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东 坡 吃 番 薯 ？

游修龄

番薯从明代晚期传入中国，已经有很多文献资料给予证明，详见《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1]翻译学家杨宪益在其《零墨新笺》中有一篇“番薯传入中国的记载”，则是从番薯原产地南美洲的《秘鲁史纪》（Crouica de Peru）的记载中，推定番薯传人中国的时间约在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前后。杨又引用明末周亮工的《闽小记》里提到的“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的一大段资料，中外文献对照，增强了番薯是从明末传入的说服力。
戏曲文学家蒋星煜对杨宪益的这篇文章，表示不同看法，于2000年写了一篇“苏东坡吃山芋”，[2]这篇文章标题中的“山芋”，是指番薯，他在文中说得很肯定：“红薯无可怀疑的就是番薯，也就是山芋。”如果番薯是早在宋朝即已栽培的作物，那末，杨宪益和国内许多文献所考证的明朝传入，都错了。
蒋星煜文说番薯早在宋朝已经栽培的唯一根据是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七十八首中的第七首《和陶· 酬刘紫桑》：[3]
红薯与紫芋，远插墙四周。
且放幽兰香，莫争霜菊秋。
穷冬出瓮盎，磊落胜农畴。
淇上白玉延， 能复过此不？（自注：山药，一名玉延)。
一饱忘故山，不思马少游。
蒋文认为苏诗首句的“红薯”，显然即番薯，亦即山芋。因为现在好些地方还称番薯为红薯或山芋。蒋文既然以山芋为番薯，再举苏轼《和陶诗》自序中的一段话：“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絶。”过子是苏轼的小儿子，跟苏轼一起谪居海南的儋耳。这里，蒋星煜把“山芋玉糁羹”也当作番薯羹，是顺着他的思路必然的结论。蒋星煜又举宋朝周文雍的诗句：“哦诗礼塔作佛事，同吃地炉山芋羹。”为证，说“大概古代的大寺院，也用山芋羹招待善男信女的。”蒋理解的山芋羹，也即番薯羹。
由于番薯从明朝传入的文献多而确凿，不好否定，蒋文也承认明代传入的事实，但认为那是后来的、二次的传入，最早应该是宋朝。至于宋朝的番薯是怎样传入或是否中国原产，蒋文没有言及。
蒋文引苏轼诗认为宋代已有番薯，是一场大误会。原因在于作者简单地把苏诗中的红薯及宋时文献中提及的山芋，都当作番薯，因为事实上现在不少地方也确实有称番薯为红薯或山芋的。
事情还得从原产中国的藷蓣说起。藷蓣也作薯蓣。藷蓣最初作“诸预”或“署预”，如： 《神农本草经》卷一：“署预…一名山芋，生山谷。吴普曰：‘薯蕷’一名諸预，齊越名山芋。”为了明確指植物，加上草头成“薯蓣”或“藷蓣”，是后世规范的写法。
薯蓣为什么又名山葯，说来好笑，唐代宗名“预”，为避唐代宗的讳，改称“薯药”。后来又因宋英宗名曙，为避英宗的讳，再改薯为山，于是“薯蓣”一变成“薯药”，再变成“山药”。[4 ]但是唐朝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薯蓣》条已指出：“薯蓣生于山者，名山药。秦楚之间名玉延。”则避讳之说似不足信，也可能古代方言传播不畅，两者兼而有之。总之， 山药之名好写又好记，流行下来，称山药比薯蓣更普遍了。
薯蓣在植物学上有两个种，一种称家山药，简称山药（Dioscorea batatas )，原产中国，由野山药（D. japonica ）驯化而来。另一种名田薯或大薯（D. alata），原产印度，我国很早也有栽培。
山药是食它的根，根据根的形狀不同，通常分为长根类、扁根类和块根类三大类。扁根类的山药中又分“佛掌薯”和“红薯”两种。中药的怀山药属长根类。红薯因根呈紫红色，故名红薯。红薯在浙江南部各县上世纪1950年代还有栽培。[5] 至今是否还有栽培，不得而知。
说到这里，可以清楚知道苏轼诗中的“红薯”就是薯蓣，也即山药，而蒋星煜却误当作番薯了。他当然不知道浙江南部至今还有称山药为红薯的。
蒋文的另一个误会是把山芋也等同于番薯。山芋这个称谓也很为复杂，它在宋以前是薯蓣的同物异名，就是上面引的《神农本草经》中“署预…一名山芋，生山谷。”，到宋时则是芋艿的同物异名，就是上引苏东坡的“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到了明代番薯传人以后，又借用为指番薯。山芋经历过这早中晚三个时期，变成兼指山药、芋艿和番薯的同名。我们看古籍时，对同一个山芋应该注意它的时代背景，蒋文不知道山芋指番薯是明朝晚期才出现，用来论证宋朝已有番薯，是颠倒了次序的论证，自然站不住脚。
蒋文对苏诗的理解也不全面，苏诗首二句“红薯与紫芋，远插墙四周。”讲得很明白，苏轼是把这两种作物种在他家围墙的四周，这是一种家居生活的种植。因为红薯（山药）是薯蓣科多年生缠绕藤本植物，茎蔓可长达三米以上，种在墙脚让它沿支架攀缘而上，兼有绿化的作用。它的茎部叶腋间会生出卷曲的球形幼芽，是一种气生块茎，专称零余子，又名山药蛋。这零余子可以食用，也可以象种子那样供繁殖之用。地下的肉质块根，是主要供食用或药用。山药是夏季开花，花单生，乳白色，少有结实，通常都用老薯上萌生的新薯或零余子进行无性繁殖。紫芋则耐荫，所以种在墙脚也很合适。
苏诗第三、四两句 “且放幽兰香，莫争霜菊秋。”形容山药开花时类似幽兰的香气，因是夏天开放，所以说不与秋菊争霜。若是番薯，它是严格的短日性植物，约在赤道南北各15度纬度以內的地带会开花，在中国南方是不会或很少开花的。第五、六两句 “穷冬出瓮盎，磊落胜农畴。”是指秋天采摘收藏的零余子，到冬天拿出来食用时，摆滿了瓮盎，不亚于田间种植的收获。若是番薯，块根膨大，要贮藏在窖里，非瓮盎所能放得下。第七、八两句 “淇上白玉延， 能复过此不？”是蒋文解释红薯即番薯的最棘手之处。因这里出现的白玉延苏轼自注指山药，只好跟着承认是山药，不是番薯。这一来，苏轼这首诗被支解成两部分了，既咏番薯，又赞山药。番薯是从种到收，贯彻全诗，山药则突然出现在第七八句。玉延作为山药的别名，早见于《广雅·释草》。淇上指河南北部的淇水，流入渭河后入黄河，今有淇县。该地宋时以产山药著名，至今这一带仍然产山药。苏诗是说他在海南谪居栽种的山药，做成玉糁羹，也不亚于淇水那边著名的玉延。
苏诗最后一句“一饱忘故山，不思马少游。”中的马少游，是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同祖父堂弟，他常劝马援不要为功名所累，说：“人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马援则战功显赫，说是“大丈夫立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不怕“马革裹尸而还”。苏轼以谪居海南的身份，种植山药，自得其乐，当然也不必追思马少游了。
综上所述，苏轼这首诗，从头至尾，是他谪居儋耳时，在住屋的四周种植山药和芋艿的情况，并籍此抒发他的感情。从种植山药到山药开花，收藏零余子，到冬天把零余子取出来食用等过程，表示出自得其乐的心情。若把红薯理解成番薯，则“且放幽兰香”变成番薯花香？而“ 淇上白玉延”一句，又突如其来，与番薯失去呼应了。
此外，蒋文还引用并且同意清末杭州人施可斋的观点，说按福建方言的读音，“甘”与“番”相近，因而怀疑“番薯”两字是从“甘薯”讹传而来。这种推测，可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知道，中国农作物名称中带番的字甚多，如番茄、番椒、番木鱉、番红花…等，难道都是“甘”音的讹传？《齐民要术》引晋·稽含《南方草木狀》及《临海异物志》都有提到甘藷的名称，通常解释为薯蓣或芋艿的异名。徐光启《农政全书》则直说“甘藷，即俗名红山药也。”凡此，都表明甘藷之甘由来甚久了。
参考文献
[1]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第八章明清时期，第三节，新作物的引进和传播，农业出版社，1989
[2]王子今編的《趣味考据》第二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254～256页
[3]《苏轼集》卷三十一，和陶诗七十八首
[4] 宋· 顾文荐《负暄杂录》山药释名
[5] 浙江农业大学编著《作物栽培学》第二十四章“菊芋、山药和木薯 ” 上海科技出版社，1961
2005，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