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人发现美洲》
游 修 龄
《中国人发现美洲》（冯翔、李达合写，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
一书，内容主要综述近一二百年来国内外研究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包括两三万年前、六七千年前、先秦、汉唐、直至南北朝）都曾有中国先民及华人东渡太平洋到过美洲，叙述中并加入作者自己的观点，洋洋二十八万字，还有大量对比的插图，以补文字叙述的不足。书中所提出的论证，范围甚广，涉及到考古学、人类学、海洋航行、天文星宿、文化艺术、宗教信仰、民俗民风、龙凤图腾…等。对中国古籍如《山海经》、神话如伏羲女娲兄妹相配等，从中国美洲两地文化交流的角度，作出重新评估。
我在查阅《大英百科全书》哥伦布条时有点问题，通过电话请教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教授，附带提到《中国人发现美洲》（以下简称《发现》）这本书的观点，陈教授当然熟悉这方面的情况，他指出要论证中国人发现并进入美洲大陆，不能专凭旁证推测，要有直接的论证，并且要发表在正式的学术刊物上，他知道这方面的文章很多，旁证也不少，他以为必須要有正式的论文发表在权威的学术刊物上。他指出像《发现》引用美国著名的《NaionalGeographic》（《国家地理》）杂志的材料，即不属于学术杂志。由于《发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我又是外行，对此没有发言权，只能到此为止。以下想说的是我阅读《发现》的过程中，感到书中论及与农业有关的一些地方，是有问题的，不利于论证中国人陆续多次到达过新大陆。现分三方面试述如下：
一，关于粟的问题
《发现》转引了美国《国家地理》1991年（180卷）上发布的一幅中华“轩辕黄帝族酋长礼天祈年图”，据说这图在北美易洛魁部的次顿哥村人中长期流傳，图中与动植物有关的部分据《发现》的介绍：“在轩辕酋长四周有植物7
种，动物16
种。植物有杉木，桧木，扶桑，玉蜀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还有粟（小米）。众所周知，粟最早起源于我国的半坡氏族时期，在北美易洛魁人的“轩辕黄帝族酋长礼天祈年图”中发现粟，这足以发人深思。”这七种植物是写实的，除木本的杉和桧以外，剩下的五种是草本植物，以玉蜀黍最典型，腰部有伸出的玉米棒子，顶上有正开花的雄穗，叶片也是玉米的叶片。另外四种植物，很清楚都是双子叶植物，无论怎样看，都不是单子叶禾本科的粟，可说与粟毫不相关，不知作者是怎样鉴别为粟的?如果只有文字，没有附图，读者将完全相信作者的介绍是粟了。
这个被误认作粟的作物，依我看，可能是食用苋（Amaranth），我们日常吃的苋菜是蔬菜苋（Amaranthus
tricolor），原产亚洲。“轩辕黄帝族酋长礼天祈年图”中的苋是食用苋（A.
caudatus），又称粒用苋。原产南美洲秘魯安第斯山脉地帶，是当地印第安人早年所驯化的粮食作物，南美洲印第安语称“Quihuicha“，英語称之为“印加麦”（Inca
wheat），印加人是印第安族的一支，主要分布于秘鲁。但食用苋在我国西南如云南也有分布，云南少数民族种植也很普遍，称“天雄米”或“苋米”，汉族人去调查时误记音为“籼米”。我国西北也有栽培，称“千穗谷”，不知道是否係同一种。
《发现》的作者只介绍了七种植物中的五种：杉、桧、扶桑、玉米和粟（可能是食用苋），另两种没有介绍。我看其中一种有点像南瓜（Cucurbita
maxima)，南瓜也是南美洲原产地，但不能肯定。另一种像芋（Colocasia
antiquorum ）但芋是迟至16世纪才传入美洲，不大可能进入祈年图。我发现图中其实不止七种植物，在玉米植株的背后还有一些植物枝叶，更无法辨认，一共应有八种植物。
否定了《祈年图》中的所谓“粟”以后，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既然《祈年图》中没有粟，那末，怎样解释书中一再考证的殷人东渡到了南美洲？《发现》书中说商纣被周武王伐下商都以后，
“商留存于东夷地区的25万精兵及家属神秘消失，成为中华民族早期历史上的一桩重大悬案。……恰在殷军于东夷失踪之时，奥梅尔克文明却于中美洲尤卡坦半岛突然兴起……此外，还有众多语言学、文字学、民俗学方面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都是如出一辙地证实着同一观点，即两洲之间应存在一次重大的文化人种交流事件…。”
如所众知，殷人是以粟为主食的，当他们集体大规模出海东渡时（且不论这种数以几十万计的人海上航行是否可能），随身携带足够的粮食（粟）是最起码的常识。到达新地方，安顿下来以后，首要的大事当是开辟耕地，以便生産所需的粮食。即使当地有可食的其他食物，但自己吃惯的粟，一下难以改变，何况粟不仅是粮食，还代表祖先的恩赐，岂可轻易放弃。
吴越人及以后的徐福东渡日本，都帶去稻种，日语称稻为“ィネ”即是越语稻词为“依缓”的对音，好比美洲玉米传入欧洲帶去印第安语maize
一样。《发现》书中还论证徐福一行最终到了美洲，如果粟和稻传入南美，也应该有相应的外來词在印第安语中得到反映。《发现》书中说“祈年图”中有粟、借以证明殷人东渡到了南美洲，
可惜“祈年图”中没有粟，文字的叙述落了空。
二，扶桑的问题
《发现》介绍的杉、桧、扶桑、玉米和粟五种植物中除粟可能是苋以外，扶桑也是个大问题。扶桑是个古籍上屡见的名词，争议颇多。既是地名，又指某种植物，当然地名是取自这种植物，但也有可能扶桑只是地名的汉语译音，如何新即认为扶桑是日本“富士”的音译。《发现》引《山海经·东山经》说：“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无臯之山。南望幼海，东望榑木，[或扶桑]，无草木，多风。是山也，广员百里。”其实《山海经·海外东经》即直说扶桑：“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黒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郭璞注说扶桑当作扶木（笔者按，故亦作榑木），那末，扶木即与桑无关。但到了东汉东方朔《十洲记》里才把扶木说成“叶似桑树，长数千丈，大二十围，两两同根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之扶桑。”许慎和郭璞因之，遂成定论。所谓两两同根生，是很难理解的，除非是藤本植物（叶如桑）的交互緾绕在大树上的景象。
《发现》据上引《山海经》的文字，又据南美洲帕拉卡斯山有一幅巨大的摩岩石刻，其所刻的图象似桑（？），即把甲骨文桑字放在摩岩图片之下，合成书中的第52
图，表示中国和南美都有桑，用来解释扶桑，显然十分牵强。
又，由于 “祈年图”中只有两种木本植物，已说明一是杉，一是桧，其余五种都是草本植物。则这个高达数千丈的扶桑，又在那里？若说是杉和桧中有一种是扶桑，则杉或桧中那一种是说错了？从两者的株形看，都不像桑，倒象原来说的杉和桧。
书中第51图的标题是“墨西哥和美国东部地区的十日扶桑图”，没有说明这图的来源出处，这标题显然是作者所加。图中的扶桑树有三根粗大的根，象三足鼎立。中央树干共分出九大分枝，左边四分枝，右边五分枝，左半树身及分枝打上黑影，右半树身及分枝为白身。左半树身的三个分枝上，各立着一只鸟，共三只。似乎代表太阳（金乌）？右边的分枝上没有鸟。既然是十日（乌），何以只有三日（乌）
？这树是抽象画，不同于《祈年图》中的植物是写实画，当然这树不象桑树，也不象其他任何的树。这图怎么能体现中国古籍的“十日扶桑”呢？
桑科的树木多达1400 余种，中国古代的桑是专指桑属（Morus）16个种中的一种饲蚕之桑（Morus
alba）甲骨文的桑就是养蚕之桑，怎么可以等同于南美摩岩上石刻的似桑之大树？
三，花生、蚕豆、芝麻和玉米的问题
《发现》第一章以相當多的文字论证古代中美来往交流作物的“事实”，说：“60年代，在我国江西和浙江距今四千年前的遗址中竟发现了6
颗花生，众所周知，花生发源于美洲，可以推测在远古时代中国与美洲之间已有了接触联系。另外，在距今四五千年前良渚文化钱山漾、水田畈遗址，与水稻一起还同时发现了许多植物种子，已辨明的有花生、芝麻、蚕豆…，其中花生已经碳化，形狀近似于小粒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155页，认为碳化花生距今已有五千年）据认为花生原产地在美洲，可为何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遗址中会有呢？如果没有中国人作为媒介，它们是不可能轻易而远渡大洋的。近年来对四川茂汶汉魏时期敉岩葬石墓进行挖掘，所发现的墓主遺物中有玉米棒子（1983年11月5日《北京晚报》中文章《中国与美洲交往的两个特征》中指出“玉米在汉魏墓中多有发现，……原产于美洲大陆的玉米、向日葵、番茄、烟草等作物，通常被认为在明代由美洲传入中国的。实际上已经在中国的中医本草和地方志等记录，在唐、宋时代就已经在中国种植和传播了。这是从美洲回国的人，将种子带回中国，才能在国內种植，并经过适应土壤和气候条件，逐步传播开的，不然絶不会自己远渡太平洋往来的重要物证。”
在1950年代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些植物种子，考古人员是陌生的，他们把种子送到当时的浙江农学院农学系及园艺系鉴定，系里的教师都是从事现代农业科学研究的，从来没有接触过出土种子，也没有考古方面的知识，只能是就种子的外表和现今的种子进行外形比较，给出鉴定，但鉴定的语气不是很肯定的。到了发表的时候便变成非常肯定的结论，在报刊上宣布开去，便成了国內外同行引用的依据，至今如此。其实当时的报刊上即有过专家学者怀疑的文章，但不符合“越早越好”和“爱国主义”的风气，不大有人理睬。1980年代以后，学术气氛正常发展，又有人专门撰文对花生、蚕豆、芝麻等逐一辩驳纠正，在考古界也得到认可。但《发现》一书仍旧只引用早期的文献，不注意后起的文献，当然只好陷于失误。至于玉米的问题，引用《北京晚报》的这些不可靠的新闻炒作，不仅无助于论证玉米、向日葵、番茄、烟草等“是从美洲回国的人，将种子带回中国，才能在国內种植。”反而适得其反，给《发现》一书凭空增添了没有科学依据的资料，把书中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材料给冲淡了，很是可惜。
本文不是全盘否定《发现》一书，任何优良的书本也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或差错。这书綜述了大量有力的论证材料，很有启发，大有进一步筛选、研究的价值。但因内容牵涉面极广泛，不是一个人的知识面所能理解和鉴别的。笔者只是就农业的角度谈一些看法。笔者是有感于目前的学术界有一股不谨严的风气，即有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越多越好，不问是否可靠，即使依据不足的也采纳；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即使正确，只因与自己的观点不合，便视而不见，弃而勿用。我想，这或许正是陈教授强调正式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原因之一罢。
2001，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