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稻文化史》导言
2600年前春秋时齐国宰相管仲即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名言，到2000年前的汉朝郦食其更把粮食的重要性提高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地位。粮食对于任何国家及其人民的重市要性，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中国文化史，是谷物生产史孕育出来的精神遗产。同样，稻文化史是稻作生产史孕育出来的精神遗产。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中国和印度，除印度文明发源于恒河流域外，古埃及文明发源于尼罗河下游地区，古巴比伦文明发源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不达米索平原，古华夏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三者的共同点是它们都位于北纬30至35度之间，这一条温暖而干旱的地带，早期的农业因有充分的河水可以灌溉，农田兴旺，农业生产带动文化欣欣向荣，创造了令人怀念的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和古华夏文明。但随着时间推延，气候干旱和土壤沙化，周期性的沙尘埃自西而东肆虐，导致古埃及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先后泯灭，干旱化持续向东延伸，进入中国西北和黄河流域，使得夏商周至秦汉3000多年来非常繁荣昌盛的粟麦文化，逐漸让位给后来居上的长江流域稻作文化。
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之所以没有走上如同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消失的命运，其原因即在有一条同样自西至东与黄河平行的长江，全长6300公里，流域面积180多万方公里，以其富有增产潜力的水稻作后盾接班，缓解了黄河流域的负担，而且后来居上，继续促进中华文化的繁荣。
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表明，黄河流域各地也有水稻的遗址，那时的水稻主要靠天然湖泊和河水的灌溉，稻田的分布有限而且分散。进入有史以后，史籍记载的资料表明，黄河流域水稻栽培一直没有中断，但与南方截然不同，其特点是：受自然条件变化（雨量温度）的制约，没有持续性；同时也受人力水利条件的制约，导致稻区呈分散性，缺乏如南方稻区的整体性；这就带来生产的不稳定性，稻田面积和产量受灌溉系统的兴衰而大幅度升降；加上水利灌溉还要服从于漕运，北方稻米生产既然不能满足北方消費，统治阶级上层社会所需稻米消費量便转而依靠南方漕运，漕运经常与水利灌溉发生矛盾，水利一概让位漕运，抑制了稻田生产。加上北方人民习惯于麦食和杂糧，水稻的田间操作远较旱作费力且辛劳，没有非种不可的驱动力。其中以自然条件雨量温度的制约，为决定性的因素。
黄河流域的水稻栽培面积虽然有限，产量也不多，但稻的地位却最高，被称为“嘉谷”，是上层贵族享用的高級膳食。春秋时规定子女为父母守丧期间，不得吃稻米饭，不得穿彩色的锦衣。孔子的弟子宰予却居丧而照样食稻衣锦，遭到孔子的批评：“食乎稻，衣乎锦，于汝为安乎！”
黄河流域受上述自西而东的气候干旱化影响，其后果出乎人们意料的深远：历史上每隔三、四百年的温度冷暖交替变化，在华夏大地上左右着畜牧和农耕交错地带的相互消长，也是导致游牧族和农耕汉族屡发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现代研究指出，年平均温度每下降
1°C，北方草原将向南推延数百里。三国、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多年间，北方年平均温度较现在约低 1.5°C，北方草原日渐萎缩，鲜卑拓跋大举南下，成功地建立起北魏政权，同时也陷入强大的汉族农耕文化里，不得不采取恢复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措施。这就是《齐民要术》成书的背景。反之，年平均温度每上升
1°C，象汉唐盛期，强大的汉族向塞外发展，蚕食草原，改牧为农，成功地开发了大量屯田。但最终的代价是沙漠化的扩大，剩下一些当年的地名，聚居地痕迹，留给后人凭吊。
几千年下来，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的西北农牧界线，大体上沿长城内外拉锯。由于气候的干燥化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农耕向北扩展的成就，总是有限，而畜牧民族的多次南下，则不断同化于汉族，农牧之战终于不再重演了，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转向以前被视为荆蛮之域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水稻从此登上历史舞台，日益繁荣，直到今天。
华夏文明的早期，一直局限于黄河流域，其代表性的黍粟文化，从原始时期起，直至有史以后的秦汉时期，一直领先于长江流域。表现为：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发源于黄河流域；天文上的一年两至（冬至、夏至）两分（秋分、春分）及二十四节气，产生于黄河流域；青铜和冶铁术遥遥领先，农具耒耜，鉄犁牛耕和发达的水利工程等，都率先应用于黄河流域。原因是黄土层极其深厚，又质地疏松，用简单的人力耒耜即可以翻土种植；反观南方的沼泽水田，土壤粘重，未有铁器农具以前，只好停留在所谓“火耕水耨”阶段。铁器农具是开发森林和水田深耕的先决条件，西汉在全国设铁官
44 处，其中 37 处分布在黄河流域，整个长江流域及其以南仅
7 处。 南方在秦汉时还处于“地广人稀，饭稻羹鱼”的阶段，没有充分开发的原因是当时长江流域及其以南还都是原始森林密布，沼泽众多，森林动植物资源和水产资源丰富，人们通过采集、狩猎，捕捞获得食物的途徑很多，在居住点附近种植一些水稻，即可生活丰足。正如司马迁所指出的：“楚越之地，地广人稀……果树、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
，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懒惰之意）偷生，无私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长江流域因自然条件优越，农业生产停留在以物候定农时，未能进一步观察天象，天文知识积累迟缓，影响文字的产生。这些原因综合起来，抑制了人口增长，致使长江流域的人口，大大落后于北方。据统计，秦汉时关中地区的人口密度毎平方公里已达
200 人以上，其余地方也有 100～200
人左右，而长江流域最发达的江浙地区，人口密度不到 10 人，其余大部分地区不到
3 人。
刺激长江流域稻作开发及人口增长的因素，与历史上著名的三次北方人口南下大迁徙有不可分的关系。从汉至唐宋的每次战争，都引起北方人口南下迁徙，加快了南方的开发。其中以晋·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和北宋灭亡的三次人口大南移影响最大，导致了宋以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完全转移到了南方。自北宋中期开始，中国有半数以上的居民生活在水稻种植的南方地区。到明朝末年，据时人宋应星的统计：“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而來牟黍稷居什三。”元、明、清（及现代）的政治重心虽然已回到北方，但经济和人才文化的重心仍在南方。这与稻已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粮食作物密切不可分。
北人南下，与南人杂居通婚，其后续影响十分深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口数量的增加和规律性的分布，二是人口素质的改善和提高。
1935年胡庸焕在其“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首次绘制了一张中国人口密度图，图中从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两地之间连接一直线，则此线的东南半壁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6
%，人口则占全国人口的96 %。西北半壁的面积占全国的64
%，人口只占全国的4 %。1987年人口地理学者使用这同一界线计算，得出东南半壁土地占全国的43
%，人口占全国的94 %。西北半壁土地占全国的57 %，人口占全国的6
%，相隔半个世纪，这条界线两侧的土地和人口的比例仍然差不多，西北半壁的人口从4%增至6
%，表明西北部人口基数较低，增长还是较快的；而东南半壁人口从96%降至94%，显然与计划生育取得成效有关。应该特别着重指出的是，这条从东北至西南的分界线基本上和中国400毫米等雨量线重合，而西北半壁又是少数民族为主的分布区，所以这条线兼有自然条件、人口、民族三条分界线的作用。
这条分界线实际上也是东南半壁水稻和西北半壁粟麦的分界线。所以自然条件（特别是雨量和温度）的影响构成了基本前提。并不夸张地说，几千年下来，中国人口的增殖史也就是水田扩充和水稻增产的历史。有趣的是，现代中国水稻可以发展到黑龙江北纬500地区和辽宁、吉林两省，但它们仍旧都是分布在此线东侧。相比之下，此线西北的稻作只能作零散的分布，自古至今如此。尽管近半个多世纪来中国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种种方面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背后制约水稻生产和人口增长的决定性影响的，仍旧离不开雨量和温度。
北方人口大批南下，与南方人口融合，不光是人口数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人口素质的改善。南下的大批人群中，有上层的知识分子精英博学士人，他们把黄河流域的文化思想知民俗民风等带到南方，开启了南方的民智，影响深远。典型的事例之一，便是“兰亭修契”，那是晋代大书法家、会稽内史王羲之（303—361,祖籍山东琅琊临沂),偕同他的亲朋谢安、孙绰等42人，在山阴（今紹兴）兰亭雅集，举行所谓“曲水流觞”的“修禊”活动，大家在兰亭清溪两旁席地而坐，将盛了酒的觞（酒器）放在弯弯曲曲的溪流中，从上游浮水徐徐而下，觞在谁的面前打转，谁就得即兴赋诗并饮酒。王羲之将大家的诗作汇成诗集，乘兴挥毫作序，从此《兰亭序》的书法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也因之被人尊为“书圣”。修禊是古代祓除祸灾，祈降吉福的节日。远在周代即已有水滨祓禊之俗。《诗经．郑风·溱洧》咏的即是郑国每逢阳春三月秉执兰草，招魂续魄，祓除不祥的情景。兰亭修禊故事到唐朝时，引起唐代许多诗人纷纷从长安长途跋涉到兰亭访古凭吊，被称为唐诗之路。嵊州是通向兰亭必经的一个市场，人们将白居易、元稹等的诗作，抄写在纸上，可以在这里换新茶，诗茶交易成为嵊州一个商业文化亮点，嵊州珠茶至今成为出口名茶。“曲水流觞”的传统并没有中断，现在每年春天，国內一些书法家到兰亭举行曲水流觞的诗书活动。
兰亭修契所饮的酒，是当地著名的绍兴黄酒，绍兴黄酒之所以闻名于世，係系因绍兴种植有品质优异的糥稻，和水质特别适宜于酿造黄酒的鏡湖湖水，这是他处无法取代的得天独厚优势。
另一方面，南下的大批北方农民则把北方先进的农业技术、农具等带到南方，结合南方的土壤、气候条件创造出适应南方水田生产各个环节所需要的农具。譬如汉时黄河流域使用的直辕犁，需要二牛、三人操作，一人前挽，一人中圧，一人后驱，显得笨重，只适用于北方广阔的旱地，这种直辕犁引到南方后，被改造成为轻便的曲辕犁，由一牛一人操作，又称江东犁，可以适用于水田和旱地。这种江东犁后来传播到东南亚种稻的各国，17世纪时荷兰人从印尼将江东犁引入欧洲，对欧洲的近代犁改进，有很大启发。与耕犁改进的同时，北方旱地耙、耢等技术，到南方水田转变为耘耥技术，还有适应水田操作的专用农具如秧马、耘爪等，总之，逐漸形式一整套适用于水稻生产由种到收直至仑貯稻谷的一系列稻作农具。
还需要指出的是，北方人南下，与南方人通婚，对南方后代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优化，决不可低估。北方在隋唐以前的文化繁荣，实际上是得益于北方与西北各氏族的不断接触融合，包括和平时期的来往通婚和战争引起的人口流动通婚。上述因战争引起的三次北方人口向南方大迁徙，也是同样的道理。宏观地看，人类的婚姻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人种素质不断提高的历史。人类的婚姻经历了多偶婚、对偶婚向专偶婚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排斥近亲繁殖的过程，因而也是一个人类遗传素质（包括体力和智力）的顺次进步和提高，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从遺傳基础来说，大规模的北方人口迁徙南下，与长江流域当地的人共处通婚，促成遺傳基因的优化组合，改善了人们的脑力素质。《左传》所说的“男女同姓，其生不繁。”说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这一规律。
所谓精英人才，在封建制度的不同朝代有不同的称谓，大体上包括上层从政的官员，民间的博学多才人士，如诗人、文学家、哲学家等。地理学家陈正常曾试图选汉代的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和九卿(三公加上六卿等）及汉书列传人物为代表；唐朝选进士、诗人为代表；宋代选宰相、词人、诗人为代表；明代选进士、三鼎甲、诗人、六卿、都御史为代表；清代选诗人、儒林、翰林为代表。对他们的出身籍贯在当时的地图上加以标记，結果，可以清楚不过的看出，人才自北向南转移的规律，如西汉时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都在黄河流域，南方远未开发，当时的三公，九卿的全部分布在黄河流域，完全可以理解。
北宋是中国人口分布南北顛倒、即南方人口超过北方的转折点，此后一直至今，没有改变。
明代洪武四年 (1370)
至崇祯十六年（1643）的 273
年间，共录取进士 24 , 687
名，绝大部分分佈在东南（长江下游）、华中（中游）和四川盆地（上游）；北方只散见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及陕西。明太祖和明仁宗对南方进士大大超过北方的现象非常不满，曽利用行政手段提高南方录取分数线，降低北方录取分数线，硬性规定南北录取的百分比，保证北方录取数不致太低等，终无效果。到清代，这种人才南多北少的现象，更进一步明显。
上述的人才历史演变和分佈规律，一直延续到现代，是一种值得深入研究的现象。现代试以大学教授为代表。据1993年的报告，全国共有教授16,726名，其中南方（长江流域、华南及西南）共11,529名，占68.98%，北方（黄河流域、东北及西北）合计5,197名，占31.08%，如果把标准提高到科学院院士，进行统计，其結果与教授的分布规律完全一致。
以上分析，可以想见水稻对整个中华文化的持续发展和更上一层楼的贡献是多么巨大，影响又是多么深远。
另一方面，从水稻在中华大地上的持续不断的发展及其带来的负担过重和负面影响，也不得不引起我们警惕和深思。
水稻能不断应付人口增长的压力，是其优势的一方面，同时，人口增长也反过来进一步加大对水稻生产的压力。历史上稻作应付人口压力的方式是扩大水田面积，这必然导致围湖造田，开山修筑梯田等不利于生态全局的平衡。现代有了科技手段，可以不依赖扩大栽培面积，改为提高单产应付人口增长。最成功又典型的是杂交稻的推广，成效显著。人们往往不太注意科学成果具有两面性，如1940年代DDT和青霉素的发明，曽双双获得诺贝尔科技发明奖，但数十年使用下来，终于暴露出它们的副作用：DDT杀虫效力下降，污染环境和人体严重；青霉素对人体有越来越明显的毒害病例和副作用，迫使两者停止生产和应用，诺贝尔奖委员会不得不声明这两项奖金属于误颁。杂交稻过分消耗土壤地力，是否会加速土壤衰退，为时尚早，还属未知；但稻米的蛋白质含量减少已露苗头，蛋白质即使降低1%至2%，即会带来蛋白质“隐性”饥饿，将给以稻米为主食的儿童带来发育迟缓的麻烦。
城市化的浪潮席卷而来，首当其冲的是稻田改供公路、铁路、房地产的消失量惊人；工业化导致水质污染，直接影响水稻品質；种稻农民老龄化，年轻人外出打工，导致稻田闲置，浪费阳光能源，等于减少稻谷产量。凡此种种，都是水稻面临的新挑战，其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难以逆料。现在，市场经济主导一切的这个欣欣向荣的世界，贫富的差距不但未见缩小，反而增大。全球六十多亿人口中，却有十亿人（即六分之一）在挨饿。“朱门口酒肉臭，路有饿死殍”，不断向人们发出一次又一次的警告，粮食安全问题已成为各国政治的头号问题。
虽然这些不是本书所要叙述和探讨的范畴，但当本书叙述结束，搁笔瞻望，自然而然有此种担心。《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下面回到对本书的内容，谨作简要的介绍如下：
本书是依据现有文献、考古和民族学材料，试图对中国稻文化的源流力求作较全面的叙述。
第一章论述中国稻作的起源、传播与分化。野生稻和稻谷遗存的发现，是确定稻作起源的依据，然而今天的野生稻分布情况并不代表远古时期的状况，因此利用古书所记载的野生稻去尽量还原过往的野生稻分布是个关键。考古材料在确定稻作起源地方面功不可没，但考古发现的偶然性又常使所谓的“起源地”发生“位移”。本书只是对新发现的比较重要的几处遗址的稻文化内含进行介绍。仅仅依靠野生稻和稻作遗存来说明古代远古时期的稻文化是不够的，人类活动才是将野生稻和稻作联系的关键。因此，本章中还试图利用历史语言、文字材料展示野生稻、稻作遗存分布区域内，原始先民与稻作起源和分化之间的关系。
第二章利用文献材料，展示古人对于稻这种植物各个部分的认识。普通消费者对稻的知识源于食用。他们对于稻米的认识主要集中在稻米的颜色、形状、味道、口感乃至食用过后的耐饥程度等方面。对于种稻的农民来说，他们对于稻的知识则要丰富得多，在长期的与水稻打交道的过程中，还观察到了单纯消费者所不能看到的现象，比如谷壳的厚薄、穗粒的多少，芒的长短，茎秆的高矮、软硬，乃地下部分根系的分布等。他们对于水稻的认识既有生活的需求，也有生产的要求。
农民对于稻的认识都体现在稻种上。历史上的稻农很早就通过选种来达到提高产量，改进品质的目的。农书及地方文献中也对稻种多有记载，展示了历史上水稻品种的性质和特色。在众多的品种中，也涌现出了不少著名的品种，它们在历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也是第三章的内容。
第四章稻田和第五章稻作技术，从土地利用到水稻生产的重要环节，全面展示传统水稻生产的重要技术。它的核心问题是古人如何提高水稻产量，稻田部分着重于扩大水稻种植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提高水稻总产，而稻作技术部分则着眼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第六章稻文化与粟文化的语言文字。稻文化代表南方文化，粟文化代表北方文化。这两种文化既有分别，也有交叉。从语言文字而言，代表北方的粟文化显然要胜过代表南方的稻文化，现今代表稻文化的语言文字基本上都承继粟文化而来，比如，“禾”字最初指的就是北方的“粟”，但后来也用以称呼南方的“稻”，宋人曾安止所著水稻品种志就书名为《禾谱》。源自北方的汉字也基本上成了稻文化的主要载体。而“稻”本身也是北方关于稻这种植物的书面语，南方称稻音为“禾”或“谷”。不过以北方粟文化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语言文字体系在进入南方之后，仍然保留了南方稻文化的因素，也就是说南方稻文化的基因也已渗入到稻文化之中，我们仍然可以从现行的稻文化中找到古越语的影响。稻文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语言文字上，米食民族从物质到精神几乎都受到稻的影响。
第七章和第八章详述稻文化对于中国人从物质到精神的影响，包括稻米的食用方式、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以及民风民俗等，重点讨论稻与龙文化的关系。
第九章讨论稻与人口的关系。稻的主要功能在于食用，生产稻米的目的还在于养活人口。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全球以稻米为主食的地区几乎都是人口稠密的地区，那么，稻与人口增长的关系如何？以稻米养活的人口，其质量又如何？这也是本章所试图回答的问题。
第十章讨论中国稻文化对国外的影响。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稻文化存在了成千上万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也对周边的文化，特别是那些具有同样的适合于水稻生长的国家和地区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全面讨论中国稻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是不可能的。本书中重点讨论了对日本和南洋的影响。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稻文化积聚的内含博大精深，已有的研究更多侧重于稻作技术史方面，虽然个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对稻文化曾有过一些零碎的探索，但谈不上系统全面，本书也只是尝试把已有的一些探索心得，做些分门别类的叙述，挂一漏万，差错失误之处，自在料中，还望读者不吝赐教正谬。进一步更详细、全面、深入、系统的稻文化著作问世，有待于关心稻文化的读者诸君，继续探索前进，后浪推前浪，新人换旧人，衷心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