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零余子” 并答李、曽二位的读后感

游修龄


前几天我在网上发了一篇“苏东坡吃甘薯?”,引起李根蟠先生的兴趣,他写了“也谈红薯与紫芋”与我商榷,接着曽雄生先生对李文及我的解释也稍有不同理解,他写信与李讨论,同时也转给我过目。我觉得这种讨论是富有益处的,特别是看过两位的读后感意见以后,我又再次仔细审阅我的原文,发现了两位都未曽提及的一个差错(详后),从而再写这篇  谈“零余子”,继续讨论。
我们对于苏轼种植的红薯即山药,是完全一致的。主要的不同是对苏诗第五句“穷冬出瓮盎”的理解,我释冬天拿出来吃的是零余子,李认为零余子细如花生豆,产量不高,未必大量储藏作为冬天的食品。他认为海南人食用的主要是“红薯”的地下块根,并引西晋稽含《南方草木状》的记载,指出海南人是把秋熟收获的山药蒸晒切如米粒,仓圌贮之,以充粮糗,称为薯粮。因而苏诗的穷冬出瓮盎,即是这种薯粮。曽则认为“穷冬出瓮盎”既非指秋天采摘收藏的零余子,到冬天拿出来食用时,摆滿了瓮盎,也不是李文所说的“储藏作为冬天食品供应的薯粮”,而是指冬季可随吃随掘,用瓮盎装盛。
因为李曾两位都否定我说的吃零余子,李和曽的不同只在山药的吃法,以下就集中零余子的问题,申述我的看法,展开讨论,以资交流。
在讨论零余子问题以前,先要感谢李根蟠告诉我蒋星煜文发表的当年(1980年),贾祖璋先生即为文指出这是一种“关公战秦琼”式的笑话。如果我知道这段历史,便不会写“苏东坡吃番薯?”了。我是在王子今主编的《趣味考据》第二辑(2005年1月出版)首次看到蒋星煜的文章。王子今先生显然没有看到过贾祖璋的文章,若看到过,便不会把蒋文收入《趣味考据》了。
依赖块根、块茎进行无性繁殖的的植物不少,只有山药是特别的,它既可以用块根繁殖,又可以用零余子繁殖。零余子不是种子,是山药植株叶腋间长出的珠芽,可以象种子那样播种(育苗)繁殖。这是山药在自然界演化过程里获得的特殊繁殖方式,如果单纯地凭块根块茎繁殖,在自然界里它们只能在固定的地点繁殖,不可能传播到远处。除非被人工栽培,通过人力的携带,才可以扩大它们的分布范围。山药却掌握了用茎部生长珠芽的方式,珠芽成熟后可以借助于风力、水力、动物携带等方式,在野生的条件下,也能扩充它们的分布范围。所以尽管它们原产热带,其中个别的种却能远上长江和黄河流域,即使冬天寒冷,地上部冻死了,来年仍可由地下的块薯萌芽繁殖。现今陝甘交界一带在唐朝就有野生山药分布,在杜甫诗中称“黄独”。杜甫为了逃避安史之乱,来到同谷县(今陕西西北、甘肃东南)暂时安身,在他的《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二,就记载了他带儿子冬天到山里挖掘野生“黄独”(山药别名)充饥的艰辛经历:
“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
现代已鉴定的薯蓣属(Dioscorea)植物约有40来种,其中絶大多数原产分布于非洲,其次原产分布于非洲和亚洲(主要中国),美洲较少。薯蓣属是最古老的作物,它们被人类采集的历史远比禾谷类为早,它们的传播可能与人类从非洲向外的迁徙有关,值得研究。
薯蓣属原产中国的有D. batatas ( 英名Chinese  yam), D. bulbiffera (bulbiffera 即珠芽、零余子之意),D. esculenta  (英名Chinese  yam ,potato yam)等。[1]杜甫诗中的黄独,属 D.  bulbiffera ,现今台湾也有栽培,也称黄独,别称零余薯、香芋等。因这类山药只长一条块根,逐年向先端增大,形成扁球形或圆锥形、肥大多肉的块根,直徑4~10cm,皮色发黄,故名黄独。
山药进入人工栽培以后,人们可以利用薯块和零余子两种方式繁殖。用薯块繁殖的优点是产量较高,缺点是用种量很大;用零余子繁殖的优点是可以节省种薯,缺点是第一年薯块很小,产量不高。生产上通常采用块薯和零余子两种繁殖法交替使用,以保持薯块不易退化。现在的栽培条件下,若雨水调顺,每亩可收鲜山药2400~4400斤,零余子500市斤~1000斤,古代当然要低些。由于实际上零余子的形成是不会自动控制的,听任零余子不断形成,会消耗大量光合作用的养分,影响地下薯块的产量,所以在早期要进行一定程度的疏芽,既保证珠芽有足够的数量,又不让过分生长,将亩产量控制在200~300斤间为宜,这是现代的技术,相信古人也知道类似的方法。
如果来年用薯块播种,那末采收的零余子全部都可供食用,如果来年用零余子播种,仍可以留下大部分供食用。据此,苏东坡在住家墙周种植的山药,不会将零余子全部摘除,总会保留下来供食用或播种用。现在农家的做法,是把收获的零余子埋在沙里过冬,因为沙里通气良好,又安全,需要播种或食用时,可以随时取出。但古代可能是贮藏在瓮盎里,这里需要对我在“苏东坡吃番薯?”文中把“穷冬出瓮盎”解释作“秋天采摘收藏的零余子,到冬天拿出来食用时,摆滿了瓮盎”。这个解释需要更正,原因是我只专心探讨红薯和零余子,对“瓮盎”的意义,自以为是地当作盆子。经查辞书,瓮即甕,是圓平厎、大腹、小口的陶罐,考古出土即已有这种瓮罐。又,盎不是盆,却和瓮类似,《急就篇》:“盎,大腹而斂口;盆,斂厎而宽上。”故瓮盎连称,都是指大腹、小口的陶罐。这些瓮盎古代是用来貯粮的,如韩愈诗:“篋中有余衣,盎中有余粮。”(《‘此日足可惜’赠张籍诗》)。淸·方回诗:“昼出樽常满,宵归盎每虛。”(《毘陵答杨逢玉送米》)
瓮盎的小口大腹,只适宜于贮藏粒形小的米、麦、豆、零余子之类,对于又长又大、或粗或细、或扁或分歧、形狀不一的薯块来说,显然没有多少可放,而且必然留下很多空隙。零余子直徑约1~5厘米,相当于花生米至良乡小栗子那样的大小,贮藏在瓮盎里,可以充分利用容积裝满。从瓮盎里拿出来,颗粒众多,正是“磊落”的意思。所以我认为 “ 穷冬出瓮盎,磊落胜农畴。”还是指食用零余子,不是薯粮。至于薯粮,苏诗第五、六两句已经说得很清楚:“ 淇上白玉延, 能复过此不?”白玉延即山药是苏轼的自注。如果“ 穷冬出瓮盎”吃的是薯粮,白玉延也是薯粮,变成诗中重复两次提到吃薯粮,却没有提到吃零余子,是没有完整理解全诗。吃零余子和吃薯粮,两者可以并存,没有矛盾。
                                                                            2005,3,27       
 注释
[1] 据Zenven,  A.C. and  P.M. Zykovsky ,  Dictiona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Thier  Centres  of  Diversity 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