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 座 问 题 反 思

游修龄

无锡《江南晚报》（2004/6/20）载， 一位八十二岁的老人上了公共汽车，车里已经人满，没有空余的座位了。车行中震动剧烈，老人虽然紧握把手，总担心随时有跌倒的可能。于是向一位坐着的女青年轻声地招呼，他愿意拿两元钱换她的座位，那女青年不理睬，顾自稳坐不动。旁边一位男青年听了，就站立起来，让座位给老人，并且理所当然地拿走两元钱。这事引起其余乘客的不少议论，无非是慨叹世风日下，公共道德滑坡之类。
看到这则报道，使我回想起过去在日本京都的一段生活经历。我在京都生活了半年，每天上下班要坐四五站的电车，其中上班坐的是中间站，下班坐的是起点站。这路电车的乘客除双休日外，平时的乘客不是很多，每次上车一般都有坐位。时间一久，我观察到许多国内想不到的现象，印象深刻，特别是看到《江南晚报》的报道，强烈的反差，引起我万分的感慨。
我在上班候车时，经常看到几位妈妈手牵手地带小孩来到车站，妈妈们到了车站，把手一放，顾自坐到候车椅上谈话去了，这些只有三四岁的小孩子们便乖乖地走到停车处的一条横线边，排成纵列站着，等候车来，毕端毕正，又天真可爱。有时即使只有一个人，也毕挺地站着。直到电车进站，小孩子们会自动上车，妈妈们跟在后面上车。妈妈们坐下以后，孩子们不占座位，都站在妈妈身边。即使旁边都是空座位也不坐。这使我想起，在中国，妈妈们带小孩子上车，往往吩咐小孩在人缝里抢先上车，占好两个座位，然后妈妈从容地上车，坐在小孩身边，这时车里已拥挤不堪，母子们却安然都有了位置。小孩子从小就学会抢位置，更谈不到让位给他人。
有一次我进了起点站，离开车时间还早，车厢里只有两三个人，忽然笑声中上来一大批中学生，他们上了车，都站在过道里，有说有笑，就是不坐下来。其中一个学生坐了下来，大家都讥笑他想坐，随着上车的人陆续上来，这个学生立即站了起来。
又一次，连续约五六天的同一时间，我都看到一位大肚怀孕的母亲，一手抱着一个婴孩，另一只手牵着一个三四的孩子，旁边还跟着一个五岁左右的孩子，一共四个人，上车之后，她不去坐，却带孩子们走到靠近车门把手边的空间里站着，这地方人多时挤不着，又便于下车。她为什么有座位不坐？也不让孩子们坐？以上的例子，说明日本的孩子们从小就被教育，养成不占坐位的习惯。
至于老年人，我也曾注意到，一些老年的乘客上车后，不一定都见座就坐，他宁可站着，手握横档，随车摇幌，也不要去坐，反映出不服老的心态。孩子们被教导不要占座位，老人又不在乎见座位就坐，这一来，也就不存在抢座位和让座位的问题了。
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一次我们学校某系的大学生出发到外地实习，带队的老师上车时，车里已经没有空座位了，大学生们没有一个给老师让座的，老师也不计较。事后分管学生思想工作的干部询问大家为什么不给老师让座位？回答的理由稀奇古怪：“为什么非得要我让？别人不让，我也不让。”“我心里是想让，只怕同学笑我拍老师的马屁！”“先到的先坐，后到的没有座位了，这很正常么。”“老师和学生是平等的关系，为什么老师有优先权？”…现实的师生关系竟然是如此的“平等”无情！这些大学生之所以有如此多的歪理，可能与从小开始就接受了上述妈妈的言传身教有密切的关系。表现在公共汽车上，大学里，都是一样。可见从小开始，即接受正确的公共道德教育，以身作则，是多么的重要。
儿童时期是一个人的身体发育、智力开发和行为心理等都处于可塑性最强的时期，健康的体魄，健全的智力和规范的道德行为，都要在儿童时期养成，这是事半功倍的关键时期。儿童时期的这种培养，家庭、学校、社会三者要相互配合，缺一不可，尤其以家庭父母的教育、以身作则为首要。现今社会上表现出来的公共道德滑坡，不好怪青年本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逆社会规范行为，对他们本人也是一种精神损失，却不自知，是很可悲的事。
如果要追究道德滑坡的原因，有远有近，远的不去说了，近因之中，最最不能辞其咎的是上世纪中期的“大革文化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不懂事的中小学生被发动起来，斗争老年教授，叫老教授跪倒在地，百般羞辱，还抄家，撕文稿、书本…这就叫造反革命。尽管他们长大以后，知道这是很错误的行为，深感忏悔。但是，他们从上一辈接受下来的传统道德规范被粉碎了。他们再过几年就要结婚，生子女，以他们不肯让座的经历看，最容易教导小孩子抢着上车占位子，而不是教导子女给年长者让座，这是一种可怕的继承。就是说，家庭、学校和社会这“三位一体”、原本配合得较好的青少年规范教育，被文革彻底打乱了，新生的一代是在这种残缺不齐的环境下长大，又怎能指望他们具有正常的规范的社会行为呢。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只如此，而是我们仍然看不到这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从失落中省悟过来，并采取措施，加紧向三位一体的协调和健康的道路前进。

　　　　　　　　　　2004-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