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植物考古》序
游修龄
俞为洁以新著《中国史前植物考古》嘱序于我，史前植物考古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历史较短，对其的综述性研究，我国基本还处于空白状态。《中国史前植物考古》捷足先登，弥补了这一空白。我曾编写过《中国农业通史》的《原始社会卷》，深感史前植物考古文献的纵向和横向的积累，非常深厚广博，犹如汪洋大海，怎样给它们以宏观的分门别类、驾驭和编写，难度极大，本书的完成，是个难得的学习吸收的机会，以下谈些读后的感想。
史前植物考古所涉及的采集植物的上限是难以界定的，本书据考古发掘所探明的年份，从新石器时代一直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史前植物考古所涉及的采集植物的下限，则与植物驯化、农业起源相衔接。由于长期采集植物的积累，才导致驯化植物，萌生农业。但采集又穿越农业，一直延续至今，只不过比重越来越小罢了。
广义地说，在自然界，一切依赖植物为生的动物，都是采集的能手，鸟类昆虫勿说，缩小到哺乳动物如猴子、猩猩，就是熟悉采食植物的佼佼者，不能否认人类的采集本能传承自猴子和猩猩，当然，本书的出发点只能从原始人类开始，这是一条基本分界线。
人类采集植物为食，是为了维持人类个体生存和种族绵延。采集对象也很自然地扩充到食物之外的衣着、住宿和交通等生活所需的植物资源。总之，早在新石器时期，人们的衣食住行所需的种种物资，都已通过采集植物获得简单的解决。
采集的植物除去直接的生食，更发展出人工生火的烹饪熟食技术，及其相当的食品加工工具、贮藏器皿等。衣着方面，从现成的草皮树叶遮蔽身体，发展诞生了纺织工具和纺织技术。住宿方面，从树栖、穴居发展到采伐木材、加工建筑房屋。交通方面，陆地的迁徙使人类慢慢地越过亚洲北部陆桥，进入原本没有人迹的北极地区，南下北美和南美洲。制造独木舟使局限于陆地生活的人类有能力向水上交通发展，使人类的迁徙流动不局限于陆地。不要小看了独木舟，它能载人漂洋过海，分布到大洋洲和太平洋上的各个岛屿，于是采集植物的范围随着人类水陆并进的迁徙而遍及全世界。
以上只是物质层面的归纳，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即脑力的发展，才是人类采集活动之所以持续发展、欣欣向荣并超越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这得从图腾信仰说起，图腾是印第安语的译音，意指“我的家族”，这是原始人为了解释祖先的来源所给出的答案。图腾可以是某种动物或植物，一旦认可了，就产生祖先崇拜的动力，这同中国的神话传说人类起源于盘古、女娲（葫芦）一脉相通。
图腾或祖先崇拜，是人的脑力思维活跃的产物。脑力思维的物质基础源自食物营养结构的改善，本书集中考证的是考古发掘所提供的采集植物的种类。其实，人类是素食为主、肉食为辅的杂食者。肉食，即动物蛋白质，是促进脑力思维所必需的物质，原始时期只有通过狩猎才能获得。有了农业之后，富有植物蛋白质的稻麦和豆菽类作物，缓和了对动物蛋白质的需求，同时辅以家畜饲养，彻底解决了蛋白质的给源，狩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狩猎的各式工具如投枪、弓箭、飞去来器、弋射、网罟、陷阱等的发明和使用，都是脑力发展的产物，较之石磨盘、石磨棒、陶器等的发明使用，它们的发明所需的脑力更加复杂。早期农业的点穴播种棒，及后期的木耒，即来自狩猎的投枪。食草的牛羊马鹿或食肉的狮虎豺豹等，它们都不可能有这些巧妙的工具发明和使用，即因它们的脑力无法与杂食的人类相比拟。
食草动物只要草原丰富，它们可以繁殖得很快，但自然界早已安排好食肉动物以食草动物为食，借以抑制草食群体无限制的增殖；反之，如果肉食动物因草食动物众多而繁殖加快，则一旦食草动物数量急速下降，肉食动物将面临食物来源枯竭而只有活活饿死。自然界并不赋予食草者或肉食者以头脑，让它们自己寻找食物不足的出路。它们只能停留在自然“上帝”既定的脑力水平，让它们在彼此消长中维持平衡。人类走上杂食的道路，开发了奇妙的脑力活动，把双手的功能延伸成各种各样的工具，而走上地球上唯一的所向无敌、摆脱“上帝”意志制约的崭新生活。从原始的采集杂食，到今天这个史无前例的兴旺发达、物质享受奢侈繁华的60亿人丁世界，反映了食物的发展历程，看过本书，会自然而然地从崭新的角度引发深思，本书对此亦作了论述。
采集植物虽然是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早期世界的共性现象，但从采集转移到原始农业的轨道，却不是全球一致的规律。试看中国考古出土的大量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它们主要分布在北纬30°~40°之间，即黄河和长江流域。北非古埃及文明和中东两河流域文明，也位于这一地带。中国黄河和长江流域的特点是，尽管植物资源丰富，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分明，植物生长呈繁荣衰退的周期，人们必须动脑筋破解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轨道位置与植物生长的关系，从而弄清楚地球在绕太阳轨道上运行的“四至”和廿四节气的位置，取得从采集转向农事生产的主动权。同时，天象观察必然导致文字诞生，历史记载绵延，文化积淀深厚。而热带地区的一年四季，草木常青，采集资源丰富，人们缺乏破解地球绕日运行与当地植物资源关系的动力，以致影响到文字不能产生。至于北纬40°以北，则气候寒冷，采集资源相对稀少，限制了人口的增长，也不利于农业萌生。正由于这种关系，本书在汇集世界各地考古采集资源时，得以大量引用中国丰富的有史以后有关采集植物的文字资料，在反证采集的延续性和丰富性方面，特别出色，是其他地区望尘莫及的。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人力的过度开发，以及地球气候运行的改变，上述这个古文明诞生地带，气候渐渐干旱化，自西而东，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业已消失，只剩下黄河流域继续不断地与干旱化斗争。这种斗争虽然延续，但难以扭转干旱化的大趋势，致使黄河流域到汉唐盛世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重心转向长江流域及其更南地区，缓和了整个不利的形势。与史前采集植物的繁荣景象的对比，促使我们对过去万年来的生存经历，进行必要的检讨和反思。
葫芦这个自然界分布最广泛、采集历史最悠久的植物，它的用途广泛，可以食用、作盛器用，作贮粮、贮水、贮酒、贮药物用，作渡水的“气囊”用，大葫芦有大的用途，小葫芦有小的用处。葫芦更是一切壶罐类陶器的示范模型，可以说，如果自然界没有葫芦，人类的陶器制作将会延迟诞生。葫芦这些共性的用途都还在其次，令人意料不到的是，葫芦为什么会是中国西南苗、瑶、彝等少数民族的原始信仰图腾，说葫芦是他们也包括汉族在内的共同祖先。据常任侠考证，“伏羲、庖牺、盘古、槃瓠，声训可通，殆属一词。无问汉苗，俱自承为盘古之后，两者神话，盖出于一源也”。
葫芦为什么会象征人类的祖先，我孤陋寡闻，未曾看到有人对此作出解析。我的看法是，人类对于妇女的怀孕，肚子膨大，然后产子，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在自然界里到处寻找根源，发现束腰葫芦的整体曲线，与怀孕妇女的身体曲线非常相似，于是联想到妇女的怀孕来自葫芦的某种神秘力量，从而产生巨大神秘的祖先崇拜力量，由此而树立起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的概念。至今还有少数民族在家里正堂上供奉葫芦作为祖灵，通常是三个葫芦，分别象征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的亡灵。
现今还处于原始的刀耕火种兼采猎阶段的新几内亚高地的拉尼族人，他们利用葫芦的方式，可谓独一无二，值得一记。拉尼人用细长的干燥葫芦外壳，套在男子的阴茎上，从男孩到成年男人都不例外。大人的葫芦套长，小孩的葫芦套短，长的可达40厘米以上，短小的约6~7厘米。套管朝上，与身体成小于90°的锐角，是用绳子绕过腰身固定的。这种葫芦套的使用令人难以理解，我推想它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是炫耀身为男人的骄傲身份，二是阻隔无节制的性交，抑制人口的增殖。因为那里的自然资源条件不容许人口的过分增殖，葫芦套的使用，一举两得，解决了性别炫耀和节制生育问题。
自然界里没有现成的细长葫芦，拉尼人发挥他们的才智，搭棚栽培，把葫芦的茎蔓叶片引上棚面，充分接受阳光。到了葫芦开始结实时，他们把幼小葫芦的下部系上一根细绳，绳子下面悬一块小石头，小石头的重量迫使葫芦只能往下生长，不能旁向膨大，到一定时候，小石头的力量不足以使葫芦向下生长了，就换上大一些的石头，如此反复几次，依靠石头的重量把葫芦拉成细长合乎要求的各种规格，然后采摘晒干，去掉里面的纤维和种子，以供使用。这种定向定型的栽培技术，即便是中国的历代农书也没有类似的记载。
通常认为人类从采集植物转向栽培植物即农业生产，是一种质的飞跃，使得人类从此摆脱对采集狩猎的依赖，极大地丰富了食物的数量和质量，这确实是事实，但也只是相对而言。因为单一化的农耕生活，是很脆弱的，只适应风调雨顺的气候，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是很有限的，一旦碰到旱涝病虫灾害发作，只能听天由命，反而不及采猎人的安全性强。
举例而言，在非洲大陆的中非共和国、几内亚、喀麦隆、卢旺达、刚果（布）、刚果（金）、布隆迪、加蓬、安哥拉、赞比亚等国家和地区茂密的原始森林里，分散地生活着俾格米（Pygmy）人。他们还处于狩猎采集的前农耕社会，男子打猎，女子采集野果野菜。俾格米人是世界仅存的矮人，身高只有一米三左右，体重不超过50公斤，却能用毒箭射猎，围捕大象、狮子，他们又爱吃小小的白蚁。长期的狩猎生活，使俾格米人获得十分灵敏的听觉、视觉和嗅觉，他们能准确地说出十米外飞过的一只蜜蜂的种类和雌雄。他们住在小茅屋里，这些小茅屋各家独立，又相连形成一个圆圈，族长的住房位于圆圈的中心。小房屋隐蔽在高大的丛林中，容易躲避野兽的袭击。
俾格米人视森林为“万能的父母”。他们不允许砍伐生长着的树木，只采集干枯的树枝取暖或做饭。曾经有一支西方探险队进入俾格米人居住区，因为随意砍伐树枝而遭到愤怒的俾格米人的驱逐。俾格米人这种严格的生态保护意识与他们的生活条件相适应，相比之下，我们现代人对地球资源的肆意掠夺，真是汗颜无地了。
俾格米人很早就知道使用火，但是不知道生火，由妇女负责保存火种，长生不灭。
有一年非洲中部发生特大的自然灾害，人们到处流浪逃生，饿死的人不少。有些人逃到俾格米人生活的森林里，受到俾格米人的接待关心。俾格米人教这些农耕客人怎样打猎，怎样采集野果野菜，怎样吃白蚁，结果没有一个人挨饿，还学会了采猎技术。这些人回到灾后的故乡，对俾格米人心存感激。但是因俾格米人身材矮小，又未进入农耕社会，周围居民非常歧视他们，并且竟然迷信吃俾格米人的肉可以健身，因而不断屠杀俾格米人，使俾格米人的数量急速减少，生存的地域不断被侵占缩小。进入农耕社会的现代人，认为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定居，是人类进化的标志，但在对待俾格米人的行为上，却表现为不折不扣的野蛮倒退。这种现象，促使我们思考现代农业的得与失，思考怎样调整农业结构的走向，从单纯的资源消耗型农业中摆脱出来，走上资源循环式的生态型农业道路。
本书作者在后记中提起，她的童年正值20世纪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凡是经历过那一段所谓“天灾”日子的人，都会对那些艰辛的生活日子记忆犹新。但这段日子对作者来说，更有其他人所想象不及的艰辛。作者出身于一个父母从事园林工作的家庭，一家人就住在半山区的环境里，耳濡目染，对于识别环境周围植物的名称、生长特点等，远比其他成年人熟悉。特别是三年粮食大减产的日子里，全家人都为粮食问题奔波，她这个小孩子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整天在山里搜寻采集可以果腹的橡子、马兰头、荠菜等野果野菜充饥；还要千方百计寻找可当燃料的枯枝落叶、枯树桩之类，弥补煤饼供应的不足。种种艰辛的情况详见后记，这里不具引。儿童时期的经历对长大后工作成就的潜在影响是最深远的，可以说是一种共性的规律。本书作者之所以会以此为选题，并作出相应的思考，其儿童时期的生活经历，无疑起了决定性的潜在影响。
游修龄
2010年3月10日于华家池之蜗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