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学术著作
世界各国都有学术著作，但是中国学术著作独具的中国特色，则是世界各国所没有。
学术著作是作者脑力劳动的产物，表达的是作者的研究心得，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他人不好越俎代庖。在中国，学术著作与升职称、职务、职权、工資等密切有关，甚至牢牢挂钩，体现“学而优则仕、则发、则荣”的光彩，所以特别受到重视和关怀。
学术著作本身是严肃的学术内容，别人不好随便在里面添油加醋。可是在它的外围增加一些织组领导有关人员的关切，锦上添花，有助于提高著作的“档次”，又何乐而不为。
学术著作的开头几页，是表达这本著作的经过和上级的支持的领域，决不可少。
譬如书的首页总有一些领导人、院士、名人的题词。然后是组织该著作的领导人（官员）姓名，称他们为主编、副主编；或称总主编、常务副主编，副主编等。在他们之后，是执行主编，副主编等，或编辑委员会。编辑委员会之下，才是具体编写人员的名单，这算是常见的比较简单的结构。
我看到一部学术著作，它的的编辑人员组成可说是最完整的“系统工程”。该书的封面，没有作者姓名，署的是单位名称。翻开第一页是院士和名人的题词。接下来是38名之多的顾问，包括上级领导人，学术官员、院士、院长等。编辑委员会下设常务编委会，编撰办公室，室下有主任、副主任、再下是工作人员名单，计有编辑主任一名，副主任四名，编辑委员45人。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编辑委员会”的委员全都是荣誉性的知名人士，并不担任具体编写。另有名为“编写组”人員，才是负责编写的人员。编写组的成员包括主编1人，常务副主编1人，副主编3人，编写人员110人。在这一切交代清楚之后，才是序言，序言又分“总序”，“序一”和“序二”，在两个序言之后，才轮到这书的“前言”，由党委书记亲自署名。
写这篇小文的同时，我正在翻阅《全球通史》，这是一部翻译著作，作者是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us
1913--2004)。这书从史前史讲起，一直讲到21世纪。翻译本是16开、分上下两卷，共800余页。这部书的作者只有斯氏一人，没有中国式的叠床架屋的编辑委员会。而这部《全球通史》只是斯氏一生里出版的18种专著中的一种，这个强烈的对比，真值得我们深思。
又，这本书的翻译，不是由一人完成，而是由
四人分担，一人审校。还不免个别地方出现差错。为什么一个人的专著，由一个人翻译都做不到？过去潘光旦一个人翻译完成英国霭理士的《性心理学》，该书文献搜罗广泛又冷僻深奥，但潘光旦的译文通顺而优美，潘还结合中国古籍中类似的罕见文献，给予注释，中西对照合璧，分量之多和内容之精，可与原著媲美，为什么这种人才现在都不见了？
不能只赞扬斯塔夫里阿诺斯，中国学者过去个人著作丰厚的，比比皆是，如梁启超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自选出版的《饮冰室文集》就达148卷，1000余万字。《鲁迅全集》18卷，总字数约700万字（他只活了56岁）
。 2003年9月18日《胡适全集》在北京大学举行出版发行仪式，全书共计44卷，约2000万字。
上述这些学术杰出人士都集中于清末和20世纪前半个世纪里，为什么到了20世纪下半叶、并已跨进21世纪初的今天，却后继无人？要靠人多力量大的编辑阵容，虚张声势？
道理很简单，过去的六十年，前三十年是批倒批臭知识分子、宣扬教授最愚蠢，农民最聪明，整个教育秩序遭到彻底破坏的时代。后三十年是市场经济挂帅，文化道德边缘化的时代。三十年前处于儿童青少年时代的孩子们，成为现在学术界的生力军。先天不足的潜在影响，是看不见的时代的烙印，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清末和20世纪前半个世纪里的杰出人才，他们继承的是前辈完整的精英遗产。历史的教训值得认真总结，不要总觉得自我感觉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