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 辛 格 和 金 庸

游修龄

本文不是对基辛格和金庸两位名人进行什么评论，只是借重这两位名人的一段经历，反映他们背后潜藏着的中西社会思想和教育制度的差异。
基辛格和金庸是同时代的人，基辛格生于1923年，金庸生于1924年。两人的青年时期都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遭遇却大不相同。基辛格在美国，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影响，二战结束后于1950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又于1954年获得哈佛的哲学博士学位。
基辛格在哈佛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69年～1974年离开哈佛任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3年～1977年任国务卿。在此期间，197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77年获美国总统自由勛章，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
金庸却从中学到大学经受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煎熬。金庸在1946年抗战胜利后，大学三年级时（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没有毕业就进杭州的《东南日报》館工作，接着考取上海《大公报》国际翻译，1949年大陆解放前被派往香港《大公报》任副刊编辑，1952年金庸跳槽到《新晚报》任副刊编辑，写出了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当时只有25岁。走红以后，金庸于1959年自己创办了《明报》，此后的武侠小说都在《明报》上刊载，同时也在《明报》上大写政治社论，揭发大陆“大跃进”和“文革”的阴暗面，使《明报》的销售量猛增。1972年，金庸宣布封笔，不再写武侠小说，时年约48岁。金庸小说的稿费版税收入不算，光是他持有的《明报》股份即值十亿港币，以知识分子而成亿万富豪，全国只此一人。
基辛格出任国务卿之后，离开了教授岗位，按哈佛的规定，必须辞去教授职务，不再是教授了，但仍然具有教授任职的资格。基辛格从国务卿卸任下来，他要求回哈佛当教授，只研究，不上课，被哈佛拒绝了，因为哈佛不能接受当教授而不履行任课职责的教授。基辛格回不了哈佛，改任乔治大学“客座”教授、全美广播公司顾问、中美洲问题两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基辛格以卸任的国务卿尊荣和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想回到母校重新担任教授竟然未能如愿，在中国看来是不可理解的。按中国高校现行的用人制度，基辛格是求之不得的金字招牌，不上课是小事，他可以专心研究，他可能给学校带来的研究资金之类的财源不可低估。而哈佛却偏偏不领情，一切按校规，教学至上办事，真是不可思议。
联系现实看中国的大学，浙江大学为了要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敦聘金庸为人文学院院长，兼历史学博士导师，人文学院是怎样的內含？历史学博导应具备怎样的条件？金庸的学历和知识结构是否胜任？金庸能开那些课程？这些在浙江大学看来都不成问题。也难怪，因为中国的官本位制，一切职务都是可以互相折算沟通的，如院士相当于副部长、教授相当于厅级，副教授相当于处级之类，武侠小说名家当然可以相应于人文学院院长和博士导师。金庸的自我感觉也良好，所以双方一拍即合，走马上任。其他的大学因被浙江大学抢先而后悔不已，纷纷邀请金庸前去给学生作学术报告，北京大学则成立金庸研究所，一时之间，全国的报刊电视新闻掀起了一股金庸热。历史是冷酷无情的，尽管媒体的热烈炒作，连续三年，报考金庸博士生的人数竟然是零！报刊和电视终于偃旗息鼓，不再炒作。可是2003年7月，金庸宣称已经招收到三名博士生，正等待入学云云，结束了这一段尴尬。
对比哈佛和浙大聘请基辛格和金庸为教授的差异，可以清楚看出，哈佛坚持的是对教学的严格要求，不受任何名人效应的诱惑。浙大所追求的却是名人效应，认为邀请到名人担任院长和博士导师，就收到了兴办第一流大学的效果。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求是”二字从此定为浙大的校训，聘请金庸的这一段历史插曲，恰恰留下了对求是校训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