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中文的人,对当前语文水平的下降,都有着共同的关怀和忧心,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

        历史地回顾,1919年发起五四运动的倡导人,他们虽然极力主张废除文言文,推行白话文,但是迄今为止的这近百年来,语文水平最高的正是这批先锋人物如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朱自清、赵元任、林语堂等。更奇怪的,外语的水平也是以他们那一代人最优异突出,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学贯中西。

        美国小说家赛珍珠从小随父母来中国,跟中国教师学习经书。40岁前大部分时光在中国渡过,在美国她被公认为中国通1931年她出版了以中国农村家庭生活为背景的英语版“Great   Earth”(大地),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是她不会用中文写作。而林语堂却能用英语出版“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与吾民)以及一系列用英语介绍中国文化的著作,翻译中国古典文学向国外介绍。

        精通中文古籍的李约瑟,以他非凡的毅力,编撰出版了七大卷、五十章、总共达三十五冊巨著的英文版《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参加写作的中国学者有王铃,魯桂珍,何丙郁,钱存训,黄兴宗,罗荣邦,李家治等人,他们都是华人胜任有关卷的英文撰写。魯桂珍从助手成为李的第二任夫人,贡献尤其大。

        又如潘光旦,在英国时常为伦敦报纸写社论,他翻译的英国著名学者霭理士的《性心理学》,该书由于文献搜罗面极其冷僻又深奥,向来以艰读著称,潘光旦完全胜任翻译,译文优美通顺,还结合中国古籍中类似的罕见文献,给予注释,中西对照,其分量之多和内容之精,可与原著媲美,同时等于通过注释完成中国式的《性心理学》文献。古农书西汉《氾胜之书》及北魏《齐民要术》极其难读,石声汉能将它节译为英语出版。

       中国学者精通的外文往往不只一门英语,而是多种外语。象清末民初的辜鸿铭,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辜鸿铭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会见给西方。中国人善于学习掌握外文,多得不胜列举。

        要解答中国人何以善于学习外文?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与汉字有关。汉字不是西方单纯的拼音文字,她是单音节的一个个方块字,通过表形,寓发音、表意于一体的音意综合文字,学习汉字的过程,无形中接受一种思维严密又灵活的训练,非常有利于锻炼脑力的记忆和理解。所以在此基础上学习拼音文字有一种举重若轻的优势。

        经历过殖民地统治的印度、菲律宾、印尼等国的人民,他们的口语已经完全使用英语,去英美留学不存在英语关,非常便利,这不是很理想吗,但是英语割断了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历史传统,英语对于他们象水面的浮萍,难以扎根。如果中国目前这样只重英语,轻视自己的母语和汉字,即使人人都会英语,同上述印度、菲律宾等国的人民一样,断了传统,有什么值得骄傲呢。

        断了传统的后果究竟会怎样,现在无法未卜先知,但有一些个例,已潜藏着警示意义。譬如沙叶新在一篇博客里提及,老师问一位学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意义,学生竟听作各家姓王,皮肤有责,于是回答说王是大姓,老师你姓王,我也姓王,我们班很多同学都姓王,是姓王的天下,所以天下姓王老师又问:那匹夫有责呢?答道:老师你想呀,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姓王的,中国人是黄种人,黄皮肤。外国没姓王的,是白人白皮肤,黒人黑皮肤。所以天下姓王,皮肤是有责任的。这个回答,令人哭笑不得。我们不应责怪这位学生,应该检讨我们当前一切为了分数而学习的应试教育制度。

       19501970年的长达三十年的时期里,语文大环境及其教育受到反复的折腾,在这段非凡的时间里,强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专政,知识分子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和活标本,受到粛反、反右派、反右倾、一个接一个运动的斗争,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宣扬教授最愚蠢、农民最聪明,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仇智心态。停课闹革命中断了十来年的系统教育后,恢复教育的第一课是发动知识青年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种反复折腾的后续影响之一,就是今天语文滑坡的深层次原因。加上近三十年来市场经济的席卷神州大地,片面追求金钱效益,精神文化(包括语文)被看作迂阔不着边际,毫无经济意义,更如火上加油,历史的和现实的双重因素相加,才是语文滑坡必然的后果。

       人类长期进化积累的知识是个整体,却被人为地割裂为数理化和文史哲两大块。建设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离不开数理化和文史哲并举,但因文史哲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的发展繁荣有赖于思想自由探索,这同硬把一个人的思想区分为无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势不两立的主观意志背道而驰,当然受到排斥,所以鼓励数理化,抑制文史哲是必然的抉择。文革中,伟大领袖即指示过,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只是指理科大学要办。陈伯达更干脆宣称大学历史系可以取消,这比朱元璋大骂孟子,删节《孟子》还要来得干脆俐落。与此同时,社会上开始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名言,至今仍被奉为天经地义,在这种大气候下,语文之滑坡,是理所当然。      

       联合国有个教、科、文组织,这是全面的、高瞻远瞩的归纳。香港大学前任校长曾建议科教兴国方针,改为教科兴国,科教是科技教育,教科是教育科技,次序对调一下,内含大不一样。克服语文滑坡在教科兴国的方针下要比科教兴国下更有希望,值得我们深思。  本书作者字是外行操笔,偏颇疏漏和差错之处,自知难免,十分希望读者给予指出,争取以后有机会纠正。

                              2010年新春,于华家池之蜗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