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清时期的农业科学家看农业人才问题

游修龄

农业科学家（以下简称农学家）是现代学科的名词，中国历史上虽有很多研究农业的人才，但就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专业而言，没有相当于现代农学家这一概念的人物。因此，本文首先对历史上的农学家的界定标准作出说明，即凡历史上对农业生产有一定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就，撰写出一定的农学著作及对当时当地和后世农业有一定影响的人才，不论其身份为官吏、政治家、文学家、退隐者或躬耕者，本文都视为农学家，加以收录统计。至于不少文人雅士因爱好花卉所写的文章，不在本文收录统计之列。 本文选择明清时期的农学家是因为，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农业达到其发展颠峰后处于停滞的时期，从清末起受到西方现代农学的冲击，开始了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融合和向现代农业过渡，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从人才的角度看，是从历史上广博的通才式的农学人才朝着定向的专业化的农学人才转化的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其影响十分深远。 一、 明清农学家的地理分布与成就 根据上述界定标准，本文共收录了明清农学家72人，内明代26人，清代16人，其中71人的籍贯可以查明，不明者仅1人，他们的分布如下： 江苏21人，浙江18人，福建6人，山东5人，江西4人，安徽3人，直隶3人，河南2人，陕西2人，四川2人，广东1人，湖北1人，贵州1人，山西1人。 可见明清时期的农学家绝大多数集中在江苏浙江两省，占总数的54.92%，按东南六省计，则占到总数的80.28%，农学人才的这种集中分布，和陈正祥[1] 及缪进鸿[2] 的东南人才研究的分布非常相似，只不过农学人才的数量很少而已。 这72名农学家的成就大小不一，各有特长，很难作概括的评述，但有两个共同特点：其一是他们都非常熟悉农业生产实际，都有亲身实践的体会和经验，他们孜孜以求的精神，很令后人敬仰，值得后人学习。第二个共同点是他们的知识结构都属广博的通才型人才，往往是擅长农业又兼及其他，或虽非专门研究农业却对农业也非常熟悉，有一定程度的研究和理解，例如李时珍、[3] 徐光启、[4] 宋应星等，不一一列举。这里产生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即现代的农学家常常可以从前人的著作中发现一些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材料，但是专家的知识结构不能胜任对这些著作及其作者作全面的解剖和研究，以致每逢纪念某个科学家诞辰几百周年的讲座会上，常常聚集了数十上百来人，各自就其专业对前人成就的各个方面作出分析阐述，每个局部都放大了来看，整体却看不见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专才和通才的矛盾，我们固然需要专才，但也要继承历史传统，有更多的时代需要的通才。 再从这72名农学家的农学成就和水平来看，可以认为，“学历”水平和成就水平有密切的关系，进士出身的如徐光启（万历进士）的《农政全书》，马一龙（嘉靖进士）的《农说》，王象晋（万历进士）的《群芳谱》，吴其浚（嘉庆进士）的《植物名实图考》，李彦章（嘉庆进士）的《江南催耕课稻编》以及举人如宋应星（万历举人）的《天工开物》，黄省曾（嘉庆举人）的《稻品》、《种鱼经》等，他们的特点是著作的内容广博，取材丰富或理论阐述深入，代表并反映了中国传统农业从理论到实践的精华，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像《农政全书》、《天工开物》、《本草纲目》、《植物名实图考》、《群芳谱》等的影响已超出国界，世界知名。另一方面，“学历”较低的农学家，他们的特点往往是长期家居，亦耕亦读，是读书识字的农业经营者，他们熟悉农业生产，自己即有躬耕田亩的经验，他们所写的农书都是传统农业经验精华，富有科学内容，如《沈氏农书》的一整套稻麦两熟的经验，《知本提纲》提炼出来的施肥“三宜”（土宜、时宜、物宜）的理论等，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二、 明清人才集中于东南的原因 明清时期人才集中于东南的现象 从唐宋就形成起来的，历史上出现这种现象，通常解释为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从而带来北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等等。这种解释当然是对的，但笔者以为还应该深入分析，比如，大量人口的南移不能只看成简单的人力和智力加入到南方的人群中，还应该看到他们从此和南方人婚配，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遗传种质组合。这才是人才辈出的优生学依据。现代优生学指出，人的体力强弱和脑力智愚都是多对基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大脑的遗传结构虽然是“先天”决定的，但还要取决于后天，包括从怀孕至儿童教养的环境条件的优化。《左传》早就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藩”的记述，[5] 因为近亲婚配会给隐性遗传病（痴，聋，哑等）以表现的机会。近亲结婚所生子女，其隐性病患者的百分比较非近亲婚生子女高几倍甚至几十倍，[6] 所以人口的流动和远距离的婚配非常有利于防止不良等位基因的组合而增加优良等位基因的组合。中华民族到秦汉时止主要是在黄河流域进行着频繁的各民族的交融，这成为汉族的基础。魏晋南北朝以后，在北方各少数民族和汉族继续融合的同时，又开始了向南方的大迁移，最大的三次是晋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和辽灭北宋。尽管历史上人口的融合和大迁移是以残酷的战争，强迫群众迁移和无数的伤亡为代价，但不容否认，他们无形中为汉族种质的优化创造了条件。中国历史上就有注意优生的事例，如汉武帝器重的冯勤是个身材高大的人，但他祖父是个矮子，他祖父有意为他父亲娶个长妻，因而生下高个子的冯勤。[7] 从智力很低的愚人到智力超群的天才这样大幅度的变异，多半是多对基因和环境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人口的迁移和环境改善，确实在优生方面起了正面的作用，也减少了负面的影响。据统计，我国目前有智力不全的“傻子”约500万，患各种先天性智力缺陷的儿童逾千万，[8] 联系到40年来我们把农村和城市的户口管理分开，导致城里人和农村人通婚的人为障碍，从长远看，是不利于种质优化的，应引起足够的注意。 再从环境条件中最重要的营养条件来看，农业生产的稳定持续发展，是优秀人才成长的外部条件保证。北方以粟麦为主食，南方以稻米为主食，二者的差异不显著，甚至单独的粟麦营养还较稻米好些，但从综合的营养结构来看，北方人的动物蛋白来源主要依靠牛羊和猪肉，人均消费水平很低，全靠大豆的植物蛋白质补充。东南人的动物的蛋白质来源则有丰富的海产和淡水鱼类，加上猪、家禽等，消费水平高于北方，特别是鱼虾类的蛋白质最容易消化，又容易取得。中国历来有食鱼使人头脑聪明之说，英国自古亦有鱼是智慧的食物的谚语，可能是长期实践观察的印象体会。 稻米的蛋白质含量虽然低于粟麦，但稻米蛋白质的消化率高，而且稻谷的单位面积产量潜力远高于粟麦，习惯上所说的东南“鱼米”之乡很好地概括了东南膳食结构的较为优越，加上单产的优势，既养活了更多的人口，又保证了优质的膳食结构，这是东南人才特别集中的物质基础。 三、 历史回顾看农业人才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明清时期虽然出现了较前期多得多的农学家和农书，农业生产技术也达到其发展的高峰，但由于统治阶级对农业的加重盘剥，人口在清中后期又迅猛增长（道光十四年，即1834年达4亿），耕地开辟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导致人地比陆续下降，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时的14.56亩/人，下降到康熙时的5.5亩/人，到道光时只剩下1.65亩/人，[9] 农业生产虽然一再努力增加复种指数，围垦洞庭湖、珠江三角洲等，仍有大量无地农民涌向边远山区，焚林开荒，造成“只为人多觉地偏，一人一亩尚难全”和“海角山头已遍耕，别无余地可资生”的境地，[10] 农业生产又没有外源能量的投入，最后只能走向滑坡。而从农业本身来看，由于清朝的严格闭关自守，断绝了西方近代科学的输入，暴露出传统的农学仍停留在抽象的哲理思考阶段。如以阴阳、五行、气的消长解释动植物的生长发育，对于西方18世纪以来兴起的生物学、遗传学、化学等与农学密切相关的实验农学进展毫无所知，就是同明治维新以前同样和于封建社会的日本江户时代相比，也显现出在传统农业方面有被日本赶上之势。[11] 日本则到19世纪中后期（1868）开始了明治维新，从此更拉开了两国农业方面的差距。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为什么在重农政策的号召下，农学家如此稀少。明清进士共51090人，[12] 而进士出身的农学家仅14人。本文收录的农学家标准很宽，500多年中一共也只得72人。这许多进士都干什么去了，统治阶级选拔出来是政治性的，让他们担任各级地方官吏，作为统治的骨干力量。在重文轻理的指导思想下，整个封建社会的科学技术人才的总量已经很少，其中从事农学的自然少之又少。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各级地方官吏的职责是劝农督农，即使是劝农负责的官吏，无非是以“父母官”的身份，做到注意兴修水利，劝农有方，并不直接从事农业研究，像北魏贾思勰，元王桢等人，可说是凤毛麟角。《齐民要术》序中列举了汉代劝农有方的官吏，一一点名，也不过11位。[13] 还有不少的官吏恰如王桢所说的“今之上者，不知衣食之所自，唯以骄奢为事，不知己之日用，寸丝口饭，皆出于野夫田妇之手，甚者苛敛不已，剥削脂膏以肥己，宁肯勉力以劝之哉？”[14] 农业和农民的地位如此低下，农民若要改变自己的地位，唯有走“学而优则仕”这条道路，封建社会这种“重农”实“轻农”的政策，不仅影响农业社会农学人才的成长，而且它的残余影响异常深远。清末海禁被西洋的船舰大炮轰开，农村破落，农业衰败大暴露，维新派人物在谋求富国强兵之道时，终于从中外对比中认识到农业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是呼吁重农，如梁启超即指出：“今之谈治国者，多言强而寡言富，即言国富者，亦多言商而寡言农，舍本而逐末，无怪乎日即于贫，日即于弱也。”[15] 张謇也有类似说法，[16] 不俱引。梁启超还指出，秦汉以后，农工商与士走上两条不同道路，士变成不辨菽麦，农民则不识一字，形成了“学者不农，农者不学”[17] 的局面，这是封建社会重文轻理的必然结果。 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简单的说，首先是依靠机械化，以取代畜力人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转入工业生产，其次是依靠工业生产，提供化肥、农药、杀虫剂、塑料薄膜等，增加外源能量（石油）投入，以取得更多的产出，三是通过遗传育种，不断培育出新的品种，以适应机械化、化学化的要求。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前提是发展教育，特别是普及义务教育，知识型的农民才能接受科学知识，经营现代农业，知识型的农民转为工人，便是知识型的工人，所以普及教育是资本主义（及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 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至今已120余年，中国从1893年戊戌变法至今也近100年，在此期间，中日各自都经历了很大变化，唯一不同的是，日本始终重视教育不变，中国则始终没有把教育放在首位，明治初年（1873）日本男女受过义务教育的占28%，到明治三十五年（1902）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已达92%；而中国的辛亥革命时（1911）的国民识字率只有15%，甲午战败后中国赔款白银2亿两，明治天皇说，这笔钱一点也不许瞎花，全部用来办教育，办小学，就是在偏僻的农村也要办一所像样的小学，就这样，日本靠这笔钱奠定了教育的基础。[18] 到1950年时，日本每个小学生的教育经费为5000日元（约人民币200元），到1978年增至397000日元（约合人民币15800元），增加了80倍，小学教师中大学毕业生在1950年时只占0.3%，到1977年上升到42.7%[19] 。目前日本农民的文化水平（1987）是：大学占5.3%，高中占74.8%，初中占19.4%。我国目前农民的文化水平，1987年初中学生占农村总人口的6.1%,高中生占1.2%，1989年分别下降为3.56%和0.024%（由于流失率很高），1990年统计，全国文盲半文盲仍有2亿，多数集中在农村。[20] 尽管我国农村高等院校现已有52所、农科在校大学生高达9万多人，但按每万人口的农科大学生计算，只得1.2人（大学生为18.8人），而日本每万人口的农科大学生为53人（大学生为205人）。[21]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而不相应普及农民的教育，正日益成为农业现代化的瓶颈。我们要清醒的看到，历史上东南人才辈出这一现象，果然有贡献巨大的一面，而且至今仍然如此，但决不可自我满足，要知道这些人才的产生是建立在80%以上是文盲农民的基础上取得的，它适合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意识形态。而今天的世界已进入信息社会，工农业生产和任何商品经济竞争，说到底是全民智力水平的竞争，如果我们今天已消灭文盲，我们的人才无论是数量或质量和我们的精神文明将完全是另一种模样。满足于低层次的劳务输出，漂亮的时装进口等等是不能进入信息社会的。通过日本120余年来一贯重视教育而有今天的对照，在讨论人才问题时如果不放在教育普及的天平上衡量，是容易迷失方向的。 注释 [1] 陈正祥：《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图册》，1983，东京大学出版。 [2] 缪进鸿：《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教育研究》，1991NO1。 [3] 游修龄：《〈本草纲目〉谷部的生物学和农学特色》，纪念李时珍诞辰478周年纪念论文集，1988年。 [4] 游修龄：《从大型农书体系比较试论〈农政全书〉的特色与成就》，《中国农史》1983年3期。 [5]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前635年）。 [6] 吴旻：《优生学》，《生物学通报》，1983年4期。 [7] 《后汉书·冯勤传》。 [8] 余绍华：《优生学与提高人口质量》，《生物学通报》1989年2期。 [9] 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第八章，农业出版社。 [10] 清·赵翼（1727~1814）：《瓯北诗抄》米荒诗之一。 [11] 曹幸穗：《日本〈会津农书〉中的稻作技术》，《中国农史》，1986年1期。 [12] 据缪进鸿统计，见《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教育研究》，1991NO1。 [13]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序。 [14] 元·王桢：《农桑通诀》之四，劝助篇。 [15] 梁启超：《西书提要的农学总序》，《饮水室文集》卷四，中华书局1936年版。 [16] 张謇：《请兴师动众农会奏》，《戊戌变法》二，307页。 [17] 梁启超：《农学报》序。 [18] 《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2月10日。 [19] FAO，《1989年生产年鉴》（中文版），1990年。 [20]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0年。 [21] 《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4月10日。 （《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2） 出处：农史研究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