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史研究和历史语言及外来词

　

游修龄

　

中国农业历史的发展是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由于民族的融合，外来文化的输入和本土文化的输出，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用汉字记录下来的农业历史情况和文献，其中包含不少已经消亡了的民族语言或与汉族融合形成的方言，还有不少从外国传入的或从不同民族吸收来的外来词，因为它们通过汉字已经和汉文化融合在一起，不追溯它们的来源，已经看不出外来的迹象，如果都按汉字的字面去理解，就不得其解或导致误解，本文是就农史研究中碰到的这类问题，作一些剖析和举例，希望引起这方面的注意和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探讨。

为了便于说明和对照，这里先从现代汉译外来词说起，以英语为例，汉语翻译英语的外来词，可有三种方式，一是译音，如Aspirin之译为“阿斯匹灵”；二是译意，如Laser之译“激光”；三是音意兼译或半音半意，如Cambridge之译为“剑桥”，剑为音，桥为意。

外来词用汉语译意，带有创造性，一旦流行开来，会慢慢成为汉语词汇的组成部分，溶化在汉语里，看不出外来的痕迹，最典型的是佛教的外来词汉译。如“因缘”、“世界”、“烦恼”、“真空”、“念头”、“绝对”等 ，不经指出，一般人恐不甚了了。农作物外来的也一样，如蚕豆、豌豆、脂麻、甘薯、玉米、花生、 烟草等，也都成为汉语的名词，看不出外来的痕迹[烟草在明朝传入时曾音译为淡巴菰(tabacco)不久即为烟草所取代]。糖在唐朝时曾按梵文sarkara译为为“煞割令”，宋以后才改为糖霜，简称糖，梵文sakara西传，成为俄文caxap及英文sugar，法文 sucre等 。即便是一些译音的外来词，时间久了，也会慢慢成为汉语的普通词汇。如佛教的“刹那”、“夜叉”、“罗汉”等，原本是梵语的译音，外来作物的“苜蓿”（来自伊朗语buxsuk）、“葡萄”（来自伊朗语budawa）等，[4] 也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历史久远的外来词中，特别是汉族译自少数民族的或吸收了少数民族语音的外来词，由于民族融合，时过境迁，原来的语言场合已消失，这些外来词已经完全汉化，人们并不以外来词对待，一旦需要对这些名词进行考证或解释时，往往即人汉字的字面去理解就会产生曲解，农史研究也难免有这种情况，如最近一篇谈荸荠历史的文章，说荸荠又名“马蹄”是因为它形如马蹄而得名，[5] 荸荠的形状很小，说他象马蹄完全是对这两个字的望文生义，其实马蹄是古台语的底层遗存，[6] 现在广西武鸣叫做matai，汉语音译为马蹄而已，马蹄的译意是“地下果”，与汉语的“地栗”相似。

历史上南方方言用汉语记音的远不止荸荠一种，方言中带“词头”（有音无义或含大名之义的）用汉字表达的为数极多，如胡芦、胡蝶、胡蔓……等带胡的词头同来自西域的胡豆，胡麻等完全不同，杜鹃、杜蘅、杜荆、杜龙……等带杜的词头同闽方言及古台语词头有关，凡此都是我们在农史研究中应注意的。

这种对于南方历史上方言的汉字译者音的误解并不限于现代，就是古代的注释家也不例外，如《山海经·海内经》提到的：“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对膏的解释，晋郭璞云：“言味好皆滑如膏”，并引外传曰“膏粱之子，叔豆粢粟也。”把膏字按汉字的实义解（味好如膏），说明郭璞及以后历代的《山海经》的注释家都已不知道膏是南方方言的名词带词头这一现象，如果膏作汉字的味好解，为什么在众多的古书中以及农书中形容味好的作物时不见使用膏菽、膏稻、膏粟等的称呼，而独见于《山海经》？也不见类似的用法如膏麦、膏麻呢，现今壮侗语言中，动植物名词带词头仍是普遍现象，如草[ko’tum6]、乌桕[ko’kou4]、樟[ko’gu:n]等，词头为[ko]，[7] 因此，膏当是词头ko的译音，稻、菽、黍、稷，有实义可译，故将其意译为汉语的稻，菽，黍，稷，加上词头，便成为半音半义的外来词，其方式同现代的“剑桥”，“冰琪淋”(ice cream)之类的译法相似。

稻作始于百越族的先民，历史上的百越，先后融合于汉族的，其所操语言或已消失或已和汉语相融而形成方言，如果要探索与稻作有关的名词，就必须注意历史语言、方言的影响，如只从汉字字面出发，望文生义，便会导致误解。春秋时的吴国有个地名叫“善稻”，见《春秋·襄公五年》：“会吴于善稻。”《谷梁传》云：“吴谓善，伊，谓稻，缓，号从中国，名从主人。”又，《经典释文》：“善稻，吴谓之伊缓。”《谷梁传》把善稻拆开解释，说善相当于吴语之伊，稻相当于吴语之缓，是不妥的，《经典释文》把善稻合在一起，说吴语稻叫伊缓是正确的，拆开来解释，善有了实义，“善稻”变成了：“想来古时此地以产良种稻而名‘及’善好优良之稻在古徐国……”[8] 等的推理，善稻可不可以拆开，善是有冠音无义的词头，这是古越语很普遍的地名带冠首词的规律（有点象英语冠词之the），善稻同膏菽，膏稻，膏黍等一样，是音义兼译的，如果都译音，便是“伊缓”，日语的稻发“亻礻”音即是伊缓的音译。伊和善在现今温州方言中非常相近，故善是伊（缓）的音译，不含实义。

江、浙、闽、粤一带百越族生活的地名，都带有发语词，秦汉统一后，被用汉语记录沿用下来，一直至今，其冠首词只代表音，但写成汉字后，后人容易望文生义，例如“无锡”是指其地产锡，有山名锡山。怎么叫无锡呢，辞典上解释说：“无锡，今县名……周秦间产锡，汉兴，锡竭，乃置无锡县，新莽时，锡复出，遂改县名为“有锡”，东汉顺帝时，锡又竭，仍名曰无锡。”[9] 这显然是把“无”作实义解所编造的故事，依照这种传说，周秦间原名应是‘有锡’了！古越语的地名冠首词由于汉语译音时只要同音即可，因而除无以外，还可有芜、夫、姑、句、余、乌、于等字，如芜湖、夫椒、姑苏、句章、余杭、乌程、于越等。冠首词也见诸吴越王的名字，如句吴、句践、余善、夫差、无余等，春秋时越国的势力一度扩展至山东，也留下不少古越语的地名，人名，不一一例举。[10] 古越语中这些地名的确切含义，如姑苏之苏，乌程之程，现已难考，但冠首字只代表发语词则属肯定。

同样，古代人渡海到日本后，在日本定居下来，随他们带去的作物当然不止水稻一种，其他如米，稗，麦等的名称，也都保留着汉语的发音，如日语米为kome（コメ），日本古书《皇极记》作“渠米”。《倭名抄》上作“古米”，这“渠”和“古”即是ko的汉写，与古吴越语的“句”同音，为发语词，而me（メ）即米的音，日本过去的饭食中有“稗饭”，[11] “稗粥”，[12] ，又有姓叫“稗田”的，这稗在日语作hie（ヒエ），其中“ㄙ”即稗的音转，“エ”为“ヒ”的尾音，麦厶日语发mugi（ㄙキ），这mu（ㄙ）即《诗经》中“贻我来牟”之牟，日语片假名中的“厶”借自的牟的上部分，gi则为mu之尾音。[13]

有趣的是“原产”古代中国的名词，传到美洲后成为当地的“土名”，再翻译成汉语回来，成为外来词，这就是印第安语的Totoem被译为“图腾”的，现在好多中外学者都认为图腾即中国古代“饕餮”（tal tie）的同音，饕餮的本义是图腾族徽，以后图腾的本义隐晦，引伸出贪食，残忍等意义，印第安人是上古华北黄种人经由华北、东北，这白令海峡的古代陆桥，到达北美洲，饕餮就这样随着以Totoem 的语音保留下来。

后来词转为译音则原词的含义便隐没了，这是古今中外都一样的，美国50个州中有23个州的州名来自印第安人的地名，拼写成英语后成为Michigan（密歇根），Ohio（俄亥俄），Kentucky（肯塔基），Arizona（亚利桑那），Texas（得克萨斯）等，人们只记住州名就是了，可是印第安人的取名是有含义的，密歇根是“大水”之意，俄亥俄是“美好的河流之意”，肯塔基是“牧草地”之意，亚利桑那是“小泉水”，得克萨斯是“朋友们”等等。

同样，国内的地名如西双版纳是傣语的译音，如译意是“十二千稻田”的意思，是傣族历史上分配各种负担的十二大单位，云南、两广有大量带“峒”（或洞，垌）的地名，峒在壮侗语是指“田场”的意思，即同一水源的一个小灌溉区，在同一区里种稻的人，当然住在一个峒里，形成一个居民点，大致相当汉语的“村”。又，人们常说的干栏建筑，这“栏”是壮侗语ran的译音，意思是“屋”或“家”，在《太平御览》中作“栅居”，《岭外代答》中作“巢居”，则是意译了。

在水稻方面，说“占城稻”是来自“占城国”的水稻品种当然没有错，但占城是“占城国”的简称，占城国的占人是柬埔寨（包括今越南中部）东南的居民，历史上以种稻著名，公元2世纪末时曾建立林邑国，[14] 自称“占婆”Champa），我国史书初称其国为“林邑”，后称“环王”[15] ，至唐末始称“占城”，实即Champa 的音译加“城”，据越南学者考证，[16] 占婆人之“占”（Cham）是古越语“沼泽”（Swamp）之意，越南北部有一种冬稻，名叫chiem rice，耐寒又耐旱，抗稻瘟病，其类型介于籼粳之间，是一种很古老的品种，占（Cham）由chiem音转而来，所以chiem rice 即沼泽之稻，亦即水稻之意，不同于禾或谷之种于旱地。 Cham或chiem的音都同占或粳（音京），籼（也作粘，黏）相近，恐非偶然。宋代引种占城稻，如果只作来自占城这个地名理解，便到此为止，没有新意，但我们从占城这个外来词的语源和语义上追溯，则可得到很大启发，我想，籼和粳同占一样，都是外来词的译音，无义可寻，而是与cham或chiem一脉相通，都是古越语沼泽稻即水稻之意，从占，籼，粳出现于文献的时间来看，当以占最迟，籼早于占，粳又早于籼《说文》（2世纪初）中已有秔及粳，[17] 先见于黄河流域，籼则见于《广雅》（3世纪上），[18] 在长江流域北方的语言较一致，故粳字没有很多异体字，籼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语言庞杂，常因一声之转写成粘，占，黏等，但也有地区分布的规律，以水稻品种名称来看，长江流域江浙两省多称籼，江西多称粘，湖南两广多称黏。[19] 自占城稻推广后，各地称占的都很普遍，水稻从南向北传布，为什么籼粳的文字出现却相反，是自北而南出现，这是因为文献记录在北方早于南方，当北方用汉字记录越语的稻为粳时，南方还未充分开发，还在使用自己的方言，魏晋以后南方加快了开发，所以籼才出现于《广雅》中，至于宋代出现占城稻就更容易理解了。从稻的分类上说，北方是耐寒的粳稻，南方则是喜温的籼稻，分属两个亚种，这是现代概念，从语源上说，籼和粳都是cham的译音，无分彼此。所以，古代字典上这两个字是互训的：“籼，方言，江南呼粳为籼。”[20] “籼，粳稻别名。”[21] 这不是古人籼粳不分，而是北方称稻为粳，南方称稻为籼，方言不同而已，古代这种籼粳不分的情况，也传入日本，所以日本《大汉和词典》对籼的解释是：“没有粘性的稻”，对粳的解释也是：“没有粘性的稻”，是把籼粳视为不粘的一类，以区别于粘性的糯稻。

直至现代，南方农民口语习惯称稻为禾或谷，北方农民口语则称粟为禾或谷，二者交错一起，而籼和粳就不会混同不分，这是为什么呢，我以为原始的陆稻是称禾或谷，原始的水稻则称籼或粳，原始的陆稻常与粟以及其他谷物如黍、稗等混播，彼此都不称禾或谷，一旦发展为单作种植，陆稻保持称禾或谷，粟黍也保留称禾或谷，粟黍等一直是旱种到今，陆稻的面积则不断减少，水稻不断扩充，禾和谷随着也指水稻了，因已为另文叙述，不再细述。[22] 。以上所陈，无非是说明农史研究是个范围广泛的领域，不论我们钻研其中哪一部分，如果牵涉到名物考证，最好注意历史语言和外来词，追根到底，当有启发收获，但上述各例，可能有误，提出来以便交流正谬。

（《中国农史》1992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