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韩剧”引发的感想
游修龄
“韩剧”是韩国电视剧的简称，我平时不看电视剧，因为太费时间，得不偿失。但在电视机前更换频道时，偶然接触一些电视剧节目，会意外发现一些引人注目的镜头，最近放映的韩剧“看了又看”便是一例。
“看了又看”故事中一位男角色是公司或机关的工作人员，他的办公室座位背后墙壁上挂有一个长方形的镜框，里面写着从右至左排列的“忠丹國憂”四个繁体汉字。每次他离开办公室或到达办公室，这个背景镜框必然随同人物形象一起进入观众的视野，这是导演的手法，借此表达意向。我相信，这个镜框不是导演临时想出来挂上，而是一般办公室的实况反映。
这个镜框的出现，一幌而过，却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因为中国现在任何的单位，不管是机关学校或公司企业的办公室或会议室里决不会悬挂这种“过时”的繁体字的警语。可是我认为韩国人民从日本统治下解放出来，通过全体国民的同心协力，不过短短的几十年里，经济和文化生活都已经挤身于世界前列，在亚洲仅次于日本，这种成就的动力正是“憂國丹忠”，以此作为座右铭，具有永久的动力。
有一次在电视新闻中，看到韩国外交部招待国际友人的镜头，招待会的场所，四壁不是一幅两幅、而是挂满了直条的汉字书法条幅，弥漫着浓厚的文化气息，引起我的注意，这种室内悬挂书法条幅的现象，在国内的公家单位已经绝迹，私人也仅见诸于个别爱好书法的知识分子的书斋里，一般现代化装修的会客室或会议厅里，布置豪华炫目，决不会悬挂书法条幅这种背时的古董了。至于在韩国电视剧里看到一些老房子，走廊和室内都悬挂着汉字对联，则很平常。我还看过一个韩国历史故事剧，讲到乡村里村民发生纠纷相持不下的时候，便去请村里的教书先生来调解，那位教书先生身穿宽袖长袍，头戴透明纤细的乌纱帽，很象中国明代书画里的人物。先生一到现场，大家都向他行礼，先生的发言是权威性的，他作出的裁决会为双方所接受。反映了韩国读书人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基层是很受尊敬的，因为教书先生知书达理，是正义和公正的代表。对照现在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被乡镇干部挪用、拖欠，地位低下，投诉无门，恍如隔世。所谓三农问题，说到底是重视教育、塑造公民的高尚素质问题，而教育问题又必须从尊重知识，提高教师的水平和地位入手。
如果知道韩国人的生活和思想里深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薰陶，有悠久的历史传统，那末对上述韩剧里悬挂的“憂國丹忠”现象就不足为奇了。据《前汉书》记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师古曰：“三方，谓南、北、西也。”）。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桴浮于海，欲居九夷，以有以也。”（《前汉书·地理志》卷八下）
儒家对韩国的这种影响，还明显地表现在韩国钞票的图像设计上。 韩国的钞票面额分10 000 元、5000 千元和1000 元三种。10 000
元鈔的人像是朝鲜历史上兴旺的李朝世忠大王（1397～1450），犹如中国的汉唐盛世。世忠大王组织了一批学者创造了朝鲜文字～谚文，此前一直使用汉字，所以永远怀念他。5000
千元钞票的人像是李律古（1536～1584），他是朝鮮历史上著名的儒家代表人物。1000
元钞票的正面背景为孔庙，人头像也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儒家代表人物李退溪（1501～1570），二李都崇拜中国朱熹的理学。最近一则报道说，在韩国召开的一次国际儒学讨论会上，一位韩国学者和著名华裔新儒学家杜维明教授就儒学问题进行辩论，这位韩国学者说儒家的正统在韩国，不在中国，并拿出一张韩国1000
元面额的钞票给杜看，诘问说如果儒学正统在中国，为什么中国的鈔票上没有孔庙和孔子的人像？
这个诘问虽然片面，却确实有值得深思的地方。中国的钞票在中华民国时期，上面印的是孙中山或蒋介石的头像；新中国的钞票经历的变化很复杂而频繁，从1955年发行第二套人民币开始，钞票图样的设计是颇费心思的。简单地归纳，从1955至1962年，按钞票面额的不同，使用了天安门、延安塔山、井岗山、民族大团结、工农联盟等画面。1962
年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使用的图像有女拖拉机手、车床工人、炼钢工人、人民代表步出大会堂等。改革开放后的1987 年，发行第四套人民币，100
元币正面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四位领袖侧面浮雕像；50 元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头像；10 元为汉、蒙族人物头像；5 元为藏、回族人物头像；2
元为维吾尔、彜族人物头像；1
元为侗、瑶族人物头像。第四套的设计，考虑得很全面，既有领袖的头像，又包括工、农、知识分子及少数民族。1999年的新版100元钞，只有毛主席一人的头像。
不论钞票的图案怎样变化，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钞票图像设计上，始终没有中国历史人物的地位。这种设计思想的背后就是对历史传统的否定和决裂。以至于被韩国学者钻了空子，用中国钞票的图像设计没有孔子和孔庙，韩国有，来论证儒学的正统在韩国不在中国。
回顾近百余年来，我国饱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欺凌，清朝一再割地赔款以求和，丧权辱国，莫此为甚。中国的国难何以如此深重？“五四”新文化运动总结历史的教训中，得出的结论是封建社会的全面腐朽，皆因统治阶级利用儒家学说的精神毒害人民所致。于是针对性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否定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主张把古书丢进茅坑，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等。在当时国难深重，急于要摆脱封建旧枷锁，开辟新出路的情况下，出现这种过激的思潮，所谓纠枉必须过正，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一直没有进行反思，反而在文革中进一步与传统彻底决裂，陈伯达公开说大学的历史系可以取消，更是加重了这一失误。改革开放以后，因急于追赶由文革造成的与国际的差距，把“发展”理解为“发展经济和科技”，人文教育一再冷落滞后，便产生了上述“韩剧”中所看到的这种反差。韩国（还有日本）并没有打倒孔子和儒学，为什么却赶上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新儒学受到韩国学者的诘问，不能说是强词夺理，值得我们深思。
200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