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音与异义齐飞，繁简共古今一色
偶然翻开拙作《奇妙的语言文字》第237页，提到唐朝武则天的“干陵”，使我大吃一惊，我怎么会把武则天的“乾陵”写作“干陵”呢，显然是编辑的“好意”，把繁体的“乾”还原为简体的“干”，因为简化之“干”早已对“乾”（qian)和“亁”(gan)不分，统一成“乾”，即“干”了，这真是错得有根有据。编辑这个改动是让读者讥笑我把“乾陵”等同“于陵”，这苦果只好由我独自甞，编辑的“功劳”却谦虚隐匿了。为什么不想一想，“乾陵”你可以“糾正”为“干陵”，还有“乾隆”皇帝，“乾坤”等，你能把它们改为“干隆”和“干坤”吗？
又，127页提到同样一句话，可因标点不同而意义相反。如“无鸡鸭可也无鱼肉可也”，可以断句成意义相反的两种句子，如“无鸡鸭，可也。无鱼肉，可也。”意指没有鸡鴨或鱼肉都可以。但若断为“无鸡，鸭可也。无鱼，肉可也。”便变成没有鸡吃，改吃鸭也可以；没有鱼吃，改吃肉也可以。这句话不是我的创造，是引淸人《笑林广记》里的一则笑话的原话，不可以随便改动的，编辑却把原句擅自改作“无鸡鸭也可无鱼肉也可”，因而它们的断句可以是“无鸡，鸭也可。无鱼，肉也可。”编辑不懂文言文中常用“也”作为谓语后的结束词，唸起来有韻味。改作“无鸡，鸭也可。无鱼，肉也可。”是把原文的语气微妙之处给抹去，成为干巴巴索然无味的句子，是帮了倒忙。
还有一种流行用文言人称取代白话人称的爱好，如不称“他”而称“其”，“他说得有理”被改作“其说得有理”，拙作里许多有“他”的地方，都被改为“其”。
现在，同音代用已经到了司空见惯，见惯不怪的地步。这与大众传媒象电视台、报刊、甚至于个别作家的文字中，经常出现错别字的影响密切相关。我不常看电视，但毎看总难免见到错别字的字幕，最近看到把“辛丑”错成“辛醜”，连辛丑是天干地支都不知道。名人如沈志华，误以为“沈”是简体姓氏，转为繁体应是“瀋志華”，变为另一个人了。至于象“强弩之末”成“强努之末”；“万紫千红”成“万枝千红”；“万里长征”成“万裏长征”；“莫干山”成“莫乾山”，“慈嬉太后”变“慈嬉太後”…在不同埸合，到处可以碰到。因而我用“同音与异义齐飞，繁简共古今一色”概括，就不再一一举例了。
2004年，上海创刊了一本专门纠正文笔差错的杂志，名《咬文嚼字》，从当时的报刊文字中揭露错别字，指出正确的遣词用字，受到大众的欢迎和好评。该刊在当时已经红得发紫的余秋雨散文中揭示出126处差错，余坦然置之不理。该刊锲而不舍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笔者觉得《咬文嚼字》很象救火的消防车，那里失火就立即出发到出事地点灭火。遗憾的是消防车的数量有限，而火灾的频率有増无减，消防车疲于奔命。特别是，如果火势过大过猛，超越水龙头所能喷射到的极限，也只好“望火莫及”。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浅有深，浅表的原因是各种传媒的“失范”影响，深层次的原因是六十年来时代演变的苦果。有些看似言之有理的理由，说什么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太快，整天忙得头昏脑胀，那有时间计较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是似是而非的诡辯，请问港台澳及海外各地的华人，他们的工作生活也很忙碌，何以他们对汉字的使用远较我们为正規认真？
从近因看，当初制订简化字的方案时，对于可能会导致那些矛盾的影响，考虑不够，如乾（qian)和亁(gang)音不同，合併为一字一音，才会出现“干陵”的笑话。其次，我们现在只强调经济，轻视诚信，整个社会就是一种马马虎虎、得过且过的风气。出了一个错别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也正是假冒仂劣商品层出不穷的原因。深层次的原因是，经过“大革文化命”徹底破坏了对文化的尊重与继承传统。对此避而不谈，不作深入的总结，吸取教训，导致后遗症此起彼伏，扶得东来西又倒，疲于奔命。语文之同音与异义齐飞，繁简共古今一色，其实只是大气候中的一个小小插曲而已。
编者读后：
游先生文中所举诸例，皆由简转繁所致，相比之下繁转简出现错误的几率就要小得多。解放后出生的大陆人能识繁体字的人已不多，会写繁体少的人就更小。当需要把简体变繁体时便借用了电脑中的繁简转换功能，又不能一一核实，因此出现了游先生文章中所举的诸种错误。这也是我经常接触到的例子。至于“同音”的出现，则也与现代大多数人用电脑写作时采用汉语拼音输入有关，并因此产生了很多网上特有的“语言”，即所谓“网络语言”，更多人在网上以此相标榜，如“我”写成“偶”：“版主”，写作“斑竹”；“什么”，写成“神马”；“喜欢”，写成“稀饭”之类；这也是进入电脑时代以后语言所出现的一种不规范现象，不过在网上似已“约定俗成”。
这种语言虽不规范，对初次上网的人会觉得是一头雾水，但对于经常上网的网民还是能够看懂的，况且它有时比规范的语言更觉生动有趣。我觉得可以把网络语言当作是一种方言来看待，这就是网络这个地方所用的一种语言而已。（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