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无论工作学习、待人接物、说话作文，都难免有差错、失误的时候，而且这种差错或失误的发生，往往出乎疏忽或无知，经过他人指出，才明白过来。对于他人指出差错的回应，通常不外两种态度，一种是虚心接受，即孟子所说的“闻过则喜”（《孟子·公孙丑上》：“子路，人告之以过则喜。）。

另一种态度则觉得有失面子，采取不理睬的态度，或者多方辩解，不能做到“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古人把过失分为君子之过和小人之过两类，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夏说：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子张》）文，指掩饰，成语“文过饰非”本此。

这些两千多年前古人的教导，不光是现在并未过时，今后也依然正确。

遗憾的是，在市场经济的名利引诱和工作的压力下，许多人不是闻过则喜，而是闻过则讳，闻过则捂，甚至于闻过则拒，闻过则怒，则骂。

闻过则讳，闻过则捂的现象，现在相当普遍，我个人就碰到不少。姑举两例：一是我从《深圳特区报》的专栏里的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谈‘斤’论‘主’说新旧”。文内所论述的“斤”和“主”的字源内容，系属于文字源流和考古范畴，作者是一位高级工程师，缺乏这两方面的基础知识，却对这些方面有兴趣，信笔所之，抒发他的联想，便显得错误百出，贻笑大方(具体从略）。可是报纸对这篇文章所加的编者按，却作了高度的赞扬，说什么“…你能知道文字“新”和“旧”的来历吗？“谈‘斤’论‘主’说新旧”从“斤”和“主”的文字源流说起，小处生发，引经据典，上下五千年，游刃有余，表现了作者渊博的学识。…”我看过这篇文字以后，写信给该栏的编辑，指出这篇文字的错误百出，可否写一篇驳正的文字，编辑马上回信说明，编者按语是主编亲自所写，最好不要驳正。言下之意，如果刊登了驳正，不光是对文章的作者，连主编也牵涉进去了，这是典型的“闻过则讳”并“为贤者讳”，我只好作罢。

另一件事例是，杭州的西湖今年动工疏浚，向西扩展，恢复明朝时的杨公堤六桥，最近完工，向游客开放了。杭州的《青年时报》刊登了一篇介绍杨公堤从筑堤到该堤遭埋没的历史过程文章，并附一张清朝雍正年间的西湖图，用一个大红箭头指向图中的一条长堤，说“这张三百年前的西湖全图上，杨公堤宛然在目”。非常遗憾的是，图中的这条长堤恰恰是苏堤，而非杨公堤，张冠李戴了。因为杨公堤到清初已经被埋没，在文字叙述中交代得很清楚，而到了图中却又“宛然在目”，文字和图相互矛盾。如果选择一张明万历七年（1579）的刻本《西湖志类钞》卷首附图，则杨公堤和苏堤两堤都清楚在目了。该文作者即该报的责任编者，下笔和选图也太疏忽了，实在不够认真。为此，我写信给编者，希望对此有所更正，我特地附上我的地址，电话和电子邮件地址。结果犹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这是典型的“闻过则捂”，捂住这个错误的报道，不更正，反正知道错的人不多，你其奈我何！

比“闻过则捂”更甚的是“闻过则拒，闻过则怒”，典型的当推散文大师余秋雨教授，余教授的几种风行一时的散文集里，夹杂许多常识性和专业性的差错，包括历史人名错，地名错，事实错，年份错，情节错，书名错，引文错，理解错，注释错，举例错，平仄错等，经读者指出后，他总是不肯虚心接受，反而责怪善意指正的人是鸡蛋里挑刺，刻意刁难。这就迫使金文明化大力气把余的著作中的“硬伤”一一胪列出来，共 126 处（不包括其他人已指出的），又一一找到正确的文献出处，加以对照，使得余的狡辩无所遁避。金文明的书名《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这书问世后，受到读者的欢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有趣的是，这书的书稿曾同上海某著名出版社联系，遭到谢绝，以后陆续联系了各地六家出版社，都吃闭门羹，最后找到山西的书海出版社才得以问世。可见大出版社慑于名人的声势，在真理面前也陷入“为贤者讳”的惯性圈子里，不敢摆脱。

这里附带引发一点感想，即上述三件事例都与编辑有关，一个是主编对充满错误的文章，看不出来反而加编者按大加赞扬；二是编辑自己写的文章，疏忽大意，出了差错，这种马虎习惯，很容易对外来投稿者的差错也不会发现。三是出版余秋雨著作的编辑，在审稿过程中何以对其中的差错全无觉察？都要等到读者指出。如所众知，编辑的主要责任是把关，把住文字叙述的关，及时纠正书稿中的差错，这才真正发挥了编辑的不可取代的作用。编辑不应只忙于日常的文字编排技术工作，更重要的是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当然，这是题外话，首先应该负责的是文章的作者，不是编辑。

如果余秋雨对读者指出的差错，表示虚心接受，并在再版时加以更正，实践了孔子说的“过则勿惮改”和“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只会更受到读者的爱戴。

闻过则讳、闻过则捂如不注意纠正，会进一步发展为闻过则拒、闻过则怒，这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目前闻过则讳和闻过则捂似乎已成一种气候，见怪不怪，才会为闻过则拒、闻过则怒者提供合适的土壤。

2003,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