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秋 雨 现 象

余秋雨以《文化苦旅》一炮打响，接着又有《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问世，累计发行量已逾五百万冊之多，还不包括盗版数在內，在1990年代的文学园地里显得一枝独秀。电视上也时常见到他露面，侃侃而谈。展览会上常有他对雕塑作品、摄影作品、绘画作品等的点评，记者对他的现场采访，发表观感，成了家喻户晓的当前中国散文学家和文史学家，文艺评论家，即无所不知的文化人。连他的搬家，迁入新居，也有专门的电视报道，只见学生们排成长龙，把书本从汽车上一叠叠传递下来，形成一条人力传送带，从马路越人行道，进入楼道，蜿蜒上楼梯，一层、二层、…直至进房间，煞是好看。他自己也写有文章描述，字里行间，颇觉得意。可见他对自己的藏书之丰富和阅读面之深广，十分满意。不过肯定他没有见到过李敖的书房，如果他曽从文字记述上看过、或电视上看到过李敖的书房规模，才会明白什么叫小巫见大巫了。
我只看过《文化苦旅》中的若干篇，《山居笔记》只看到过另星转载，《霜冷长河》没有看过。但对他的印象很不错，觉得他的文章，很有才子风度，别具一格，清新之中，蕴含着一定深度的文化思索和哲理，又并不深奥，娓娓道来，容易为广大的读者群所接受，把读者带进一个暂离尘世的冷静思维中，反省体会。由于个人的爱好不在这方面，对他的文章看得甚少，所以没有资格对这位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大学教授，文史散文大家说三道四。
使我对他的印象慢慢起变化而且越变越甚的，是各种报刊上揭发他散文中的文史常识的错误，出人意外，导致了对他的印象的跌落。如有人指出，余在其《山居笔记》第 66 页中分析王国维之死因时，提到王国维“在他的书房里，《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四厍全书》、《红楼梦》、《桃花扇》、《长生殿》…”王国维的书房里有些什么藏书，后世又没有留下清单。余居然象去过一样，发挥其丰富的想象力，把《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厍全书》也纳入，暴露出其对这两部类书的常识的无知。
《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百科全书，全书有10000 卷，目录也达 40 卷。分6汇编、32 典、6117 部，各部又分10 纬目，形成一个庞大、缜密的分类网，引用书目达6000～7000种，比《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卷帙还大五倍多。雍正皇帝不惜重金，专铸铜活字，只印了64 部，清末以前，没有翻印过，如此卷帙浩繁的丛书，在王国维（1889--1927）的私人书房里怎么有可能庋藏 ？
《四厍全书》是手抄的，一共只抄写了七部，四部庋藏在各处皇宫， 三部分藏于扬州、镇江和杭州。到清末八国联军的焚毁、散佚，只剩下四部，根本不属于私人藏书的对象。如果说王国维收藏《古今图书集成》的可能性极小，或不可能，则收藏《四厍全书》便是天方夜谈了。
我原先对余的散文阅读有限，还以为发生这种私人书房里有《四库全书》等失误，也属偶然难免，名人也不可能样样精通，不好苛求。后来报刊上看到的指摘越来越多，而且都是“硬伤”，并非故意找岔子，遂对这位散文文史大家是否名实相称，开始怀疑。最近买到一本金文明著的《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释》，则使我对这位散文文史大师的印象，一落千丈，再也无法挽回。金的著作，并不是简单地把余的错误和正确的加以对比，而是化大力气从文献出处上，一一摆开材料，像神话小说中的照妖镜一样，照得余原形毕露。尽管我对金在行文上时常挖苦讽刺，不太赞成以外，对金的这种硬功夫，还是十分赞赏，当前学术界所缺乏的正是这种锲而不捨的钻研精神。如果余能有金文明几分之一的精神，便不至于会出这么多的差错。
金文明这书还有一个插曲，即金把书稿送给上海某出版社时，遭到谢绝，以后又连续遭到六家出版社的谢绝，直至最后找到山西书海出版社才出了书，可见余秋雨声势影响之大，竟然令多家出版社不敢出版对他不利的书本，个中的玄妙，教人深思。反之， 金文明曽在其他小文里指出过王蒙、刘心武、沙叶新、贾平凹等作家文字中的一些差错，都受到当事人的欢迎和首肯，这同余秋里的表现完全相反，余对金很反感，说金不但咬他的皮和肉，还咬他的毛，丝毫没有接受的虚心。
把金文明书中所指出的126例差错加以分类归纳，余秋雨散文中的差错主要有：历史人名错，地名错，事实错，年份错，情节错，书名错，引文错，理解错，注释错，举例错，平仄错，…错错错，错得出奇，错得荒谬。这使我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差错只有少数人看出来并给予揭露，而绝大多数的读者，何以毫无觉察？以至于一版再版，旺销不衰？说明现今一般读者、包括出版社编辑的水平都只知道照单全收，完全没有了鉴别的能力。好像看过《戏说乾隆》，便以为乾隆是一位爱民如子的英明皇帝一样。
我想把这种差错现象称之为“余秋雨现象”，籍以作进一步的思考。中国人特别推崇才子，余秋雨无疑是一位聪明的才子。不过，所谓才子，除了有天赋的才能，还必需有后天的勤奋耕耘，才子才能茁壮成长，灿烂辉煌。否则，只能是昙花一现，很快被历史遗忘。余秋雨的文史散文，尽管显示出才气横溢，才思汹涌，只因底气（勤奋耕耘）不足，处处暴露出文过饰非，错误层出，虽然不断有人指出他的硬伤，他完全不肯虚心接受，却认为是一些人对他吹毛求疵，鸡蛋里挑刺，因为他拥有他的广大读者群，使他居高屹立，巍然不动，这就是“余秋雨现象”的令人注目又遗憾之处。
产生“余秋雨现象”的客观原因是，文革摧毁了文史教育的优秀传统，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过来的人，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就是极左的否定传统的教育，文史的营养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光凭着天赋的聪明头脑，把弄文史散文，当然摆脱不了捉襟见肘的困境。另一方面，广大的读者群，也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他们当然更没有鉴别的能力，他们看到余秋雨的文史散文，只觉得新鲜，深入浅出，优美动人，觉得余秋雨真了不起，凡是余秋雨所说的文史典故，都深信不疑，对于潜藏在背后的文史常识错误和硬伤，没有觉察能力，又怎能怪他们。两者的结合呼应，造就了长盛不衰的“余秋雨热”，反倒是出来纠正的人，被视为对名人吹毛求疵，这是就客观原因而言。
但是，就主观原因看，同余秋雨年龄相仿的人中，他们所处的客观时代背景相同，却也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学者、教授、名人， 他们都是名符其实的学者，金文明便是其一，不存在类似余秋雨那么多的常识硬伤，又是何故？可见主观努力是可以克服客观条件的限制的。余秋雨的硬伤，其实绝大部分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他肯静下心来翻检工具书和查阅有关的书籍的话。不肯下死功夫，只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写作，才是“余秋雨现象”的根本原因。如果他知道字和词的不同，或者有过翻检《康熙字典》的经历，决不会一再写作《康熙词典》；如果他查过《四厍全书》的介绍，决不会信口开河说王国维的书房里放着《四厍全书》。如果他认真核对原书，决不会把明末江南首富“沈万三”（兄弟排行第三）写成“沈万山”，把韩愈纪念栁宗元逝世所写的《神庙碑》，当作栁宗元自己写《神庙碑》…这错，那错，都错在懶得查核原文之故，更糟的是旁人指出了又死不认错，不纠正，更是错上加错。
“余秋雨现象”并不局限于余秋雨一个人，这种现象有共性，在学术界就有不少的所谓著名学者、教授、博导，在自己的论著中大量抄录他人文章里的参考文献，当作自己查阅过的文献，炫耀自己学识的渊博，却往往因为人家的引文是错的，他也跟着错了，才露了马足，十分尴尬！所以，“余秋雨现象”是20世纪最后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界的一种急功好利病的爆发期，有很大的传染性，是全国上下“一切向钱看”在学术领域里的一种产物，它有市场，能欺瞒人，能名利双收，才会畅行无阻。反之，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都成了背时的迂夫子，他们也没有“钱途”，谁也不会学他们的榜样。李敖曽断言中国已经没有知识分子了，即包括“余秋雨现象”在內，当然不是指余秋雨一个人。
2003，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