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号费今昔

游修龄

杭州的《今日早报》（2004，3，24）科教版，刊登一则消息说，杭州虹桥医院第七层将定为浙江省独一无二的上海名医会诊中心，该中心的医师都是上海各著名医院的名医专家。去这个名医会诊中心就医的挂号费，定为280 元，而杭州的医院专家挂号费最高为100元，低的50元。对挂号费这么高的解释是，如果杭州一对夫妇坐汽车去上海看专家门诊，肯定交通费就在500元以上，所以这280 元挂号费是很合算的。我觉得这种理由是牵强的，按这样推理，把上海名医门诊搬到昆明，那末门诊挂号费完全可以定为500元，因为昆明一对夫妇如坐飞机去上海就诊，光机票就超过千元。
当然，这里不是反对上海的名医去外地门诊，他们能够在百忙中抽时间到外地服务，是值得提倡和欢迎的大好事，既有利于疑难病人的治疗，更有利于提高当地医院的医疗水平，问题不在名医门诊本身，而在挂号费。这事不禁令我想起建国以前1930 年代时的医疗情况来。
我是浙江温州人，1930年代的温州虽然有小上海之称，但那时规模较大、按分科治疗和有住院病房的医院，只有英国和法国教会办的两座，城里分布最多的还是私人中医诊所，及少数的私人西医诊所。中医诊所不分科，一般以内科为主，专门的中医妇科、小儿科等不多，也是全面接诊，至于治疗跌打损伤的外科，另有民间祖传的“伤科”。
拿医疗面最广的中医为例，那时的私人中医诊所，都是上午门诊，下午出诊。门诊是病情较轻的患者，可以自己上门求医；出诊则是患病在家，不能起床的病人，需要请医生上门诊治。门诊和出诊的病人拿到医生开的药方以后，可以随便到任何一间中药铺配药，医生和药铺没有私下的经济利益关系，如现在普遍的拿回扣，那时是梦想不到的。要求出诊的病家，可派人在上午去登记，写下姓名、地址、门牌即可。医生下午出诊时，按登记的病家住址，安排一条路线，顺次挨家上门就诊，有时病家多，迟的到晚上才轮到，但决不会取消不来。那时还没有三轮车，更谈不上汽车，只有人力车，医生都有自备的人力车和专职车夫。车子的样式较新颖，车夫穿自制的衣服，在街上拉过，一看便知是医生的车。私人西医的出诊也同中医一样。
最令人赞赏的是出诊医生的收费没有统一的规定或标准，由病家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付费。所以每家付给医生的出诊费是不一样的。当医生看病毕，摊开纸，旁人磨墨，医生拿起毛笔，开始处方时，病家的人便把医生诊脉时用来垫手腕的一个布包，轻轻拿过来，解开，把出诊费塞进包里，再包好，放回医生的手边。医生不看钱数，不计较病家付多付少。经济条件好的病家，为了表示对医生的感谢，可以多付些诊费；碰到经济困难户，只需病家口头向医生说明困难，可以少付直至免付。其实，经济困难户不说也清楚，因为这样的人家，居室就是破破烂烂，医生是不会计较诊费的。那时做医生的，自我定位就是“治病救人”的职业，病家也都按自己的经济条件付费，不会贪便宜少付，道德是双方共同准守的行为。
回到上述新开张的名医门诊挂号费280元上，这280元人民币同1930年代的银元是怎样的比价呢？
据有人核查统计，1930年代的银元1 元，用于日常生活的购买力，约相当于1997年的人民币30元。1930年代初，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为16－33银元之间，平均约为22银元；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19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月薪起点一般为50银元；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元。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等等，月薪在100－200银元之间，大学教授的月薪在200元以上。1938～1939 我当过一年小学教师，月薪是40元，每月的伙食费只需5元，中晚餐都有鱼或肉的荤菜在内。
按这个折算来看，280元人民币相当于1930年代的银元10 元左右，看一次名医门诊，即相当于小学教师月薪的四分之一，中高级人员100～200元月薪的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或两个月的伙食费。同样，放到现在月薪2800 元的人身上，看一次名医门诊，也得化去月工资的十分之一，不论今昔，显然都是偏高。倒是杭州本地的专家门诊挂号费50元一档的，与1930年代近似，那时的病家，经济条件好些的，给医生的出诊费可以付一至二元银元。
今昔不同的更重要的差异不是收费偏高，而是280元这个数目是固定的，不付足就不能挂号，没有可以减免伸缩的余地，也就是说，名医门诊是专门为付得起280元的病人服务的，更多的弱势病人被排除在外，没有资格享受名医治疗的希望和权利。这还只是就挂号费而言，更重的是药费的高昂，令病人不堪负担。
与医疗费用高昂相似，你追我赶的是教育收费的产业化。以1930年代的高等教育为例，那时的大学分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三类，公立大学收费最低，师范大学一般都免费，私立大学收费较高，教会大学收费最高。国立大学如北京大学，每年学费约22银元，相当于1997年的人民币660元；私立大学如上海的复旦、光华大学，每年约100银元的学费，相当于1997年的人民币2800元；教会大学如北平辅仁、上海圣约翰、广州岭南大学等，每年大约160银元，相当于1997年的人民币4800元。而我的一位熟人，他的孩子要进名牌小学，光是“自愿赞助费”即付了一万元。
医疗和教育的产业化带来的后患，决非金钱差距这种表面化的不平，而是看不见的“治病救人”和“诲人不倦”的社会良心的衰落，全民健康和人才发展的障碍，改弦更张，此其时矣。
2004，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