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植物园的命运
游修龄
中国历史上没有植物园，只有悠久的皇家御苑和私家花园。司马相如《上林赋》和左思《三都赋》等所描述的奇花异木，丰富多彩，却不是科学分类意义上的植物园。 中国学习西方，兴建植物园最早的，当推浙江大学农学院的前身浙江大学劳农学院时期，由当时的植物学家钟观光负责筹建，于1929 年（民国八年）建成了全国第一个西式的植物园。钟观光孜孜不倦地从全国各地搜集到各类植物数千种，播种或移植到园內，毎种植物都挂有牌子，书明该植物的中名，别名，分布地区，经济价值等，同时附上拉丁学名，说明该植物在分类上的归属和地位。
建国后的1950～60年代，各级教育学校发展很快，新建的院校如杭州大学，其生物系的植物分类课教学，即由教师率领学生到浙江农学院植物园进行实地教学观察。此外一些中小学的教师，也常利用假日带领学生们到植物园参观，认识各种植物。
植物园里植物分类的这种挂牌还扩大到院农场的作物标本区、果树、桑茶、蔬菜品种区。此外，及校园內的行道树、建筑物周围的绿化地植物等都择要挂上标牌。农学院的特点是植物树木种类比较多，所以不同植物的这种挂牌对于从植物旁边走过的行人，耳濡目染，无形中传播了植物常识，成为农学院校园的一个景色。
譬如校园东西教学大楼前的马路两旁，在1950年代随着大楼的兴建，即种植水杉作行道树，几十年下来，长大得非常壮观。这水杉是国宝，地球植物的活化石，最初係植物学家王战教授于1943年在四川万县磨刀溪路旁发现的，只有三棵，其中最大的一棵高达33米，胸围2米。当时谁也不认识，更不知道它的名称和分类地位。到1946年，才由植物分类学家胡先骕和树木学家郑万钧共同研究，证明它就是亿万年前在地球陆地上生存过、被认为现已绝种的水杉属、水杉种，学名Cedrus deodara (Roxb.)Loud。
再如校园里各处有不少的雪松（Cedrus deodara (Roxb.)Loud），又名喜玛拉雅松（Himalayan Cedar），生长于高寒地区，其分枝不是通常的向上生长，而是向下披斜，树冠成为塔形或半展的伞形，这是它一年四季长期适应高山积雪形成的树态，移植到平地，不论它积了雪或没有积雪，它的伞形树冠总是特别地引人注目和喜愛。
一次早春散步，在华家池南道路的右侧，偶然看到一株高约一米余、正在抽生新嫩枝的灌木，嫩枝下面的老茎，不是通常的圓茎，而是在茎表面伸出四片长方形的黑色硬片，横剖面呈十字形展开。这是什么东西？是寄生物？分泌物？由于没有挂牌说明，大家都说從未见过。我把枝条折下一小段请人送杭州植物园的专家鉴别，才知道这东西的名称很多，有鬼羽愁、鬼见羽、四棱棒、四方柴等。分类上属卫矛科的卫矛 （Euonymus alatus (Thunb.) Sieb。 古书《神农本草经》及李时珍《本草纲目》等都有记载，还是药用植物，长江流域各省都有分布，真是少见多怪了。如果有挂牌介绍多好，也不必请教植物园专家了。
农学院过去课堂上老师口头提到的拉丁学名，学生也跟着记忆，甚为平常。所以对这些挂牌的陌生植物也很注意观察，无形中获得不少知识。
“大革文化命”中，造反派反进了植物园，这些钉在树上默默无语的小朩牌，竟然成为资产阶级洋奴哲学的替身，在刧难逃，遭到剷除。园里有一个1950 年代塑造的明朝植物学兼药物学大家李时珍的头像～封建象征，被造反派推翻在地，因石质太硬，不可能“再踩上一脚”将其踩碎。粉碎“四人邦”以后，学校教学秩序恢复正常，李时珍头像又扶正了，校园里的大部分植物又挂起了木牌，气象又回归正常。
想不到没有过多久，校园树木上这些新挂的牌子越来越少，以至于消失了，不知道被谁拿走或破坏的。现在不是“文革”，没有轰轰烈烈的造反行动，这些木牌何以却无声无息地不见了？而且再也没有人补上。而学校的大环境则越来越好，学校被国家指定为综合性重点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博导教授和博士生激增，并正在杭州郊区紫金港湿地划得5500 亩（第一期工程），宏伟的大学城正在繁忙的边教边建之中。
四十年前，杭州市把农学院外面原来拐弯的马路拉直并拓寛，植物园被拦腰砍去大部分，拓宽了的马路西边还是学校的土地，改建了学校的印刷厂和招待所，它们都是植物园原址。残存的植物园连“半壁江山”也谈不上。
现在的植物园大门用铁锁紧紧地把守，谢绝参观。这也可以理解，试想，校园里连区区的小块木牌都保不住，这硕果仅存的残存植物园若不加锁，外人若象过去那样随时可以进出，用不着多少时候，园里仅存的植物资源将很快会遭到损坏、偷窃，园将不园。
前天我们三个人特地去看看植物园，同园门口正在除草的工人商量，让我们进去参观一下，他同意了。我们进去后，门口有一个植物园的说明牌，知道现在的园面积只剩0.95公顷（约15市亩）了。有植物资源约170 科，1500 种(species），内有60余种是频危稀缺植物。
在园内分区种植的植物身旁走过，边走边看，挂在植物身上的标牌，形式、大小、材料不一，有的用塑料膜包裹，有的裸露，相同的是彼此都又旧又脏。尤其令人遗憾的是，标牌上的拉丁学名书写很不规范，有的是正体，有的是斜体。按常规，拉丁学名应该斜体，以便与英文相区别。同一单位，同样的标牌，竟然存在不同写法，如此随便，可以想见管理上的马虎和紊乱。走到一处空房门口，里面零乱地堆放着许多办公桌，这些办公桌完好无损，完全可以使用的，却被无情地遗弃，如果送给农村的中小学，他们正求之不得呢。丢棄的原因也很简单，即它们的式样陈旧了，只能代表老浙江农大的身份，今非昔比，鸟枪换大炮，现在是新的重点综合性浙江大学了，在的是充裕的经费，理所当然地应该起用新购置的漂亮办公桌。我们边走边看，一派荒凉败落的感受油然而生。我们问这位工人：“植物园里共有几个师傅？”他用四川口音回答说：“只我一人。还有两个，是坐办公室的。一共两个军官一个兵！”多么并幽默、讽刺又深刻的回答。
残余的植物园处于马路边尘土飞扬、车流声喧嚣的尴尬境地，原先树木深处许多鸟儿的争鸣声，只剩下在记忆里漂浮。李时珍如有知，一定要大呼“快让我离开这个地方！”植物园与院农场连在一起，形成一个优良的生态环境。改革开放以来，农场土地的地价飞涨，高楼大厦的诱惑击败了阳光雨露孕育的粮棉果蔬。“出让”这块大肥肉所获的巨额资金，还可以弥補建校经费的赤字而有余。农场消亡，植物园更显得唇亡齿寒，来日无多，屈指可数了。
为什么我国第一个首创的植物园（及农场），其历史价值和学术意义必须接受金钱的评价和衡量？这种衡量的结果只能是向金钱低头，马路拓宽和高楼大厦自然所向披靡，显示出压倒一切的威力。
对照英国的伦敦（人口730万），在市中心有著名的海徳公园，面积达140公顷（2110市亩），相当于整个农学院的两倍大。为什么伦敦市政府没有因为市区扩展的需要，把马路修进公园，拦腰切开、以便拉直拓寛马路？或因地价上涨，或因市政建设需要，将公园砍去大部分，改建高楼大厦？
在城市化过程中只追求高楼林立，忽视人居环境条件，以致绿化面积越来越少，城市空氣日益混浊，长夏的热岛效应害苦了人，室内空調安裝得越多，室外热岛效应越甚。全国城市象杭州那样，西有西湖，东有近百年历史的农学院植物园和数百亩农场的，可谓绝无仅有，是市区极其宝贵的一块绿化环境，可以释放清新的空氣，改善市区空氣的汅浊，同时仍不失其历史的意义和文化学术的价值。
最近有报道说，沈阳大学请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主持，进行该校校园內种植稻田的设计，即把校园道路的两侧空地上原本十分常见的草坪，改为种植水稻，以及其它适应季节的农作物、甚至于野草。报道说：“稻田校园用当地的东北稻和荞麦等农作物以及乡土野草为材料，营造出富有独特的现代感和乡土气息的稻田景观；便携的步道穿梭其间，连接宿舍和教室，白杨树分割出一块块水稻田，其间分布着一个个宜人尺度的读书空间。每当五月中旬，校园庆祝插秧节，每当十月厎，学校又举办收割节，学生陶醉于一个悠久农业大国所独有的农耕文化节体验之中，收获的优质稻米成为学校馈赠贵宾的礼品。…稻田校园表达了反对追求奢华和奇异，倡导‘白话景观’与寻常城市的理想。……让学生在一个现代化城市环境中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能感受自然的过程，四时的演变，作物的春秋，和民以食为天的道理。”这个绝妙的创意，被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公布为2005年度专业奖，是从当年520个参评项目中脱穎而出的获奖者，其意义和重要性可想而知。（《森林与人类》2006年第2期）
北京大学为沈阳大学设计的这种取消草坪营造稻田的構想，其目的在使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中省悟过来，改善人和自然的关系，达到自然与人的和谐相处，即“天人合一”。我们却要放弃植物园和农场，让位给高楼大厦，继续制造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不知省悟。
为什么校园里的树木挂牌在文革前一直受到人们爱护，成为教学、实习的宝贵教材，普及植物知识的活标本，从未有人将这些标牌破坏。文革中虽然遭到剷除，那是疯狂，还可以理解。为什么文革结束，文革的错误行为业已遭到批判清算，一切恢复正常的今天，这些再挂的牌子，竟然又一次遭到破坏，而且破坏了也不再有人想恢复？难道这同人们的精神素质下降、道德自我约束的解体没有关系？这只能说明我们对文革的后遗症并没有彻底认识、清算和决絶。我们的确很忙，没有精力从事道德人文素质的基础教育，却只争朝夕，拼力以赴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而决非残存的植物园和区区小小的几片标牌！
一个民族的历史，好比一个人的记忆力，一个人如果丧失了记忆力，就会成为白痴。同样，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它自己的历史，将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这也同样适用于一座城市和一个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但愿这个譬喻不被斥责为小题大作，无限上纲。
2006，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