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 谈 从 象 胥 到 翻 译（定稿）
游修龄
胥（xu），古代指官府中有才智的小吏，又名胥吏，有点类似现代的秘书。这字的造意很有趣，“胥”的上半是“足”的变形，下半的“月”是“肉”的简化。人或动物牛羊等，全身的肌肉分布，到足部最单薄，但也最坚韧。官府基层干部中有才智的小吏，譬之为胥，岂不妙哉。春秋时楚国的伍员，字子胥，正是取聰明才智之意。
胥和象合称“象胥”，这象胥与翻译又有什么关系？古时中国与四邻的友邦使者交往很频繁，负责接待的“外事”官员，即由象胥担任，所以象胥都是兼通外语的人才。《周礼·秋官·象胥》条说象胥是：“掌蛮、夷、闽、貉、戎、犾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悦焉，以和亲之。”
那末，“象胥”之象，又是什么意思？《礼记·王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俗。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原来古代是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不同的“外语”，设置相应的翻译人员，他们分别称之为寄、象、狄鞮和译，犹如现在的外交部也分美洲司、欧洲司、拉丁美洲司等部门的人员。
所谓“寄”，是传寄中方和外方的不同语言（据上引《礼记·王制》孔颖达疏，下同）；“鞮”是知也，“狄鞮”是传达夷狄的语言给中方知道。“译”同“易”，转换对方的语言给我方理解。“象”有仿效、描摹、类推、类比等义，翻译就是把对方的语言通过描摹、类推的办法转换成本族语言。
附带指出，翻译的内含有宽窄的不同，狭义的翻译是指两种不同语言的互译；广义的翻译包括方言与共同语、方言与方言、古代语与现代语之间的对译等。又，语言和方言既然这么多，象胥不可能一一精通，所以时常碰到甲语无法直译汉语，还要经过乙语、丙语的重译，才能转成汉语。重译的事，不光是古代，现代也会遇到。记得我读大学一年级时，正值抗战第三年，一次，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到我校演讲，宣传抗日。陈是闽南人，只会讲闽南话，不会讲普通话，所以他随身带一位翻译，可是这位翻译也不会讲普通话，只能讲英语，于是陈在演讲时，翻译先将他的闽南话翻成英语，再由我们的英语教授把英语翻译成普通话，台上一共三人，完成这次演讲的沟通。
来自中国本土之外的东南西北四方“外语”，分别配以相应的寄、象、狄鞮、译四类翻译人员，说明古代中国与四邻的来往是很频繁的。随着时代的演变，东方的寄和西方的狄鞮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象和译的比例上升，最后不分寄、象、狄鞮、译，用译包含前三者，流行至今。
以上说了一大堆的释义，枯燥乏味。换一个角度，若要问古代的口语翻译史料，有保留下来的吗？当然没有，因为声音是无法保存的。那么，把声音转为文字记音，有保留下来的吗？有的，但以地名人名为多。周秦以前，江、浙、闽、粤都是百越居住地，他们南移后，留下的地名人名称呼，由汉语“录音”保留下来。如壮语称水田为“那”（或纳），现在从两广至泰国，以那命名的小地名不胜其多。古越语留下的冠首字也很多。人名如勾践、勾吴、夫差、无余等；地名如无锡、余姚、乌程等，前面的勾、夫、无、余、乌等都是有音无义的冠首字。有趣的是，广西壮族地区及越南北方，都称“山”为“罗”，吸收进汉语后的山名如“罗浮山”、“罗山城”、“苧罗山”等，其实是重复的，如都译为汉语，便变成“山浮山”、“山山城”、“苧山山”了。（详见《方言与中国文化》156--157页）。
此外，很侥幸，还有一首《越人歌》，完整地保留下来，值得介绍一下。
《越人歌》顾名思义，是古越人用古越语唱的歌。发现这首歌的经过，还有一段故事，说是楚国的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带玉剑，立于游水之上，等候过渡，这时在河上的小舟里有一个越女，对着襄成君击楫（ji，船桨）唱起越语民歌来，很动听，只是不懂她唱些什么内容，原歌用汉语“录音”如下：
“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
州鍖州焉乎秦胥胥，
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
（见汉·刘向《说苑·善说篇》卷十一）
襄成君和他的同行人当然听不懂，于是召来一位通汉语的越人，把这首歌词翻译为汉语，译词是：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这个浪漫的传说当然以鄂君子取走越女而结束。据说，现在广西的壮族同胞，不必看汉译，听汉语的音译，就可以明白越人歌的内容。
寄，象，狄鞮，译，四者流传的結果，只剩下译，沿用至今。译即易，即换一种（语言）表达的意思。但易字不能体现语言互译的意思，用言旁加表音的“睪”，成譯（译），指此字发yi的音，表达不同语言间的互译，比易要合適得多了。（“睪”的本义指一个人横目怒视犯人，大声斥责）。
另外有一个与翻译有关的名词，叫“通事”，见《周礼·秋官·掌交》，是掌管交际往来及奏递奏章的官员。但有时也兼指翻译人员。最初见《新五代史·晋出帝纪》：“甲辰，契丹使通事来。”掌管国际交往的官员，当然也通晓“外语”，兼翻译也是循理成章的。后来到宋元时，北方流行称翻译人员为通事，见南宋·周密（1232-1298）《癸辛杂志》：“译者，今北方谓之通事。南蕃海舶谓之唐舶。西方蛮猺谓之薄义，皆译者名也。”可见翻译名称的多样化。
古代中国与四邻的友邦或兄弟民族的来往，主要都是口译，因为他们都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到了东汉（公元二世纪）情况起了变化，与中国一样历史悠久、也有文字的印度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佛教带来的不是梵语的口语，而是大量梵文经典，所以翻译梵文不同于以前的口译，而是书面文字的翻译。因而，可以说佛经的翻译是打开中国历史上从口译转向书面翻译的转折点，是崭新的一页。同时，“翻译”一词也从此登上舞台，彻底取代了过去的寄、象、狄鞮、译，一直至今。
文献记载表明，“翻译”一词起源于佛经传入的初期，约公元二世纪东汉桓帝时：“至桓帝时，有安息国沙门安静，齎（ji)經至洛（陽），翻译最为通解。”（《隋书·经籍志四》）。安息国在今伊朗的东北部，汉时与中国丝绸貿易鼎盛，沙门是Samana的音译，意指勤劳、息心、净志者。
佛经的经文，涉及西域文字、伊朗文字和印度文字，对它们的翻译经历了两个阶段，其一是从西汉哀帝年间至东晋后秦，约四百年，这一阶段的佛经翻译，都由外来的佛僧通晓汉语者担任。第二阶段由东晋后秦至唐武宗年间，也四百多年，这期间的佛经翻译已转由中国本土的佛僧通晓西域外语者担任。在为数众多的翻译名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朝太宗、高宗时期的玄奘，他的译经代表了中国佛经翻译的最繁荣、最高水平。
玄奘前往印度求学佛经，历时16年。从印度带回梵文佛经657部。玄奘在长安慈恩寺和弘福寺设立庞大的译场，领导翻译佛经近20年。他一个人就翻译出75部（1341卷）。玄奘主持的翻译，分工细致，由专人负责“证梵语”（解释原文），“笔受”（形成文字），“证义”（复合校对），“润文”（文句修饰）等程序，往往数十人同时翻译一部经典，译经的质量和数量都是空前绝后的。
八百多年的佛经翻译，给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提供新鮮的外来词。对于外来词，可以意译的，尽量意译，难以意译的，只好译音，不论意译或音译，都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字的词汇，其影响的深远，怎么评估都不过分。佛经使汉语单音节词语开始向双音和多音节词语的方向发展，如我们今天常用的“悲观、姻缘、世界、烦惱、真空、念头、绝对、如来、观音、罗汉、夜叉、和尚、尼姑、西天、一刹那，昙花一现，大千世界，光怪陆离，道髙一尺，魔高一丈等”，这些当时新创的外来词，早已成了融入中国文化的词汇，恐怕很少人知道它们是来自佛经的外来词汇。
中华民族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人们的处世为人，都受儒家的教导。佛教传入后，经过了漫长的中国化，逐步扩展了流行范围。以老庄为代表的民间信仰，为了与佛教相较量，兴起了道教，但佛和道不是势不两立，而是互相尊重的。儒家不是宗教，但有广大深厚的信仰根基，于是形成了儒、道、佛三家和平共处的局面。三者与西方的基督教或穆斯林完全不同，基督教和穆斯林是排他的，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已从意识形态，发展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宗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人都是基督教徒。教会主导战争来镇压和屠杀异端分子。在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宗教领袖就是政治领袖，政治斗争以宗教斗争的形式进行。这些正是是基督教虽然努力在中国传教，却不可能象佛教那样落地生根，溶入中华文化的原因。
话题转到现代，20世纪初期，堂堂的中国陷入一再挨打屈辱的局面，中国急于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中西隔阂，翻译先行，翻译史上迎来了新一轮波澜广阔的翻译高潮。20世纪的翻译与以前比較，最大的不同，是翻译队伍的空前壮大和翻译内容的空前广博。翻译的内容包括人文和自然科学两大类。人文方面，西方哲学的引入，对传统的儒家思想有很大冲击，提高了哲学研究水平。自然科学方面更是从无到有的引进，加快了学习西方的进度。这个时期的翻译者，已經不是单纯的翻译人员，而是翻译者本人即是学术的带头人和学者，翻译只是他们的一种工具。社会科学方面，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学说的引入，导致国共两党的政权斗争。同时外语教育的普及，掌握外语的双语人才迅速成长，在专业领域依赖翻译的程度降低。但是不懂外语的人仍是大多数，故翻译作为中外沟通的媒介，仍然有很大的发展。不过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当前文化整体的边缘化，翻译的质量也不例外地急速下降，成为历史上翻译水平最低的时期，这是題外话了，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