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0-1930 年代回顾~~

 

游修龄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五四”运动,竖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抨击封建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浪潮波及文学、诗歌,戏曲、音乐、绘画、教育等领域,我以为足球也不例外。我的小学和中学时期(1926-1937)都是在“五四”浪潮的波动下过来的,当时我还是儿童青少年时期,全无体会,现在回想起来,才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它的影响之深远。试即以足球为例,陈述如下。

    我国的足球,尽管进行了多次改革,取得进展,但总的看是不能令人满意。特别是最近在奧运会上的失利,更是引来一片责难之声,被批评为“伤痕累累、奄奄一息”,责问是“要生存还是要死亡?”还有更难听的咒骂。王蒙则认为对于国奥足球队“不能太势利,不能急功近利,不能动辄恶言恶语相加”。我同意王蒙的善意提醒,足球不是靠漫骂就会转败为胜的。王蒙分析国足失利的原因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真正吃饱了才有多少年头?我们的体质,我们的传统,对于对抗激烈的足球运动来说,都有欠账之处。”这样的分析不能说错,但不全面,且嫌笼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足球的问题要放在历史背景上去回顾和思考,或许有助于看淸问题的来龙去脉,对症下药。

         中国古代也有足球(称蹴鞠,蹴即踢,鞠是皮革缝製的球),且已有两千余年历史,中式足球在汉朝时曾一度发展成对抗性的比赛,双方的地穴(相当于球门)各有六个,同样以踢球进穴计分定胜负。但唐宋以后,用类似排球的球网树立在球场中央,把比赛双方隔离,取消地穴,改为表演踢球穿网洞,计分定胜负,激烈的对抗不见了,只讲究踢球技术,扼杀了足球比赛的对抗性,终于到清代衰落,被武术所取代。清末迎来西式足球,东施效频,只有百来年历史。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兼而有之。

        足球赛和田径赛不同,田径赛的项目大都以个人为单位,创造个人的成绩取胜。足球比赛则以集体为单位,既要发挥个人的体能和技能,更要通过集体战略战术取胜。同样的集体球类对抗賽,篮球赛每队只有五人,球场只有 420 平米(28 x 15 );足球则每队多达十一人,球场 面积达7140 平米(105 x 68),可见足球赛对于体力消耗之巨大。

        足球既用足踢,讲究足的技术,又奔跑不停,在战略指导和战术运用下,体脑并用,取得胜利,难度远超过其他球类比赛。故“世界足球锦标赛”的地位仅次于奧运会,声势浩大,其他球类无法比拟。

       足球起源于欧洲,欧洲人的体格强大,源自游牧业,得力于长年的草原奔驰。中国人一向从事农耕,不善于长驱奔驰,体力、速度都明显不如西方。在彼此差异明显的情况下,却要接受同样大小的球场,同样的比赛规则,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中国人也自有优势,如中国人有两千多年玩足球的技巧,灵活的足厎功夫,加上机智的脑子反应,充分组织发挥,是可以扬长避短,以弱胜强的。这样分析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有充分的史实依据,只不过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太过匆忙,光顾眼前都来不及,那有心思去翻七八十年前的旧帐,偏偏这旧帐不翻则已,一翻倒象当头棒喝,令人猛醒。

       现在大家都知道“五四”运动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举措之一是“废科举,兴学校”,对小学教育的要求之一是学习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儿童本位”教育。强调“德智体”齐全。回忆我的小学时期(1926-1931),那时小朋友们踢足球(其实是一种小皮球)非常普遍。五四时期对大量西方涌进来的英文名词,来不及翻译,而且也不知道怎样翻译好。譬如“民主”和“科学”,最初是译音的“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简称德先生和赛先生。不久因发现日本人已将两者翻译成“民主”和“科学”,现成的汉字,就拿来取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了。至于大量的运动词汇,根本来不及翻译,都是直接硬记英语的发音,直接使用。所以出现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小学生,连英文拉丁字母都没看到过,却在踢小皮球时已经会叫喊 out side hand bollcorner pass time  out shoot! shoot! 进了初中,小皮球换成大些的皮球,到高中才接触正规的足球。

        那时候课余踢足球,是很平常的事,大学一年级还有机会踢足球,以后抗战深入开展,学校迁徙到乡间,再也没有机会踢足球了。应该说明的是,我不是什么足球选手,只是作为学生,学校里就有这样的踢球风气而已。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说这些題外话,是想说明一点:70年前的大中小学生们,踢足球的机会较现在为普遍频繁,现在各级学生们都被一环扣一环的考试、升学链条绷得透不过气来,那有时间踢足球?即便学生本人喜欢踢,家长、老师也不答应,会被斥为不务正业。国家会把培养足球运动员放在各级体育学校里去,用不着我们操心。我却以为捨弃广大的学生群体及民间踢足球的厚实基础,企图通过行政领导、专业培训产生一流足球队员,是事倍功半的“拙策”,事实已证明如此。

        试以中日两国足球比赛的历史演变为例。从近期看,中国足球与日本存在明显差距,成年队已经连续十年负于日本,国奥组军之后,也是对日本保持负纪录,2008年初刚组建的国青,在邀请赛上再负于日本,中国国字号队伍已经全面落后于日本( 新浪体育2008220)当然,中国队也同样落后于韩国和朝鲜,就不必一一列举了。

         奇怪的是,如果回头看1920 1940 年代的中国足球,却有着称霸亚洲,直追欧美,令人扬眉吐气的纪录。

        19131934年间,远东运动会一共举行了十届,中国足球队除第一届参赛获得亚军外,以后的九届里,中国队连续荣获九届的足球冠军。其中从第二届到第八届,还是七次蝉联冠军。1923年第六届远东运动会是在日本大阪举行,中国队在东道主的球场上以五比一大胜,创下了中国队对日本队的不败记录,也让“甲午战争”以来,备受压抑的中国人在体育场上为国争光,增添了一股勇氣。上述我的小学和初中时期,学生们热爱踢足球,正是当时那种大气候下的影响。

        据南方周末 2008-08-21)的专文介绍,中国足球在这段时间里的光彩夺目,是与天才又勤奮的足球大师李惠堂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知道现在的足球粉丝们是否知道李惠堂其人其事?若不知道,便没有资格做足球粉丝。

       “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这是1920年代上海人的流行语。李惠堂从小酷爱踢足球,买不起足球,就把他家院子里一株柚子树上的柚子一个个摘下来当足球踢,把家门口的狗洞,当成球门攻球,练成一脚硬功夫。他17岁成名,42岁挂靴,25年的足球生涯里,一共进球1860多个!他的“足迹”遍及欧、亚、澳三大洲,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足球运动的黄金时代,几乎就是李惠堂的时代。他以顽强的拼搏、高超的球艺,赢得了“亚洲球王”的称号,英国人称他为“东方亚力詹士”,日本人送他“东方标准球人”的绰号。1976年,德国一家权威的足球杂志社经过评选,将贝利、马修斯、斯蒂法诺、普斯卡士以及李惠堂并列为世界五大球王。

        中国队在亚洲已经没有对手后,192318 岁的李惠堂随南华足球队远征澳大利亚悉尼,对澳洲劲旅新南威尔士队的比赛中,李惠堂一人连中三球,获得当地颁发的特别金质奖章一枚,澳洲报纸也以红色大标题打出了“亚洲球王李惠堂”。而就在比赛前的一天,当地的报纸广告刊登张贴着一幅幅漫画,画中的南华队员,排成一列,瘦骨嶙峋,拖着长辫,酷像鸦片烟鬼,标题为“明天中国足球队登场之前瞻”。这幅辱华的漫画恰好被第二天的中国队狠狠地回敬了一下,不得不改口尊称李惠堂为亚洲球王,乖乖地授予他特别金质奖章一枚。

         1936年抗战爆发前夕,第十一届奥运会即将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申报了近三十个参赛项目,140余人的代表团。但向国民政府申请的22万元款项,只落实17万元,以至于中国奥运代表团迟迟不能启程。由李惠堂挂帅带队的中国足球队决定,比代表团一行提前两个月启程,在赴柏林的行程中,沿途征战亚洲的越南、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缅甸和印度等六国,中国队一路先后踢了27 场球,胜24场,平3场,筹得收入20万元港币,解决了中国奥运代表团进军柏林的路费。   

         193681,奥林匹克火炬在柏林升起,86,中国队抽签首战实力强大的英国队,英国早知李惠堂的利害,特意选派两名队员死死盯住李惠堂,使他无法正常发挥,中国队的攻击力大大受阻,上半场以零比零结束;下半场英国队发起了全面进攻,中国队企图转守为攻失策,不幸以 0 2 首战失利。由于奥运足球赛采取淘汰制,中国首战便碰到英国队遭出局,失去与其他队较量的机会,甚是遗憾。但是,中国队在场上的表现,引起全场球迷和英国报纸的一致好评,他们认为中国足球的水平不亚于欧洲的强队,主要原因是体力不支。英国人非常看好李惠堂,提出以年薪8000英镑,折合中国64000块银圓,请李惠堂留在英国踢球,被 李惠堂婉言谢绝。

        李惠堂在二十多年的足球生涯中,三次被国内其他球队挖角,香港、上海、印尼、法国和英国等足球机构,都曾以重金聘他,都被他一一婉言谢绝。在政治立场上,李惠堂敌我分明,曾拒绝为敌伪汉奸政权汪精卫效劳,却 多次举行足球义赛,筹款捐献抗日。

        1954年李惠堂当选为亚洲足球联合会秘书长。1965年,他当选为国际足联副主席,成为中国人在世界足坛上获得最高职务者的著名人士。 

        最后,还令我们意外的是,李惠堂不光是叱咤风云的足球名将,他更是个理论联系实践的“文武双全”的奇人,  著有《球圃菜根录》、《足球经》、《足球规律诠释》、《足球登龙术》、《我与足球》等。此外, 他还能用流畅的英语演讲,用中文填词做诗,被誉为“既有读书人的傲骨, 又有运动家的风骨”。  

        为了躲避汪伪政权的邀请纠缠,李惠堂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到了广西桂林,受到李济琛的接见嘉勉。离桂林回家乡五华县途中,他写了一首感怀诗,“世乱时虞历万难,今朝脱险向长安。桂林山水迎人笑,我正飘零意未宽。”1942年,他响应宋庆龄发起的黄河决堤救灾和慰劳抗日战士的号召,举办足球义赛宣传活动,收入全部捐献救灾,慰劳伤兵、孤儿等之用,更留下“海角归来奔国难,名成献艺赛频频”的诗句。

        以上简要回顾,给我们当前普遍认可的观念提出质疑,我们现在当然认为足球的盛衰与经费、待遇、物质生活条件等是成正比的关系。所以要把中国足球提升上去,首先要争取更充足的经费,给队员以很高的待遇。可是在1920年后的二十多年里,物质生活和经济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国足球队的战绩却反而攀上历史最高峰?我们现在的足球经费充裕,队员待遇超过大学教授、科学院士的水平,为什么足球水平的表现却呈反相关、直线下降?可见物质条件虽然重要,却并非唯一的条件,即并非决定性因素。这种现象样也见诸于当前大学建设上,现在风行全国的大学城建设,投资动辄以数十亿计,还没有结束,漂亮的教学楼,一座座拔地而起,食堂也用万人食堂称呼。一些大学一年发表的论文数以千计,论文的引用率却等于零,学术水平的下降已引起普遍的忧思。

         如何扭转中国足球的颓势,据专门家的建议,不论从历史回顾或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来看,现行足球的管理体制改革应放在第一位,足协应及早转向民间,实现中国足协的民间化,中国足球的发展才能走上正轨。其次,尽快扩大中国青少年足球人口,已刻不容缓。要知道,决定一个国家足球衰败的根本是青少年足球人口的数量,本固则末强。而我国青少年足球人口的锐减,却似乎在足球领导的视野之外:1990年至1995年间我国青少年足球人口虽然很少,还有六十五万,到2000年至2005年间,急降至十八万,目前只剩下三万。而欧美很多国家的足球人口,动辄上千万,两千万。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只有三万青少年踢足球,再增加经费,再加强领导,再多办少年体校,再大骂教练无能和队员不争气也不相干。

         足球问题不是孤立的,它也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所谓,梅兰芳,也包括同时期的四大名旦梅、程、荀、尙,四大鬚生谭、马、言、楊等京剧名家。在文史界议论得最多的是五四时代那一批大师: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总之,是全面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足球也是一枝花。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建设飞跃持续不停地增长,中国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富裕过,教育、体育等的资金投入,更非历史上任何时期可比,硬件建设令人叹为观止,争创世界一流的口号响彻云霄,何以软件水平反而倒退?答案已呼之欲出,用不着再在这里饶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