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风水”

——《风水与人居环境》代序

游修龄

“风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产和宠儿，君臣父子，士农工商，上起皇帝，下到百姓，几千年来传承不衰，没有人怀疑，很少人唱反调。但从清末以来，西洋科技挟洋枪大炮长驱直入，国家饱受欺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莫此为甚。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志士，痛定思痛，寻找原因，归咎于科举害人，必须改弦更张，废科举，兴学堂，全面学习西方科技。在这种形势下，作为国粹的风水，阴阳五行，以西方科学技术的成就为比照，被看成是迷信的同义词，于是一下子跌到最低谷，稍有些科学知识的人，都敬而远之，不再相信，只剩民间还部分潜在地流行，已不成气候了。所以《辞海》对风水的定义是：“风水，也叫堪舆。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辞海》这个定义，实际上等于是给风水定了性。
奇怪的是，风水也似“六十年甲子团团转”一样，居然也有时来运转的时候。从20 世纪下半叶以來，中国则迟至文革以后，风水这个古董，又慢慢地得到国内外的再认识和再评价，拨云雾而见青天，发现它还有未被认识的科学內含，而且这种内含还远未得到发掘和研究，还是个有待开发的宝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本书《风水与人居环境》给出了从头到尾、来龙去脉的解答。
风水，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是就其早期起源而言，说复杂是它的几千年实践、积累下来來的精芜并存的经验，形诸文字记载的，汗牛充栋，难以理解研究的问题。
论风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人类的狩猎时期，那时人们就已经知道选择避风向阳的洞穴作住所，有利于保温、防潮、防獣、防火，可说是狩猎采集人已经知道选择穴居的风水。云南傣族古歌谣还保留傣族祖先穴居采猎生活的歌辞，可以证明这一点。
到了原始农业时期，人们开始定居了，对环境居住条件又有了进一步的要求和理解。从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来看，它们都遵循一个共同原则，即中华大地处于北半球温带的前提下，必然坐北面南，背山近水， 或有濠沟环绕聚落，聚落以內，祭祀区位那里，墓葬区位那里，公共屋在那里，粮仓位那里，都有合理的设计和布局，这就是原始社会时期的风水。
风水的事，如果超越人类去观察，在动物界也存在。譬如一些鸟类的筑窠，必选择悬崖峭壁的凹处，或高大的树梢上，显然有利于保证产卵、孵卵和喂饲雏鸟的安全。狡兔三穴，不妨视为野兔保护自身安全的风水。 有趣的是，燕子喜欢在人家的屋檐下筑窠，知道人们会爱屋及鸟，是很可靠的“燕居”，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诗很形象地形容燕子也具有风水的本能。
在选择风水环境的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累积起许多的经验体会，于是产生了抽象的理论认识，以后又慢慢形成体系，这就成为风水或堪舆的理论，以及它们的流派。清乾隆修的《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专辟《堪舆部》，收集了历代有关风水的各种文献，达30卷之多，可谓集中国堪舆文献之大成，里面充满了从阴阳五行八卦所演绎出来的风水理论和操作要领，并附有大量的图解说明，现代人看来，会觉得不知所云，难以理解。主要是现代人生活在科技知识的环境里，对历史上留传下来的很难理解的《易经》、《河图》、《洛书》、 阴阳、八卦、五行及其大量的阐释文献，非常陌生了。
为什么风水只产生于中国，西方则没有？这需要从中西文化发育的背景不同去理解。
回顾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历，不论东西方，都经历过人是自然奴隶的阶段，因为那时自然的力量过于强大，人只能屈服于自然力，崇拜自然力的前提下，求得生存。过了这个阶段，中国和西方各自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走的是“天人合一”“天地人”三才和谐统一的道路，即顺应自然界的规律，在适应自然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西方走的是人要力求改造自然，予取予求，做自然界主宰的道路。两条不同的道路，各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因素。
在中国，几千年来，黄河和长江流域以及华南的传统农业，一直以种植业为主，畜牧业依附于种植业，极不发达（大西北因气候干燥，雨量稀少，地广人稀，只适宜于畜牧）。种植业把农民牢牢地固定在农田上，由此而带来人民必須永久定居在一个地方，生老病死，都离不开这个祖祖辈辈辛苦耕耘、赖以为生的土地。即使因战乱或迁徙，抵达到一个新地方，首先就是选择今后定居的风水环境。 这种固定的农耕经济，产生了必须选择定居环境和墓葬环境，以求生活安定，子孙兴旺，逝去的祖先地下安眠。从帝王选择都城和皇陵，到老百姓选择住宅和墓地都一样。这种选择居住地和选择墓葬地的风水要求和实践，孕育了天人合一、天地人“三才”的宇宙观、生命观的哲学思想。其优点是富有环境保护意识，人的生活对环境资源的索取，具有自我克制的约束力。但它也带来保守安分，听天由命的宿命论思想。民间谚语就有“生煞的命，钉煞的秤。”“命运天排定，不必争老命。”等。
再看欧洲，欧洲总面积1040万方公里，同中国960万方公里相近。欧洲的自然环境与中国却大不相同，它的岛屿和半岛很多，中国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相加，还不及一个爱尔兰大。欧洲大陆的海岸线长达3.79万方公里，是世界海岸线最长的一个洲，中国大陆海岸线只有1.8万方公里。欧洲因有几条高山山脉和森林的阻隔，使欧洲分割成许多国家（现有43国），语言繁多，难以有统一的文字。欧洲的地势以平原为主，绝大部分的地区气候湿润温和，河流稠密，适宜于放牧。故早期的欧洲人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生活，居无定所。对生活资源的需求是掠夺性的，对环境的追逐，常常弃旧就新,彼此争夺。后来虽然有了种植业，但畜牧业仍旧占主导地位，膳食结构仍以肉奶类为主，粮食为副。这同中国有史以来的膳食始终以粮食为主，肉食为辅，形成鲜明对照。
欧洲因海岸线很长，又促进了向海洋发展的欲望，航海的能力很强。与之相应的是，基督教作为欧洲人精神的寄托，也是排他性的，唯我独尊的，征服一个异族新地方，同时也必要求异族人信仰基督教，十字军东征，声势显赫，却是典型的历史悲剧。这种早期的影响是如此的深远，以至于直到今天，美国以其强大的、所向无敌的国力，总是企图把美国的价值观、政治观、宗教信仰等，强加于世界其他国家民族，从而导致许多的国际紧张关系。这与中国作为农耕民族，希望用兴筑长城的方式，以防止西北游牧族的入侵，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哲学，形成鮮明对照。这就是风水只能产生于中国而不能产生于欧洲的根本原因。
欧洲自从古罗马征服希腊化的各国以后，希腊文化遂得以向西欧传播，影响了此后整个欧洲文化的发展。希腊哲学把人独立于世界以外，视人与自然是主客关系，人以独立的身分，对世界进行客观的、分解的观察研究，不断追求解剖自然的秘密，要征服自然，做自然的主人。这种研究方式决定了它是还原论的方法论，不断解剖物质世界的微观结构，导致今天的物理学寻找出12种基本粒子，还未能结束。尽管中国的庄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即提出“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推断（《庄子·天下篇），可是只停留在抽象的命题上，后世也只围绕“金、木、水、火、土”打转，没有人进行过物质基本结构的探索和实验，这就是东西方思维的不同。因为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和生命观，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人不能离开自然，人与自然融合一起。如果说中国人的思维是综合性的只见森林，那末欧洲人的思维是分解性的只见树木。只见森林，不能了解森林的丰富的树木种类组成；只见树木，不能清楚单独的树木在森林中的地位和作用。
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教訓，可举明末淸初中国从西洋传入眼镜、望远镜、显微镜的事实为例，中国只接受了眼镜，因为眼镜很实用。对显微镜和望远镜不感兴趣，没有进一步发展，因为不知道有了显微镜，才能发现细胞及其内部结构，分裂繁殖规律；有了望远镜，才能深入观察宇宙星空。淸初康熙时候，西方已经籍显微镜弄淸楚动物的授精过程是精子和卵细胞的结合，形成胚胎，通过不断分裂形成胎儿。乾隆时的纪昀（1724--1805）引用他的朋友程鱼门对男女授精的解说是：“夫胎者，两精相搏，嗡合而成者也。媾合之时，阳精至而阴精不至，阴精至而阳精不至，皆不能成。皆至矣，时有先后，则先至者，气散不摄，亦不能成。”又，“精如谷种，血如土膏，旧血败气，新血未生，乘生气乃可养胎也。”（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三》） 这是典型的不通过实验观察，只恁主观想象，用阴阳、血气等抽象概念，去解释授精孕胎的过程，怎么可能再深入下去呢。
这个例子非常象传统风水理论的核心“气”的概念，尽管“气”含有科学的因素，传统的理论就是说不出来，说不清楚，也没有办法深入揭示。可是西方物理学对“气”的研究，随着物理学的进展而日趋明朗。最初，17世纪的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释“气”为“以太”，到20世纪李约瑟释“气”为“幅射能”，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将“气”看成类似的量子场，钱学森先生认为可能是一种电磁波等，这就越来越深入地理解“气”的本质。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结果，世界各国的经济起飞，工农业生产发展，物质供应充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这都是无休无止地开发地球资源，付出环境污染、陆海生态恶化、物种消灭的代价置换回来的，充分暴露出科技这双刃剑带来的负面作用，即本书提到的“三 P ”问题。1960年代出版的一本由Rachel Carson 著的 <Silent Spring>，中译《静寂的春天》，最先敲起了警钟，很快传遍全球，以后类似的著作接踵而来。在对“三 P”问题的反省思考中，西方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有助于弥补西方还原论的不足，其中也包括风水的考察理解在內。研究并著述《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权威李约瑟，以他反复多年在中国的亲身经历，认为风水是“准科学”，本书还列举了一系列西方学者对风水的科学性评价甚至赞扬。随着国外出现风水热，国內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建築史、考古等领域，也都出现了重新认识风水、评价风水的风水回归热，终于拂去蒙在古老风水身上的迷信尘埃，显露出它的本来面目，还给它以应有的地位。
本书作者关心研究风水问题多年，积累了大量实地考察研究的数据和经验，在这个风水获得再认识的大背景下，深受鼓励，于是首先试行在浙江大学开出“风水和人居环境”的选修课，想不到深受到选课学生们的欢迎，在此基础上，作者把讲稿加以修订、整理、充实，写成这本《风水与人居环境》，无疑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交流的范围，使更多关心风水的人获得经过科学整理解释的风水与人居的知识及其发展前景。
本书前四章是对传统风水的历史沿革作了扼要又够详细的介绍和分析，第五章叙述现代物理学对传统风水的研究剖视，把风水这个抽象的、神秘的、一向说不清的概念，给予科学的阐释。是把中华传统文化代表之一的风水，同现代科学给予的分析评价交互衔接起来，揭示出风水本质的最重要的一章。接下来的第六、七、八这三章分别就中国古都风水的选址典型实例、城市人居环境优选中的风水评析以及村宅居民、别墅楼盘的风水选址等，逐一作了评析。把科学的风水观和传统的风水观有继承有批判地结合，对传统风水的再认识和再评价，同时以此为指標，指出现代化城市建築佈局中出现的违反人居和环境原则的各种弊端，并进一步指出今后风水科学应该遵循的发展走向和任务。全书的另一个特色是附有许多形象、生动的从古籍中选择出来的插图，以及现代科学考察研究的风水环境地图，非常有助于读者的深入理解。
风水与人居环境这个课程的开设，受到欢迎，并非偶然，其实有它客观必然的因素。它透露的潜在信息是，上世纪初期的“五四”运动，解放思想，在破除封建的旧思想、旧遗产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难免带来副作用，即把精华和糟粕纠缠难分的传统文化如风水，一概视为迷信而全盘否定。现在，迎来新一轮的中西文化交流，在相互对等的视野下，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中华传统文化除了糟粕的部分以外，更还有值得珍惜的、精华的一面，在当前中西科技和经济建设差距还很大的情况下，要以史为鉴，切不可在追趕西方科技和经济建設的同时，自我菲薄，自暴自弃。中西文化应该互补沟通，取长补短。国内外都掀起的风水热，以及本书的出版，便是这个大潮中湧現的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