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热爱中文的人，对当前语文水平的下降，都有着共同的关怀和忧心，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
历史地回顾，1919年发起“五四”运动的倡导人，他们虽然极力主张废除文言文，推行白话文，但是迄今为止的这近百年来，语文水平最高的正是这批先锋人物如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朱自清、赵元任、林语堂…等。更奇怪的，外语的水平也是以他们那一代人最优异突出，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学贯中西。
美国小说家赛珍珠从小随父母来中国，跟中国教师学习经书。40岁前大部分时光在中国渡过，在美国她被公认为“中国通”。1931年她出版了以中国农村家庭生活为背景的英语版“Great
Earth”（大地），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是她不会用中文写作。而林语堂却能用英语出版“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与吾民）以及一系列用英语介绍中国文化的著作，翻译中国古典文学向国外介绍。
精通中文古籍的李约瑟，以他非凡的毅力，编撰出版了七大卷、五十章、总共达三十五冊巨著的英文版《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参加写作的中国学者有王铃，魯桂珍，何丙郁，钱存训，黄兴宗，罗荣邦，李家治等人，他们都是华人胜任有关卷的英文撰写。魯桂珍从助手成为李的第二任夫人，贡献尤其大。
又如潘光旦，在英国时常为伦敦报纸写社论，他翻译的英国著名学者霭理士的《性心理学》，该书由于文献搜罗面极其冷僻又深奥，向来以艰读著称，潘光旦完全胜任翻译，译文优美通顺，还结合中国古籍中类似的罕见文献，给予注释，中西对照，其分量之多和内容之精，可与原著媲美，同时等于通过注释完成中国式的《性心理学》文献。古农书西汉《氾胜之书》及北魏《齐民要术》极其难读，石声汉能将它节译为英语出版。
中国学者精通的外文往往不只一门英语，而是多种外语。象清末民初的辜鸿铭，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辜鸿铭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会见给西方。中国人善于学习掌握外文，多得不胜列举。
要解答中国人何以善于学习外文？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与汉字有关。汉字不是西方单纯的拼音文字，她是单音节的一个个方块字，通过表形，寓发音、表意于一体的音意综合文字，学习汉字的过程，无形中接受一种思维严密又灵活的训练，非常有利于锻炼脑力的记忆和理解。所以在此基础上学习拼音文字有一种举重若轻的优势。
经历过殖民地统治的印度、菲律宾、印尼等国的人民，他们的口语已经完全使用英语，去英美留学不存在英语关，非常便利，这不是很理想吗，但是英语割断了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历史传统，英语对于他们象水面的浮萍，难以扎根。如果中国目前这样只重英语，轻视自己的母语和汉字，即使人人都会英语，同上述印度、菲律宾等国的人民一样，断了传统，有什么值得骄傲呢。
断了传统的后果究竟会怎样，现在无法未卜先知，但有一些个例，已潜藏着警示意义。譬如沙叶新在一篇博客里提及，老师问一位学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意义，学生竟听作“各家姓王，皮肤有责”，于是回答说“王是大姓，老师你姓王，我也姓王，我们班很多同学都姓王，是姓王的天下，所以‘天下姓王’。”老师又问：“那匹夫有责呢？”答道：“老师你想呀，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姓王的，中国人是黄种人，黄皮肤。外国没姓王的，是白人白皮肤，黒人黑皮肤。所以天下姓王，皮肤是有责任的。”这个回答，令人哭笑不得。我们不应责怪这位学生，应该检讨我们当前一切为了分数而学习的应试教育制度。
1950至1970年的长达三十年的时期里，语文大环境及其教育受到反复的折腾，在这段非凡的时间里，强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专政，知识分子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和活标本，受到粛反、反右派、反右倾、一个接一个运动的斗争，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宣扬教授最愚蠢、农民最聪明，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仇智心态。停课闹革命中断了十来年的系统教育后，恢复教育的第一课是发动知识青年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种反复折腾的后续影响之一，就是今天语文滑坡的深层次原因。加上近三十年来市场经济的席卷神州大地，片面追求金钱效益，精神文化（包括语文）被看作迂阔不着边际，毫无经济意义，更如火上加油，历史的和现实的双重因素相加，才是语文滑坡必然的后果。
人类长期进化积累的知识是个整体，却被人为地割裂为数理化和文史哲两大块。建设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离不开数理化和文史哲并举，但因文史哲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的发展繁荣有赖于思想自由探索，这同硬把一个人的思想区分为无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势不两立的主观意志背道而驰，当然受到排斥，所以鼓励数理化，抑制文史哲是必然的抉择。文革中，伟大领袖即指示过，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只是指理科大学要办。陈伯达更干脆宣称大学历史系可以取消，这比朱元璋大骂孟子，删节《孟子》还要来得干脆俐落。与此同时，社会上开始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名言，至今仍被奉为天经地义，在这种大气候下，语文之滑坡，是理所当然。
联合国有个教、科、文组织，这是全面的、高瞻远瞩的归纳。香港大学前任校长曾建议“科教兴国”方针，改为“教科兴国”，科教是科技教育，教科是教育科技，次序对调一下，内含大不一样。克服语文滑坡在“教科兴国”的方针下要比“科教兴国”下更有希望，值得我们深思。
本书作者字是外行操笔，偏颇疏漏和差错之处，自知难免，十分希望读者给予指出，争取以后有机会纠正。
2010年新春，于华家池之蜗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