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万国鼎先生
游修龄*
载《万国鼎文集》
《万国鼎文集》即将出版了，编者要我写点纪念万先生的文字，万先生是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首届主任，中国农史学科主要创始人之一，作为敬仰万先生的后学，敢不从命。
万先生在农史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在这本《万国鼎文集》里已有了全面的收集，拜读先生的著作从此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这是先生留给农史界的一笔宝贵的遗产。借此机会，我想说一点万先生对农史界的潜在贡献和影响，相信会有助于读者对《万国鼎文集》的全面理解。
我今年已经虛度八十又六，年轻的农史界同仁们可能认为我一定和万先生非常熟悉，不会想到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辈，当先生于192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时，同年我才出生呢。我是1943年才毕业于大学农学院，1950年代在浙江大学农学院担任作物栽培学的助教和讲师。
我有缘与万先生通信，得到先生的指教，虽然次数有限，但正是这有限的几次通信，给了我终生难忘的印象，事情还得从我对农史发生兴趣的起因说起。
1954年冬，我偶然在杭州松泉阁旧书店里买到一部线装的学津讨源本《齐民要术》，当时还使用旧币，书价一万元，折1955年的新人民币一元。买回以后有空时就翻翻，想不到书里讲的内容虽然是1400年前的技术，却非常合乎现代农业科学的道理，令人惊诧不已。不久院里举行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学术报告会，鼓励大家参加，我便以阅读《齐民要术》的心得，作了“《齐民要术》里的农业科学”的报告。受到出席报告会的省领导和院长的肯定，于是整理成文字，发表在当时全国唯一的《农业学报》(1956年)，题目是“从《齐民要术》看我国古代的作物栽培”。
1957年夏，我从书店里买到一本万先生的《氾胜之书辑释》，众所周知，《氾胜之书》是部佚书，主要籍《齐民要术》的摘引而保留下来。万先生不是简单的加以分类辑录，而是系统地逐条逐字予以注释，最后再全文加以语译，这个不厌其烦的工作，给不熟悉古籍阅读的后学指点了入门途径。此外，万先生在每种作物的注释和语译结束后，还附上一篇“讨论”，因为《氾胜之书》的内容历来注家常有不同的解释，需要展开讨论，才能更正确地理解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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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浙江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教授。
我发现万先生书中“小豆”一节的“讨论”，是针对我的那篇“从《齐民要术》看我国古代的作物栽培”里有关大豆和小豆的“治”和“膏”这两个字的理解展开的。《氾胜之书》的原文是“大豆、小豆不可尽治也。古所以不尽治者，豆生布叶，豆有膏，尽治之，则伤膏，伤则不成。”我是把“治”理解为中耕，治在古籍是个多义词，譬如锄治，即指中耕。把“膏”理解为根瘤是依据(清)王筠的《文字蒙求》，说菽之古文作“尗”：“初生曲项，故上曲。一，地也，下其根也。”根旁的两圆点“则所谓土豆也，生细根之上，丰年乃坚壮。”于是我把土豆同膏联系起来，认为土豆是民间土话，膏是书面词，把大豆小豆的“不可尽治也……尽治之，则伤膏”理解为中耕次数不可太多，多了伤及根瘤，会影响产量。解膏为根瘤已经勉强，再解治为中耕则是错上加错。其实，原文正确的理解正如先生所反复考证的，是指大豆、小豆的采叶(治)供食用的次数不可太多，多了要伤植株的营养(膏)生长之意。有趣的是万先生不认识我，他大概想写这种文章必是老年人，于是在讨论中客气地称我为游修龄教授，不知道我只是个闯进农史领域里的初生之犊，累得万先生为此化了长篇的考证文字，反复给予纠正，令我获益匪浅。
我自从发表了“从《齐民要术》看我国古代的作物栽培”，接着就产生了追溯中国传统农业起源的念头，1950年代初期我国的考古事业还处于初始阶段，很少原始农业方面的内容，我对考古又全属外行。故我所能想到的农业起源是从有文字记载可考的甲骨文开始。于是临渴掘井，囫囵吞枣，涉猎了一些郭沬若、胡厚宣、杨树达、容庚、马叙伦、徐中舒等名家有关古文字的著作，有了点滴的古文字常识，便大胆地试从商代的甲骨文开始，探索早期农业的形态，把题目定为“殷代的农作物栽培”，投给《浙江农学院学报》，编辑部把我的稿件寄请万先生审阅，万先生指出稿件内容一大堆错误，编辑部把万先生的审稿意见转给我，让我作相应的纠正和修改，我看了万先生所提的意见，才认识到自己的粗疏浅薄，立即写信给万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又附带请教了一些农史问题，都得到详尽的答复。修改过的“殷代的农作物栽培”终于得以发表，但因原来的草稿没有保存，五十来年前的事，差错的细节现在想不起了。印象最深的是我自作聪明，设计了一幅耦耕的操作图，一个人扶犁在后，一人在前面用绳子拉犁，完全违反了耦耕的本意。按照一般的惯例，差错这么多的稿件，都作退稿处理，万先生却不厌其烦地提出修改意见，没有让编辑部退稿， （在万先生主编的《中国农学史（初稿）》上册第二章中，还引述了这篇论文中的观点。41页。编者加）这种热忱关心后学成长的胸怀，使我觉得十分温暖和鼓励，真是终身难忘，以后写文章再也不敢在没有充分掌握文献和论证的条件下，便自以为是地信笔所之，任意发挥了。
我所身经的以上两件小事，对万先生来说，早已没有印象。而对我来说，它的影响绝非两篇文章本身的差错改正问题，而是从此以先生为楷模，学习先生热忱接待后学和谨严治学的精神，作为毕生的努力方向，终身受益。
受到时代大环境的制约，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以后，接着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三年天灾人祸，先生则于史无前例的“文革”前的1963年11月25日便辞世了。在那样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的日子里，既没有条件继续与先生通信请教，更没有可能去南京访谒万先生。
我相信，上述我的感受，绝不限于我个人，凡是当时在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工作的年轻一辈，以及农史界曾经请教过万先生的年轻人，都会与我一样，同样获得教益。所以，可想而知，万先生主持中国农业遗产室的这段时间里，无形之中，不知道有多少初涉农史研究的青年在先生的润物无声的熏陶下，走上各自成长的研究道路。
其次，我认为更值得一提的是，先生领导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期间留给农史界的无形而深远的影响。
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是在1955年7月经农业部批准成立的，此前从来没有过类似的专门机构。万先生上任之初，百废待举，他一直紧抓不懈的是农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保存、开发、研究和利用齐头并进。在他的组织领导下，从1956～1959的短短四年里，从全国40多个大中城市、100多个文史单位，收集了1500多万字的资料，整理成《中国农业史资料续编》157册，连同以前在金陵大学辑成的456册，共计4000多万字。1959年后先生又组织人力，从全国各有关单位的8000多部地方志中摘抄了3600多万字的农史资料，分辑成《方志综合资料》、《方志分类资料》及《方志物产》共680册。与此同时，先生组织全室同志，积极开展工作，在搜集整理已有资料的基础上，先后陆续出版了《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的稻、麦、粮食作物、棉、麻、豆类、油料作物、柑桔等八大专辑。这些按历史年代编排的专辑，内容囊括经史子集的摘引资料，不仅极大地节省了农史研究人员的查检时间，提供了大家短时间内不可能搜集到的资料。对于青年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引领他们进入以前并不熟悉的文献领域，扩大了视野，举一反三，学会了查检文献的基本功，有了工欲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敲门砖。
岁月不居，时代的步伐越迈越快，改革开放的短短二十余年里，一切都起了飞速的变化，农史领域在万国鼎先生以及与先生先后的辛树帜、石声汉、王毓瑚、夏纬瑛、胡道静、梁家勉等前辈们的辛勤耕耘，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之下，新生的力量获得茁壮的成长。
进入新世纪的农史领域，研究的范围和对象不断有所扩大，研究的深度也不断有所充实和建树。农史研究正沿着内部学科继续细分，与相邻学科交叉渗透日益密切，这样的相辅相成的道路迈进。
作为农业遗产整理研究传统的古农书的搜求和校释，有了更大的发展，琳琅滿目，难以一一陈述；分科的农业史研究，如稻麦大豆等作物和果树蔬菜的栽培史，畜牧兽医史等，纷纷陆续问世。以前的农史专题研究，正发展成系统的农学史、农业考古、农田水利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生态史、农业地理史、农垦史、农具史、土壤肥料史、自然灾害史、饥荒救灾史、中西农业比较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等，它们在农史园地里百花齐放，数量可观，质量可圈可点。
回首望，原始农业的研究通过与考古学、语言历史学、遗传学、人类学、少数民族学等的交叉，已经追溯到万年前的新石器早期阶段，史前农业的面貌一步步清晰起来，内容越来越丰富，描绘出吾中华民族两河流域灿烂文明的来龙去脉。
往前看，农史研究已经从早期的总结传统农业成就，向现实农业延伸，注意到中国传统农业急速向现代化农业的过渡中，出现重复西方石油农业带来的种种弊病，要不断付出沉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资源丧失的代价，只有继承发展传统农业中的“天人合一”、能量循环利用、用养结合、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成功的实践范例，才有可能走出依赖非再生的石油农业的死胡同。凡此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色，饮水思源，都是与前辈们在农史园地不断播种、施肥、灌溉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
与此同时，也无庸讳言，在全球经济市场化片面性理解的冲击下，不能与经济效益直接挂钩的文史学术研究，正在不断被边缘化，农史研究也深有体会，莫能例外。不论是与市场经济直接挂钩的研究，或陷于边缘化的研究工作，都受到职称、待遇与金钱效益密切联系的各种压力，驱使学术研究领域里滋生出一种浮躁的、短期的、急功近利、华而不实的学风，随心所欲的文献考证，主观臆想的新论点，俯拾可见。博士导师一次招收博士生达三四十名之多，导师同博士生一年里也难得见一两次面，有的博导根本不认识自己的博士生，并非耸人听闻的新闻炒作。这些都是以前不可想象的事情，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
在《万国鼎文集》出版的今天，回顾前辈们走过来的道路，他们身体力行的榜样，激励着我们，注意掌握航向，继续前进。
2005年7月7日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