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 座 问 题 反 思

游修龄


无锡《江南晚报》(2004/6/20)载, 一位八十二岁的老人上了公共汽车,车里已经人满,没有空余的座位了。车行中震动剧烈,老人虽然紧握把手,总担心随时有跌倒的可能。于是向一位坐着的女青年轻声地招呼,他愿意拿两元钱换她的座位,那女青年不理睬,顾自稳坐不动。旁边一位男青年听了,就站立起来,让座位给老人,并且理所当然地拿走两元钱。这事引起其余乘客的不少议论,无非是慨叹世风日下,公共道德滑坡之类。
看到这则报道,使我回想起过去在日本京都的一段生活经历。我在京都生活了半年,每天上下班要坐四五站的电车,其中上班坐的是中间站,下班坐的是起点站。这路电车的乘客除双休日外,平时的乘客不是很多,每次上车一般都有坐位。时间一久,我观察到许多国内想不到的现象,印象深刻,特别是看到《江南晚报》的报道,强烈的反差,引起我万分的感慨。
我在上班候车时,经常看到几位妈妈手牵手地带小孩来到车站,妈妈们到了车站,把手一放,顾自坐到候车椅上谈话去了,这些只有三四岁的小孩子们便乖乖地走到停车处的一条横线边,排成纵列站着,等候车来,毕端毕正,又天真可爱。有时即使只有一个人,也毕挺地站着。直到电车进站,小孩子们会自动上车,妈妈们跟在后面上车。妈妈们坐下以后,孩子们不占座位,都站在妈妈身边。即使旁边都是空座位也不坐。这使我想起,在中国,妈妈们带小孩子上车,往往吩咐小孩在人缝里抢先上车,占好两个座位,然后妈妈从容地上车,坐在小孩身边,这时车里已拥挤不堪,母子们却安然都有了位置。小孩子从小就学会抢位置,更谈不到让位给他人。
有一次我进了起点站,离开车时间还早,车厢里只有两三个人,忽然笑声中上来一大批中学生,他们上了车,都站在过道里,有说有笑,就是不坐下来。其中一个学生坐了下来,大家都讥笑他想坐,随着上车的人陆续上来,这个学生立即站了起来。
又一次,连续约五六天的同一时间,我都看到一位大肚怀孕的母亲,一手抱着一个婴孩,另一只手牵着一个三四的孩子,旁边还跟着一个五岁左右的孩子,一共四个人,上车之后,她不去坐,却带孩子们走到靠近车门把手边的空间里站着,这地方人多时挤不着,又便于下车。她为什么有座位不坐?也不让孩子们坐?以上的例子,说明日本的孩子们从小就被教育,养成不占坐位的习惯。
至于老年人,我也曾注意到,一些老年的乘客上车后,不一定都见座就坐,他宁可站着,手握横档,随车摇幌,也不要去坐,反映出不服老的心态。孩子们被教导不要占座位,老人又不在乎见座位就坐,这一来,也就不存在抢座位和让座位的问题了。
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一次我们学校某系的大学生出发到外地实习,带队的老师上车时,车里已经没有空座位了,大学生们没有一个给老师让座的,老师也不计较。事后分管学生思想工作的干部询问大家为什么不给老师让座位?回答的理由稀奇古怪:“为什么非得要我让?别人不让,我也不让。”“我心里是想让,只怕同学笑我拍老师的马屁!”“先到的先坐,后到的没有座位了,这很正常么。”“老师和学生是平等的关系,为什么老师有优先权?”…现实的师生关系竟然是如此的“平等”无情!这些大学生之所以有如此多的歪理,可能与从小开始就接受了上述妈妈的言传身教有密切的关系。表现在公共汽车上,大学里,都是一样。可见从小开始,即接受正确的公共道德教育,以身作则,是多么的重要。
儿童时期是一个人的身体发育、智力开发和行为心理等都处于可塑性最强的时期,健康的体魄,健全的智力和规范的道德行为,都要在儿童时期养成,这是事半功倍的关键时期。儿童时期的这种培养,家庭、学校、社会三者要相互配合,缺一不可,尤其以家庭父母的教育、以身作则为首要。现今社会上表现出来的公共道德滑坡,不好怪青年本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逆社会规范行为,对他们本人也是一种精神损失,却不自知,是很可悲的事。
如果要追究道德滑坡的原因,有远有近,远的不去说了,近因之中,最最不能辞其咎的是上世纪中期的“大革文化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不懂事的中小学生被发动起来,斗争老年教授,叫老教授跪倒在地,百般羞辱,还抄家,撕文稿、书本…这就叫造反革命。尽管他们长大以后,知道这是很错误的行为,深感忏悔。但是,他们从上一辈接受下来的传统道德规范被粉碎了。他们再过几年就要结婚,生子女,以他们不肯让座的经历看,最容易教导小孩子抢着上车占位子,而不是教导子女给年长者让座,这是一种可怕的继承。就是说,家庭、学校和社会这“三位一体”、原本配合得较好的青少年规范教育,被文革彻底打乱了,新生的一代是在这种残缺不齐的环境下长大,又怎能指望他们具有正常的规范的社会行为呢。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只如此,而是我们仍然看不到这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从失落中省悟过来,并采取措施,加紧向三位一体的协调和健康的道路前进。

          2004-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