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茶论》作者问题的探讨

游修龄

宋代十来种茶书中，《大观茶论》占有重要地位。有关《大观茶论》的作者，在茶叶学界历来认定为宋徽宗赵佶所著。如新近出版的《中国茶叶大辞典》（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的介绍是：“《大观茶论》，原名《茶论》，又称《圣宋茶论》。宋徽宗赵佶撰。约成书于宋大观元年（1107）。自《说郛》刻本始改今名。另有《古今图书集成》刊本。全书2800余字，…其中论及采摘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煮之妙，尤为精辟，反映北宋茶业发达和制茶发展的一个侧面。有些论述至今仍有参考价值。”（pp.681）又，《中国茶叶大辞典》对赵佶本人的介绍是：“赵佶（1082～1135）…以皇帝之尊，于大观元年（1107）编著《茶论》（后《说郛》中收此书，称之为《大观茶论》）。共二十目，从茶叶栽培、茶叶采制，直到茶的烹试、鉴评都有记述，至今尚有借鉴和研究价值。赵佶自己嗜茶，还擅斗茶和分茶之道，提倡百姓普遍饮茶。宋代斗茶之风盛行，制茶之工益精，贡茶之品繁多，与赵佶的爱茶关系密切。”（pp.667）。稍早的《中国茶学辞典》（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也以赵佶为作者，内容差不多，不俱引。
另据《中国古代茶叶全书》（阮浩耕、沈冬梅、于良子点校注释，浙江摄影出版社，1999）对赵佶及《大观茶论》的按语说：“赵佶（1082～1135），即宋徽宗，北宋的第八任皇帝，神宗的第十一子。多才多艺，却治国无方。精于茶艺，曾多次为臣下点茶。见蔡京《太清楼侍宴记》：“遂御西阁，亲手调茶，分赐左右。……《大观茶论》正如本书所揭，成书于北宋大观年间，共二十篇，其中关于点茶的一篇，详细记录了宋代这种代表性的茶艺。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有著录：“圣宋茶论一卷，右徽宗御制。”明初陶宗仪《说郛》收录了全文。但由于《宋史·艺文志》及其他的目录书及丛书、类书等都没有收录该书，因而历来也有学者怀疑此书并非徽宗所作，但也只限于怀疑而已。”（pp.89)
上面引文中所谓“历来也有学者怀疑此书并非徽宗所作，但也只限于怀疑而已。”确是事实，因为怀疑者只凭《宋史·艺文志》及其他类书都不著录此书这一事实，没有其他更多的论证。又，冠名宋徽宗，落实了作者，也是好事，故茶学界也没有人再去钻这个牛角尖了。但笔者认为《大观茶论》落实为赵佶所作，其实有很多疑窦。对这书的作者问题提出探讨，弄清楚一些客观事实，不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试作以下的讨论，以供交流求正。
这书原名《茶论》，在作者自序的末段说得很清楚：“…偶因暇日，研究精微，所得之妙，人有不自知为利害者，叙本末列于二十篇，号曰：‘茶论’。”作者是谁，没有年代，没有署名。直到南宋晁公武在他的《郡斋读书志》中用“圣宋茶论”字样介绍，要知道，在茶论前加“圣宋”二字，完全与作者无关，圣宋二字是宋朝首先使用的对宋王朝的尊称，在宋代的铜钱上也铸有“圣宋”二字。宋以前无此用法，宋以后的元、明也没有用圣元、圣明，清朝以称大清为主，偶然也出现圣清。
问题在于晁公武在“圣宋茶论”后写有“右徽宗御制”五字，落实为宋徽宗所写。《圣宋茶论》的原书已不得见，直到明代陶宗仪才收集到《圣宋茶论》，将它编入《说郛》中，时间已是明代，不好再用“圣宋”，于是陶宗仪根据“右徽宗御制”的说法，将“圣宋”改为“大观”，圣宋不牵涉具体的年份，改“大观”便把这书的写作年代落实为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所作。
赵佶登帝位改号“建中靖国”时（1101）只有19岁，不可能著《茶论》。次年又改号“崇宁”，只五年，才改“大观”（1107～1110），共四年，所以《大观茶论》当是赵佶25至29 岁之间所作，似乎偏早了些。《说郛》将其定为“大观”，必有所据，但即使如此，仍难以肯定即徽宗所作（详后）。
赵佶即帝位前是个皇室的公子哥儿，先后被封为遂宁王、端王。他喜爱踢气球（即足球），即位后，生活尤其穷奢极欲，滥增捐税，无偿搜刮江南民间的奇花异石，称“花石纲”，运送汴京，修筑“艮岳”园林，将北宋政府历年积蓄的财富挥霍一空。“花石纲”害得许多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爆发了方腊、宋江等农民起义，赵佶又派兵进行了血腥镇压。
赵佶这种养尊处优、穷奢极欲、过着“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赵佶词：眼儿媚）的享乐生活，其内心是很空虚的。于是他从精神方面，追求风雅，寄情于书法、绘画、吹弹、声歌、词赋等，以求得弥补，斗茶自然是内容之一。
另一方面，他作为一国之君，对治理国家的主导思想竟然是崇拜老子，亲笔御批，尊称《道德经》为《太上混元上德皇帝道德真经》，大建宫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他身边的宦官不称他为皇上，而称他为道君。又亲自注释《道德经》，并下诏把《御解道德真经》颁行天下，纳入科举考试。他从读《道德经》变成迷信道教，经常请道士看相算命。他的生肖属狗，为此禁止汴京城内屠狗，很是好笑。
基于以上的背景简要介绍，我觉得“大观茶论”有很多难以解释的矛盾之处，现试分四点陈述如下：
1，《大观茶论》（以下简称《茶论》）序言中说：“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熏陶德化，咸以高雅相从事茗饮。………偶因暇日，研究精微，所得之妙，人有不自知为利害者，叙本末列为二十篇。号曰茶论。”等，这种行文的语气，其身份象一个熟谙茶叶生产的文人，而不象深居皇宫内院的帝王。对比宋高宗的自述：“朕见令宫廷中养蚕，庶使知稼穑艰难。祖宗时，于延春阁两壁画农家养蚕织绢甚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高宗自称“朕”、“见令”、“使知”等才是皇帝口气。
2，《茶论·地产》篇说：“植产之地，崖必阳，圃必阴。盖石之性寒，其叶抑以瘠，其味疏以薄，必资阳和以发之。土之性敷，其叶疏以暴，其味强以肆，必滋阴以节之。”紧接着的小注云：“今圃家皆植木，以资茶之阴。”又，《天时》篇说：“茶工作于惊蛰，尤以得天时为急。…若或时旸时燠，芽奋甲暴，…有蒸而未及压，压而未及研，研而未及制，茶黄留渍，其色味所失已半。故焙人得茶天为庆。”又，《采择篇》说：“撷茶以黎明，见日则止。用爪断芽，不以指揉，虑气汗熏渍，茶不鲜洁。故茶工多以新汲水自随，得芽则则投诸水。……”以上这些叙述，不是生长在茶区的人，或没有到过茶区的人，是不可能说得如此精到内行的。比赵佶早七十来年的蔡襄（君谟）《北苑茶》五言长诗, 上半提到“…才吐微茫绿，初沾少许春。散寻紫树遍，急采上山频。宿叶寒犹在，芳芽冷未伸。茅茨溪上焙，篮笼雨中民。…带烟蒸雀舌，和露叠龙鳞…”这些叙述即是他实地考察经历的提练。后半段叙新茶上贡的严格规定：“作贡胜诸道，先尝只一人。缄封瞻阁下，邮传渡江滨。…年年号供御，天产壮瓯闽。”更显示了皇室对新茶的独霸、垄断性。赵佶不是陆羽、蔡襄等，他生活在皇宫内院，从未去过远离汴京3500里之遥的福建茶区，怎能说得像实地考察过或生长在茶区人的所见体会一样？
3，《茶论》2800多字中，最精彩的部分是《点》篇，这是二十篇中字数最多的一篇，充满了实践经验和体会心得，说明徽宗深谙此道，后人认《茶论》是徽宗所写，也据此为理由。但笔者以为徽宗之擅长点茶，是因皇家有优先的权力，年年享受早春上贡的北苑（福建）名茶，而上贡的茶叶必须先经过产地斗茶评比，优胜者才有资格上贡，这就促进了斗茶的技术不断提升。在社会风气盛行饮茶、斗茶的气氛里，赵佶富有点茶的经验心得，是不足为奇的。但不能据此认为《点》篇的文字必然出自赵佶之手。因为早在北宋中期时，斗茶已遍及全国，民间积累的点茶经验已经十分丰富，北宋南屏山麓净慈寺的谦师便是点茶高手，人们尊称其为“点茶三昧手”。（三昧，原是佛教梵文samadhi的译音，意指屏除杂念，专注一境。后引伸为指懂得某事（如点茶、绘画、书法）的奥妙诀窍。茶叶书刊常误作“三味手”）。元祐四年（1089) 冬，苏轼游览西湖葛岭的寿星寺，谦师赶到北山，为苏东坡点茶。苏轼品尝谦师的茶后，写有《送南屏谦师》诗云：“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 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凤液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但后人以徽宗为《茶论》的作者先入为主，对赵佶的点茶水平评价便显得过于拔高，如说“直至北宋末年，历史上著名的嗜茶天子宋徽宗著《大观茶论》，对斗茶进行总结、提高，以至出现了‘争新斗试夸击拂’之说，自此斗茶之风更是日炽一日。”这不符合早在徽宗之前民间斗茶已经十分风行的实际。
4，对《茶论》作者的推测。
探讨《茶论》作者的真伪，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成书的时间问题，如果时间不在大观年间，则徽宗是《大观茶论》的作者便不能成立。二是时间确定为大观后，还有个作者是否一定是赵佶的问题。
关于《茶论》的成书年代，定为北宋末的大观年间，不是更早，可以认为没有问题。要证明这一点，《茶论》的“筅”篇是个关键。筅为东南闽瓯口语，《说文》未收，最早见于隋·陆法言的《广韵》，释筅为“饭具”，这是对的，因为筅是用粗竹丝扎成的一种短小帚，用来洗刷饭碗、饭锅等厨房用具。到宋·丁度的《集韵》中，对这字的解释明确称之为“筅帚”，筅帚是闽瓯的口语，至今福建、浙南一带的口语仍称这种饭具为“筅帚”。把筅帚的竹丝进一步劈得十分纤细，成丝状小帚，专称为茶筅。-茶筅是用来旋转打击和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起汤花，进行斗茶评比。查《集韵》编于景佑四年（1032），至治平四年（1067）完成，把筅仍释作“筅帚”，表明那时还是厨房用具，茶筅尚未出现。
早于赵佶七十年的北宋蔡襄（1012～1062）《茶录》的下篇《论茶器》中，详列当时茶器有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等。其中的“茶匙”即是茶筅尚未出现之前用来点茶击拂的茶具。既然蔡襄那时尚未使用茶筅，也即排除了《茶论》成书在大观之前的可能性。
其次，关于徽宗和《茶论》作者的关系问题。北宋末年期间，是徽宗生活穷奢极欲，滥增捐税，搜刮江南民间的奇花异石，运送汴京，修筑“艮岳”园林的阶段。也是对福建北苑贡茶追索的高峰时期，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宣和（1119～1125）是继大观以后的年号），从这书中可以看出北苑贡茶的负担是多么沉重，如龙焙的贡量，北宋开国的“太平兴国初才贡五十片，元符以片计者一万八千，…今则为四万七千一百片。”（片，或作斤）。熊蕃此书约著于宣和七年（1125），他在书中有一句十分重要的话：“…至大观初，今上亲制《茶论》二十篇…”这条文字明确《茶论》是“今上”即徽宗亲自所制，而且把时间定在大观年间，即徽宗25至29岁时，熊蕃这话应如何解理？是否可信？回答是肯定的，但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其中还有文章。
历史上凡属皇帝亲自下令编制、纂修、绘制的书籍、绘画等，虽然都有原作者的姓名，但往往不可以直接署名，颁布时多用“御制”字样。如北宋和南宋都有《耕织图》，也都有绘制者的姓名记载，但一般都称《御制耕织图》。南宋于潜令（今临安）楼畴绘呈《耕织图》四十三幅，民间已失传。元代曾有程棨临摹本，藏清宫内，清朝是康熙命画工根据程棨摹本再临摹，加以变通，署名御制，不署画工姓名。清《授时通考》卷五十二《耕织图》首题“圣祖仁皇帝御制耕织图”，康熙自序云：“朕早夜勤毖，研求治理。念生民之本，以衣食为天。……爰绘耕织图各二十三幅，朕于每幅，制诗一章。…复命镂板流传，用以示子孙臣庶，俾知粒食艰难。…”据此，笔者以为，既然《大观茶论》的内容存在上述一系列疑问，这书的诞生，有可能是徽宗诏令福建地方官撰写《茶论》进呈，或者反之，是福建地方官将某人写得较好的《茶论》进呈给徽宗，获得徽宗的首肯，于是按惯例在《茶论》之前加圣宋，成《圣宋茶论》，不能署原作者姓名。到南宋晁公武根据熊蕃的“大观初，今上亲制《茶论》二十篇”之说，补充说明是“徽宗御制”，明初陶宗仪《说郛》改《圣宋茶论》为《大观茶论》，赵佶御制之说不变，流传至今。至于《茶论》的原作者则早已佚名，无从考证了。笔者以为只有这样分析，才能解答以上指出的诸多名实不符的矛盾问题。
2003，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