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历史启发——中国与日本的比较
游修龄
中国的传统农业到明清时期达到其发展的颠峰，并开始走下坡路，至清末而一蹶不振。恰在这个时候接触到西洋的现代农业的挑战，猛然省悟，急起直追，从此进入了新一轮的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回顾这一时期历史，对于今后的农业现代化，仍有启发意义。
一、 明清时期传统农业的成就
明清两个王朝的500多年中，全国性的战争只发生在两个王朝的交替时期，对于500多年来说，可算是短暂的，其余时间全国都处于统一安定的环境下。清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原农业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长期的战争，继承了唐宋以来南方农业技术的优秀遗产。这种局面给明清时期的传统农业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政局稳定和农业发展，促进了人口迅猛增长，洪武十四年（1381）全国人口约5987万，到道光十四年（1834）猛增至4.01亿，在453年中，增加了5.7倍，为历史上所从未有过。
为了应付人口增和的压力，农业采取的措施有：开垦荒地，以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复种，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扩种新引进作物，以增加液来源；发展经济作物，以缓和农业多余劳力的压力等。这些方面的实践充实丰富了农业生产技术，积累起更多的生产经验和理论认识。
开垦荒地方面，除了恢复因战争而废弃的耕地以外，继承了宋元以来向山区开辟和向水面围垦的老路，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山区主要是引种新作物玉米、甘薯、马铃薯（详后）。水面围垦主要在长江中游洞庭湖区域，利用沿湖的泥沙淤积，垦殖堤垸和垸田，范围涉及湘鄂两省17个县。洞庭湖北边的华容、安乡、澧泉一带的堤垸，多建于明代，南部多建于清代。清末垸田面积达500万亩，当时认为是“化弃地为膏沃，用力少而获得多”。 两湖地区这种农田开发，使这个地区成为新的粮仓。明中叶以后，就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 虽然这种盲目的围垦带来了近期的粮食丰收，但却付出了水灾加重、旱涝无常的影响深远的代价。
增加复种是明清传统农业很有成就的特色，其影响至今不衰。黄河流域原以一年一熟为主，到明清时期发展为二年三熟：“坡地（指平壤）两年三熟，初次种麦，麦后种豆，豆后种蜀黍、谷子、黍、稷等……涝地二年三收，亦如坡地，惟大秋穊种穇子……麦后亦种豆。” 陕西三原地区曾试行粮食和蔬菜间作套种，做到二年十三熟。 长江流域及其以南，水稻面积增加的同时，稻田复种又进一步发展，太湖地区的稻麦两熟充实为稻—油菜，稻—蚕豆，稻—绿肥等，大小麦，油菜、蚕豆统称为春花作物。原先流行于闽广地区的双季间作稻、连作稻，开始向东南浙江、江苏推进，华中向长江中游湖南、江西发展。江西由于闽、广流民的渗入，双季稻的发展尤为明显。清康熙因发现早熟的御稻，曾在江苏、江西、浙江刻意推广双季连作稻，虽未获得巩固，却证明了连作稻可以在江苏种植。此外，农民创造的粮豆间作、粮菜间作、稻豆间作、稻棉套种、稻甘薯、稻甘庶套种等方式，不胜其多。广东、福建并出现稻—稻—麦三熟的耕作制，个别推进到长江中游。复种制度在单位面积上提高产量，摆脱了以前只有扩大耕地面积才能增加产量的单一途径。从此以后，对粮食增产作出愈来愈多的贡献。
明代中后期，玉米、甘薯、马铃薯、花生、烟草等相继引入中国，使中国传统农业的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玉米和甘薯是较稻麦产量还高的粮食作物，传入以后，各地流民及无地农民又把玉米、甘薯带进山区，在各省山区租地开垦种植，然后又慢慢扩大到其他地方，使粮食总产量大大增加，缓和了口粮的紧张。同时因玉米，甘薯的茎叶数量大，也提供了新的饮料，促进了养猪的发展。猪又提供了有机肥料，保持了地力的不衰。这是这些新作物引进以后带来的有利的一面。
从宋代开始推广的棉花种植，经过元朝的提倡，至明清又进一步发展。江浙太湖流域一带，农业的发展促使人口的密度提高很快，人口集中的乡镇大量增加。农民发现种桑养蚕和棉花、烟草等每亩的收益远超过种植粮食作物，在华南则是甘蔗、烟草等的收入超过水稻，于是一部分农民转向种植经济作物，经济作物的又带动了手工业的加工，商品经济开始发展起来。经济作物发达的地区，尽管粮食的单产很高，复种指数领先，仍难免发生粮食供应不足，于是出现长江上游的四川、湖北、江西的粮食向下游运送销售的粮食流通市场，这些都是助于明清农业经济的搞活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清农业的成就还可以从这一时期的农书（还有地方志）大量出现反映出来。 明清农书，洋洋大观，可谓集传统农业的大成。综合性农书的篇幅和内容，大大超过了前代。著名的北魏《齐民要术》引用前代文献为157种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为225种 清《授时通考》则达到427种。当然，文献引用只是数量上的反映。在内容方面，综合性农书如《农政全书》、明·王象晋《群芳谱》、明·宋应星《天工开物》、清·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等都有大量新增的农业经验。明清农书的又一特点是出现了许多地方性农书，超过宋元以前时期。一般综合性农书虽然内容丰富，但往往背景不清。地方性农书则所述内容都是当地情况，所讲操作技术切实可行，是深入了解各地农业特点的基本文献。明清农书的第三个特点是专业性农书的大量问世，除农作物外，涉及花卉、蚕桑、果蔬、兽医、虫害、气象、水产等等，而以花卉、蚕桑类专书为最多。此外，明清农书中有少量把传统的经验上升为理论阐释的，如明·马一龙的《农说》、清·杨双山的《知本提纲》等，代表了传统农业到明清时期的最高理论水平。
二、 明清时期传统农业面临的问题
传统农业到明清时期虽然到达其发展的顶峰，但由于人口漫无节制地猛增，扩大耕地面积已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上已指出，从洪武十四年至道光十年的453年中，人口增加了5.7倍，而从洪武十四年至光绪十四年的500多年中，耕地面积只增加了11%（从77398万市亩增至82614市亩）。于是人地比不断下降，无法扭转。洪武二十四年（1381）时全国人均耕地为14.56亩，到康熙时（1662——1722）降至5.5亩，到乾隆十八年（1753）又减少到3.86亩，到道光（1821—1850）只有1.65亩了。 耕地的潜力已有限：“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开地之力穷矣！”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作物的迅速发展，又占用了不少耕地，粮食增产的压力在提高单产上，而复种指数并非可以任意提高，需要水利、肥料、品种、劳动和更多投入，传统农业是除利用太阳能之外，别无外源能量投入的农业，这使得单产的提高也遇到临界点的困境。
玉米、甘薯引入后，“数百万各省的游民，自乾隆年间起，特别在嘉、道之际蜂涌进入鄂西、川、陕边境及整个汉水流域的山区，对这些被挤到生活边缘的广大群众而言，这个辽阔险峻的区域是中国内地最后的农业边疆了”。 其付出的代价是严重的林木毁坏和水土流失。到19世纪初叶起，由于垦山的结果是：“山形骨立，非数十年休息不能下种”；对山下农田是：“山经开掘，遇霖雨，土随崩裂，湮灭田禾，填塞溪涧，以致水无潜滋，稍晴即涸，旱涝交忧，害实不浅。”
在农业本身日趋困难的条件下，加上战争破坏，赋税倍增，水利失修，“洪水之来，遍地泽国。大旱之至，赤地千里”。传统农业到清末已无力支撑这个腐朽的王朝。正是在这个农村破落、农业衰败的过程中，清朝的海禁被西洋的炮舰轰开，接触到西洋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农业，才省悟到谋求富国强兵之道的根本是振兴农业。
除了这些众所周知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长期以来被视而不见，即几千年来的种田劳动大军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农民，他们完全依靠实践经验的长期积累，世代相传，充实丰富，但始终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读书识字的士人，很少直接从事农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机械分割，忽视了农业劳动的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需要脑力劳动的探索才能深入掌握其规律。传统农业缺乏读书识字的农民，既影响农业理论认识的深化，也影响农业地农书，影响一直至今，如贾思勰、王祯、徐光启等。这里指的是一个比例的问题，就是说这类农业知识分子、专家实在太少了，比之汪洋的农民，说他们是沧海之粟也可以。笔者统计明清两代农学家的人数（被认定为农学家的标准不是很严） 共得72人，其中进士出身的仅14人，而明清进士总数高达51090人。 这个悬殊的比例，正是梁启超所谓“学者不农，农者不学”的历史事实（详后）。当然，对封建社会的农业，要求有很多的知书识字的农民，是脱离实际的幻想，指出这一现象的目的，是想表明历史上重文轻农的残余影响不可低估。
明朝以八股取士，清朝以文字狱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一切科学技术的萌生都被视为雕虫小技，无补民生，传统农业的理论遂只能停留在哲理的抽象思考上，如用“气”、“膏”、“五行”、“阴阳”等的消长，解释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对照同时的欧洲，1665年（康熙四年），R. Hook用自制的显微镜发现了细胞； 1694年（康熙二十三年），R.Camerasius指出蓖麻、玉米不结子的原因是雌蕊的“胚珠”（Ovules）没有获得花药提供的花粉之故；接着，J. Koelreuter（1773——1806）通过人工授粉试验证明，植物要依靠昆虫或风力传统送花粉而进行授精， 他还进行一些人工杂交试验，指出亲缘相近的植物容易杂交，亲缘远的植物不容易杂交；Grew1671年发表的论文指出植物花粉同动物的精子相似，植物放散大量花粉优如动物放散大量的精子一样。这些先驱工作使得后来的林奈（1707—1778）有可能根据植物的雌雄蕊进行可靠的系统分类，也便利孟德尔（1882—1884）有进一步进行豌豆杂交，得出遗传达室分离规律的可能。而我们从明·马一龙的《农说》（传统理论的代表作）中只看到“稻花必在日中始放，雨久则闭其窍而不花”这一句话，而在其他的农书中像这样的话还没有。18世纪初，I. Houss相信植物和各个部分都会吸收氧，生成二氧化碳，同时，绿色部分则吸收二氧化碳而呼出氧。 而我国则到清《潘丰裕庄本书》（1834）中仍留在“横根布在泥面，得土的生气不厚”，“宿草败叶原是雨露的精华”等抽象的说理上，缺少生物学知识，便利传统农业无法提高。
三、 传统农业面临挑战的历史启发
以上扼要叙述了传统农业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这里有必要简单地看一下日本的农业，通过对比，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到差距存在的实质。
日本的水稻是中国古代吴越人渡海带到日本去的，从此开始了日本弥生稻作农耕，在此以前的绳文时期还是采集和渔猎。从弥生到明治维新前的这2000多年中，日本的农业深受中国的影响，这里不必赘述。需要指出的是，从明朝到清末时，中国的农业在越过它的高峰之后，一直走向下滑的道路；同期内日本的农业在深受中国影响的同时，却日益显示出日本的特色和进步。以农书为例，日本因历史短，当然不可能有如《农政全书》、《授时通考》之类的大型农书巨著，但反映农业实际水平的地方性农书就不一样，以日本的《会津农书》（1684）和浙江地区的《补农书》（1658）相比，二者时间相近，其经营的水平也大体相当，稻米产量彼此都在每亩250公斤左右（已折算），每亩用工也都在27工左右。 《会津农书》所讲雪水浸种、烤田、调节水温等技术，显然受《氾胜之书》以来的影响，但就整体而言，其覆盖面及所述内容的深度和科学性超过《补农书》很多。日本的另一部农书《农业全书》（1698），其“叙”全用中国文言文写，书前的“农事图”也仿明《便民图篡》的“农务图”，但自受中国南宋《耕织图》影响以来，日本民间出现摆脱中国影响，反映日本特色的田园画，中国则趋向萎缩，到清代只剩下朝廷颁布的《耕织图》象征“重农”。日本江户时代（17世纪初至19世纪中），出现大和画派、南画派、园山四条派等画家，创作了大量反映田园风光的写实的大型屏风画，如“四季耕作图屏风”、“农夫图屏风”、“耕作图卷”等等，其中如“月次风俗图”所描绘的耕田、耖田、挑秧、插秧、送茶、送饭、以及击鼓、奏乐等，色彩鲜艳，一派农家欢乐景象。 明清时期中国的绘画也很繁荣，但中国文人的地位附属于上层统治阶级，大多不辨菽麦，且思想上鄙薄农业，决不可能有描绘什么农夫图之类的屏风。而日本的统治阶级是武士，文人画师身份低，接近下层生活，能充分反映农业生产实际。这种判别看来微小，实际上埋下了两国农业差距的必然性。清末黄景在其《东游日记》（明治5年，1872）中描述的`日本农村是：入其国，见田园齐整如画，男女皆经营生业，风物极佳，古之所谓野无旷土，国无游民，不意于今日见之。“黄景这样赞美日本农村，反映了国内农村已少见这样如画的田园了。
西洋文化入侵的矛头是指向大清帝国，日本小国不是其目标。所以西洋教土都倾全力向中国翻译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但中国的上层统治者顽固保守，以天朝大国自居，漠视西洋文化。尽管从明末起翻译了许多西方著作，对中国的影响实在微乎其微。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继又惨败于英法联军，英法俄美四国的时逼，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才省悟过来。从1861年开始了持续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但洋务派的眼光极短浅，认为只要依照西法，制造洋枪洋炮，就可以与西洋文化对抗。为此，只要派遣一些人出洋学习即可。新政人士对于西洋文化的认识尚且如此浅薄，其余的人士仍留连于八股举业，更无足怪了。但一向唯中国马首是瞻的日本则不是这样，日本看到堂堂大清竟被千名洋兵和几十艘炮舰击得溃不成军，深感日本的学习目标非从根本上转向西洋不可。但日本开始学习西洋时，对西洋文化一无所知，又缺乏懂英语的人才，在最初的一二十年里，还是靠汉译的西洋著作转译为日文，从中获得西洋文化的营养。日薄西山的清王朝，饱受西洋侵略之苦，竟还短时间里最后一次担任日本学习西洋的启蒙老师！其实，正是与此同时，日本已着手派遣大量留洋学生。1862年，日本的福泽谕吉在伦敦遇见中国的唐学埙，唐问福泽日本有多少人能教洋文，福泽答约有500多人；福泽反问唐中国有多少人能教洋文，唐惭愧地说，大约只有11人，福泽在其日记中写道：“清国无望矣！”
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在学习西洋的态度上与清朝是根本不同的，日本是全心全意地学，彻底地学，不存在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框。因此，到明治二十年（光绪十三年，1887），日本开始有能力直接吸收西洋文化，不再依赖汉译的西书，同时也与中国告别，此后即开始了中日两国文化的逆转。
逆转的表现是多方面的，这里只举二例。一是兴办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创办于1877年，中国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创办于1902年，迟于日本25年，二是博物馆，从1868年（明治维新元年）至1890年的23年中，日本仿照西洋共建成博物馆30座，主要为产业（工农业）及自然科学博物馆，中国康有为于1895年曾设想建立博物馆未果，接着张謇考察日本博物馆回来，力奏兴办博物馆，清廷不予理睬，到1905年张謇只好以私人力量举办中国第一个博物馆于南通，迟于日本37年。 明治六年（1873）日本男女受过义务教育的占28%，到明治三十五年（1902）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已达92%，而中国辛亥革命时（1911）的国民识字率只有15%。
1894年，明治维新不过27年，清朝眼中的蕞尔小国日本，居然一仗而大败清王朝，使中国蒙受甲午赔款白银两亿两之耻。这才引发1898年的戊戌变法，不得不明确提出向日本学习。张之洞从派遣留学生的角度检讨日本的成功，说：“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诸人士，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万方。”
向日本学习的内容很多，自然包括农业在内，维新派人士言论中，认为学习现代农业是富国强兵之根本。梁启超说：“今之谈治国者，多言强而寡言富；即言国富者，亦多言商而寡言农，舍本而逐末，无怪乎日即于贫，日即于弱也。” 又说：“工艺不兴而欲讲商务，土产不兴而欲振工艺，是犹割弃臂胫而养其指趾……秦汉以来，学术日趋无用，于是农工商之与士，划然分为两途。其方领矩步者，麦菽犹瞢，靡论树艺！其服襏襫，役实南亩者，不识一字，……故学者不农，农者不学……重可慨矣。” 张謇也说：“上溯三代，旁及四国，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不在商也，在于工与农，而农尤要……相因之势，理有固然。”
向日本学习的方式，一是派遣留学生，光绪十二年（1886）派出留日学生还只有13人，到光绪三十一、三十二年（1905—1906，即明治38—39年）达最高点，竟有一万名之多。 二是聘请日本教习来华教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聘日本教习148人，次年234人，到宣统元年（1909）更增至549人，教学的内容以师范最多，其余为实业学堂、高等学堂、武备、医学、女学等。日本教习的分布遍及全国22省，以京师、直隶及江苏、湖北、四川、广东等省最多。其中与农业有关的是理科的物理、化学、生物、博物等。高等实验学堂、高等农业学堂教授农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卫生、矿物等。担任农学课程的教习都有农学士的学衔。
清末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同时，也派遣去欧美各国的留学生，聘请欧美的教师来华，一时成为风气。从清末到民初的1916年止，从无到有地在全国兴办了6所高等农业学堂，加上中级和低级农业学校，共有329所之多。民国时期的1933年，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增至11所，各类农事试验场增至552所（包括国立、市立、县立和私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40年中（1949—1989）农业教育更有迅速的发展，截至1989年止，全国高等农业院校达52所，在校学生达9万多人。全国各级农业研究机构近1500所，研究人员达10万人，纵向的历史发展十分突出，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因日本欧美在同期内发展更快，横向地比较，农业和农业科学的地位仍很落后。1989年，全国大学合计已达1079所，农业院校52所，只占4.81%；同年，农科大学招生也只占大学招生总数的3.83%。 比重反而下降，而且出现农科大学生分配困难和大量政行的现象。是否农科大学生的培养过多了呢？按每万人口中的大学生数或农科大学生数来看，显然不是这回事。1989年，全国每万名人口中的大学生数为18.8%人，其中农科大学生为1.2人（占6.38%）；而日本每万人口中的大学生数为205人（1986），其中农科大学生为53人（占25.85%）。 日本农民的文化水平（1987）大学占5.8%，高中占74.8%，初中占19.4%，因日本已普及义务教育，不存在初中以下的农民；我国目前农民的文化水平，1987年和1978年相比，反而有所下降，1978年初中学生占农村总人口的6.1%，高中生占1.2%，1987年分别下降至3.56%和0.024%（由于在校生流失量很高）。1990年统计，全国文盲半文盲仍有2亿，多数集中在农村。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而不相应普及农民的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事实证明正是我国农业落后的根源所在。梁启超在清末指出的“农者不学”和“学者不农”的现象到现在虽然已经大不一样，但在农民中“农者不学”仍占很大比重，对于“学者不农”现在可理解为农科大学生的数量按每万人口的比例较之日本有很大差距。当前农科大学生的“过剩”是一种“虚假”现象，如果“农者不学”的局面不改变，农科学生总是会表现为“过剩”。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赔款白银两亿两，日本怎样使用这笔钱呢，明治天皇说，这笔钱一点也不许瞎花，全部用来办教育，办小学，就是在偏僻的农村，也要办一所像样的小学。就这样，日本靠这笔钱奠定了教育的基础。 夏衍回忆1920年在日本留学时，说：“那时，不论你走到哪一个穷乡僻壤，凡是这地方最好的建筑物，就一定是小学或中学。他们办义务教育是动真格的，学龄儿童不上学，家长得吃官司。” 1950年时，日本每个小学生的教育经费为5000日元（约为人民币200元），到1978年增至397000日元（约人民币15800元）。小学教师中大学毕业生在1950年时只占0.3%，到1977年上升到42.2%。 日本在二次大战前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国家，二战后成为世界第二位工业大国，而其重视教育则是一贯不变的政策。军国主义时期总结甲午战争的取胜是教育的胜利，是小学教师立了大功，因为小学教育培育了有知识而又勇敢的士兵。这些知识型士兵以后便成为知识型工人农民，至于教育为战后资本主义工业化服务的作用就更不必多言了。
自从清末维新派指出“泰西各国，莫不以农事为重，美利坚以农立国，富甲全球；日本维新以来，农事改良，遂致物产繁兴” 以来，120余年过去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情况如何，论成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农业以不到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人口的22%，是非常了不起的，确实当之无愧。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个成就是以80%的人口务农为前提的。我们的农民文化水平提高这样缓慢，“农者不学“的比例还这么高，正日益成为农业进一步现代化的瓶颈。不仅如此，还要看到，知识型的农民，如果参了军就是知识型的士兵，如果转到工业，就是知识型的工人。教育对于工农兵来说，都是互通的。教育面向80%的农民才是抓住了根本。通过日本120余年来的不同时期一贯重视教育而有今天的对照，不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吗？
出处：《古今农业》，1993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