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修龄

农业是文明孕育和发展的基础，不同的农业发展阶段，哺育出不同的文明形态。

农业的发展通常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阶段，这只是为了叙述方便，实际上三者之间是相互交错重叠的发展关系。今天现代化农业虽然占主导地位，不少地方还停留在传统农业阶段，极少数地方还有原始农业残余，即是证明。

不同的农业阶段和结构对文明发展所起的影响，比较疏远而隐蔽，不大为人们所注意，深入地探讨，可以揭示出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原始农业常被形容为“掠夺式”农业，说它破坏森林，导致水土流失等等；传统农业被描述为“循环式”农业，因为它充分利用人们丢弃的有机质废物，返回农田；现代农业被称为“投入式”农业，因为它依靠外源能量（石油等）的投入，取代人力和畜力。这种简单的概括方便但不是很恰当。原始农业的初期，聚落的人口少，刀耕火种所清除的林地，经过一定年份的休息，植被可以恢复正常，并不构成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只是当人口的增长超越了森林资源所能恢复的临界点，无法恢复，才导致掠夺式经营。传统农业之所以能循环利用资源，是由于古代“三才”思想在农业上的运用，即孟子所说的“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用和养要平衡。“三才”是哲学，也是宇宙观，贯穿于古代政治、经济、道德、伦理之中。应用于指导农业生产，是一种合乎生态原理的思想。严格地说，不是“三才”指导农业，而是原始农业孕育出“三才”。原始人在漫长的采猎实践过程中，一再反复地发现不论采集或狩猎，都要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否则会遭到挨饿和各种灾害的惩罚。原始人是把周围的动植物甚至非生命的山岩、流水，都看作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印地安人对此有很生动的描述：“总统（指前总统富兰克林）从华盛顿捎信来说，想购买我们的土地，但是……我们熟悉树液流经树干，正如血液流经我们的血管一样。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也是我们的一部分。芬芳的花朵是我们的姐妹；麋鹿、骏马、雄鹰是我们的兄弟；山岩、草地、动物和人类全属于一个家庭。……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必须记住，这如同空气一样，对于我们所有人都是宝贵的┄你们会教诲自己的孩子，就如同我们教诲自己的孩子那样吗？即土地是我们的母亲，土地所赐予我们的一切，也会赐予我们的子孙。……我们知道，人类属于大地，而大地不属于人类……人类所作的一切，也影响到人类本身。因为降临到大地的一切，终究会降临到大地的儿女们身上。……”三才思想不正是在这种朴素的人与万物融合不分的基础上抽象出来的吗。

传统农业是与封建社会相始终的，随着传统农业的发展，三才思想在封建社会里得到充分的发挥，如春秋战国是传统农业全面推进的第一个高峰，24节气和72侯的形成，铁农具和畜力的应用，大兴水利灌溉，实行精耕细作，园圃、畜牧、养蚕等多业并举，正也是文化上百家争鸣的灿烂时期。秦汉大统一以后，封建社会完成其金字塔式的框架结构，所谓“天、地、君、亲、师”。原始社会里人人平等，无分贵贱，封建社会把人划分为君、亲、师。君处于封建金字塔的顶端，代表天地的意志，发号司令，最高的权威；亲代表传宗接代，核心是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为传统农业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人是绝对地依赖土地，人丁兴旺，生活有改进，老人有保障，社会不负责养老；师是社会精神文化遗产的继承者兼创造者，又是下一代成长的文化教导传授者。这是一个稳固、静态的结构。虽然两千年中屡遭破坏和改朝换代，但是新王朝建立，这模式很快就会恢复。

传统农业从粗放型发展到集约经营，与人力的投入呈正比，人口的增长自然得到鼓励，人口增长促进生产的同时，促进了经济文化的繁荣，汉唐盛世，也正是农业大发展时期，这是正面的效应；但人口压力加强了粮食等物资的消耗，则产生负面的后果。于是陷入了“粮紧→增人→粮丰→人增→粮紧→增人……”的怪圈，唐宋以后的传统农业，就是在这个圈子里持续发展，把人口从汉初的5000多万，有起有落，波折的增至清后期的3.4亿，依靠的全是太阳能，没有外源能量的投入，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人口压力的不断加重，按人平均的土地下降，传统农业难免被迫走上围湖造田，开发山区（特别是明朝玉米甘薯引入之后），超越了环境负载力，重陷原始农业后期森林破坏和水土流失的复辙。当然，问题不全在于人口的压力，封建上层对农业和农民的横征暴敛，追索无度，也是破坏用养平衡的极大因素。当人们以惊异的目光啧啧称羡出土文物和地下宫殿的美轮美奂时，往往忘记了农民所付出的沉重劳役和生命血汗代价。

中国古农书从西汉《氾胜之书》到清末杨双山的《知本提纲》，讲述的始终是三才和阴阳五行理论，三才思想至此与现实脱离，无能为力了。农业的不断衰败，迎来西方的实验农学。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掀起了“五四”运动反封建文化的高潮。

考古发掘表明，黄河流域的黍粟农业和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是同步起源的。这是与距今8000年前全新世气候转暖，北方气温较现今平均高2.3℃有关，那时的黄河流域无论植被、湖泊、雨量都很充足，黄土轻松肥沃，易于开垦。交通方面，从东欧到蒙古高原的北半球的高纬度地带，是连片大草原的骑马民族游牧文化。每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特征，形成自己的文化圈，大西北的草原文化圈和黄河中下游的农耕文化圈，不是绝对地隔离，相反，却有频繁地渗透、转化、扩大或缩小。一旦交流断绝，文化亦必停滞不前，这是历史一再证明的规律。古埃及和两河流域起源甚早的天文、数学知识，曾通过这条交通带，西传希腊，东传至中国的西北，中国的天干地支记数，60进位制等，得益于这条交通带，直至有史以后的汉唐丝绸之路。相比之下，早期的东南沿海，尚处于使用独木舟时期，对海外的交往尚未充分展开，日本的稻作，迟至中国秦汉时才传入，揭开了弥生稻作文化的新一页，告别了此前的绳纹渔猎文化。

黄河中下游在距今2800年以后，气候转趋干旱，故黄河流域到战国时大兴水利，实行先进的抗旱保墒“川”亩制和区田制耕作技术，促进了粮食丰收。但持续的干旱化，使河流湖泊水面缩小，原先在新石器晚期即已落脚生根的水稻，不得不逐渐缩小面积，历代虽然都努力发展水稻，受制于大环境条件，终鲜效果。

历史上每隔三、四百年的温度冷暖交替变化，在华夏大地上左右着畜牧和农耕交替地带的消长，也是导致游牧民族和农耕汉族屡发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年平均温度每下降1℃，北方草原将向南推延数百里。三国、魏晋、南北朝是历史上第一次大分裂时期，这段三百多年里，北方年平均温度较现在约低1.5℃，草原日渐萎缩，鲜卑拓拔大举南下，成功地建立起北魏政权，同时也陷入强大的汉族农耕文化、并融化于其中，成为促进文化繁荣的触媒剂。反之，年平均温度每上升1℃，象汉唐盛世，强大的汉族向塞外发展，蚕食草原，改牧为农，成功地开发了大量屯田，成就也十分辉煌。但最终的代价是沙漠化的扩大，剩下一些当年的地名，聚居的痕迹，留给后人考察和追思凭吊。从农业历史地图上可以看出，几千年下来，西北农牧的界限，大体上沿长城内外拉锯。由于气候的干燥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农耕向西北扩展的努力，总是有限，而畜牧族的多次南下，则不断同化于汉族，农牧之战终于不再重演了，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转向秦汉时还被视为荆蛮之域地长江流域及其以南。

从汉至唐宋，每次战争，都引起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加快了南方的开发。故宋以后，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转移到了南方。元、明、清的政治重心回到北方，但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仍在南方。北人南下，与南人杂居通婚，不单是人口数量的增加，亦改善了人口的素质，给文化和文明带来新的繁荣。从优生的观点看，最忌的是近亲繁育，最有利的是血缘较远的基因交流。

汉时关中地区的人口密度最高，达200人以上，其余地方也有100-200人，而南方江浙一带，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10人，南方大部分地区都在3人以下，全国人才优势当然集中在北方。到隋唐时，南方已大有发展，北南人口之比为7∶3，唐天宝元年时南方人口大增，北南人口之比为6∶5，北方的优势继续减弱。到明清时期，北南人口之比便倒转为4∶6。建国四十余年来，人口全面增长，到1993年止，北南人口之比为3.5∶5.5，北方人口始终没有恢复到唐以前的领先地位。

从汉至唐，全国人才集中于黄河流域，唐朝共有宰相369人，90%时是北方籍。北宋和南宋是北南人才的转折点，宋代河南出宰相21人，内北宋18人，南宋3人；宋代浙江出宰相24人，内北宋4人，南宋20人，既是证明。明代宰辅189人，南方籍占2/3以上；明代文魁（状元、榜眼、探花、会元）244人，内南方占88%，北方占12%；清代博学鸿词267人，江、浙、赣、皖四省即占75%。人才集中长江三角洲的趋势，至今未变，如按两院院士、教授、经济、科技人员统计，也呈同样现象（从略）。这种转移现象，对于分析地理环境、气候变迁、农业结构、城市分布建设、教育经济发展水平等与文化交流发展究竟有那些互作关系，是很值得进一步多方面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