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猪在中国是最早被驯养的动物之一，距今8000年前磁山遗址的猪就有被驯养的证据。对由于肉食资源缺乏而做出的被动反应和出现剩余的谷物可能是家猪出现的主要前提。家猪的饲养经过了“依赖型”、“初级开发型”和“开发型”这样的发展过程。

关键词：

中国　新石器时代　家猪

绵羊和山羊在中东地区是最早被驯养的动物。而猪的驯养不但出现较晚，也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除了狗之外，猪很可能是最早被驯养的动物，而且从古至今都是最重要的家畜。因此，研究猪从野生到家养的发展过程是中国动物考古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在确立测量猪的牙齿和骨骼、判断它的年龄结构、计算其在全部动物中所占的比例等研究方法及参照考古学文化背景的前提下，依据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土的猪骨，探讨中国古代家猪的发展进程。

一、家猪起源的时间

根据到目前为止所知的资料，中国距今大约10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是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和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等四处。其中，位于北纬25.5度的玉蟾岩遗址和位于北纬28.5度的吊桶环遗址里都发现了稻米或栽培稻的硅酸体、陶器、石器和骨器等（1）。另外，位于北纬39度的南庄头遗址里也发现了陶器、骨器和石器等（2）。依据以上发现，我们现在完全可以把中国古代栽培作物的开始及陶器制作的起源追溯到距今10000年以前。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遗址里发现的动物骨骼似乎都属于野生动物，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当时已经存在家畜（3）。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最早的家猪出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甑皮岩遗址（4），但是我们认为其所依据的证据是有问题的。首先是这个遗址的年代至今仍有争议，早期的报告把此遗址的年代定在距今5000年左右，文化遗存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较早阶段（5）。后来通过碳十四年代的测定，又把此遗址的年代定在距今10000-7000年之间，这些碳十四测量数据尚有待于再研究（6）。其次，这个遗址猪骨出土的层位归属还没有定论。整理甑皮岩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学者指出这些动物骨骼全部出自1973年的发掘（7）。有些学者认为1973年发掘的全部动物骨骼均出自早期，为距今9000年左右（8）。但是另有学者指出1973年发掘的地层都属于这个遗址的晚期，为距今7000年左右（9）。第三，判定这些猪骨为家猪的证据是有问题的。研究者仅仅依据年龄结构，即1-2岁的个体占据65％就判定这批猪骨属于家猪，既没有测量猪臼齿的长度和宽度，也没有研究牙齿磨蚀状况和猪的年龄的关系。另外，因为明确存在家猪饲养的其它大多数遗址中猪的年龄结构以1岁的占据绝大多数，据此研究者认为甑皮岩遗址1-2岁的猪占据绝对多数表明家猪的驯养技术尚处在较低的水平，故需要驯养较长的时间，因此猪的年龄越偏大（10）。这种说法比较牵强。总之，仅仅根据年龄结构就判定甑皮岩遗址的猪属于家猪是不科学的。对遗址中其他材料的研究表明当时甑皮岩遗址的居民以狩猎和采集为生，在这样的狩猎采集经济中，是否存在一定数量的家猪值得商榷。因此我们认为，把甑皮岩遗址的猪作为中国家猪的起源证据不足。

    我们认为目前所知最早的家猪出自位于北纬36.5度的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判定其为家猪主要有三个标准，即牙齿的测量、猪的死亡年龄以及猪骨遗骸出土时的考古学背景。磁山遗址猪的下第3臼齿的平均长度为41.4毫米，平均宽度为18.3毫米。这个尺寸与我们一般认为家猪第3臼齿的平均长度低于40毫米的尺寸相似（11）。其次，磁山遗址超过60%的猪在0.5到1岁时就被宰杀，这种死亡年龄结构不象是狩猎的结果，而是人为控制下的产物。另外，该遗址的几个窖穴里都埋葬有1岁左右的骨骼完整的猪，上面堆积有大量的炭化小米。这些都是当时人的有意所为。

根据上述的发现，我们推测在中国新石器时代里家猪的出现至少要比栽培农作物和制作陶器晚2000年左右。

二、 家猪起源的前提

我们认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里，家猪作为最早出现的家养动物之一，至少必须具备以下4个条件或前提。1是由来已久的通过狩猎活动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已经开始不能满足肉食的供应，必须开辟新的途径获取肉食资源。2是当时在居住地周围存在一定数量的野猪，特别是有出生不久的幼小野猪，因此人们可以捕获它们进行驯化。3是对特定农作物的播种、管理、收获等一系列栽培工艺的成功，巩固了人们有意识地种植植物性食物的信心，同时也促使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对动物进行驯化。4是收获的粮食有了一定的剩余，可以用来对动物进行饲养。

在中国，有两个重要的考古发现可以用来验证上述家猪起源的前提。第一个是磁山遗址里发现了300余个长方形的土坑，其中80个土坑里放有小米。考古学家将那些小米依照体积换算成重量，达5万公斤之多。另外，有些土坑里在小米之下还放有完整的猪或狗（12）。

第二个是依据对山西省襄汾市陶寺遗址出土的人骨与猪骨的食性分析。陶寺遗址距今4000年前，这个遗址发现了小米的遗存。通过对这个遗址出土的人骨和猪骨进行稳定同位素测定，发现人和猪都摄取过大量的C₄植物（13）。因为小米是C₄植物，所以可以推测当时的人与猪都吃小米，或者更确切地说，人吃的是小米，而猪吃的可能是小米的壳。

我们认为新石器时代居民是在自然环境制约下开展生存活动的，他们在经济上的发展往往是被动的。比如饲养家猪，就与上述的4个条件或前提相符。第一，正如我们曾经在其他文章中阐述的那样，养猪是在狩猎活动满足不了肉食资源的前提下不得已而为之（14）。第二，在中国有相当数量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新石器时代遗址里都发现有一些野猪的骨骼，由此可以推测野猪在当时是比较普遍地存在的，人们可以通过提供食物控制它们。这可能是成功地驯化野猪的重要原因。第三，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饲养家猪要比农业出现的晚，这表明在饲养家猪之前人们已经掌握了驯化这种行为。第四，在农业的起源阶段不大可能出现剩余的粮食，必须到栽培农作物达到一定水平，粮食生产出现了剩余，才可以用来饲养家畜。距今8000年左右的磁山遗址里发现大量的小米，表明当时的粮食产量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除了供应人们的食用以外，还有一定的剩余用来饲养家猪。此外，陶寺遗址猪骨的食性分析证明了这里的猪也吃小米，这与我们上述的前提是吻合的。

    三、饲养家猪的发展模式

大量讨论家养动物出现过程的考古文献都集中在如何对考古遗址中的家养动物进行定义和鉴别上。这些家养动物的定义主要是强调控制饲养动物的环境，或对动物的所有权（15）。但是本乡（Hongo）等通过对位于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卡耀努遗址出土猪骨的分析，认为家养动物的出现是人与动物长时期相互依赖的结果（16）。

学者们往往把家养动物的出现过程归结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如有的提出“可用期”、“代替期”和“巩固期”这样一个模式（17），但是这个模式仅限于解释欧洲西北部的特例，在那里农业的出现晚于家畜的出现，而在中国农业的出现要早于家畜的出现，因此这个模式完全不能用来解释中国家猪的起源。本乡等提出从“狩猎”到“文化控制”,再到“家养”这样一个发展模式。这个模式有推测的成分。这个模式的提出依据的是黑克（Hecker）的观点，他认为，在人类对动物的驯养过程中，总会有些驯养行为无法留下“有形”的证据，致使今人无法对其进行复原（18）。本乡等的模式与我们提出的 “依赖型”、“初级开发型”和“开发型”的发展模式十分相似（19）。但是本乡等认为最初的“文化控制”是指人为地控制或操纵动物生育，将雌性的家猪与雄性的野猪交配（20）。这个推测缺乏动物考古学的可靠证据，因此在这里围绕我们提出的模式进行讨论。

我们通过对中国黄河流域大部分属于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定量分析，发现这个区域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有多种类型，具体划分为“依赖型”、“初级开发型”和“开发型”这样三个类型。表一列举了用于获取肉食资源方式讨论的遗址及出土动物种类的数量和比例，图一则是各个遗址的分布图。

当定居生活最初形成的时候，人们的狩猎和捕捞活动往往就在居住地周围进行。这样，居住地周围有什么动物，当时的人就狩猎或捕捞什么动物。虽然其狩猎或捕捞的行为属于人的一种有意识的生存活动，但这种行为依赖于居住地周围存在的野生动物资源，因此我们把这种获取肉食资源方式称为“依赖型”，其定义是当时人们的肉食来源完全依赖于捕获居住地周围存在的野生动物。如表一在统计方法一栏里注上黑色三角形的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就显示出“依赖型”的特征，其动物种类很多，但是没有任何家养动物的证据。

另一种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是把狩猎、捕捞野生动物和初步控制、开发特定家养动物相结合。对动物进行饲养意味着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左右特定动物的生长。我们把这种肉食资源的开发行为称之为初级开发，这种开发提高了人们在食物资源不稳定的情况下生存的能力。其定义是当时人们的肉食来源主要依赖于捕获居住地周围存在的野生动物，但是也包括饲养一定数量的家畜。表一有7个遗址属于初级开发型，我们给这些遗址标上黑色的圆圈。前面提到的磁山遗址应该属于“初级开发型”的典型。

最后，当家养动物占据多数，而狩猎、捕捞的重要性下降时，就表明当时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这一阶段，主要通过饲养家畜来保证肉食资源的供应，但狩猎、捕捞活动也在发挥一定的作用。一般而言，饲养活动相对于狩猎、捕捞活动更多地体现出计划性、管理性，其在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中占据主要比重，表明人的生存活动能力有了稳定的提高，但另一方面，如果家养动物遭遇灾难，那么其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影响要比野生动物遭遇灾难所带来的影响大的多。我们将这个阶段称之为“开发型”。定义是当时人们的肉食主要来自饲养的家畜，但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捕获居住地周围存在的野生动物。表一有12个遗址属于“开发型”，我们给这些遗址都标上黑色的方块。

    中国的考古材料显示出这样一个家畜驯养的发展模式，即在人完全掌握对动物的饲养之前，还存在一个强化人与动物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磁山的考古材料表明距今8000年左右中国地区的居民已经掌握了对猪的饲养，这是目前所知中国地区家畜饲养的最早证据。但是，并不是说中国北部地区古代各个遗址的居民饲养家畜的发展过程在时间上是同步的。比如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第五期的绝对年代不超过距今4000年，但是其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看起来仍处于“初级开发型”，而“开发型”的肉食资源获取方式早在距今6000年的河南省渑池县班村遗址第二期就已经出现。可见在中国北方的不同地区，家畜驯养的发展模式存在着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差异。

    四、结语

家猪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最早出现的家畜之一，在整个东亚地区的农耕社会里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家养动物，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

我们认为中国最早的家猪出自距今8000年左右的磁山遗址，这个时间明显地晚于栽培作物开始出现的时间。对由于肉食资源缺乏而作出的被动反应和出现剩余的谷物可能是家猪出现的前提。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行为经过了“依赖型”、“初级开发型”和“开发型”这样的发展过程。通过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定性定量分析，我们发现以家猪为代表的家养动物有一个逐渐增多的过程，而野生动物有一个不断减少的趋势。这说明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生存活动是稳定发展的。这种发展趋势与世界上其它古代文化具有较大的同一性。

本文的插图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张蕾女士绘制的，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

注释：

　　（1）严文明：《我国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考古》1997年第9期71-76页。

（2）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1期961-966页。

（3）a. 黄万波：《江西万年仙人洞全新世洞穴堆积》，《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7卷第3期226-271页，1966年。

　　b.同注（1）。

　　c.袁靖：《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研究报告》，待刊。

（4）Nelson, S. M. (ed.) 1998, Ancestors for the pigs in prehistory.Philadelphia（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MASCA research papers in science and archaeology, Vol. 15.

（5）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考古》1976年第3期175-179页。

（6）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¹⁴C实验室等:《石灰岩地区碳十四样品年代的可靠性与甑皮岩等遗址的年代问题》,《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243-250页。

（7）李有恒等：《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6卷第4期244-254页，1978年。

（8）覃圣敏:《从桂林甑皮岩猪骨看家猪的起源》，《甑皮岩遗址研究》240-242页，漓江出版社，1990年。

（9）漆招进:《谈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与华南早期新石器文化的各个问题》，封开县博物馆等编:《纪念黄岩洞遗址发掘30周年论文集》80-85页，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年。

（10）同注（7）。

（11）袁靖：《中国新石器时代家畜起源的问题》，《文物》2001年第5期51-58页。

（12）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303-338页。

（13）蔡莲珍等：《碳十三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第10期949-955页。

（14）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年第1期1-22页。

（15）a. Clutton-Brock, J. 1989. The walking larder: Patterns of domestication, pastoralism, and predation.  London: Unwin Hyman.

            b. Crabtree, P. J. 1993. Early domestic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Europe, in M. Schiffer (ed.),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Vol. 5: 201-246. Tusc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c. Davis, S. 1987. The Archaeology of Animal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 Ducos, P. 1978. ‘Domestication’ defined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to its recognition in faunal assemblages, in R. H. Meadow and M. A. Zeder (eds.), Approaches to faunal analysis in the Middle East: 53. Cambridge（MA）: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Peabody Museum Bulletin 2.

e. Hecker, H. M. 1982. Domestication revisited: Its implications for faunal analysis,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9: 218-236.

（16）Hongo, H. & R. H. Meadow. 1998. Pig exploitation at Neolithic Çayönü Tepesi (Southeastern Anatolia), in Nelson, S. M. (ed.): Ancestors for the pigs in prehistory.Philadelphia（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MASCA research papers in science and archaeology, Vol. 15: 77-88.

（17）a.Zvelebil, M. 1986. Mesolithic prelude and Neolithic revolution, in M. Zvelebil (ed.), Hunters in transition:  Mesolithic societies of temperate Eurasia and their transition to farming, 5-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Zvelebil, M. & P. Rowley-Conwey. 1984. Transition to farming in northern Europe: A hunter-gatherer perspective. Norwegian Archaeological Review 17: 104-128.

（18）同注（15）e。

（19）同注（14）。

（20）同注（16）。

该文是Pig domestication in ancient China的翻译稿，原文发表于英国的Antiquity，Vol.76, No. 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