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留验杂记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尚书·太甲中》，逭，逃避）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道德经·第五十八章）

隔离留验杂记

游修龄

我的孙女儿在杭州阿里巴巴网络务公司工作，最近她公司的一位同事因从广州回来染上“非典”，全公司人员都回家工作，并全家人的宿舍被定为隔离留验点，接受隔离留验观察两周。在留验观察期间，生活一切正常，利用这段时间，把对非典引起的一些感想，拉杂写了下来，计五篇，分述如下，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人生经历片段。

1，非典或沙斯？
2，很难追踪的沙斯传播
 3，从隔离留验想到鼠疫
 4，沙斯与人类瘟疫
 5，不幸中的大幸

1，非典或沙斯？
“非典”是“非典型肺炎”的简称，英译作“Atypical pneumonia”。世界卫生组织简称SARS，全称是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中译“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因文长，一般用音译“沙斯”或“萨斯”代表。
非典是中国专家取的名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统一采用SARS（沙斯），中国因国内已经在报刊电视上宣传流行了，便没有作改变，这给国际交流带来一些不便。不过，最近的电视报刊上，非典和沙斯两者都在用，国家正式公布的病情统计继续用非典，以保持连续性，专家座谈上则多称沙斯，人们已经知道是同一回事。
新加坡一位华人撰文指出，“非典”这一简称在汉语语法或修辞上是说不通的，好比“未成年男子”不能简称为“未成”一样。我以为这个质疑是很对的。我们还可以仿照再举些例子，如茶叶和咖啡是“非酒精饮料”，总不能简称“非酒”吧？“非进口原料”总不能简称“非进”吧？而且假使有“非典型肝炎”的病出现，照此办理称“非典”，岂非没有区别了？可见非典的简称是不确切的。国内何以没有人指出？我觉得十分遗憾。这反映了我们目前的确存在着凡事都欠认真考虑的问题。
早在今年2月28日，越南的越法医院电请世界卫生组织派员去会诊一位发烧、咳嗽、出血的病人，世卫派意大利医学专家卡洛·乌尔巴尼去观察医治，由于对这新型病毒无法事先了解，乌尔巴尼只戴了普通口罩，没有防护镜和防护服，不幸遭受感染，急救两周后，不治身亡。他对这病的特点用“严重的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形容，很是确切，并且建议对这病的医疗必须除口罩以外，还要穿防护服和防护镜，为此后的医治提供了可靠的防止传染的手段。世界卫生组织采用了这一名称，兼以纪念这位世界第一位以身殉职，牺牲在抗SARS前线的伟大医学家。越南为因有乌尔巴尼的及时警告，对沙斯的控制取得很好的效果。
由于沙斯的顽固性和性质未明，继乌尔巴尼之后，牺牲在抗沙斯前沿的医务人员，仍然有所增加，所以纪念乌尔巴尼也包括纪念所有这些付出生命代价的医务人员，他们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2003，5，14

2，很难追踪的沙斯传播
沙斯因为病源未明，传播途径也因之不很清楚，使人难以掌握。广东和香港是国内初发地，人口密度髙，广州医院多，病人都到广州就诊，致使发病人数（包括医务人员）猛増，是容易理解的。同样，北京是全国人口流动最大地区，发病多也容易理解。可是上海人口流动和密度也很频繁而密，为什么发病极少？恐怕不好单纯用上海预防得力解释，其中还有未知因素。传染病通常都有传染链，找出传染链，就可以迎刃而解，困难就在于沙斯的传染链迄今为止仍不很清楚。
据说国内第一个非典发病者，是广东河源市的一位野餐馆的厨师黄杏初，他发了病去医院就诊，经过治疗已病愈回家。河源市在他以后共发病19 例，其中9 例是医务人员，余10例都是在野餐馆打工的人。此后不再有人发病。因黄杏初是第一名非典病人，关键性人物，于是组织人员去寻找黄杏初，奇怪的是此人从此失踪，再也找不到他，传染链因而中断（《江南时报》5，12）。最初解释非典是吃了野味发病，即因发病者都在野味馆打过工，但现在已经排除。不过吃食野生动物还是应该禁止的。(5/25补记，现已查明是果子狸传毒）
由于中国的非典发病明显地分布在广州和北京两大地区，有专家怀疑，非典除了人口流动的传播因素以外，可能存在另一种不明的发病机理，即不必通过接触发生？因为迄今为止，北京有50%左右的非典患者，其传染的途径仍然不明。
当然通过交通传播是非常重要的途径之一，调查追踪也证明了这一点。
为什么象偏远的内蒙、海岛的台湾也几乎先后有人发病？交通追踪回答了这个问题。北京的一位72岁的老人去香港探望生病的侄儿，那侄儿是个非典患者，在探病期间，老人受了感染，老人于3月15日坐飞机返京后把非典带入北京，老人去医院就诊，把非典传给医师护士，他自己于3月20日不治身亡。与老人同机的乘客，有17人受到感染，内香港9人，台湾3人，内地官员2人，新加坡妇女1人，空姐2人。3月18日这两位被感染的官员又因公赴泰国曼谷开会，其中1人在回国的飞机上又把病毒传给国际劳动组织的一位芬兰官员，这位芬兰人医治无效死亡。台湾乘客被感染者返回台湾后，是台湾有非典之始。两位空姐是内蒙人，她们回内蒙休假，把非典带至内蒙，先后引起280名非典的爆发。这还只是就飞机一项而言，加上其它火车、汽车、轮船等交通工具，情况就更复杂了。
飞机的机舱是密闭的环境，空气不流通，是非典传播最理想的环境，比汽车、轮船、火车都利害。飞机又是远距离运输的交通工具，其传播疾病的空间范围最大，速度最快，是帮助非典向全世界扩散的客观“罪魁祸首”之一。难怪各地航空公司的营业，受到严重的打击。
自从蒸气机车发明，人们可以坐火车远距离旅行以来，接着汽车也不甘落后，普及开来，紧跟着更机动、更快速的飞机、火车和汽车又你追我赶，出现了超音速飞机，新干线火车、磁浮列车等等，现代人享受着科技发展带来的生活方便，为过去的人们所梦想不及。交通发达的结果，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各国的要人、明星、运动员、商人、学者、旅游者…经常满天飞，充分享受到现代化生活给人们带来的方便、幸福和喜悦。想不到一种小小的、肉眼看不见的、身份未明的冠状病毒，恰似一声晴天霹雳，惊醒了人们本来以为可以永远享受的科技文化，竟然是如此的脆弱，不堪一击。这个振聋发聩的事件，提醒我们，世界上没有绝对有利无害的科技发明，现代化发达的交通工具，在传播非典的过程中“立下大功”这个负面事实，生动地证明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的比喻，是很确切的，人们应该时刻牢记在心。 2002，5，11

3，从隔离留验想到鼠疫
这次因非典采取的隔离留验观察，条件是如此的优越，一切生活饮食等事情都由社区安排妥当，一点不用操心。同时，在留验观察期间，领导、同事、友好们不断通过电话关心慰问，要我们有事只管电话通知，他们一定会帮忙协助，领导部门还送来和慰问信和慰问品，一再交代我们安心休息，把身体保养好，令我们感到无比的温暖，借此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使我回忆起1945年夏，日本侵略军向中国无条件投降，抗战宣告胜利之初，我的家乡温州城里，忽然发生鼠疫（还有登格热），急性传播，死人不断，家家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应付是好。那时候全家人陷于孤立无助，听天由命的恐怖之中，同今天的温暖安全，形成强烈的反差。
这鼠疫的来源是日本军队从温州撤退时，有计划释放出来的鼠疫杆菌，一种最烈性的传染病，被感染者突发高温，出血，四肢极痛，前后不过两三天，即心力衰竭而死。刚刚胜利的温州，百废待举，没有足够的财力、人力、医疗条件对付。基本上发病一个，死亡一个。日本军队敢于释放这种惨无人道的鼠疫杆菌，进行细菌战，却没有勇气承认犯下的滔天罪行，至今一直抵赖不肯认帐。倒是日本民间有正义感的人，有勇气出来证明。其中一位名叫森正孝的，专门来中国收集日军在华进行细菌战罪证资料，报载他在杭州浙江大学，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叙述温州鼠疫的情况。现将这信的内容转录如下：
“森正孝先生：您好。
我从4月12日《今日早报》上看到你在浙江大学短期学习中文，并从事收集日军侵华时期的细菌战罪证的工作，很高兴你为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做了一件大好事。
我向你提供一个细菌战罪行点，即浙江的温州市（当然不只温州一处），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温州没有？我是温州人，现将我亲自经历的鼠疫和登格热的情况，提供给你。
记得是1945年的夏天，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我们从偏僻的浙南泰顺县山区，回到温州城里老家，那时我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尽管战争结束带来物资缺乏、物价飞涨的种种困难，但人们的心境却是从未有过的轻松愉快。可是好景不长，忽然有一天报上披露，说本市发现鼠疫，对于许多老百姓来说，什么是鼠疫？他们没有听说过，我虽然从书本上知道鼠疫是欧洲中世纪的可怕瘟疫，英语叫black death（黑死病），怎么可能会在温州出现呢？接着，人们的亲朋好友和邻居，接二连三地突然死去，这就很快引起人们一片恐慌。短短一段时间里，我家前门的一位邻居死掉一个人，接着，后门的邻居在半夜里传出了哀悼死人的哭声，我家被包围在死亡圈里。这使得我们紧张得坐立不安，白天噩耗频传，夜晚无法入睡。一大早，就看到棺材从邻家的后门抬出来了，因为是疫病，温州原来的风俗，死人必须停尸四十九天，举行治丧的惯例，也破例立即埋葬了事。
在这种死亡的包围中，我们毫无办法，虽然明知是老鼠身上的跳蚤所传染，可老鼠又看不到，更何况跳蚤！家家唯一的办法是买来石灰，在房子的墙角、地板边缘、床下、厨房等处，撒上石灰，希望以此抗拒“死神”的降临，整天整夜就这样生活在不可知的死亡威胁之中！
我的一位同学林荣澄是学医的，他当然忙得不可开交，我只有去看他，获得一点疫情消息，以及应该注意的防疫常识。他的工作场所是城外西南角的“安厝所”，所谓安厝所，原先是临时停放死人棺材的场所，现在改作鼠疫病人的隔离所，病人进了这里也就等死了。这里的走廊上都是病人家属，垂头丧气，疲乏不堪。我请教老林应该注意什么？他说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办法，只有消极的撒布石灰。
正当鼠疫的阴影还没有消退，家里人却得了一种奇怪的身体发热病，初起时，全身颤抖，很像虐疾，40度的体温老不退，接着全身出现红色斑点，三五天后，热度和红斑会慢慢消退。一般体格健康的人退热后没有事，老弱妇孺就有生命危险。在发高热时，往往伴以呓语，很令家人担忧。后来才知道这病叫“登格热”，最初是一位名登格的医生发现的，故称登格热。这是一种由热带蚊子传染的疾病，温州从来没有这种病，日本军队把携带登格热的蚊子释放出来，在新环境里便迅猛繁殖起来，传播特别快。我家的人都传遍了，只有我没有传到，颇觉得侥幸奇怪。接着我和妻子一起去东阳探亲，不想到了东阳，我忽然发起高烧来，很快就明白这是登格热在温州时还处于潜伏期，到了东阳照样发作了，至此，我们全家没有一个人能逃得过登格热。
如果你有时间打算去温州调查，我建议你去温州市图书馆去查1945年的《浙瓯日报》，一定可以查到当时鼠疫和登格热的详细报道，我的老同学林荣澄还健在，他与我同年，现在都是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了，你也可以去找他。（附他的通信地址，略）
祝工作顺利
浙江大学农学院，退休教授游修龄启 2002，4，14。”
这信发出后，立即得到他的复信，他因为日程安排紧张，温州不能去了，但将很好保存我给他的这封信，作为细菌战罪行的一个小小佐证。
2003，5，11

4，沙斯与人类瘟疫
凡事都要追根溯源，才能弄清事情背后潜在的真相和来龙去脉，对沙斯也应这样看待。
人类开始种植谷物和饲养家畜，不过近万年的历史，此前的八九万年里过的都是狩猎、鱼捞和采集生活。在渔猎和采集时期，一个人群的数目约二三十人，不可能再大，因为人数太多难以捕获、采集到足够的食物，看一看猩猩和猴子的群体都没有超出这样的数目，便可明白。渔猎的人群为了追逐猎物，经常迁徙无定，不可能在一个地方长期定居生活，只有进入农业阶段，才有条件定居下来，形成村落，再进一步发展为城市。
农业把森林开辟为农田，牧场，农作物的生产以一年为周期，收和种，需要准确掌握天象和气候变化的规律，于是促成了数学、天文知识的积累和文字的发明，人类从此步入文明社会。
谷物种植和家畜饲养结束了追逐猎物和采集的游动生活方式，保证了定期的谷物、肉奶供应。传统的农业进展缓慢，几千年下来，还是人力加畜力的耕作。工业革命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一切起了飞速的变化，机械化、自动化、电子化的经营管理，取代了人力劳动，化肥、农药解决了人力施肥、杀虫、除草问题，但这要付出沉重的环境污染和害虫杂草抗药性的代价，这且勿说。
猪牛鸡等家畜从原先一家一户的分散饲养，集中为大规模机械化自动化的养猪场、养牛场、养鸡场，其结果导致人与家畜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化。使原来仅仅感染动物的微生物，转移了目标，开始攻击人类。远不如狩猎时期猎取到一头野兽，宰杀了，吃掉那么简单安全。如疯牛病是起源于八年前的英国，英国的配合饲料生产，把废弃的和死亡的牛的肉、血液、凝胶和脂肪等配制成称之为MBM的饲料，这样喂养出来的牛肉，在超市上供应，在人群里引发了可怕的疯牛病，由于MBM饲料还出口其它国家，更引起全世界的惊慌。因为疯牛病病菌的蛋白质，非常顽固，把病牛的尸体用高温焚烧成灰烬，它还在灰烬中存活！把灰烬深埋入土壤里，表面上已经安全，可是它们和土壤粘附或进入水域扩散，谁也不清楚其长期带给世界的是什么样的后果！
自从人类饲养家畜以后，最早侵害人类的是天花病毒，天花本来是牛的疾病。人类感染天花已有三千年历史，考古发掘从埃及法老王的木乃伊上辨认出天花的疤痕。但天花是到17～18世纪时发病最严重。南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今墨西哥境内），因为俘虏了一名患天花病的西班牙士兵，使天花在阿兹特克人中间迅速传播，阿国原有2500万人口，最后只剩下650万，帝国也因而灭亡。1798年发现了接种牛痘可以预防天花，加上天花患者病愈后有终生免疫力，儿童接种牛痘后，同样获得终生免疫力，天花威胁人类的历史才从此结束，但付出的代价是多么惨重。
人类种植谷物，把收获的谷物贮藏在粮仓里，保证长年有粮食供应。但这也给老鼠提供了难得的食物来源，无论人类怎样千方百计消灭老鼠，老鼠总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不断繁殖，老鼠成了与人类伴生的非饲养动物，鼠口总是大体上与人口持平的现象，至今没有改变。于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鼠疫，通过跳蚤的媒介，也成了人类的大患。
公元1346年，中国元朝的蒙古军队远征东欧，包围了黒海港口城市克法，因攻城不下，把死于鼠疫的尸体，用投石机抛入城里，引起城里居民鼠疫发作，城里人纷纷四散向欧洲逃难，以躲避鼠疫，把鼠疫带进欧洲，导致欧洲鼠疫大发作，最后全欧洲有1/3 至1/2 的人口死于鼠疫，长时间里，“黒死病”之名，令人闻风丧胆。
现在年年流行的“流感”，起源于1918 年的美国，是从猪身上发病传播给人的。全球为此付出四千万人死亡的惨重代价！防止流感至今没有特效药，是因流感病毒多变，每年流行的变型都不同，所以没有特效的疫苗。中国人对流感的抵抗力较强，死亡率虽然不是很髙，但对人体健康和工作影响很大。狂犬病是被病狗咬伤后传播的，所幸已经有了有效的疫苖。
人口的增长，导致人们不断扩大农田，增加城镇，发展交通，兴建住房，这一切都是以破坏和缩小森林、湿地等为代价。森林、湿地面积的减少，意味着动物生活的环境不断缩小和破坏，加上人类的猎杀，导致动物物种的陆续被消灭。为了保护生物资源，人们想出了建立自然保护区、动物园等各种措施。在自然保护区和动物园里，人们通过参观、旅游等，直接看到各种动物的机会，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人有眼福。以前的人看《水浒传》里的武松打虎，只能通过文字描述，获得一些印象，一个人终其一生，也没有条件直接看到过老虎和狮子。可是现在的儿童到动物园里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动物，眼界大开，这到底是好事还是憾事？有没有想一想，为了能够看到这些活生生的动物，把它们捕捉来，关闭在狭小的笼子里，吸引人们参观，赏心悦目，让它们近亲繁殖，繁殖不理想，则千方百计克隆，克隆成功了，欢欣鼓舞，在这背后将要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
人们既然有条件直接和各种动物接近，无形中也就开通了从动物身上传过来的非人类疾病的渠道，艾滋病首先在美国发现，追踪的结果，发现是非洲丛林地带的土著族，向来有抽取一种长尾绿猴的血，作为滋补品饮用的习惯，因而有机会把猴子的病毒引入人体，艾滋病在猴子身上并不威胁生命，转到人身上便可致命，至今传遍全球，无药可医。
从以上简单的举例回顾可知，沙斯的发作，虽然是突发事件，猝不及防。放在人类与瘟疫斗争史上看，则是必然会发生的另一种形式的瘟疫。
5月11日的浙江《科技日报》上报道了科普作家叶永烈早在1978年时，曽写过一篇《演出没有推迟》的科幻小说，里面描述到在未来的某一天，一种名叫“A-1”型的病毒，通过呼吸途径，侵入人体后24 至 48 小时内，就会发高烧，这种病毒非常狡猾多变，使人们研制的疫苗失效……，到处听见人们痛苦的呻吟，救护车日夜不停地开来开去…瘟疫的魔影笼罩着我国！……” 想不到25年后的今天，这假想的“A-1”型病毒，竟以“沙斯”的面貌出现在我国，其发病的情况竟然与小说里的描述不谋而合。因此《科技日报》采访叶永烈，旧事重温，引起人们的啧啧称奇，觉得不可思议。其实，试想这篇小说发表后的第5年、第10年、第15年、第20年后都没有灵验，人们已经忘记了它，一旦25年后的今天，沙斯发作了，人们便觉得非常惊奇。虽然是科幻小说，叶永烈也要根据人类与瘟疫斗争的历史规律，把合乎科学规律的道理，用科幻的形式表达出来，提醒人们而已。冠状病毒是早在1937年发现的，可能即是叶永烈创设“A-1”型病毒的灵感源泉，不要把他看作预言家，能未卜先知，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1937年从鸡身上发现的冠状病毒，只感染动物和鸟类。今年发现的沙斯核醣核酸（RNA）病毒，是同属于冠状病毒的新种。它侵入人体以后，在细胞浆内繁殖，由RNA基因码利用人体细胞的的多聚酶和材料，复制RNA和几种糖蛋白，装配成新病毒，排出体外，再侵犯其它细胞。迄今已知的冠状病毒有15 种，使人发病的只有一种，另一些可使牛、猪、鼠、猫、狗和鸟类发病。冠状病毒可以感染呼吸道，也可以感染消化道和神经系统。这次发现的冠状病毒是一种变异极大的新型冠状病毒，它的详情，科学家们正在研究之中。据认为冠状病毒一般将每2～3年流行一次，到下次发作时，吃一堑，长一智，人们将完全能掌握防止它们的手段，再也不会象今年这样紧张害怕，人心惶惶，负面影响如此广大了。
2003，5，13

5，不幸中的大幸
据研究，沙斯不耐高温，所以每年只在早春或秋冬间发作，今年就是在早春发作。这使我想到，今年因为是在早春发作，政府来得及作出决定，今年“五一”节不放长假，给了人们一个缓冲的机会，避免了更大的沙斯流传。近年来的旅游业统计表明，“五一”节外出旅游渡假是个高峰。“十一”国庆长假秋高气爽就更不用说了。每年这两大节日长假给旅行社、宾馆、商业、饮食业等第三产带来可观的收入，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风景区人挨人，门票和纪念品、工艺品收入，也令经营者笑逐颜开。
可以想象，如果沙斯是在“五一”节期间爆发，游客们拥挤在火车里、长途汽车里和满员的飞机里，将替沙斯创造十分理想的传播空间！节后的传播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其后果将比现在更可怕！
同样可以想象，如果沙斯也能在冬季流行，那末，春节这个全国性的家家团圆之日，火车、汽车票的紧张，车辆的超载，飞机的满员，在寒冷的气候里，大家紧挨在一起，零距离接触，真正到了共呼吸、同命运的地步，这成千上亿的旅客、持续在祖国大地上南北飞驰，东西来往，再加国内外交流，他们将既是沙斯的受害者，又是沙斯的传播者，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特别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们，他们主要集中在火车和汽车里，往往过度的超载，他们将成为沙斯向农村扩散的可怕的传染大军！好在沙斯不会在冬季流行，这岂非不幸中的大幸。
今年的国庆节将如何？当然不会再发沙斯，因为沙斯已被制服了。可是年年都有“五一”和“国庆”两个长假日，沙斯将毎隔几年爆发一次，我们是否有必要对这种放长假促进第三产业兴旺的决策进行反思？今年的沙斯爆发表明，在全社会集中精力对付病魔的同时，旅游业、餐饮业、商业、航空等受到沉重的打击，有些商家因入不敷出，不得不临时解散员工，留职停薪，以待转机。可见采取短期的、立竿见影的促进经济繁荣的决策，就长期而言，往往是脆弱的经不起考验的决策。如果考虑改为各单位分散给员工放假的方式，由员工自行选择安排假期，不去人为地制造高密度的人口流动，对于平衡交通运输和物资供应，以利各行各业的稳定发展，实在值得考虑。
这还是就事论事的想法，进一步应该考虑的是，呼吁经济学家们在把精力集中在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还要把生态学的观念、理论引入经济学范畴。人类经济的发展(还有科技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必须考虑生态因素的转折点。
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不管你承认与否，不管你知不知道，是由人、动植物和微生物构成的稳定三角关系，微生物因为肉眼看不见，往往被忽视、忘记了。人类只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动植物资源肆意掠夺享受，对因此导致的微生物变异漠不关心，于是微生物以瘟疫的形态对人类作出反应。在自然演化过程中，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物种的基因屏障，彼此和平共处，共享阳光雨露。人类行为的改变，人类对环境的过度开发，日益频繁的人口流动，给动物身上的病原体创造了跳越物种屏障的可能和条件，原先只感染动物的微生物，转移了目标，开始侵染人类。据统计，从1970年代以来，世界相继出现了30多种的新传染病，其中不少都具有爆发性，沙斯即是最近亮相的之一。
人类依靠现代科技能力，制造出各种各样的抗生素、干扰素，以扑灭病原微生物，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足以自豪、十分辉煌的战役胜利。可是在战略上，病原体并非被动无能地听受人类的“宰杀”，它们为了适应人类抗生素类的攻击，它们的基因结构也会作出相应的调整改变，这次新的沙斯冠状病毒登台亮相，便是一个证明。这正应了佛家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警言，有些人不明白这句话深刻的哲理含意，将其改作“道髙一丈，魔高一尺”，这其实只是一厢情愿的精神胜利，如果这样改动是正确的，那么世界上只有被人类消灭的传染病，没有新生的反击人类的传染病了，也就没有今天新生的冠状病毒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全球警惕，采取行动～防范新出现的传染病。”是非常正确的号召，全世界应该响应。
2003，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