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秋 雨 现 象


余秋雨以《文化苦旅》一炮打响,接着又有《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问世,累计发行量已逾五百万冊之多,还不包括盗版数在內,在1990年代的文学园地里显得一枝独秀。电视上也时常见到他露面,侃侃而谈。展览会上常有他对雕塑作品、摄影作品、绘画作品等的点评,记者对他的现场采访,发表观感,成了家喻户晓的当前中国散文学家和文史学家,文艺评论家,即无所不知的文化人。连他的搬家,迁入新居,也有专门的电视报道,只见学生们排成长龙,把书本从汽车上一叠叠传递下来,形成一条人力传送带,从马路越人行道,进入楼道,蜿蜒上楼梯,一层、二层、…直至进房间,煞是好看。他自己也写有文章描述,字里行间,颇觉得意。可见他对自己的藏书之丰富和阅读面之深广,十分满意。不过肯定他没有见到过李敖的书房,如果他曽从文字记述上看过、或电视上看到过李敖的书房规模,才会明白什么叫小巫见大巫了。
我只看过《文化苦旅》中的若干篇,《山居笔记》只看到过另星转载,《霜冷长河》没有看过。但对他的印象很不错,觉得他的文章,很有才子风度,别具一格,清新之中,蕴含着一定深度的文化思索和哲理,又并不深奥,娓娓道来,容易为广大的读者群所接受,把读者带进一个暂离尘世的冷静思维中,反省体会。由于个人的爱好不在这方面,对他的文章看得甚少,所以没有资格对这位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大学教授,文史散文大家说三道四。
使我对他的印象慢慢起变化而且越变越甚的,是各种报刊上揭发他散文中的文史常识的错误,出人意外,导致了对他的印象的跌落。如有人指出,余在其《山居笔记》第 66 页中分析王国维之死因时,提到王国维“在他的书房里,《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四厍全书》、《红楼梦》、《桃花扇》、《长生殿》…”王国维的书房里有些什么藏书,后世又没有留下清单。余居然象去过一样,发挥其丰富的想象力,把《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厍全书》也纳入,暴露出其对这两部类书的常识的无知。
《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百科全书,全书有10000 卷,目录也达 40 卷。分6汇编、32 典、6117 部,各部又分10 纬目,形成一个庞大、缜密的分类网,引用书目达6000~7000种,比《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卷帙还大五倍多。雍正皇帝不惜重金,专铸铜活字,只印了64 部,清末以前,没有翻印过,如此卷帙浩繁的丛书,在王国维(1889--1927)的私人书房里怎么有可能庋藏 ?
《四厍全书》是手抄的,一共只抄写了七部,四部庋藏在各处皇宫, 三部分藏于扬州、镇江和杭州。到清末八国联军的焚毁、散佚,只剩下四部,根本不属于私人藏书的对象。如果说王国维收藏《古今图书集成》的可能性极小,或不可能,则收藏《四厍全书》便是天方夜谈了。
我原先对余的散文阅读有限,还以为发生这种私人书房里有《四库全书》等失误,也属偶然难免,名人也不可能样样精通,不好苛求。后来报刊上看到的指摘越来越多,而且都是“硬伤”,并非故意找岔子,遂对这位散文文史大家是否名实相称,开始怀疑。最近买到一本金文明著的《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释》,则使我对这位散文文史大师的印象,一落千丈,再也无法挽回。金的著作,并不是简单地把余的错误和正确的加以对比,而是化大力气从文献出处上,一一摆开材料,像神话小说中的照妖镜一样,照得余原形毕露。尽管我对金在行文上时常挖苦讽刺,不太赞成以外,对金的这种硬功夫,还是十分赞赏,当前学术界所缺乏的正是这种锲而不捨的钻研精神。如果余能有金文明几分之一的精神,便不至于会出这么多的差错。
金文明这书还有一个插曲,即金把书稿送给上海某出版社时,遭到谢绝,以后又连续遭到六家出版社的谢绝,直至最后找到山西书海出版社才出了书,可见余秋雨声势影响之大,竟然令多家出版社不敢出版对他不利的书本,个中的玄妙,教人深思。反之, 金文明曽在其他小文里指出过王蒙、刘心武、沙叶新、贾平凹等作家文字中的一些差错,都受到当事人的欢迎和首肯,这同余秋里的表现完全相反,余对金很反感,说金不但咬他的皮和肉,还咬他的毛,丝毫没有接受的虚心。
把金文明书中所指出的126例差错加以分类归纳,余秋雨散文中的差错主要有:历史人名错,地名错,事实错,年份错,情节错,书名错,引文错,理解错,注释错,举例错,平仄错,…错错错,错得出奇,错得荒谬。这使我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差错只有少数人看出来并给予揭露,而绝大多数的读者,何以毫无觉察?以至于一版再版,旺销不衰?说明现今一般读者、包括出版社编辑的水平都只知道照单全收,完全没有了鉴别的能力。好像看过《戏说乾隆》,便以为乾隆是一位爱民如子的英明皇帝一样。
我想把这种差错现象称之为“余秋雨现象”,籍以作进一步的思考。中国人特别推崇才子,余秋雨无疑是一位聪明的才子。不过,所谓才子,除了有天赋的才能,还必需有后天的勤奋耕耘,才子才能茁壮成长,灿烂辉煌。否则,只能是昙花一现,很快被历史遗忘。余秋雨的文史散文,尽管显示出才气横溢,才思汹涌,只因底气(勤奋耕耘)不足,处处暴露出文过饰非,错误层出,虽然不断有人指出他的硬伤,他完全不肯虚心接受,却认为是一些人对他吹毛求疵,鸡蛋里挑刺,因为他拥有他的广大读者群,使他居高屹立,巍然不动,这就是“余秋雨现象”的令人注目又遗憾之处。
产生“余秋雨现象”的客观原因是,文革摧毁了文史教育的优秀传统,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过来的人,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就是极左的否定传统的教育,文史的营养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光凭着天赋的聪明头脑,把弄文史散文,当然摆脱不了捉襟见肘的困境。另一方面,广大的读者群,也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他们当然更没有鉴别的能力,他们看到余秋雨的文史散文,只觉得新鲜,深入浅出,优美动人,觉得余秋雨真了不起,凡是余秋雨所说的文史典故,都深信不疑,对于潜藏在背后的文史常识错误和硬伤,没有觉察能力,又怎能怪他们。两者的结合呼应,造就了长盛不衰的“余秋雨热”,反倒是出来纠正的人,被视为对名人吹毛求疵,这是就客观原因而言。
但是,就主观原因看,同余秋雨年龄相仿的人中,他们所处的客观时代背景相同,却也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学者、教授、名人, 他们都是名符其实的学者,金文明便是其一,不存在类似余秋雨那么多的常识硬伤,又是何故?可见主观努力是可以克服客观条件的限制的。余秋雨的硬伤,其实绝大部分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他肯静下心来翻检工具书和查阅有关的书籍的话。不肯下死功夫,只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写作,才是“余秋雨现象”的根本原因。如果他知道字和词的不同,或者有过翻检《康熙字典》的经历,决不会一再写作《康熙词典》;如果他查过《四厍全书》的介绍,决不会信口开河说王国维的书房里放着《四厍全书》。如果他认真核对原书,决不会把明末江南首富“沈万三”(兄弟排行第三)写成“沈万山”,把韩愈纪念栁宗元逝世所写的《神庙碑》,当作栁宗元自己写《神庙碑》…这错,那错,都错在懶得查核原文之故,更糟的是旁人指出了又死不认错,不纠正,更是错上加错。
“余秋雨现象”并不局限于余秋雨一个人,这种现象有共性,在学术界就有不少的所谓著名学者、教授、博导,在自己的论著中大量抄录他人文章里的参考文献,当作自己查阅过的文献,炫耀自己学识的渊博,却往往因为人家的引文是错的,他也跟着错了,才露了马足,十分尴尬!所以,“余秋雨现象”是20世纪最后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界的一种急功好利病的爆发期,有很大的传染性,是全国上下“一切向钱看”在学术领域里的一种产物,它有市场,能欺瞒人,能名利双收,才会畅行无阻。反之,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都成了背时的迂夫子,他们也没有“钱途”,谁也不会学他们的榜样。李敖曽断言中国已经没有知识分子了,即包括“余秋雨现象”在內,当然不是指余秋雨一个人。
2003,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