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删《孟子》
游修龄
明朝开国之初，人才奇缺，朱元璋在登位的次年，即洪武二年（1369）诏全国府、州、县兴办学校，几年下来，颇见成效。据《明史·选举志》记载，虽然是穷乡僻壤，也都有儿童入学，弦歌之声不絶，为唐宋以来所未有。
但另一方面，朱元璋深知读了书的士子，思想复杂，怎样统一士子的思想，以巩固他的统治基础，是配合兴学所不可少。要统一士子的思想，又必须从传授知识的书本入手。他多次申令全国的士子非四书、五经之书不读，孔孟之书又必须以朱熹之注为准。
朱元璋读《论语》非常敬仰孔子，但读《孟子》就很厌恶孟子。孟子是发挥孔子仁义思想的“亚圣”，他何以如此不喜欢孟子呢？也难怪，因为孟子时常在各国的国君面前，直言告诫，从平民的角度告诫国君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有伤国君的尊严。
典型的如孟子去见梁惠王，王问他：“叟，不运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这种空洞的说教，当然不受欢迎。如果这事放到现在，孟子去见领导人，领导人问：“孟先生不辞辛劳，访问我国，请问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有什么好建议？”孟子却回答说：“何必讲什么经济发展，我只知道你们应该提倡仁义道德。”岂不令人扫兴。
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
又，“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离娄上）
又，“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梁惠王上）
又，“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人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
又：“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又：“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梁惠王下）。这些话在朱元璋看来，简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朱元璋一边读《孟子》，一边看到不称心处就骂：“这老头要如生在今日，岂能放过他！”根据朱元璋的标准，认为应该删去的，都一一给予注明，结果共删去《孟子》全书85处，剩下170余节，編成《孟子节文》，于洪武五年（1372）颁发各级学校，作为钦定的教材。
又于洪武十五年（1382）由礼部颁学校禁例十二条，禁止生员不得干涉词讼及妄言军民大事等，“其不遵者，以违制论。”并刻石置于学宫明伦堂之左侧，称为卧碑。在卧碑的禁令中，规定对国家大事，只许工、农、商、贾可以提出意见，唯独生员（在学的学生）不许提意见，生员必须照老师讲的话去做，不得自作主张，自陈见解。（“一切军民利病，工农商贾皆可言之，唯生员不可建言。生员听师讲说，毋恃己见，妄行辩难。”）
朱元璋为人，性多猜忌，明初大批的士大夫儒生，都因在文字上无端被猜疑，穿凿附会而遭杀害。
最可笑的是，朱元璋因姓“朱”，音同“猪”，又因他曽出家做过和尚（僧），凡是同“光头”有关或与“僧”同音的词，都属犯上之例，罪当诛。不少的地方官逢新岁，写表祝贺的，往往莫名其妙地横遭杀害。
如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內有“取法象魏”句，被认为“取法”音同“去髮”是影射“和尚光头”，“象魏”是影射把朱元璋比作曹操，因此被诛。
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正旦作“正旦贺表”，內有“睿性生知”，以“生”与“僧”同音，被诛。
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作贺表，內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句，“光”被认为剃光头，即和尚。“圣”即“僧”，“则”即“贼”，被诛。余不一一例举。明初的文字狱涉及面甚广，包括表笺祸、诗文祸、疏谏祸等；明成祖有“奸党祸”，中明、晚明文字狱没有间断过，淸朝的文字狱，实乃继承朱元璋的衣钵，有过之而无不及。
再从《孟子》看《论语》，《论语》里记载孔子的不少言论，都是直接站在统治者的地位说的，如最著名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这句名言，历代统治者都是心领神会，朱元璋更是身体力行。这句教导的威力真是虽百万雄师也难以比拟。
又：“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学而第一）
又；“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 又：“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子路）
又，“事君，敬其事，而后食其禄。”（卫灵公），
又，“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阳货）
《论语》这些教导都是历代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的圣训和治国的理论依据，自然铭记在心的。
朱元璋不及唐太宗的胸襟开阔，深谋远虑。唐朝开国之初，他就注意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虚心听取侍臣的谏言，写入《贞观政要》里。如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贞观六年，太宗对侍臣们说：“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魏征对曰：“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贞观政要》第一卷，论君道第一）。到贞观十四年，魏征上疏再提水和舟的譬喻：“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虑之乎？”（《贞观政要》第三卷，君臣鉴戒第六）。唐前期国势的强盛，不能不说与太宗的善于纳谏有很大关系。
朱元璋在开国之初，也注意总结历史经验，一心想永保大明江山。但他却片面地理解水和舟的辩证关系，消极地非常害怕水能覆舟，不懂得顺应民心，善导民情，水可载舟的道理，于是便乞灵于权力高压，删节孟子，树立卧碑，大兴文字狱，企图从控制思想、消灭异端思想入手，籍以防止水能覆舟。朱元璋虽然遭后世的谴责，但类似删节孟子、采用各式各样控制思想的做法，仍然后继有人，俯拾皆是，不管是表榜民主的、或被认为集权的国家和政体，都莫能例外。如日本右翼之修改教科书，否认侵华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台湾陈水扁之重绘台湾地图，改写台湾历史；美国入侵伊拉克之虚构情报，控制信息…，凡此种种，都是把人民当阿斗，得意于一时，遗臭于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