万历时代曾大规模修过长城，唯有隋炀帝杨广留下了赞颂长城的诗篇《饮马长城窟行》：“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秦始皇是因恐惧而命令修长城，蒙恬是遵命筑长城，公子扶苏是被贬监筑长城，城旦是被罚筑长城，老百姓都是被迫修长城。正如顾炎武所云：“至于战国，井田始废，而车变为骑。于是寇钞易而防守难，不得已有长城之筑”。[4]秦始皇未睹长城的完工而暴亡。蒙恬临死之际深切悔悟：“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5]司马迁认为蒙恬之罪在于劳民伤财，阿意兴功，与地脉无关。老百姓留下了《长城民谣》和孟姜女的传说，千古传颂。“筑土筑人一万里”，文人墨客留下了无数的诗篇诉说长城的苦难。
尽管如此，修长城的动议历朝历代都有人提出。北魏中书监高闾的建议比较典型：“长城有五利：罢游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三也；息无时之备，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五也。”[6]实际上这是五大妄想。明代陈建提出修墙五弊更近实情：“工程浩大，所费不赀，一也；劳役军民，怨 烦兴，二也；逼近寇境，胡骑出没，丁夫惊扰不时，三也；筑之纵成，旷远难守，久益颓废，四也；胡寇倏来，动辄数万，溃墙而入，无异平地，反为所笑，五也。兴此役者，殆所谓运府库之财，以填庐山之壑，百劳而无一益。以此为策，策斯下矣。”[7]
一直到明末，尽管反对的人很多，修筑的举动却难以遏制。正如清代万斯同所吟：“秦人备胡筑长城，长城一筑天下倾。至今笑齿犹未冷，岂知明人防北狄，专籍筑城为长策。不曰长城曰‘边墙’，版筑纷纷无时息。东方初报墙功完，西方又传虏寇边。虏入溃墙如平地，纵横饱掠无所忌。虏退复兴版筑功，朝筑暮筑竟何利？帅臣徒受内府金，川原空耗司农费……，历朝庙算皆如此，奈何独笑秦始皇”。[8]
一厢情愿筑长城，自欺欺人食苦果。修长城不能抵御游牧民的入侵，不修长城又不能保障北方的安宁，中央王朝总是在“无策”和“下策”之间徘徊。只有到了康熙、乾隆时代才走出这种两难的困境。
[1]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中华书局，1979。
[2] 华夏子：《明长城考实》，档案出版社，1988。
[3] Nicola Di Cosmo：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1999.
[4] 《日知录》卷三十一，《长城》。
[5] 《史记》卷88《蒙恬列传》，中华书局 ，第2570页。
[6]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六，中华书局，第4262-3页。
[7] 《治安要议》卷六。
[8] [清]万斯同《明史乐府》。
三、和亲征伐非上策
游牧民与中原王朝的矛盾由来已久。除了修长城等防御隔离措施之外，温情脉脉的和亲与赤裸裸的征伐是企图缓解上述矛盾的两种常用手段。
和亲是游牧与农耕民族契约和平的一种形式，盛行于匈奴、突厥时代。其渊源或许可追溯到先秦[1]，到冒顿单于时代才形成定式。从白登之围的和解到马邑之谋的设立，六十余年匈奴与汉朝以和亲形式保持契约和平关系。马邑之谋标志着汉匈和平关系的彻底破裂，从此进入了近一个世纪的战争时代。经过双方的努力和反复谈判，呼韩邪时代昭君出塞，汉匈之间重新建立了和亲关系。
公元前206年，刘邦统一中原，建立了汉朝；冒顿征服了东胡，称雄蒙古草原。六年之后刘邦与冒顿率大军相会于平城，冒顿围困刘邦于白登山达七日之久，史称“白登之围”。这是汉匈军事实力的一次较量；其和解标志着匈奴与汉王朝相互承认，并达成了某种默契。这种默契由刘敬等发展为“和亲”。刘敬和亲构想如下：“天下初定，士卒疲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弑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遠子孙为臣耳。……陛下诚能以適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適女送厚，蛮夷必慕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讽喻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2]
刘邦完全同意刘敬的建议，但因吕后舍不得女儿“弃之匈奴”而打了折扣；只好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冒顿不太明白和亲的真实意图，原则同意约为兄弟以和亲，接受了汉朝奉送的身份可疑的公主和絮、缯、酒、米等物。
不出刘敬所料，假公主在匈奴默默无闻，未曾有生儿育女的记载，“无益也”。汉朝送给匈奴的财物亦微不足道。因此匈奴仍不时袭扰汉朝。“小进则小利，大进则大利”。汉朝坚守和亲政策，以忍让求和平。根据刘敬当初的设计，“和亲”是一项长治久安之策，由三个方面组成，但实施过程中大打了折扣，因此没有达到刘敬和刘邦所希望的效果。
刘敬“和亲”的第一要求是以真公主嫁单于，皇帝钟爱女儿，单于因此而深受汉朝的恩泽。在实施过程中，公主都是假冒，象物品一样献给单于之后就不再挂念。匈奴单于身边并不缺少女人，即使是真公主也未必能让单于钟情。这批和亲公主在匈奴象财物一样下落不明。刘敬当年以刘邦外甥当单于的希望完全落了空。第二要求是派遣一些使臣讽喻单于，即在匈奴逐渐传播中原文化，特别是礼仪。强行派遣中行说就是一个绝对的错误。中行说处处为匈奴着想倒情有可原，但他目光短浅，加深了匈汉之间的对抗，为旷日持久的匈汉战争作了铺垫。中行说等反其道而行之，刘敬设想的文化趋同只好落空。第三，和亲意味着经济上“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从《史记》、《汉书》记载来看汉朝送给匈奴的礼物几乎不具经济意义，只是礼物而已。一是数量微不足道，二是品种不妥。送给匈奴马或马车犹如雪中送冰，令人啼笑皆非。后来贾谊设“三表五饵”之策，倡导开关市，对促进匈汉之间的经济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双方百姓从中都得到了一些好处。刘敬设想的匈奴在经济上依赖中原，“贪汉重币”的局面并没有出现。
和亲作为游牧与农耕民族契约和平的一种形式，在以后的历史中出现过多次，其内含和形式略有差异。绝代佳人王昭君和文成公主等参与了和亲活动，扩大了和亲的影响和作用，但其作用仍然非常有限。和亲并不象某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千秋污史牍”。但唐戎昱《咏史》诗值得深思：“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诉为辅佐臣。”
匈奴不时侵扰汉地，但并没有要征服或消灭汉人的企图；汉朝一再忍让以求和平，却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到了武帝时代，进攻匈奴的经济、政治、军事、思想准备已基本就绪，可谓万事俱备，只欠借口（机会）。匈奴也意识到了汉朝的强盛，开始主动请求和亲，以巩固匈汉之间的和平关系。
年青气盛的武帝渴望建功立业，不以作皇帝为满足，欲比尧舜，大治天下[3]。武帝明知“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然反其道而行之，舍仁弃义，贬德退贤，说善行暴，祸由此生。他听从王恢等的建议，设马邑之谋诱捕单于。从此汉匈关系破裂，走上了相互攻伐的道路。
“自马邑军后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也：将军卫青出上谷，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雲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余人；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而匈奴生得广。广后得亡归，汉囚敖、广，敖、广赎为庶人。其冬，匈奴数入盗边，渔阳尤甚”。[4]这是武帝第一次有计划的北侵，师出无名，不宣而战。“得胡首虏七百人”，“为胡所败七千余人”，双方共伤亡近万人，“唯青赐爵关内侯”[5]。真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
武帝以为彻底胜利指日可待，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发动了最大规模的北伐战役。这对匈奴确实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这场战争对汉朝的伤害也是难以康复的。战争暂告一段落，两败俱伤，汉匈之间千里无人烟。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武帝以征伐求和平的希望彻底破灭，改年号为后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并决定不复出军，史称《轮台诏》。“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莞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锈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未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6]
从马邑之谋到下《轮台诏》近五十年，武帝的思想终于有了改变。五十年前，文景之治，汉朝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边境亦出现了罕见的和平景象。武帝贸然发动了汉匈战争，搅得天无宁日，满目苍夷；人口减半，民怨沸腾。武帝晚年，精锐部队全军覆没，主要将军非死即降。经济损失更是不可估量，仅赏赐军功所用黄金就达二十余万斤。刘颁《咏史》曰：“自古边功缘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如直与黄金印，惜取沙场万髑髅”。
司马光对汉武帝有一个中肯的评价：“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乎。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秦之失而无亡秦祸乎！”[7]武帝临死之时，匈奴入朔方杀略吏民，汉发军屯西河，左将军上官桀巡狩北边。
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大举远征始于汉武帝，终于永乐大帝。朱棣被汉人认为是唯一御驾亲征漠北的汉族皇帝，“五出三犁”是其丰功伟绩。而蒙古人认为他是妥欢帖睦尔之遗腹子[8]。御驾亲征亦是人类历史上极荒唐的事件。
靖难之变，朱棣成功地篡夺了帝位，并下令篡改历史记录。篡位是不忠，不认生母是不孝。不忠不孝之至又深受儒家文化薰陶的朱棣在南京度日如年，将兴趣和国都转移到了北方，而进攻蒙古是最神圣的借口。
1410年朱棣发动了五十万大军北征。在出征诏书中表达了必胜的信心：“以大击小，以顺取逆，以治攻乱，以逸待劳，以悦吊怨。鲜不殄灭荡除有罪，扫清沙漠，抚绥颠连，将疆场乂安，人民无转输之苦，将士无战斗之虞，可以解甲而高枕矣”。[9]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漠北几近不战而返，无人立功受享。1414年朱棣应昔日敌人阿鲁台的请求，又亲率50万“马步官军”分五路北征，在漠北忽兰忽失温与瓦剌游战一天（六月初七），双方伤亡相当，“遂名其地曰杀胡镇”。
两次大规模的北征既没有夺回国玺，也没有获俘大汗，虽然对蒙古游牧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但明朝本身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已让有良知的人感到痛心。户部尚书夏原吉、兵部尚书方宾、工部尚书吴中、礼部尚书吕震等都认为远征漠北，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乞遣将往征，勿劳车驾。”[10]。方宾被迫自杀，并被戮尸，夏原吉被捕入狱。朱棣不听劝阻，又三次亲征。永乐暴崩于第五次出征回师途中。临终之即，朱棣似有所醒悟：“古王者制夷狄之道，驱之而已，不穷追也。且今孽虏所有无几，茫茫广漠之地，譬如求一粟于沧海，可必得邪？吾宁失有罪，不欲重劳将士”[11]。
朱棣三番五次出征，俗称“燕王扫北”，似乎使农耕民族扬眉吐了气，一直为汉族官僚和百姓所喜闻乐道。“有元勃兴，腥膻中土，亦开辟之所创见。极盛而衰，倚伏常理。我朝治隆唐虞，澣海无波，大漠无尘，穹庐之下，间有暇息游魂，雉奔兔伏，逾垣草窃，临以大军，逃命窜匿，尚何足计者耶！予窃禄于朝，恒见北狄酋长称臣纳贡，俯伏殿陛之下，气不敢喘，睛不敢运，以为旷古所无及。读此录，始知太宗文皇帝神武天纵，廓清摧陷，三边尽涤，比之太祖高皇帝，峻德成功，再立华夷限界，亦可谓继述有光者矣。今百有余年，烽火不惊，边陲无锋镝之交，中土无馈运之苦，祖宗功德其可忘哉！”[12]
其实永乐五次御驾亲征蒙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死后二十五年即有土木之变。瓦剌卷土重来，明英宗模仿朱棣纠集五十万大军仓促出塞应战，大败，本人亦被也先所得。
朱棣御驾亲征劳民伤财是无疑的，否则不会有户部、兵部、工部尚书的反对；师出无名是肯定的，否则礼部尚书不会非议。就亲征的结果而言，只是杀掳了少量游牧骑兵，其攻击的对象如阿鲁台等“元凶”一个也没有消灭或俘获，传国玉玺也没有缴获。除了教训，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以总结。正如滑铁卢战役打败拿破仑的威灵顿将军所言：“胜利是仅次于失败的最大悲剧。”
[1] 张正明：《和亲通论》，《民族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96。
[2] 《史记》卷99《刘敬叔孙通列传〉，第2719页。
[3] 《汉书》卷6《武帝纪》，中华书局，第161页。“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4] 《史记》卷110《匈奴传》，第2906页。
[5] 《汉书》卷55《卫青霍去病传》， 第2473页。
[6] 《汉书》卷96《西域传》，第3929页。
[7] 《资冶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二，第747页。
[8] 这一传说在蒙古地区流传持久而广泛。《蒙古黄金史纲》中有如下记述：“汉家之君第一代即洪武皇帝，其子建文皇帝，在位四年之后，弘吉剌哈屯之子，统率自己少数护卫与兀剌之六千兀者人，水滨之三万女真人以及黑城之汉人整兵来伐，擒获汉家洪武皇帝之子建文皇帝，捺印于其颈而废逐之。于是，乌哈噶图可汗之子永乐皇帝为君，而汉家却以为真正吾皇之子做了皇帝，号曰大明”。
[9] 《明太宗实录》卷六十八。
[10] 《明史》卷 149《夏原吉传》，第4154页。
[11]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三十。
[12] [明]金幼孜《北征录》之秦民悦“金文靖公北征录序”。
四、民族整合有山庄
康熙大帝是满蒙汉结合的产物。他既尊重游牧传统，也崇尚汉传统文化。主张“天下一家”的“参天可汗”唐太宗是他的榜样。李世民清楚地意识到修长城是“重困我民”。 “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1]。这些思想在康熙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在一份上谕中说：“蔡元所奏，未谙事宜。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蔡元未见及此，其言甚属无益，谕九卿等知之。”[2] 修长城“重困我民”，当然有害百姓，康熙对此深有感触。“隐隐山头皆古戍，中原民力尽边城。曾闻父老经年战，回首生灵血泪盈”。[3]
修长城对帝王将相也是有害无益。唐太宗指出隋炀帝“情识之惑，一至于此”。康熙认为蒙恬徒劳而无益：“万里经营到海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年用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属尔家”。[4]
清朝初年局部地区有过修复长城的举动，但清朝政府从未重视和下令大规模修长城。满族入主中原之后，当然不愿意自外于中国，也不愿意割断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联系，长城也就失去了其原有的防御功能。
木兰秋狝是康熙为了保持游牧传统，密切与游牧民族的关系而采取的重大政治举措。康熙御驾亲征，打败了噶尔丹，并没有征服准噶尔。热河行宫是众多行宫之一，实际上是木兰秋狝的副产品。康熙五十年（1711）热河行宫正式更名为“避暑山庄”，从此他每年四月开始避暑塞外，有时长达半年。御制《避暑山庄记》未突出其政治功能。“静观万物，俯察庶类。文禽戏绿水而不避，麋鹿映夕阳而成群。鸢飞鱼跃，从天性之高下；远色紫氛，开韶景之低昂。一游一豫，罔非稼穑之休戚；或旰或宵，不忘经史之安危；功耕南亩，望丰稔筐筥之盈；茂止西成，乐时若雨旸之庆。此居避暑山庄之概也。”
身居至尊，心向林泉。避暑山庄是康熙晚年休心养性之所，整合游牧民族的功能并不明显，尽管他在此处理日常政务。“朕数巡江干，深知南方之秀丽；两幸秦陇，益明西土之殚陈；北过龙沙，东游长白，山川之壮，人物之朴，亦不能尽述，皆吾之所不取”。[5]唯有热河行营“朕每次驻跸，辄饮食倍加，精神爽健”。[6]从康熙亲自命名的三十六景来看，避暑山庄确是他情有独钟的理想境界。
康熙时代创建了避暑山庄，乾隆时代避暑山庄整合游牧民族的功能才充分发挥。弘历生于1711年，正是康熙命名避暑山庄的那一年。少年时代，弘历深受祖父的赏识。他没有辜负康熙的期望，不仅顺利地继承了皇位，而且完成了康熙、雍正未竟的大业。弘历继承皇位，稳定政局之后，步康熙的后尘，恢复了木兰秋狝，进一步扩建避暑山庄。乾隆时代山庄不只是避暑胜地，而且是重要的政治舞台。山庄的扩建过程象征着民族整合的历程。
从乾隆十九年（1754）起，弘历在避暑山庄热情款待了来自西北的蒙古贵族或部落首领，妥善安置他们的部下，有效地整合了西蒙古。乾隆十九年冬天，为了迎接阿睦尔撒纳的到来，弘历冒着呼啸的北风急速赶到了避暑山庄。后来阿睦尔撒纳叛逃俄罗斯，辜负了乾隆的期望，但并没有改变他善待西蒙古的决心。他的行动和信心甚至感动了远在万里之遥的土尔扈特部。乾隆三十六年，弘历以同样隆重的仪式欢迎渥巴锡等的东归。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弘历并不爱饮酒，却连续三、五天赐宴蒙古首领，纯粹为了“怀柔远人”，整合游牧民族。
另一方面，乾隆推崇藏传佛教，在避暑山庄隆重接待了三世、四世哲布尊丹巴和六世班禅，巩固了清王朝在西藏和外蒙古的统治。三世章嘉活佛作为国师经常随乾隆来往于北京热河之间，在此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推崇佛教，但并未完全皈依佛教。这种超脱精神使他能从容地利用佛教作为巩固统治的有效手段。故有“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之说。
乾隆不仅扩建于避暑山庄，而且扩展了其功能。其《避暑山庄后序》云：“盖汉、唐以来，离宫别苑何代无之？然不过费人财，逞已欲，其甚者乃至破国亡家，是可戒无足法也。若今之山庄乃在关塞之外，义重习武，不重崇文。而今则升府立学，浸浸乎崇文矣。……若图已乐而忘人苦，亦非仁人之所为也。若夫崇山峻岭，水态林姿，鹤鹿之游，鸢鱼之乐，加之岩斋溪阁，芳草古木，物有天然之趣，人忘尘世之怀，较之汉、唐离宫别苑有过之无不及也。若耽此而忘一切，则予之所为膻芗山庄者，是设陷阱，而予为得罪祖宗之人矣”。
此序继康熙《避暑山庄记》而作。“我皇祖建此山庄，所以诘戎、绥远、崇朴、爱物之义，见之御制序中，意深远也”。细读康熙御制《避暑山庄记》，“崇朴”、“爱物”溢于言表，“诘戎”、“绥远”只字未提。事实上，“热河行宫”只不过是康熙木兰秋狝过程中的休息之处，避暑山庄是他晚年的温柔之乡，其“诘戎”、“绥远”的功能并不显著。正是乾隆将这种潜在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使避暑山庄成了整合游牧民的基地。
避暑山庄的重大政治活动大都与整合游牧民族有关，避暑山庄的日常生活也从多方面体现了游牧与农耕文化的整合。
避暑山庄中有圃有囿，囿中有马、羊、鹿、兔等游牧民族喜欢的动物，圃中种植农耕民族偏爱的水稻、麦、粟等农作物。山中有鸟、水中有鱼，还从全国各地移植了多种植物。从民族植物学和民族动物学的角度可以看出游牧与农耕文化的整合。
皇帝爱臣或宠妃中满、汉、蒙、藏等皆有，他们的衣食住行以及精神生活也可以体现游牧与农耕文化的整合。龙袍、戎装、旗袍有游牧风格，但大都是丝绸质地。他们既吃米饭，也吃羊肉；既饮清茶，也饮牛奶。皇帝等经常住汉式宫殿，也暂住蒙古包；既骑马，也坐轿。康熙、乾隆二帝酷爱读书、做诗、制字、甚至绘画和研讨学术。乾隆通晓五种语言和文字。丽正门用满、藏、汉、维、蒙五种文字写成，象征着多民族的整合和统一。
文津阁不仅是收藏《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的地方，而且是纪晓岚等编校《四库全书》的地点之一。蒙古人撰写的《蒙古源流》译成汉文收入《四库全书》象征着游牧与农耕民族书面文化的整合。
康熙时代曾将明安图（蒙）、梅彀成（汉）等集中到惠迪吉（澄观斋）研究天文学和数学，共同完成了《数理精蕴》、《律历渊源》。乾隆时代满、蒙、藏、汉等官员经常在清音阁一起欣赏戏剧，满蒙民歌逐渐融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热河清音。科学与艺术，不止是整合，而是融合。融合是一种彻底的整合。
[1] 《旧唐书》卷67《李勣传》，第2486页。
[2] 《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五十一，.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
[3] 《热河志》卷三，玄烨古戍之一。
[4] 玄烨《御制诗集》初集，“蒙恬所筑长城”。
[5] 《御制避暑山庄记》。
[6]《御制穹览寺碑文》。
五、讨论与结语
汉代严尤有一段名言表达了中央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无奈：“匈奴为害，所从来久，未闻上代有征之者也。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宣王时猃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出征之，尽境而还，是得中策。武帝选将练兵，深入远戍，兵连祸结三十余年，是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筑长城之固，以丧社稷，是为无策”。[1]
征不服，隔不开。征服和隔离都不是处理民族关系的有效途径。唐太宗和康熙都认识到了长城或隔离的无益，强调恩威并施。只有到了乾隆时代才彻底改变思维方式：化敌为友。他不再将北方游牧民族看成征服或防御的对象，而是倘开胸怀，欢迎他们的到来。将游牧民族看成假想敌，即树敌之后，也就没有了解决的办法。唯有化敌为友，才可能无敌于天下。
活跃于避暑山庄的四个主要民族满、蒙、汉、藏具有不同的生态文化背景。蒙古是典型的游牧民族，汉是典型的农耕民族。满和藏界于两者之间，是半游牧或准游牧民族，属于广义的游牧民族。满族入主中原之后自动与中央王朝整合和认同。正因为满族是一个半游牧半定居民族，在整合游牧与定居国家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功。
万里长城和避暑山庄功能相反：前者防御，后者欢迎。历史表明最好的防御便是欢迎。万里长城对游牧民族无益，对中央王朝有害。避暑山庄有益于游牧民族，无害于中央王朝。由此看来，秦始皇修长城是无策，乾隆扩建山庄才得上策。大禹治水以疏导为主，吸取了他父亲鲧以堵为主的教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防游牧民族，不亚于防民之口。除了欢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今天避暑山庄和万里长城，并立于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获得了类似的象征意义。避暑山庄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象征，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或中国的象征。正是清朝政府利用避暑山庄有效地整合了游牧民族，才使长城失去其原有的防御或隔离功能，逐渐获得新的象征意义。
热河“名号不掌于职方，形胜无闻于地志”。由于避暑山庄的兴建，热河由一个荒凉的小村演变成了中国的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实，避暑山庄的山并不高，水也不深，其建筑亦因年久失修或破坏严重。正是因为它在民族整合过程中特殊作用才得以修复，重新闻名于世。
避暑山庄集中国建筑、园林和宗教之大成,充分体现了中国人追求“天下一家”、“和而不同”、“山水之间”的理想境界。
“天下一家”是儒家宣传和追求的理想境界。《中庸》云：“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而长城显然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相抵触。“从理想的一面看，修筑长城意味着中国的天子德威不足，不能于一统海内之余兼服八荒之外，成为真正的普天下之主，象征了无奈与羞辱；从现实的一面看，它的修筑隔绝了北方草原和南方的农业地带，象征着一道文明与野蛮，中国与非中国，人与禽兽，农业与游牧之间不可跨越，也不宜跨越的天限”。[2]
“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是乾隆在避暑山庄活动的主旨。“自秦人北筑长城，畏其南下，防之愈严，则隔绝愈盛，不知来之乃所以安之。我朝家法中外一体，世为臣仆。皇祖避此山庄，每岁巡幸，俾蒙古未出痘生身者皆得觐见、宴赏、赐赉，恩益深而情亦联，实良法美意，超越千古云”。[3]
活跃于避暑山庄的人物除了皇帝及其爱臣宠妃之外，主要是远道而来的蒙古王公贵族和藏传佛教领袖。思想沟通于庙宇之内，恩怨化解于酒桌之上。多族共和，亲如一家，其乐融融。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的文化多样性象征着中央王朝对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尊重。体现了“和而不同”的理想。正如《礼记·王制》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移天缩地入君怀”，避暑山庄是中国的缩影。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因山就水，避暑山庄是一处世内桃源，体现了中国仁人志士的理想，是中国山水画精神的再现。正如汪藻《桃源行》所云：“谁教晋鼎判东西，却愧秦城限南北，但使此心无魏晋，人间处处是桃源”。
从万里长城到避暑山庄标志着游牧与农耕民族由长期的分裂走向重新统一，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康熙和乾隆的英明在于他们不仅能吸取历史的教训，而且能站在游牧民的立场思考问题。以避暑山庄取代万里长城，以欢迎代替防御，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历史上的难解之结。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深切地感悟到万里长城是漫长的教训，避暑山庄是浓缩的经验。只有吸取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人类才能健康地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