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回忆片段
农 谚 蒙 冤 记
游修龄
1958～1960期间，我经常要带学生下乡总结丰产经验，为了避开浮誇，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想起了学生们要分散到全省各地的难得条件，给他们佈置了一项额外的任务，即每到一个新地方，就向当地的农民调查、纪录当地流行的农谚，经过几个月的走访，居然收集到数千条农谚。汰除重复和迷信的部分，经过整理选择，共得1700多条农谚，再按现代农业科学知识加以分门别类，组织有关的教师，分工逐条给予科学知识的解释，肯定它们指导生产的经验，出版了《浙江农谚解说》一冊，受到好评。
想不到在“文革”深入发展的过程中，这解说农谚的好事，也被扣上“厚古薄今”的帽子。此前，因我曽翻译出版了英俄的农业科技书刊，已被戴上“崇洋轻中”的帽子，再加上“厚古薄今”，虽然我那时还是讲师，也就够荣获“反动学术权威”的资格了。造反派不滿足于空洞的厚古薄今，在这本《浙江农谚解说》中反来复去地搜寻，终于找到了可以上纲上线的、反对人民公社、即反对“三面红旗”的“铁证”。
原来我在《浙江农谚解说》的书首写有一篇《论农谚》代序，其中第一节是说农谚的流傳有悠久的历史，举例“大树之下无丰草，大块之间无美苗”这句农谚，虽然采自浙江民间，却早已见诸东汉恒宽的《盐铁论·轻重第十四》：“茂林之下无丰草，大块之间无美苗”，说明这句农谚已流傳了两千余年。农谚把“茂林”改为“大树”，是口语化，便于记忆。
在代序的第五节中我又举了两句农谚：“分了社，满天熟；社了分，没得啃。”用以说明时过境迁的农谚，后人不大好理解的例子。
“大树之下无丰草，大块之间无美苗”这句农谚，含意很简单而科学，就是说大树遮挡了阳光，下面的草儿光照不足，自然也长不丰茂。同理，整地时土块不充分整细，影响苗的生长不整齐。
“分了社，满天熟；社了分，没得啃。”句中的“分”指春分，“社”指春社。分了社，指春分在春社之前；社了分，指春社在春分之前，或春分在春社以后。古代祭天曰郊，祭地曰社。立春后第五个戊日称春社，从立春到春分为45日，五戊的差异在40～50天之间，故春社举行可能在春分前，也可能在春分后。分和社的意义在序文中已经交代得很清楚，并指出前人以此来预测秋收的丰歉，其实并不科学。
这两段农谚，无论怎样看，都与反对人民公社化不沾边，但是造反派对此有特殊的剖析眼力。
对“大树之下无丰草，大块之间无美苗”，造反派说我是影射，大树和大块者，人民公社也，丰草和美苗者，农作物也。人民公社化以后，草也长不盛，苗也长不大。至于社和分，更容易上纲了，造反派说“社”是人民公社，“分”是拆散人民公社，“分了社”影射解散了人民公社，就可以“满天熟”；“社了分”指公社化以后再分配，人民就没有粮食可分了。
我坚持以上农谚絶对没有反对人民公社的意思，大树和大土块，同人民公社有什么关系？两千年前的谚语，怎么能预知两千年后有人民公社呢？春分是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名称，春社是古代祭祀的节日，都与拆散人民公社毫不搭界。当然，这种申辩只能被认为“强词夺理”，抗拒认错，是思想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表现。不认錯就批斗，于是反反复复，批斗了多次，大概感到此事的“油水”不多，有些小题大作，终于不了了之。
这种通过影射，加人以罪，我知道是历史上司空见惯的事。譬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穷，又曽削髪为僧人，对于当权的統治者来说，农民造反就是盗贼叛乱。所以朱元璋即帝位以后，最忌的就是看到谐音的“生”（谐音“僧”）、“则”（谐音“贼”）等字，疑心是影射于他。地方官吏们们经常有应景的给皇上呈送正旦贺表、万寿贺表、谢皇帝增俸表等，目的本来是歌颂皇上，讨得欢心，谁知却招来杀身之祸！如林伯璟为福州府学作《贺冬节表》，內有“仪则天下”句，被认为以“则”谐音“贼”而遭诛杀。蒋镇为常州府学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句，被解为“睿性僧知”，被诛。徐一蘷为杭州府学作贺表，內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句，“光”附会为剃光头，“圣”附会为“僧”，“则”附会为贼，被诛。类似遭诛的共有十三人。
清朝的雍正皇帝，生性最猜忌，他兴起的文字狱也最触目惊心。著名的查嗣庭案即是一例。雍正从查嗣庭的日记《维止录》里发现许多“极意诽谤”康熙政治的议论，又从查嗣庭所出的江西乡试试题“维民所止”（语出《礼记·大学》），说“维”和“止”是影射“雍正”二字砍去头。对查嗣庭的最后处决是戮尸、再梟首（即砍头），一子斩首，另一子已死狱中，幼子及侄子流放三千里外。家产抄没，折银充浙江海堤工程费用。兄流放陕西，死于戍地。另一兄因官翰林编修，特许释归，不久病死。其他受牵连的有江西乡试副主考革职，江西巡抚降四级调用…等。因查嗣庭是浙江海宁人，加上另一个汪景祺案（从略），汪是杭州人，雍正便迁怒于浙江士人，恨浙江士风不正，查嗣庭下狱的当年（雍正四年）十一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直到雍正六年八月才解除停止乡试的禁令。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不可胜说，这里只举一例，也可见一斑了。可是在今天的电视荧屏前，康、雍、乾却是历史上难得的关心民间疾苦的典型爱民君主！编导者申辩说，本来这是戏说，不是历史剧。可是观众们看得津津乐道，都当作真的历史，记忆在心，难道就没有责任？
使人觉得奇怪的是，象“分了社，社了分”以及“大树、大块”这类农谚，被影射为反对人民公社的手法，何以竟同上引明清文字狱如此类似？好像祖传秘方，一脉相承？我认识批斗我的造反派同志，可以肯定，他们并不知道历史上文字狱的事，他们绝对没有从明清文字狱中得到什么启发，所以才作出相似的行为。
这种不约而同的现象，相隔很长的时间以后，又突然死灰复燃，原因不在人，而在制度提供了相应的土壤。文革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授权造反派，让他们可以任意寻找他们“发现”的专政对象，当证据不足时，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最佳方法，就是影射。影射其实并不需要什么心智，也不是学问，动动歪脑筋，就可以心血来潮，恍然有悟。所不同者，说我是借农谚反人民公社，只不过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空帽子，反复批判以后，一切也就结束了。 而同样的事，若发生在朱元璋、雍正的时候，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说明时代是大大进步了。相信类似借农谚反对人民公社之类的影射，今后不会再演。
2002，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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