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 江 流 域 的 水 稻 文 化
游 修 龄
中国的“两河”流域～长江和黄河，绵延 5700 和4600 余公里，都是自西向东，流入大海。由于自西向东的走向，两大流域各自所处的中纬度气候帶，比较相似，这是世界罕见的地理条件。这种中纬度地帶的气候特点是一年四季分明，非常有利于农业的产生和发展。但“两河”彼此的气候条件则相差较大。长江流域是雨量充沛，气候温暖潮湿，湖泊沼泽众多，其农业是以水田为代表的稻作农业。黄河流域则自古雨量偏少，而黄土平原则土质肥沃，容易开垦，自从原始农业产生以来，黄河流域的农业是以旱地的黍粟为代表；虽然黄河流域很早也已有水稻的栽培，长江流域很早也已有黍粟的栽培，那是彼此传播交流的结果。从考古发掘的农业遗址看，可以证明“两河”流域的农业是同步起源，并行发展、互相滲透、共同孕育、创造了中华古文明。
由于历史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文献的，加上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数量，黄河流域较长江流域为多等种种原因，黄河流域较长时期里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摇籃，长江流域的文明则被视为接受黄河流域的影响下才发展起来。尽管自从19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距今7000 年前的稻作遗址，继之80年代湖南澧县八十垱等遗址发现距今8000～9000 年的稻谷遺存，其年代直逼河北武安磁山的距今8000 年的粟粉遗存。学术界对长江和黄河共同孕育了中华文明已不再有怀疑，但长江流域水稻文化的丰富內含及其与黄河流域的密切关系，仍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掘和阐明，本文是对此试作的一个补白。
随着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不断发掘，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原始稻作遗址也日益增多。如1970 年代只有 30 余处，到 1980 年代便增至 70 余处，至 1990 年代中，已超过 80 处，最近统计，长江中下游稻作遗址已达123处，占全国稻作遗址156 处的70%。各地稻作遗址的年代距今 4000--10000 年，时间跨度约 6000 年。其中4000至7000年的最多，共116处。[1]最早的遗址是浙江肖山跨湖桥遗址，距今8000 年；湖南澧县梦溪八十壋等遗址距今8000--9000 年，这些新遗址的陆续发现，丰富了长江流域原始稻作文化的内容。
从遗址的地理分布看，以长江下游、中游的遗址数目最多，分布也最密集，下游集中太湖地区，中游集中湖南、湖北两省。因而长江中、下游近十余年来一直是稻作起源研究的热点，其余地区被视为扩散传播的结果。对比黄河流域，则黄河中游是黍粟遗存的分布中心，其次是黄河下游。表現出黍粟和稻在时间跨越方面和和空间分布方面呈一种大体相似而并行发展的现象。这是因为“两河”流域的原始农业都是起源处于距今万年前的全新世大暖期这一特定的气候条件下的缘故。中国全新世自然环境条件的特点是在距今 8500～3000 年间出现一个大暖期（Mega thermal)，延续达 5500 年，占全新世一半稍多的时间，[2]大暖期给植物的分布带来极大的影响，成为决定“两河”流域原始农业格局的重要因素。
黄河流域已知的稻作遗址，共20 处，分布于陝西、河南、山东，其年代在距今4000～7000年间，以龙山文化为主，较长江流域早期的稻作遗址有三千年的时差。从现有的资料分析，长江流域稻文化向黄河流域传播的途径不外乎三条：长江中游（中路）、下游（东路）和上游（西路）。
中路长江中游北部的有汉水上游的郧县青龙泉、渭水上游的随州冷皮垭等遗址，都靠近河南。进入河南中南和西南部，属于淮河上游地带，有淅川黄楝树等遗址，特别是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 8000多年前）的发现，是个非常重要而值得研究的新问题。因为淮河上游（及汉水上游）既然不同于黄河流域，又有别于长江中游地区，它是个中间地帶（江淮地区的新石器稻遗址共13处）。过去因强调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交流融合关系，往往把淮河流域撇在一边，把汉水流域归在长江中游。其实淮河和汉水上游出土的遗址文化，填补了介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空白，丰富了水稻北传的内容。贾湖遗址出土的稻谷遗存经鉴定，属于粳型，说明粳型稻的分化历史甚久，传到黄河中游的水稻也属粳稻，是理所当然的。
长江下游的稻作与中游（包括汉水、淮河上游）的稻作可能各自起源，然后慢慢互相接触。因为河姆渡时期的出土稻谷遺存，表现出籼型和粳型并存、籼粳还没有充分分化的狀态，即所谓多型性（polymorphism)狀态。但是到了上海崧泽、吴县草鞋山等遗址时期，及继之的良渚文化时期，出土的炭化稻米虽然籼粳并存、但趋向于以粳为主的变化，再往北部的安徽肥东大陈墩遗址和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等，则表现为粳型，到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栖霞杨家园遗址的稻谷壳，也属粳型，这种自南而北、气候自暖转冷的变化，反映到稻谷传播由籼变粳的影响，也就顺理成章了。长江下游的这种情况与纬度相近的中游遗址完全不同，如湖北京山屈家岭、武昌放鹰台、随州冷皮垭、天门石家河等遗址（距今5000年左右）的稻遗存，都以粳型为主，很可能是与汉水上游和淮河上游粳型稻很早就出现有关。
上游西路是从四川向北进入陕西的渭水流域，渭水流域水稻的特点是至今还有籼稻种植，完全不同于黄河中、下游的粳稻。表明其来源与四川有密切的关系。但上游西路的资料和证据相对最为薄弱，反之，黄河上游的粟（黍）通过四川传至云南的资料却较丰富明确，也可以反证这条通道也同样适合于水稻的北传。故目前难以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虽然是在全新世大暖期有利的气候条件下并行发展起来的，而且迄今为止，在考古出土遗址的绝对年代方面，还是长江流域领先于黄河流域。另一方面，无可否认的事实则是黄河流域的黍粟文化却从原始时期起，直至有史以后的秦汉时期，一直领先于长江流域。表现为：1）已知的新石器遗址数目，黄河超过长江流域；2）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发源于黄河流域；3）天文上的一年两至（冬至、夏至）两分（秋分、春分）及二十四节气，产生于黄河流域；4）青铜和冶铁术的领先地位；5）先进的农具耒耜、鉄犁等；6）发达的水利工程； 等等。
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很是复杂，因非本文探讨的内容，概括地说，约有以下五点：1）长江流域森林密布，可以供应的天然采集食物丰富，人们并不完全依赖栽培植物提供基本的食物；2）黄土的质地疏松，简单的人力耒耜即可以翻土种植，南方的水田土壤粘重，故使用铁器农具以前多采用所谓“火耕水耨”或“蹄耕”的技术；3）森林开发，要在铁器农具应用之后，否则，只能停留在有限的刀耕火种规模上。西汉在全国设铁官 44 处，其中 37 处（84·09%）分布在黄河流域，整个长江流域及其以南仅 7 处，只占全部的15·90 %；4）长江流域的自然条件优越，农业生产滿足于以物候定农时，未能进一步向天象农时发展，影响文字的产生；5）以上原因，抑制了人口增长，致使长江流域的人口，迟至汉时，仍然大大落后于北方。据统计，秦汉时关中地区的人口密度毎平方公里达 200 人以上，其余地方也有 100～200 人，而长江流域最发达的江浙地区，人口密度不到 10 人，大部分地区不到 3 人。[3]
至于长江流域水稻文化对黄河流域的影响，因以前较少深入发掘，而遭到忽视或估计不足。则是本文以下所要展开探讨的重点。
长江流域的水稻文化有其本身的特征，却又不断与周边的文化接触、渗透、交融。在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间，这种接触交融是最频繁深刻的，它与黄河流域古文明融合成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且以更新、更难以预测的面貌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另一方面，容易被忽略的是，长江流域的水稻文化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向东、向南传播，在东方的日本、朝鲜以及南洋岛屿留下深刻的烙印，限于篇幅，这里不作讨论。
长江流域水稻文化向黄河流域的渗透，就其荦荦大者而言，有如下几方面：
炎黄子孙都以“龙的传人”自豪，龙对中华民族具有不可思议的凝聚力。龙是动物，但自然界里并不存在这种实际动物，龙是经过人们综合、想象、虚拟、创造出来的神化了的动物。
不论是雕塑的龙，绘画的龙，舞龙灯的龙或龙舟之龙，尽管它们的姿态千变万化，但都具有共同的特征，即：周身披鳞，四脚带爪，头上长一对角，下巴有鬚，颈部有鬃；龙除了爬行，它的身体还能盘曲、缠绕。如果把头部的角、鬚、鬃去掉，这剩下的原型动物 ，只能是鳄鱼了。再把四脚去掉，剩下能爬行又能盘曲、缠绕的，就非蛇莫属了。所以笔者认为龙的原型动物当是鳄鱼，再加上牛羊的鬚，马的鬓和蛇的尾巴和盘曲、缠绕的能力, 便成为龙。南方许多地方的尨舟或龙灯，其尾巴是凤尾，这是东夷族以鸟为图腾的融入。闽越之闽，中间的“虫”是蛇，福建省个别县至今还有迎蛇舞蛇的节日，一如舞龙。昆虫之虫，本来应该从三虫蟲，现在被简化了，虫（蛇）蟲不分了。
在五六千年前，不光是长江、就是黄河流域也到处分布着湖泊沼泽，那是鳄鱼（古籍也作鼍tuo、或鱓或鱷）的理想生境。鼍是爬虫类动物，有冬眠的习性，春天惊蛰后开始活动，昼伏夜出，鼍的鸣叫很象击鼓声，古代记载说鼍的鸣声能传至十余里以外。因为鼍的形狀可怕，又是夜鸣，很早就有“人甚畏之，声亦可畏”的记载。《大戴礼记》：“二月，剥鱓，以为鼓也。”《诗·大雅》：“鼍鼓逢逢”，在战场上击起鼍鼓，其逢逢之声，能鼓励士兵奋勇前進，故称“鼓励”。开春以后，气温升高，雨水增加了，正是鼍的交配繁殖季节。从事农耕的人们，常常把鼍鸣与雨水联系起来，认为是一种吉祥之兆，甚至于以为雨水就是鼍所招致的。人类体内的卵子和精子是肉眼看不到的，而鼍的卵却非常的大，人们目睹母鼍产卵，看到小鼍破卵売而出，母鼍常常口里衔着小鼍爬行，保障小鼍的安全。凡此种种，都是产生女子吞卵而怀孕产子的联想，导致了图腾的产生。
隨着黄河流域对鼍的捕杀和气候转凉、降雨量减少，湖泊沼泽萎缩，鼍的数量也不断减少，长江流域则仍旧非常之多。所以《山海经》说应龙杀死蚩尤和夸父以后，就去南方生息，南方因此而有很多雨水了。[4]这是神话对北方气候由湿转旱、湖泊沼泽动物因而南迁的很好注脚。
龙头的形狀基本上象鼍，但眼睛更大，“鼍”、“鱓”、“鳄”字中的双口，都强调其大眼睛，狀貌更为可怖，这可能受良渚文化玉琮上饕餮（大眼）的影响，或反之，饕餮纹是受到鼍的启发而想象创造？饕餮有贪食、凶狠之义，同鼍的食性贪婪凶残相似。
龙有蛟龙、勾龙、应龙之分。蛟指小龙，《楚辞·离騒》：“麾蛟龙以梁津焉，诏西皇使涉予。”王逸注：“小曰蛟，大曰龙。”故还有蛟鼍、蛟鰐等连称。勾龙是神名：“社神，盖共工氏之子勾龙也。能平水土，帝颛顼之世，举以为土正。天下赖其功，尧祠以为社。”[5]应龙是传说有翅膀会飞的龙，相传禹治洪水时，有应龙以尾画地成江河，使水入海。故《楚辞·天问》：“河海应龙，何画何历？鮌何所营？禹何所存？”勾龙作为人（神）名，其前缀之“勾”，乃古越语的发语词，类似的还有勾吴、勾践等。应龙的传说由屈原提问，是这种传说流行于长江流域的证明。
至于蛟龙，更是与古越人翦髪纹身的习惯有关，古越人善于驾驶独木舟，他们信奉蛟龙为图腾，“是以剪髪文身，烂然成章，以象龙子者，将以避水神也。”[6 ]1976 年浙江鄞县石秃山出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靑铜钺，上面刻有龙舟競渡的图案，这一实物佐证，说明龙舟起源于东南沿海的古越人。所以凌云声说“龙船，以民族学眼光视之，即越人祭水神所驾之舟。”[7]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出土的一面残铜鼓上，有舟船競渡的图纹。该铜鼓的时代约相当于战国至东汉（公元前5世纪～公元1世纪），图中的船体狭长平浅，首尾微翘，桨手们作奋力划桨姿态。[8]说明划龙舟风俗是随着百越人迁徙而携带，不会消失。查秦汉文献里，没有“龙舟”连称的词出现，历史上南方口语一向称“尨船”，至今如此。
龙船大约是于汉时传入黄河流域，同时出现龙舟之称。龙舟首先成为皇宫內苑的水上游娱，也举行競渡。皇宫里的龙舟，不同于民间，要大加妆饰 美化，特别是皇帝所坐的“龙舟”，发展成亭台楼阁，水上移动的宫殿，十分豪华。《淮南子·本经训》指出“龙舟鷁首，浮吹以娱，此遁于水也。”批评农业丰收以后，不应该如此的奢侈浪费。现存的宋人张择端《金明池争标图》及元人王振鹏《龙池競渡图》，为后人保留了宋元时期汴梁（开封）皇室龙舟競渡的繁华景象，其争标競賽的龙舟也较民间的为奢华。
龙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和水的关系密切，两者犹如形影相随，不存在与水无关的龙.。《易·系辞》：“云从龙。召云者，龙。”是说龙能召云，云密集了，就会下雨。龙神和水神是二位一体的。《说文》释龙：“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春分登天和秋分潜渊这两句反映龙和农耕的密切关系。春分是水稻和其他作物的播种季节，是最需要水分的开始；秋分是谷物需要水分結束的时候。原始人们的想象中，龙是司理雨水的神虫（古代的虫指大型动物）。春季它上天司降雨，秋天谷物收获后，它潜入水下过冬。
选择端午节举行龙船競渡，是因端午前后水稻插秧完毕，农时相对较闲，这时的龙王已在天上，农民利用这段时间举行龙船競渡，是祭龙、娱龙的好时光。现在的龙舟競赛，大多已取消了祭祀仪式，变成单纯的文娱活动。在 广西宁明县的神话传说中，蛟龙叫“图额”，是雌性水神，又名白母娘，当是母系时期信仰的残余。宁明县五月五的龙船競赛时，还要放鞭炮地炮，唱祖传的《端阳节歌》：“划船恭敬白母娘，鞭炮地炮响连天。”壮族祭祀的白母娘（蛟龙图腾）是与古百越族同源。[9]又，苗族人民在龙船下水时，也要举行祈祷仪式，全体划手分立龙船两侧，面向东方，因为苗族相传东方的海洋是他们祖先生活的地方，祭祀时巫师要诵念祷词：“要划龙船，浑天才明；要划龙船，五谷才熟；要划龙船，人类才兴…”[10]凡此，都有力地说明龙船起源于沿海的古百越族。
龙舟登上陆地，便转成了龙灯，正月元宵节是舞龙灯的节日。元宵节通常在立春前后，一年农耕的开始。这时进行祭龙娱龙，是祈求开春以后龙神上天及时普降雨霖。舞龙灯开始前也要举行祭祀仪式，诵念经文，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丁兴旺。”然后开始舞龙灯。灯龙的口里常衔着一颗珠子，称龙珠。或者把龙珠分离出来，放大，由一个人手持龙珠，逗引龙去抢珠、呑珠，称龙戏珠。其实这是一种生殖崇拜的升华，上面已指出，原始人们看到鳄鱼、蛇、鸟等都会产卵，小鳄、小蛇、小鸟都是从卵中破売而诞生的，用来推想解释女子之所以怀孕，必定也是亦因误呑（往往是在梦里）某种动物的卵而导致了怀孕。卵是极富神秘感的东西。无论南北，元宵节在舞龙灯的同时，家家都要吃汤圆，北方人称“元宵”。这汤圆其实就是龙珠（也即动物卵）的象征，各家吃了汤圆，各家都有了“人丁兴旺”的保障。
龙是长江流域水稻文化的精神图腾信仰和黄河流域黍粟文化及西北畜牧文化图腾信仰的复合图腾，属于中华民族原始的“天人合一”思想的范畴，皇帝是沟通天人的代表，因而皇帝被视为龙的化身，皇帝的衣服称龙袍，坐位称龙座，容貌称龙颜，皇帝的子孙称龙种，皇帝所坐的楼船也称龙舟……。从天安门华表、北海九龙壁、故宫祭坛、曲阜孔庙、太原晋祠、以及全国各地的建筑、牌坊上，都有栩栩如生的龙的浮雕，还有全国各地以龙命名的地名如龙山、龙江、龙川、龙井、龙安、龙州、龙门、龙池…；动物名如龙虾、龙蝨、龙鲤……；植物名如龙荔、龙脑、龙胆、龙葵、龙舌兰……；更是不知其数。一首“龙的传人”，引起了台下成千上万人的同声唱和。追根溯源，这是最生动有力的两河水稻和黍粟文化融合的佐证，却易为人们所忽视。
日本学者渡部忠世在印度东北、泰、缅、老挝等北部、东北部地区调查考察，探索亚洲稻作的起源和传播问题，指出这一带加上中国云南和广西的部分地区，都是以栽培糯稻为主食的地带，而世界其他地区种植水稻的如美国、中南美洲、澳洲、和欧洲，则完全没有糯稻栽培，故在他的《稻米之路》一书中提出这一带可称之为“糯稻栽培圏”的观点。[11]渡部还指出“在十世纪以前，糯稻栽培圏的范围应该是远大于今日的。”这一点很正确，只不过他估计的十世纪前还是太迟，应该说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晚期，至少是有文字起即已见记载。同时，糯稻的分布也更远远超出现今的范围，业已深入黄河流域，并且越海进入朝鲜和日本。
糯稻栽培圏内生活的人，形成了他们特有的文化现象，都是与糯稻密切不可分的。所以我以为不妨称之为“糯稻文化圏”。这个文化圏的核心是以糯米为主食的人民，其外围还包括以糯稻为副食的人民。渡部指出的现今糯稻栽培圏是经历过种种变迁，不断缩小的结果。
糯的语源来自古越语称稻为“善缓”，《春秋》襄公五年载：“会吴于善缓。”《谷梁传》：“吴谓善，伊；谓稻，缓。号从中国，名从主人。”吴语的“善缓”传至日本，成为日语稻的“ィネ”，即善缓的译音。 “糯”（nuo)当是“缓”（nuan，同暖）的一音之转。《说文》：“稬（即糯），沛国谓稻，糯。”沛国在今安徽宿县一带，春秋时属吴国领域，是吴语通行的范围，可能古越族就是以糯米为主食的，传到日本的也是糯稻。百越族自秦汉后陆续迁往云南、广西、及泰、缅、老挝等地，保留以糯稻为主食的习惯，并非是他们迁到这些地方以后才改以糯米为主食。
古代黄河流域称稻为“稌”（tu），《诗·周颂·丰年》：“丰年多黍多稌。为酒为醴，”是说丰收以后，拿黍去酿酒，拿稌去酿醴。这醴是一种甜酒，含酒精量低，有点象现在南方用糯米做的“甜酒娘”。又，《诗·幽风·七月》：“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这里的“稻”当读如稌，与“酒”、“寿”押韵。这做酒的稻也即糯稻。《诗经·国风》的地域范围不包括江南的楚、吴、越，那末，黄河流域种植的稻当是糯稻。祭神之米，指定用“糈”，《山海经·南山经》有“糈用稌米“之句。“糈”指祭祀，必须用稌米（即糯米）。
糯稻在遗传上是隐性基因，在自然界里一般不大出现，除非纯合的隐性基因同时存在，才出现糯稻，出现以后，如不单独予以繁殖，又会被显性基因所掩盖。糯稻是原始农业时期人们不断观察、发现的单株，加以留种，人们认为这是神所赐予，所以要单独栽培繁殖，收获以后，首先要敬神，报答神的恩赐，明明是人们自己的发现，其选择的动力却来自神的赐予，也是很有趣的现象。
日语中还保留中国古代的“糒”（bei）字，日语辞典的解释也同中国一样，说糒是糯米蒸熟后晒干的干饭，是军粮和旅行食品，稍为浸水，即可食用。这与中国对糒的释义完全一样。中国古代民间出门旅行的人或行軍士兵，也是随身携带这种蒸熟的干糯米，吃时临时加水即可。日语中又保留中国古代的“糄”字（也写作煸、匾等），这是一种特殊的糯米加工方式，现今侗族人民还食用这种糄米，做法是在糯稻还是八成熟时，剪下稻穗，经脫粒后，喷少量水，放到锅里烘焙，烘到八成干时，再放到簸箕里凉干，转到碓中，轻舂片刻，簸去糠売，再碓一次，…反复几次，即成糄米。日本文献说，糄米是日本平安时代貴族的食品，也供祭祀之用。糄米至今流行于中国西南夷族和侗族人民中间，又存在于远隔重洋的日本，说明古代糯稻文化圏的范围远较现在为大，包括日本在內。
糯稻文化圏內糯米的食用方式是很多样化的，以古老的舂糯米年糕为例，是将蒸熟的糯米饭糰放入石臼里，用木柄石槌反复舂搗，然后用手工做成扁平的、长条形年糕或圆饼。这种风俗从西南横跨长江流域直至日本，到现在仍然存在。舂年糕的石臼和木柄石槌，就是原始的石臼和石杵沿袭下来的。至于用糯米制作的糕点，地无论南北，人不分汉族和少数民族，其品种的多样性，难以缕述。南宋临安（今杭州）的点心店供应的糯米点心名称有：丰糖糕、乳糕、栗糕、镜面糕、重阳糕、枣糕、拍花糕、糖蜜糕、裹蒸粽子、栗粽、金铤褁蒸茭粽、巧粽、元子、汤团、蒸糍、常熟糍糕等等[12]当然不是全部的糯米糕点名录。苏州（吴越时吴国首都）今天早市供应的糯米点心，达三百多种，琳琅滿目，美不胜收，恐怕不光是中国也是世界冠軍了。
需要指出的是，糯米除去供主食、副食及酿酒之外，还有许多的用途，而且与古代人的起居生活、生老病死等都有密切关系，没有代替品可以取代糯米的，只是事过境迁，现代人已经陌生，想象不到了。譬如中国的书法、绘画等，都要经过裱糊，才能陈列和永久保存。以前没有玻璃的时候，家家户户的窗门、灯笼等都是用纸糊的，这要消耗大量的糯米浆糊。从前人穿布鞋，这鞋厎是一层一层的布用浆糊糊好，再用针线密密缝制起来的。前人为了使洗过的衣服挺括、不起皱，需要作一番处理，即把洗干浄的衣服用糯米汤水浸一下，取出凉干，就不会起皱，称之为“浆衣”，其作用犹如现代用慰斗燙过。为此，在一些城市里还有专业的“襁衣店”（襁即浆）为客户服务。
古人不但生前食用、消耗糯米，死后还要消耗大量的糯米。糯米之所以特别富有粘性，是因它含有 99 %、甚至 100 % 的枝链淀粉，而粳米或籼米都以含直链淀粉为主，枝链淀粉甚少。古代在人死后，为了保护屍体，防止腐败，在棺和椁的里里外外用糯米调和石灰加红楠树汁（杭州土话叫鸟浆树，红楠为樟科植物，在江南分布普遍）捣烂以后，层层包涂于棺椁的四周上下，顶部还要特地加厚，其硬度不亚于水泥。这是杭州、嘉兴、湖州一带古墓常见的方法，江南其他地方也类似。1994年上海打浦路基建工地发现一座明代古墓，墓主是一对夫妇，四百多年过去了，男子的尸体皮肤还有弹性，整体没有腐烂。原因就是密封性能好，在棺和椁之间用糯米浆掺石灰及沙子浇灌，加盖石板后，整个墓的外面再包上厚厚一层的糯米浆，不透水，不开裂，隔绝空氣，故能保全尸体不烂。
安徽省进行古建築調查时，在某地农村发现一座淸代的大家族建筑物，其客堂地面光洁平滑，也是用糯米铺成，两百多年来一直不裂，去参观的记者还误以为是近代改用水泥铺起来的。据马生龙《凤凰台记事》载，明朝建国之初，太袓朱元璋亲自监督建造南京城，对城墙的质量要求非常严格：“筑京城，用石灰秫（即糯米）粥锢其外。上（朱元璋）时出阅视，监掌者以丈尺分治。上任意指一处，击视，皆純白色。或稍杂泥壤，即筑筑者于垣中（把筑城人砌入城城墙中），斯金汤之固也。”[13]江西南部九连山复地，至今还保留许多客家人的“土围子”，它们是一些方形的厚墙建築，四角有碉堡， 中央是祖厅，房子呈八卦形分布，由走马廊相连，外墙高12米，厚2米多，已有250年历史。客家人在厚墙的内壁敷上一层用糯米粉、杂粮和防腐的草药拌成的“厚泥”。一旦围子被包围，断了粮源，就可将这层厚泥剥下来充饥。这也是一种因地制宜、别具一格的贮粮方式，其起源想必一定很早。
糯稻在食用之外的多种用途，随着时代改变，有许多已不再使用糯米作材料了，同时糯米从主食退居副食的地位，其栽培面积自然也逐漸减少。《齐民要术》水稻篇所记北魏时的水稻品种数目有24个，其中糯稻占13个，超过半数，反映黄河流域在六世纪时糯稻之重要地位。但越到后世，糯稻品种数逐漸减少，现代糯稻品种数更是减少，是因糯米只限于酿酒和副食消费之故，其他古代的种种用途，都退出历史舞台了。但糯稻这种酿酒和副食的地位是不会再后退的，因为至今为止，没有可以取代糯米这种特殊的、味好的、加工多样化的副食品和优质的酿酒原料。
长江流域水稻文化的地位是随着中华农业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其集中的表现是在汉字的文献量上逐漸一步步超过北方粟麦的文化地位，最终取而代之，跃居首位。
在古代，粟、麦、稻是中国南北三大主要粮食作物，它们的地位因时代而异。从新石器时代到有史以后的商周时期，粟一直居首位，麦次之，稻又次之。到秦汉以后，麦的地位上升了，接近粟的地位，稻仍为次。从三国到南北朝，稻的比重上升了，与粟麦可以并起并坐，因为南方的开发加快了。从唐宋（7～13世纪）以后，稻便取代粟麦而跃居首位，麦次之，粟又次之，一直至今不变。这在稻、麦、粟的文献量变化上得到充分反映。淸代《古今图书集成》的《草木典》收录有各种农作物的历史文献资料，笔者把其中有关稻、麦、粟等的资料，分别统计，得到下表所示：
表1的数字是到明末淸初为止，稻居首位和麦超过粟已成定局。需要指出的是，麦
表1 先秦至清初稻和其他主要谷物文献量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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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文献页数 估计字数 占总字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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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 30 46，500 34.06
麦 29 43，500 31.38
粟 12 13，000 13.18
黍 10 15，000 10.89.
粱、稷 9 13，500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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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页数和字数虽然和稻相近,但内容和信息量相差很大，因为文献内容包括汇考、物産、艺文及杂志四大部分，其中以物产最重要，稻的物产部分占15页之多，占全部的半数，而麦只有3页，仅占全部的10.34 %，麦的重点都在艺文和杂志方面，参考意义较少。稻的物产方面录有223 个府、州、县的 3429 个品种，而麦只录了51个府、州、县，且记述简略，只提到种植大小麦为止，没有提到品种。粟、黍、稷等加在一起，也只有102个府、州、县，也极少录品种名称，这是与稻不好相比的。
1950年代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出版了《中国农学遗产选集》（上编）笔者对其中的稻、小麦、麦类、粟类、黍的文献加以统计，得到表2.[14]
表2 先秦至民国初年稻与其他谷物文献量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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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文献篇数 % 页数 估计字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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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 316 27.64 494 247,000 45.91
小麦 26 2.27 23 11,500 2.81
麦类 307 26.85 234 117,000 21.74
粟类 323 28,25 230 115,000 21.37
黍 171 14.96 95 47,500 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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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和表2的文献量都是稻领先，是因 表1 统计到清初为止，表2 统计到民国初年为止。越往后，稻的文献越多。表 2 中的麦类是大小麦、燕麦、青稞合在一起统计，粟类是粟、禾、稷、粱、秫等合在一起统计，其篇幅才与稻相近，但文献量则只有稻的一半。
又，在《《中国农学遗产选集》下编〈稻〉中可以看出稻的地区分布呈現出长江流域突出的地位，见表3。[15]
表 3 是分为长江流域、华南及西南、黄河流域、东北及西北四个区域，分别列出其文献量，并计算它们的百分比。
表 3 . 水稻文献量与地区分布的差异(明淸至民国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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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文献页数 估计字数 % 地 区 文献页数 估计字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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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137 95900 11.80 山 东 24 16800 2.05
浙 江 122 86100 10.50 河 南 37 25900 3.18
安 徽 45 31500 3.87 河 北 53 37100 4.56
江 西 81 56700 6.97 山 西 19 13300 1.63
湖 南 78 54600 6,71 陕 西 27 18900 2.32
湖 北 41 28700 3.53 甘 肃 14 9800 1.20
四 川 108 75600 9.30 宁 夏 3 2100 < 1
- - - - 青 海 1 70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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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 612 - 52.71 黄河流域 178 - 15.3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福 建 78 54600 6.71 东北三省 45 31500 3.87
广 东 116 81200 9.99 内 蒙 2 1400 <1
广 西 85 59500 7.32 新 疆 12 8400 1.03
贵 州 30 21000 2.58 - - - -
云 南 48 33600 4.13 - - - -
西 藏 3 2100 < 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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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及西南312 - 26.87 东北及西北 59 - 5.0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南方合计 924 - 79.58 北方合计 237 - 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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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说明长江流域水稻的文献量占全部文献量的 52.17 % ,黄河流域占全部的15.33 % ，华南及西南占 26.87 % ，东北及西北占 5.08 %。南方（长江及华南西南）共占 79.58 % ，北方（黄河及东北西北）共占 20.37 % 。即约 80 % 对 20 % 之比。表3是统计到清末民国早期为止，可以代表整个水稻文化有中国历史上发展的缩影，及长江流域后来居上的证据。到 20 世纪后期，我国收藏的水稻品种资源共有 33,000 份，小麦约 23,000 份，粟约 11,000 份，其余的都在 10,000 份以下，也是历史遗存的表现。
人口多寡的分布基本上与产粮区丰薄的分布是重合的，农业发达的地区必然也是人口密集的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分布，在农业社会里也要受粮食产量的影响，不可能脱离农业发展而独立发展，所以手工业和商业发达地区也必然是农业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至于农业的发达与否，则主要受环境的（气候、雨量等）和人为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影响，环境条件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人为的影响有时也可以因环境而引起。中华五千年历史的波澜壮阔演出，在一定程度上是稻文化与粟麦文化的消长表现。这种消长关系都和人口的迁徙、融合有密切的关系。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人口数量的消长，一是人口的质量的变化。
黄河流域的黍粟农业在距今 8000 年前全新世（气温较现今平均高 2.3 ℃）的气候条件下，获得一个良好的开端和发展。那时的黄河流域无论植被、湖泊、雨量都很充足，黄土轻松肥沃，易于开垦。所以旱地的黍粟发展很快，在有水源的地方可以种植水稻。
黄河中下游在距今 2800 年以后，气候转趋干旱，故战国时大兴水利，实行先进的抗旱保墒的“川+田”亩制和区田制耕作技术，促进了粮食丰收。但持续的干旱化，使河流湖泊水面缩小，原先在新石器晚期即已落脚生根的水稻，不得不逐渐缩小面积，历代虽然都努力发展水稻，受制于大环境条件，终鲜效果。
历史上每隔三、四百年的温度冷暖交替变化，在华夏大地上左右着畜牧和农耕交错地带的消长，也是导致游牧民族和农耕汉族屡发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年平均温度每下降 1°C，北方草原将向南推延数百里。三国、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分裂时期，这段三百多年里，北方年平均温度较现在约低 1.5°C，草原日渐萎缩，鲜卑拓跋族大举南下，成功地建立起北魏政权，同时也陷入强大的汉族农耕文化、并融化于其中，成为促进文化繁荣的触媒剂。反之，年平均温度每上升 1°C，象汉唐盛世，强大的汉族向塞外发展，蚕食草原，改牧为农，成功地开发了大量屯田，成就也十分辉煌。但最终的代价是沙漠化扩大。从农业历史地图上可以看出，几千年下来，西北农牧的界线，大体上沿长城内外拉锯。由于气候的干燥化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农耕向西北扩展的努力，总是有限，而畜牧族的多次南下，则不断同化于汉族，农牧之战终于不再重演了， 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转向秦汉时还被视为荆蛮之域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
从汉至唐宋，每次战争，都引起北方人口南移，加快了南方的开发。其中主要的是晋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和北宋灭亡的三次人口大南移，故宋以后，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转移到了南方。元、明、清（及现代）的政治重心回到北方，但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仍在南方。北人南下，与南人杂居通婚，既增加了人口数量，亦改善了人口的素质，促进了文化和文明的繁荣。
大量的北人南下，加上当地人口的增长，出现新的人口压力，对长江流域粮食生产构成巨大的压力。应付的办法，首先是扩大耕地面积，辅之以兴修水利，在湖泊水面围湖造田，在山区兴筑梯田，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另一方面，挖掘自然条件的潜力，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即提高复种指数，北方小麦只能一年一熟的，南方可以一年稻麦两熟，过去水稻一年一熟的，增加劳力投入，便可以一年早稻、晚稻两熟。太湖地区围湖造田的结果，出现“嘉湖熟，天下足。”的谣谚；洞庭湖、鄱阳湖围湖造田的结果，出现“两湖熟，天下足。”的谣谚。山区兴筑梯田极盛时，出现“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百级山田带雨耕，驱牛扶犁半空行。”的诗句。只是这种短期内的粮食丰收，付出了长远的生态破坏代价，影响十分深远，至今越来越清楚。
人口对粮食的压力反映到南北人口的消长上。北宋（960～1127）是中国历史上南北人口消长的转折点，北宋以前是北多于南，北宋以后，倒转为南多于北，此后再也没有恢复，一直至今。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江南户口仅占全国的十五分之一，到北宋末年，已上升到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元丰八年（1085）全国户数为14,852,684 户，江南合计有9,852,016 户，约占三分之二。当时两浙路、淮南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四路的个别户数超过100万，两浙路接近200万，为全国之冠。到明万历六年（1578）南方户数达8,200,180户，北方仅3,422,256户, 南北之比约为 7：3。南方的南直隶独占2,069,0671户，加上浙江的1,542,408户，共3,611,475 户，便超过北方户数。北宋后期人口超过20万的州郡，南方有44郡，北方只有11郡。南方44郡中，江浙独占23 郡。[16]到清咸丰元年（1851）全国人口南北都大有增加，但南多北少的局面依旧不变。北方黄河流域的人口密度平均每方公里为 74.23人，南方为103.19人。南北之比为58：42。[17] 建国五十年来，人口全面增长，据 1999 年的统计，笔者将全国人口分为四大区域分别统计其人口数及人口密度，有如表4。
表4 全国四大区域人口总数及人口密度分佈情况 199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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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人口总数（万人） % 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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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 47,725 38.42 498
黄河流域 37,507 30.19 253
东北西北 14,757 11.88 108
华南西南 24,219 19.49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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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合计 71,944 57.91 367.5
北方合计 52,264 42.07 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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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內不包括上海、北京、天津及西藏数字
以上简单回顾可见，自宋以后至今，尽管人口受战争、天灾等影响波动起伏很大，但其发展的总趋势～南方超过北方，一直不变。
自宋以后，同样的在和平时期里，北方人口何以仍旧赶不上南方？重要的原因之一显然与粮食作物的生产力有关。人口增长的压力首先圧在粮食生産上，如果粮食生産不能成功地应付人口增长的挑战，就会对人口增长起抑制作用。北方人以小麦为主食，南方人以稻米为主食，小麦和稻米都很好地应付了人口压力的挑战。但是，比较起来，稻米的生産潜力愈到后来愈益明显。从秦汉至清代，粮食的单产是逐步在增加，但稻米的单产则是唐以前低于其他粮食作物，唐以后开始明显走过其他粮食的单产。表5
表5 历代粮食单产增长趋势（折市亩市斤）[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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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代 粮食单产 % 水稻单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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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 264 100.00 250 100.00
东晋南朝 257 97.34 263 105.20
唐 334 126.51 344 137.60
宋 309 117.00 387 154.80
元 338 128.03 387 154.80
明 346 131.06 368 147.20
清前中期 367 139.01 374 1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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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5 可以明显看出，粮食亩产量（包括稻及其他粮食作物）的增长速度要慢于水稻单独亩产量的增长速度，是水稻较之其他粮食作物能更好地应付人口的压力。进入20 世纪以来，稻米对中国人口数量增长的贡献远大于小麦及其他粮食作物。1931年的统计，主要作物折成品粮的产量比重是：稻米679,158 （千市担）占 49.34% ；小麦 394,602，占 28.67% ； 高粱 177,225，占 12.87% ；小米 125,329，占 9.10 %。[20]近十余年来，水稻和小麦的播种面积，大体上都各占全国作物播种面积的20 % 左右，但水稻的总产量要占到全国粮食总产量的42 %左右，小麦和其他粮食作物加在一起，才共占 48 % 。联系表 4.长江流域及黄河流域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百分比 的差异，可以看出水稻应付对人口增长压力的贡献，胜于其他粮食作物。
历史上南北人口的相互间交流，从原始农业时期起直至有史以后，都是经常性的，本文中华龙文化和糯稻文化圈两节，即是这方面的陈述。另一方面，就人口交流的规模和影响而言，则是以黄河流域大规模的战乱引起的大量北方人南下为主流。大量的北人南下，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本地人的杂处通婚，增加了人口的数量，促进了南方的开发，是研讨得较多的，也比较明显。至于因此而改善了人口的素质，影响到全国人才分布重心的南移，政治经济文化的结构等等，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視和研究。
从优生学的角度看，最不好的是近亲繁育，人类婚姻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克服近亲繁殖的过程，《左传》也有“男女同姓，其生不繁”的记载。最有利的是血缘较远的人之间的基因交流。长期的、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交流，对于人才的产生和成长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以下试行从古到今地作一个概述。
西汉的人才以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与九卿（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及少师、少傅、少保）为代表，他们全部分佈在北方关西的长安和东部沛县两个中心，未曾开发的南方一个也没有。到《汉书·列传及附传》所录的人物共 660 名，他们的籍贯及分佈与人口的分佈完全一致，即都集中于北方，秦岭以南，很少有被列人列传的。经过三国南北朝350余年的人口大流动，人才的产生和分佈也随着起了变化。进入唐代，可以安史之乱为一条分界线，安史之乱以前的 618～755 年间，全国共有进士275名，绝大部分分佈在黄河中下游，特别集中于长安、洛阳两个中心地帶。此时最兴旺的农业是粟的生产过剩和大量贮粟仓厍的建立。安史之乱以后的 756～907 年间，全国有进士 713 人，出现于江南的人数大增，苏州的进士数竟然超过长安，福建、江西也产生不少进士，这是中国文化从西北向东南迁移的转折点。再从唐代的诗人看，《全唐诗》收录诗人共 2625 名，其分佈的规律和进士相同，即初唐、盛唐的诗人多在北方，晚唐偏向了东南方。北宋太祖、太宗两朝的宰相，全部是北方人，到真宗、仁宗时起用南方人为宰相，神宗时（1068～1086）7名宰相中6名是南方人。据厉鹗《宋诗纪事》所收录的宋代诗人共 3812 人，他们集中分佈于东南沿海的江、浙、闽，其次在中南的赣、湘，再次为四川盆地。《全宋词》收录宋代词家 347 人，其分佈规律与诗人同，钱塘（杭州）的词人数超过了汴京（开封），而杭州恰恰是汴京人南迁最集中的城市。元代因蒙古族入侵，情况有些变化，元代的文学以元曲为代表，有北曲和南曲之分，南曲作家集中于东南，以《琵琵记》为代表，北曲以《西廂记》为代表，其影响直到现今，仍有南昆、北昆之分。明代洪武四年 (1370) 至崇祯十六年（1643）的 273 年间，共录取进士 24 , 687 名，绝大部分分佈在东南（长江下游）、华中（中游）和四川盆地（上游）；北方的分佈散见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及陕西。明太祖和明仁宗对南方进士大大超过北方不满，曽利用行政手段改变录用标准。如提高南方录取分数，降低北方的录取分数，及规定南北录取的百分比，保证北方录取数不致太低等，终无效果。进士中的前三名，称三鼎甲（狀元、榜眼、探花），洪武四年 (1370) 至崇祯十六年（1643）的 273 年间，共有三鼎甲267 名，平均毎92 名进士才选得一名鼎甲。这三鼎甲也是集中分佈于东南沿海和华中，北方比较少而分散。明代诗人共 3005人，其籍贯也是集中于东南（长江下游）及福建、华中（中游），北方分散，没有形成集中点。清代有翰林 6222 人，其分佈集中于东南十分明显，华中次之，北方分散于黄河中下游，没有集中点。陈正祥在其《中国历史文化图冊》中对上述人才的地理分佈，一一作了量化的地图标示，使人一目了然，印象深刻。[21]
上述的人才历史演变和分佈规律，一直保持到现代，是一种很值得研究的现象。现代人才的标准当然不再是历史上的公卿、宰相、诗人、进士、翰林等，可以改为教授、院士等表示，统计其分佈规律，也与历史上完全类似。
据统计，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共有教授 16,726 人，[22]笔者根据他们的籍贯，将其分为四大区域加以归纳, 长江流域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黄河流域包括北京、天津、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东北及西北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新疆；华南及西南包括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海南、西藏。各大区教授数及其所占 % 如下：
长江流域 9100 名 54.40 % 黄河流域 3586 名 21.43 %
华南及西南 2429 名 14.52 % 东北及西北 1611 名 9.63 %
南方合计 11,529 名 68.98% 北方合計 5197 名 31.08 %
以上可以看出，不论是长江流域对黄河流域或南方对北方，优势偏南方十分明显。
如果把统计对象缩小到科学院学部委員（院士）一级，其情况也类似，分区分省统计如下：[23]
长江流域： 上海 28 江苏 155 浙江 124 江西 26 安徽 28 湖南 32 湖北 18 四川 21
合计 432 ，占 63.52 %
华南及西南： 福建 56 广东 48 广西 2 贵州 3 台湾 1 云南 2
合计 112 ，占 16.47 %。
黄河流域及东北西北： 北京 16 天津 11 河北 35 河南 18 山东 29 山西 5 陝西 5 黑龙江 3 吉林 4 辽宁 10
合计 136 ， 占 20.00 % 。
以上南方学部委员共 544 名，占 80 % 北方共 136 名， 占 20 %。
学部委员的南北比例差距大于教授南北比例的差距，是因学部委員是从教授水平上选拔出来的，这种差距較大的现象，再一次说明文化重心的南移是历史发展的延续，这种转移现象，与地理环境、气候变迁、农业结构、城市分布建设、教育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交流等究竟有那些互作关系，是很值得进一步多方面研究的问题。
导致人口素质提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是要有优良的遺傳基础，这是先天性的，但不是不可改变的；其次是人们賴以生活成长的良好膳食结构；三是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和良好的人文环境（包括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条件。
从遺傳基础来说，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都是北方人南下，与长江流域当地的人共处通婚，促成遺傳基因的优化组合，改善了人们的脑力素质。以上所引南北人才重心的转移。首先是遺傳基因改善的结果，质的改善当然也与量的增加密切相关。
优良遺傳基因的表达必须有相应的营养条件即膳食结构与之匹配。从北方和南方的主食来看，北方的小麦和南方的稻米都是很好的主粮。稻和麦是世界粮食的两大支柱，就全世界而言，是米饭和面包平分秋色；就国內而言，是米饭和馒头平分秋色。从营养角度看，糙米与全麦所含的热量、纤维素、矿物质都差不多，只是蛋白质的含量小麦约11～12 %，水稻只有8 %，但稻米蛋白质的质量高于小麦，因小麦的蛋白质中不含或少含赖氨酸，稻米蛋白质中含较多的赖氨酸。赖氨酸是人体生长发育必须的、却不能合成的氨基酸，要直接从食物中摄取。儿童如果赖氨酸的摄取不足，生长发育就会迟滯。鱼虾类的赖氨酸含量很高，牛羊肉中的含量也高，所以南方和北方人在这方面基本可以持平。
再从消化吸收看，米饭是最易消化吸收的，尤其是米粥，是小儿、老弱和病后康复的极好食物。为什么在悠久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婴孩和儿童都是靠母乳、辅之以米粥、米糕等哺育成长，同样头脑聪明，人才辈出，文化灿烂，可那时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营养合成品，添加了许多无益甚至有害的防腐剂、香料和色素，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长江流域在汉时被《史记》、《汉书》描绘为“饭稻羹鱼”的膳食结构，远非黄河流域丰富的粟麦、大豆、牛羊肉食可比，显得落后而原始。到了长江流域后来居上地发展起来，农业繁荣，丰衣足食，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又被形容为值得赞赏和羡慕的“鱼米之乡”和“文化之邦”。“饭稻羹鱼”和“鱼米之乡”只是字面不同，内容是一样的。事实上从古到今，长江流域“饭稻羹鱼”的模式没有变，所不同的是人口结构起了很大的变化，在素质上登上了“文化之邦”的地位。用现代营养学的角度分析，鱼米之乡的膳食结构是以稻米为主食，动物性蛋白质依靠水产（海产和淡水产）的鱼虾类补充，不同于北方以麦粟为主食，动物性蛋白质由牛羊肉补充，猪肉则是南北相差不大的副食。鱼虾类的蛋白质最容易消化吸收，中国人历来有吃鱼使人聪明的说法，英国人自古亦有鱼是智慧食物的谚语，日本人亦有类似的说法。东西方不约而同都这样说，是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共同印象和经验之谈。终于找到科学的依据，现在风行的从美国进口的“Omega-3”之类的营养品，其成分包含EPA（15 碳 5 烯酸）及 DHA（22 碳 6 烯酸），是一种髙度不饱和脂肪酸，有软化血管、降低血脂的作用，它们都是从水产鱼虾类中提取出来的，经临床实验，确有改善脑力、人体素质及保健的作用，是对上述民间流傳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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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新石器时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步发展出各自的粟麦文化和水稻文化。有史以后，从最早的夏代开始，至今约五千年间，其前三千多年里是黄河流域的粟麦文化唱主角；南北朝隋唐是个转折期，进入宋以后的千年來，长江流域的水稻文化登上了主角地位。前期三千多年里十分风云变幻，进展比较缓慢，后期的一千年显然进展加快了，这也是历史发展后来居上的一般规律。
长江流域水稻文化近千年来表现得繁荣昌盛，果然令人鼓舞兴奋，但就全局看，则深含隐忧。因为长江流域水稻文化的欣欣向榮是与黄河流域相对落后衬托出來的。黄河流域为什么到现在难以回复往昔的峥嵘岁月？可以见仁见智，说出这样那样的理由，但千言万语，归结为一点，是由于水资源的逐步减少和枯竭。“大跃进”时期有句口号说“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是有道理的，这话只是就水和农牧业的关系而言。其实，经济愈发展，生活水平愈提高，人均耗水量就愈多，已经成为一种衡量先进和落后地区差异的标尺。
黄河流域经历五千年的开发，整个农业和文化的成就是建立在不断消耗本流域的水资源的基础上取得的，水资源的平衡失调，支出大于收入，导致现今三北（华北、西北、东北）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34.6 %）成为干旱、半干旱、亚湿润的地区，恰好位于横穿欧亚大陆中线和北非的一条超级沙漠帶范围以内。北京、天津、太原、兰州、西安、烏魯木齊、都位于这条干旱、半干旱帶之中。中国自北而南的七条大河流（松花江、大辽河、海滦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中前五条都陷入水流量急减的危机中，黄河于28 年前首先断流，海滦河、大辽河、淮河继之，松花江近年也出现过断流，只剩长江和珠江还没有断流。内蒙和甘肃西部无水干涸的河床有 60 多条，曽有面积 20 ,000 平方公里之大的新疆罗布泊于1972 年宣告死亡。[24]它们以前都为历史上辉煌的农业文明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据联合国荒漠化会议所提的标准，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的临界点，干旱地区为 7 人， 半干旱地区为 20人。1999 年新疆的人口密度已达 11 人，内蒙为 20 人，甘肃河西走廊绿洲地区的人口密度高达 449 人，最少的金昌市也有 276 人。
现代化大城市如果切断其电力供应，至多是引起交通、经济、商业、生活的瘫痪，但如果切断其淡水的供应，则引起的将是人们生命的存活问题。
中华民族信仰的司理雨水之神～龙神，何以厚长江流域而薄黄河流域？如果要责问龙神，根据“天人合一”说，龙神的回答可能是“我赐给你们的雨水，不论有多有少，但都够你们的农耕和生活所需，保证你们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前提是你们要做到量入为出，收支平衡。如果你们肆意滥用，不知节制，我只好动用我的惩罚手段，就是减少雨水，捲起风沙；或者是淫雨不止，泛滥成灾。你们只知道每年舞龙灯、划龙舟，给我庆贺，却不顾用水的收支失衡，你们现在应该有所省悟，回到正轨上来。”
21 世纪我们面临着东南沿海经济繁荣、生活水平提高显著，而三北地区经济发展迟缓、生活水平提高困难、差距扩大的两难处境，为了对付这种挑战，开发大西北的各种设想和方案纷纷出笼，尽管它们各有各的针对性和可行性，即使付之实施，届時收效显著，如果不落实到水资源的恢复、即生态平衡的保育上，从长远看，仍然属于短期行为，如同四千年来黄河流域走过来的道路一样。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历史的规律是无情的。
[1]游修龄，《中国稻作史》第一章，第三节表1-2中国新石器时代出土稻遗存，pp.18-21,又，裴安平，质疑韩国小鲁里（古稻）表2。 中国文物报，2002，3，15，第7版
[2]施雅风、孔昭震、王苏民等九人：中国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波动与重要时期《中国科学》
1992，12期
[3] 陈正祥编著《中国历史文化图册》第22图，日本 原书房 东京 1983
[4 ]《山海经·大荒东经》：“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狀，乃得大雨。”又，《山海经·大荒北经》：“应龙已杀蚩尤，如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据袁珂《山海经校注》359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5] 汉·蔡邕《独断》，见《百子全书》第六册 浙江人民出版社据1919年扫叶山房石印本影印 1984
[6] 汉·刘向《说苑》卷十二《奉使》，见《百子全书》第一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据扫叶 山房 1919 石印本影印 1984
[7]凌纯声《南洋土著与古代中国越民族》台湾《学术季刊》1954年第二卷第三期
[8] 庄礼伦，浅谈东南亚古代》铜鼓装饰艺术，收入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铜鼓和青铜文化的新探讨》第 89 页，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3
[9]高占祥《中国民族节日大全》壮族端午节 585～586 页 ，知识出版社，北京 1993
[10 ] 高占祥主编，《中国民族节日大全》苗族节日部分 知识出版社， 1993
[11] 渡部忠世《稻米之路》中译本 （尹绍亭等译） 第四章 第四节 81～87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12]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 荤素从食店 147～148 页 浙江人民出版社 据《知不足斋丛书》本排印 1984
[13]明·马生龙《凤凰台记事》据《丛书集成》初编 第二九五五册 第二页 中华书局 1985
[14]《中国农学遗产选集》上编，有稻、麦及粮食作物三个分册 由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主编农业出版社出版 1963 《稻》陈祖椝主编，《麦》胡锡文主编，《粮食作物》胡锡文主编
[15]《中国农学遗产选集》下编，《稻》王达、吴崇义、李成斌主编 农业出版社，1993
[16]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第一篇第9～11页， 二联书店，1983
[17]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14章，35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18]据 <人口统计>互联网 www. cpirc. org. cn
[19] 吴 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194页，农业出版社 1985 表內%计算为笔者所加
[20] 吴 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206页 农业出版社 1985
[21]陈正祥，《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图冊》日本原书房出版，东京， 1983
[22]王恩涌、胡兆量、李向荣誉称号 我国文武人才的地理分佈与南北差异
收入《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3
[23] 梁清海等主编《当代中国科学技术总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节，680 页 1992
[24]何清涟 西部大开发的忧思 收入《我们仍然仰望星空》385～394页漓江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