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和名的中西差别
人们都知道书写信封时，中国人的写法恰好与西方人相反。中国人是先写收信人的国别，省别，街区名称，单位或家庭地址，最后是收信人的姓名。姓名的顺序是先写姓，后写名。西方人的写法是先写收信人的姓名，顺序是名在前，姓在后。其次是收信人的单位或家庭地址，然后是街区名称，州别，最后是国名。中国是从大到小，西方是从小到大。
中国人强调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个人，个人脱离国和家，将成为无国无家的流浪者。同样，每个人都首先属于某个姓氏，名只代表个人，姓氏才表明个人的血缘关系，姓在名前是天经地义。
中国人的姓是从居住的村落， 或者所属的部族名称而来，
源自原始母系社会，一妻多夫制的时期，那时的孩子知母不知父，所以早期的姓都从女旁，如姫、姜、姒、姚、妫、娲、婢、妊、妃、好、赢等。以后的姓是按居住地或帝王策封赐姓等方式增加起来。“氏”是从君主所封的地，所赐的爵位，所任的官职，
或者死后按照功绩， 追加的称号而来的，所以贵族有姓， 有名，还有氏； 平民有姓有名， 没有氏。同“氏”的男女，没有血緣关系，可以通婚；
同“姓”的男女，有血缘关系，禁止通婚。《左传》所谓“男女同姓，其生不繁”，这是中国人最早知道的近亲不可通婚的遗传规律。
西方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国籍可以改变，姓以可以变换，名则是终身的。以英语为例，英国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只有名而没有姓。迟至16世纪（相当于中国明朝）才采用姓，以后姓才广泛流行开来，所以英国用名的历史远比用姓为早。
英语姓名的结构通常是：教名+自取名+姓。如
William Jafferson Clinton。但有时中间的名可以略去，如
George Bush，
中国人在婴儿出生后，由父母亲、或祖父母取名，也可以请亲戚朋友里文化高的人取名。英语民族都信教，婴儿诞生受洗礼的时候，都由牧师取名，称为教名。长大成人后，可以自己再取第二个名字，排在教名之后，姓排在最后。牧师所取的教名，通常采用圣经、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名人作为教名。或
采用祖先的籍贯，山川河流，鸟兽鱼虫，花卉树木等的名称作为教名等。
中国人取名时注意区别男女，如王国强、李国栋等，一看就知道是男性。王秀英、李秀芳等，一看便知是女性。英语也一样，常用的男子名有：James,
John, David, Daniel, Michael等；
常用的女子名有Jane, Mary, Elizabeth, Ann,
Sarah, Catherine等。.
英国人习惯上将教名和中间名全部缩写，如 M. H. Thatcher；美国人则习惯于只缩写中间名，如
Ronald W. Reagan。
中国人如需要标明该人的身份、职业时，通常把身份、职称等置于姓名之后，如某某教授，某某博士，某某经理等。英语的次序和中国相反，是身份、职称在前，姓名在后，如Prof.
Kissinger，Dr
Kissinger， Pres.
Clinton等。所以周总理的英译是总理周。
这种由大到小和由小到大的差异，细究起来，起因于农耕文明和畜牧文明的不同。
农耕社会里，人们聚居在一起，形成村落，血缘关系密切，同姓的都建立祠堂，祭祀历代祖先。祠堂有独立的土地财产，收入用来救济、瞻养失去劳动力的老弱病残等，是一个完善的自给自足小社会。聚族而居的人们，遭遇意外变故如战争、饥荒等，需要迁移他处时，也是尽可能集体迁徙。
欧洲的岛屿、半岛多，自然条件适宜于草原生长和畜牧业，没有统一的文字和语言，却有统一的排他性的基督教。基督教是向外扩张的动力，宗教信仰下的商业扩展或个人的探险行为，一概受到保护和鼓励。意大利半岛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年~1324），十七岁起就跟随父亲和叔叔，途经中东，历时四年多来到中国，在中国游历了十七年。回国后写出了《马可·波罗行纪》，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成为后来欧洲人开辟新航路的巨大推动力。
在中国，“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所以历史上很少有一个人独自闯蕩欧洲、非洲旅游考察的事例。明朝郑和下西洋，浩浩蕩蕩出发的是极其庞大的数以万计的海軍船队,也只是宣示国威而已，并没有在国外滯留考察的事。
但这只是北方的情况， 南方的情况则不同，南方闽粤一带民族迟至秦始皇33年（前214）取南越后，最后才成立桂林、象郡、南海、闽中四郡，南方这些郡纳入中国版图后接受了中原传统文化的熏陶，又保留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而北方统治阶级鞭长莫及，又语言不通，他们的习惯却与南洋更接近，经常集体向南洋迁徙，以至于今天南洋各国至今充满了闽粤华侨，包括相应的家族祠堂。至今华侨不论移居到那个国家经商，总是集体形成自己的经营街区。如英国伦敦即有著名的唐人街，完全是华人经营的餐馆、旅馆、和中华产品商店的街区。日本横滨也有唐人街，又称中华街。
尽管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世界加速一体化，欧美、亚非拉各国人民以个人为主闯蕩世界各地，进入中国的越来越多，象广州市即已聚居有黑人三十余万，是以前所难以想象的。中国人文化程度高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单身闯蕩欧美，加入外籍的也与日俱增，但是上述种种文化差异的习惯仍然还保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