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师范学院教授张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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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作者针对我国取消农业税费后遗留下几百万名离职村干部长期被“晾晒”所积压的社会不满情绪，以及进入后农业税时代出现“乡镇空巢化、村官行政化”现象等社会政治问题，强烈呼吁党和国家尽快解决离职村干部的后顾之忧，建议中央高层决策部门抓紧弥补“政策漏洞”，以防止乡镇政府、村级组织与农民群众之间利益链条断裂后彼此失去互相牵制、互相约束、自动调节的均衡机制而出现“基层社会权力悬浮”。著名政治社会学家、清华大学景跃进教授为该文撰写了专家点评，认为“当下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型期，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的利益冲突、越来越频繁的突发性群体事件，正在严峻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治理本领。作为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的乡村基层干部，他们的作为是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直接体现，中央政府和全社会应高度关注和改善他们目前所处的生存境况。张新光的这篇文章在这个方面可谓功德有量了。”该文在《中国社会报》2010年1月18日第三版以整版发表后，《乡镇论坛》2010年第2期和第3期又作了跟踪报道和深度讨论。
“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年仅45岁的省财政厅下派干部沈浩积劳成疾猝死，引起了上至中央总书记，下至普通黎民百姓的关注。但笔者更多关注和思考的是大别山深处一个不知名的小镇——河南省新县沙窝镇最近两年接连发生的4起青年村支书离奇死亡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
20世纪90年代，笔者曾经在沙窝镇连续担任10年党委书记，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和割舍不下的留恋之情。但在笔者离开8年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个个噩耗：先是笔者的继任者于2008年2月27日凌晨因饮酒过度，猝死在县政府办公大楼一墙之隔的“金鑫娱乐城”，被媒体曝光后引发广大网民热议，炒得沸沸扬扬。紧接着，沙窝街道居委会和吴湾村两位40岁出头的青年村支书突发疾病不治身亡。2008年底，王山村党支部书记在镇里参加年终工作总结会聚餐饮酒后，当晚返回家的途中遭遇车祸死亡。2009年10月24日下午，沙坪村党支部书记在本村调解一起民事纠纷时，被街道上赶来滋事和行凶的5个青年农民持刀群殴导致重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此外，该镇还有一位离职村支书外出打工时遭遇车祸，落下一身残疾，至今仍卧床不起，需要家人全天伺候。
初次与这5位村支书相识时，他们的年龄与笔者一样，都是20多岁生龙活虎的年轻人。我们在一起合作共事10年，共同度过了农村基层工作任务最繁重、社会矛盾最多、精神压力最大的艰难岁月，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和友谊。但如今，他们正值如日中天的黄金年龄怎么会“说没就没，说残废就残废”了呢?2009年11月初，笔者怀着极度悲伤的沉重心情逐一走访和看望了这5个遭遇不幸残缺不全的家庭，其中一位村支书的女儿因遭受打击过重而落下精神分裂症，至今尚未痊愈。
乡村基层干部是一个呼唤理解、需要关怀、渴望获得社会公正评价的弱势群体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农村基层工作环境可谓“艰难困苦”。那时，城市规模扩张占用了农村大片的良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批外流，特别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后，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只占全国的21%，而财政供养人员却占到了全国的71%，以至于造成大多数乡镇基本处于一种“有政无财”的尴尬境地。当时，全国几百万名乡村基层干部长年累月的中心工作就是向农民群众伸手“要钱”(征收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屠宰税)、“要粮”(收取“三项提留”、“五项统筹”)、“要命”(抓计划生育、刮宫流产)、“要人”(组织农民群众义务投工修公路、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此外还要应付上级名目繁多的“升级达标”评比活动等等，他们从年头忙碌到年尾所付出的一切辛劳和汗水都属于“出力不讨好”和“得罪人”的活儿。然而，即使在那样一个“大环境适应不良症”的特殊时期，人们也很少听到全国有哪个地方的乡村干部被农民群众在光天化日之下殴打致死的奇闻。倒是现在，全部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工作环境逐渐变得比从前宽松多了、平稳多了、容易多了，相反却在一些地方接连发生农民暴力抗争的群体性事件，以至于让不少乡村基层干部患上了“自杀性传染病”。这种违反常理的恶性事件背后究竟隐藏着何种秘密和行为逻辑呢?
反复思考的结果是悟出了一个道理：当年乡村基层干部向农民群众伸手“要钱”的时候，通常扮演“双重角色”——既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代理人”，又是全体村民的“当家人”。他们作为“代理人”往往追求“经济收益最大化”，而作为“当家人”行事时，他们又必须妥善处理“索取”与“回报”的关系，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均衡点”，使双方达成互相理解、互相体谅、互相支持、互相包容、最终和解的效果，从而实现“社会风险最小化”。这是长期从事农村实际工作的基层干部的一种领导艺术。否则，一旦当乡镇、村与农民之间的利益链条发生断裂，乡镇机关干部、“七所八站”职工、中小学教师、离退休人员等等几百号人就会出现“断粮断炊”的现象，更不要说维持乡村基层政权正常的运转了。所以，那个时期的乡村基层干部白天黑夜都泡在农户家里做思想疏通工作，对各家各户的经济收支状况、生产生活困难、邻里矛盾纠纷和家庭内部情况等等都了如指掌。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乡村基层干部就好像懂得全科医术24小时值班的大夫——“白天上门诊，晚上出急诊，深夜再会诊”，一天到晚基本没有一点儿偷闲工夫，从年头忙到年尾也顾不上照料自己一家老小和几亩责任田。他们经常以默默奉献、忍辱负重的扎实工作，舍小家、顾大家，共同支撑起党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执政根基，与共和国一起度过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极度短缺的特殊时期。从这个意义说，全国几百万名乡村基层干部是一个富有农村基层工作经验和战斗力的乡土精英群体，是一个同样呼唤理解和需要关怀的弱势群体，也是一个亟待“去妖魔化”、渴望获得社会公正评价的庞大群体。
2002年笔者离开沙窝镇时，对那个时期的乡村基层工作留下两点深刻记忆：一是村干部平时只记得“农历”而不知道“公历”，乡镇干部平时只记得“阳历”而不知道“周末”和“星期天”，只有在县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二是乡村农村基层干部常年从事百分之百的苦活儿、累活儿，却只能得到10%的回报;而在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平时习惯于“一杯清茶、一盒烟，一张报纸看一天”的悠闲工作环境，却可以得到高工资、高津贴、高福利。比如，从1992年6月-2001年12月，笔者在沙窝镇担任党委书记期间的月工资由102元(基本工资89元+工龄工资7元+下乡补助6元)提高到536元，将近10年时间才增加434元(由镇财政支付)。而当笔者2001年12月调任信阳市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后，月工资从536元猛涨到1200元(由市财政支付)，2002年1月正式转入信阳师范学院工作后，月工资标准又从1200元翻倍增加到2400多元(由省财政支付)。为何同样一个国家公务员，“屁股挪一挪窝儿”待遇竟然发生天壤之别。
在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过程中，存在着“政策漏洞”
从1999-2005年，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总体进程是由“减轻、规范、稳定”的过渡性目标转向最终取消农业税。在这一时期，中央和省级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重点是保障乡镇机关干部、中小学教师和离退休人员的工资兑现，而没有考虑如何解决离退职村干部、农民无职老党员和村民小组长的待遇问题。这样就使原本已经享受村集体经济补贴的人在资金筹集渠道上出现了“断流”和“空挡”的现象。因为，这部分人在农村税费改革以前享受经济补贴的筹资渠道是“乡镇企业补一点、村级集体经济出一点、地方财政拨一点。”但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过程中，农民除缴纳7%的农业税和1.4%的农业税附加外，不再承担其他任何名目的“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乱集资”。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乡村基层干部对辛辛苦苦征收上来8.4%的农业税费自然会采取“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先支配权，而只得把离退职村干部、农民无职老党员和村民小组长“搁置不议”。特别是在农业税取消后，在职村干部的工资待遇和办公经费全部纳入县级财政预算解决，而离退职村干部、农民无职老党员和村民小组长却变成了“没娘管的弃儿”。于是，我国农村基层工作中长期形成的“统一战线”开始出现了裂痕和对立。比如，沙窝镇党委于1993年3月制定出台《关于离退职村干部享受经济补贴的若干规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土改”、“四清”、“农业学大寨”、“大包干”等等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参加农村集体工作、且长期坚守在基层工作第一线的离任村干部，根据他们任职时间长短和贡献大小，分别给予一次性补助或享受不同比例的定额补贴。这充分体现了上级党组织对离退职村干部的关怀和爱护，同时也充分调动了在职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维护了基层干部在农民群众中的威信，极大地推动了农村改革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当时沙窝镇身体尚好且有一定影响力的离退职村干部都主动出来在村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凡是在职村干部在群众工作中解决不了的难题，一般都是依靠老支书、老村长出面“说和、解套”。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在一些重大节日，经常组织慰问活动，认真听取离退职村干部、农民无职老党员的意见和建议，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了一种尊重和关爱老干部、老党员的良好风尚。可以说，那个时期的在职村干部真正把离退职村干部和农民无职老党员当做“宝贝疙瘩”看待，老支书、老村长、老党员利用过去的“余威”和在群众中留下的影响力而成为在职村干部工作上的“靠山”，他们在平时的工作中交往十分频繁，个人感情和私交也相当融洽。然而，现在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和乡村干部与离退职村干部和农民无职老党员几乎失去了一切联系和沟通，有的老支书、老村长、老党员甚至因为结伴越级集体上访而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就连他们过去亲手培养成长起来的“接班人”也把自己当做“仇人”看待，平时在村子里碰头时也不搭腔说话，双方长期“内耗互斗”的最终结果是两败俱伤。
当下，沙窝镇不少农民一提起某个村支书的名字，随口就会说：“村支书算个!”(当地老百姓骂人的话)。在沙窝镇最典型的人物是陈高山村党支部原书记陈登峰，该同志在1950年搞“土改”时参加工作，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村团支部书记、民兵营长、生产大队会计、副大队长、大队长等职。自1973年起开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直到1998年冬季突发脑溢血病倒在农田水利的建设工地，在农村基层工作第一线默默奉献了将近半个世纪。他任陈高山村党支部书记期间，在全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中享有“一呼百应”的崇高威望，是新县198个村党支部书记中的“一面旗帜”，曾经连续当选河南省第七届、第八届人大代表。1990年3月，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侯宗宾在大别山区视察工作时，专程到陈高山村旁听和体验陈登峰给农民党员上党课的场景。就是这样一位经历资深、颇具威望、身份特殊的村支书，在1999年春季退休后，对照沙窝镇党委制定的《关于离退职村干部享受经济补贴的若干规定》的条件和标准，也只享受到相当于在职村干部全年报酬60%的经济补贴，每年大约为1800元左右。2002年河南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后，他仅仅享受了3年离职生活补贴。如今，陈登峰一年至少要花去医疗费5000元以上，加上他和老伴两人正常的生活费用开支，平均每年起码需要上万元的经济来源。这对于一位年近80岁且半身不遂的退休老人来说，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2006年开春后，他只好“变卖祖屋”作为本钱，和老伴一起搬进县城与小儿子一家人共同生活。目前，在沙窝镇14个村，类似陈登峰这样的离退职村干部还有20多位，有的做小贩沿街叫卖，有的在山上放牛，有的打零工，有的捡破烂，有的投亲靠子女生活……这些长期辛勤操劳在农村基层工作第一线的离退职村干部体弱多病，生活困顿，晚景凄凉，处境艰难，“走在村里抬不起头，站在人前没面子，回到家里尽受气，想找组织没人搭理”，他们往日留在农民群众中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威信已经荡然无存。总之，农业税取消后把上百万离任村干部和农民无职老党员长期“晾晒”起来，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哀和无奈，更是对党和国家长期以来培植的农村基层社会“政治代言人”和“政府代理人”形象的极大讽刺和精神损害。
取消农业税后，基层干部与农民群众的利益链条中断，新的体制还在寻找之中
从2006年1月1日起至今，我国正式进入了所谓“后农业税时代”。最近几年，我国进行农村综合改革的核心内容是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和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构建“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乡镇政府，使其由过去的“管治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全国大多数省份主要基于减轻地方财政压力的考虑，热衷于“撤乡并镇”、“合并村组”和“减人、减事、减支”，而对如何保证乡镇机构改革后
“高效运转”却迟迟没有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同时，不少地方在推进乡镇机构改革的“政治风暴”中采取“无情改革、不得拖延、不留过渡期”的强硬措施，对乡镇临时借调和临时聘用人员实行“一律清退，不予补偿”的政策，对乡镇分流人员分别给予3000-5000元不等的一次性补助，对“集中处理掉”的村干部不予补偿;而对于乡镇、村在编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和办公经费则由县级财政全额供给。这样就使“被排挤出局的人”与“挤进编制内的人”在心理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差。特别是这次被清退掉的村干部过去承担税费征收任务重，付出劳动和汗水多，遭受责难和屈辱大，得到理解和回报少，但在离任后却背负一身的“三角债”(农户拖欠税费不交，村干部自己垫资完成乡镇任务，村集体再给离任村干部打白条)，他们自然就成了在职村干部的新的“对立面”。比如，河南省在2005年下半年仅用3个多月时间就撤并乡镇236个，合并各类事业站所3117个，精简乡镇领导职数接近1/3，清退乡镇临时人员20551人，分流乡镇超编人员170022人，仅此一项平均每年可为省级地方财政支出减少20亿元左右(当年的农业税取消后，乡村基层组织缺口资金29亿元，除中央财政转移支付18个亿外，尚需省级地方财政自身消化10.8亿元)。同时，全省统一规定：较大的村的干部职数由原来的7-9人减为5人，较小的村由5-7人减为3人。改革中虽然也强调“要把乡镇工作从过去直接办企业、抓生产经营、催收催种、收费罚款等烦琐事务中解脱出来，转向典型示范引导、提供政策服务、营造发展环境和维护社会稳定上来”，但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和激励约束机制，现在的乡村干部竟然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提升到国家宏观层面来考虑，作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目前，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体制由过去主要依靠农民自身解决转向以国家投入为主，全国约有1.5亿农村中小学生享受免费义务教育，8.15亿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4534万农村困难群众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条件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党中央和国务院之所以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调整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一方面让9亿多农民“休养生息”，一方面试图缓解农村基层党群干群“高度紧张”的关系。然而，当前农村一些地方面临的严峻现实是“农村原有的基层组织体系网络破坏了，乡村基层干部队伍解散了，离退职村干部和农民无职党员灰心丧气了”，乡镇政府变成“守摊型政府”，村干部退化成“跑腿型干部”，乡村基层政权演变成了“一座孤岛”。因为，所谓的“乡土经济精英”，即那些在改革初期先富裕起来并对当地经济发展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物，目前早已离开故土走向城市发展和居住，与乡亲们失去了联系;所谓的“乡土社会精英”，即一些农村文化人和宗族领袖人物，曾充当过民间交流的中介人角色，如今要么体弱多病，要么不受乡村基层组织重视，再也不热衷于村庄内部的琐事了;所谓的“乡土政治精英”即乡镇机关干部、七所八站职工和村党支部、村委会成员、村民小组长等成员，在农村基层社区管理和群众生活中发挥领导、决策、组织、协调、整合的功能和作用的人也所剩无几。如目前河南省乡镇一级这样的人只剩下几十号人，村一级只剩下三五个人，单靠这些人去治理好中国庞大的农村社会可谓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在取消农业税后，我国乡镇基层政府、村级集体组织与农民群众之间的利益链条中断了，彼此互相牵制、互相约束、自动调节的均衡机制失灵了，新的机制、体制是什么呢?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
——原载《中国社会报》2010年1月18日第3版整版和《乡镇论坛》2010年第2期
【专家点评】
改善乡村干部窘境考验党和政府执政能力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景跃进
读了张新光的文章，颇有些感慨。在一个官本位传统相当浓烈、在现代转型中又得到不断强化的社会中，人们一般将官员（包括基层干部）视为强势者，因而更易于看到低层民众的不辛与苦难。张新光的叙述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同样真实的另类画面。他的故事也使我联想起了上个月乘出租车，与司机的一番对话。那天与妻子办事完毕，打的回家，开车的司机来自北京延庆。他在部队当兵时曾荣立三等功，入了党，复员回乡后先在村里干，后来进城找活，最后干上了出租。去年下半年村里党支部换届选举，乡镇领导找到他，建议他参加村党支部选举，担任支书。他想了一想，认为这活不好干，完成镇里和上面的任务，难免要得罪乡亲，而维持与乡亲的良好关系，又担心完不成镇里的工作，最后回绝了镇领导的请求，还是开自己的出租车自在。当时，曾感觉奇怪，北京郊区的村支书可不是一个闲差。现在看来，似乎可以理解。
人的生存状态，不管是民众，还是干部，是上级官员，还是基层差员，在当下中国从资源分配的角度来理解，大致是八九不离十（还有一二应当是心理或精神方面的问题）。费税改革之后，资源分配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从资源的汲取，转变为资源的回馈（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业），因此曾经为媒体热载的农民负担和干群关系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而，资源稀缺以及如何合理配置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费税改革切断了乡村干部向农民索取的管道，乡镇本身的财政问题却显凸出来。这几年尽管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日益增加，但相对于基层的庞大需求，则犹如下毛毛雨，在不发达地区这个问题更为突出。《人民论坛》去年2月份曾发表一篇调查报告，在回收的710有效问卷中，占72.82%
的乡镇党委书记表示，最担忧的方面在于乡镇财政周转困难。真可谓按下葫芦浮起瓢。
在这个意义上，资源分配中的稀缺问题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被转移了——从国家与社会（农民）关系转变为（或内化为）中央与地方关系。人们普遍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同时，也铸成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若用透视镜头观之，则可发现，在地方政府内部，类似的资源分配关系按照不同的层级得以复制，贯穿其中的逻辑是一致的，即在资源分配中上级政府得大头，在责任和任务链条中，压力被转移给下层。在这场事权-责任和资源-权利失衡的游戏中，基层干部无疑承受了最大的张力，因为他们处于官僚等级制的末梢。村干部虽然没有国家干部的身份，但是他们承担了执行国家政策的行政功能，费税改革后，他们的报酬一般也由乡镇政府来承担。在中国政治中，村干部的特殊角色也许可以从下面的主流语言表达中来加以理解：村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性组织，也是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个意义上，乡村干部生存境况的改善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当年，有不少学者指出，减轻农民负担的关键在于调整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所谓问题在农村，但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农村之外。同样道理，乡村干部的窘境虽然发生在基层，但问题的症结却在宏观结构。改善乡村干部的生存境况，首先是要使这一现象“问题化”，亦即成为公众和政府关注的问题，然后将其转化为公共政策的议题，最终通过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进一步改革，来逐渐加以缓解和解决。当下，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型期，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正在加剧的利益冲突，越来越频繁的突发性事件，正在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治理本领。作为直接与百姓打交道的乡村干部，他们的作为是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直接体现，他们的生存境况值得中央政府和全社会的关注。张新光的这篇文章若能在这个方面发挥一点影响，可谓功德有量了。
——原载《中国社会报》2010年1月18日第3版和《乡镇论坛》2010年第2期
本刊第3期发表信阳师范学院张新光教授的《乡村干部生存状态忧思录》一文，引起读者共鸣与关注。河北省清河县王官庄镇政府干部王学岭，阅读了张教授的文章之后，表达了对乡村干部处境的切身感受——
为什么乡村干部总是很受伤？
一直以来，媒体舆论对乡村干部评价不佳，乡村干部总是一种乱行政、乱作为、乱收费，无法无天、胆大妄为的“妖魔化”形象。上级和百姓对这一群体，多执此偏见。
《乡村干部生存状态忧思录》一文作者以自己多年的基层工作体会和深入实际的调查，揭示了乡村干部作为上级政府和百姓之间的夹层，承受了太多的重压，忍受了太多的误解，并没有被公正对待的事实。乡村基层干部群体其实“是一个呼唤理解、需要关怀、渴望获得社会公正评价的弱势群体”。
上世纪90年代，国家实行了“分税制”，县域内城镇化、工业化程度较低，基层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农业、农村。而那一时期各种政策性达标任务很多，“村村通”、绿化造林、农田水利、“普九”、计划生育，等等；这些都要求基层政府来完成，基层财政入不敷出，只好陷入“养人收费，收费养人办事”的怪圈。那一时期，各类性质的人员通过分配、借调、临时雇佣等不同途径进入乡村干部队伍。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为了支持本级组织运转，乡村干部做了一些不愿做、不想做，却不得不做的事，因为他们是“夹层人”，不得不扮演着双重角色。
他们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代理人”，却是廉价的，灌输给他们的崇高化、理想化教育使他们不能讲个人条件，所有的工作任务最终都压到他们身上来落实。上级政府领导出于政绩追求，还会提出更苛刻的要求，级级追加任务量，严重脱离了农村基层实际，也给乡村干部带来了超负荷的工作压力。乡镇工作任务繁重、压力大，待遇低，升职无望，干部队伍庞大，而且很不稳定，临时人员进出频繁。有很多乡镇干部因不堪重负、生活困难离职而去。坚持留下来的，奉献了青春和才华，错过了致富的机会，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怀和补偿。每次机构改革，受冲击最大的也是他们。离了职，却离不了乡村，没有政策关怀，没有乡邻同情，没有保障，没有补偿，下场几多凄凉。
现在的乡村干部仍然是职级最低，待遇难提高，进步无望，前路迷茫的一群人。这一现象似乎跟本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关联不大，在某些经济发达的地方，乡村干部仍然很受伤，与上级政府工作人员的待遇有相当大的差距。
近年来，国家政策发生了大变化，对农村由“索取”变成了“补给”。获得了补偿的农民把感恩给了党和国家，却把以前的怨恨更多地加在了乡村干部个人身上，认为他们扭曲了国家政策，并对他们产生不信任。乡村干部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群情激愤。过去，他们辛勤工作不被认同，现在仍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信任，这是对他们最大的不公。（王学岭）
曾经有十多年乡村工作经历的周文智，在读了张新光教授《乡村干部生存状态忧思录》一文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也为乡村干部的生存状态而担忧，他呼吁——
全社会都来关心乡村干部
乡村干部的生存状态，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笔者也曾在乡村工作过十五六年，并担任过七年的乡镇长，对乡村干部有着深厚的感情。乡村干部处在基层，他们每天面对的是农民，服务的是“三农”，干的尽是些“出力不讨好和得罪人”
的差事。为了党和政府在农村各项政策任务的贯彻落实，他们没有节假日，“两眼一睁忙到熄灯”。他们为了工作，“人跑生了，狗跑熟了”。由于压力大，很多乡镇干部身体处于亚健康，精神高度紧张，中年夭折、突然猝死多有发生，实在让人痛心惋惜。
如何让这些党在农村的“代言人”，政府的“代理人”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状态？笔者认为，应该形成全社会都来关心乡村干部的氛围，要多些正面宣传，少些负面报道；多些理解支持，少些埋怨指责；多些关怀和爱护，少些贬损与伤害。在政治上关心，生活上关怀，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在招录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时，要有一定比例定向招录村干部。让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村干部进入乡镇公务员队伍，并在年龄和学历上适当放宽，让广大村干部有盼头、有奔头、有前途、有希望。在工资补贴上提高待遇，并形成规章，如因公致残要为他们评残，如因公死亡要给予一次性的补助。总之，要对他们负责，要切实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实际问题，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对离职村干部，要出台政策，采取措施，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要让他们在村民面前有面子，在家里有位子；要让这些昔日的功臣，昨天的乡村精英，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重新成为现任村干部的“高参”、化解矛盾的“和事佬”。（周文智）
湖南省衡阳县委宣传部主任科员刘放生，在《乡镇论坛》编辑部博客上看到张教授文章将要发表的预告，即刻以学术研究的水准做了一系列严谨的资料调查工作。他认为，张教授揭示的乡村基层干部生存现状，皆因“压力型”体制而引发，所以要纾解基层干部之痛，根本的对策是推进体制改革——
加快改革，减少行政“压力”
干部是乡村组织的重要载体。张新光教授在《乡村干部生存状态忧思录》一文中提出的是当前农村尤其是欠发达的中部地区乡村组织中不为人所注意的重大问题。可以说，在中部欠发达的一些乡村组织和干部，正在遭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个危机时期。第一次危机是“大跃进”时期，第二次危机是“文革”十年，第三次危机是上世纪90年代末直至目前，尤以此次为甚，一直处于高层和民众的双重压力之下，且与前两次有很大的不同。现实的状况是，办公室一次网聊，接待工作中的一句话，开会一次睡意，都可能面临个人的生存危机。
“压力型”的干部管理体制严重地扭曲了基层干部的利益心态和言行。乡村行政工作处于“压力型”，不是今日始，而是有了数千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行政组织始终处于一种高度的压力之中，极少有过缓解，即便是改革开放以来也是如此。以评比达标而论，尽管有消息称，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清理出评比达标表彰项目70350项，经过初步审核，建议撤销68000余项，拟保留2000余项，这2000余项中，有多少不用基层努力呢？而且，改革开放之前的压力都有高层的上方宝剑，即便过火一点，也有高层负责，出了事，无非是方法问题，有关人员检讨一下也就可以了。现实中，行政运行的路线已由“中央—地方各级直至基层—民众”变为“中央—民众—地方各级直至基层”，这种行政运行路线往往出现基层被“甩出”、被“抛弃”的情况，且工作的压力犹存，动不动就有“丢饭碗”的危险，甚至一句话就把饭碗丢了。可以说，农村基层工作中的一切非正常现象中，都有“压力型”的种种影子。因此，形成良好的乡村干部的生存状态，改善基层工作，首先要改变“压力型”的行政管理体制，把基层干部从极度的“高压”状态中解放出来，造就良好的心理环境和工作环境。
更进一步讲，长期存在的“压力型”行政管理体制，在于上层建筑的改革严重滞后。大量的事实表明，目前县乡的行政体制已严重不适应生产力，即便提出过一些改革，也因为种种原因，或“试”而无果，或成为改革的“烂尾楼”。因此，从根本上讲，改变乡村干部生存状态，必须加快地方基层的行政体制改革，使之与迅速发展的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相适应。
（刘放生）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半程镇的李正华，则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乡村干部生存之痛的根源，那就是他们没有真正进入村民自治的基层治理框架，因此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在于——
努力实现真正的村民自治
乡村干部处于尴尬境地，又面临复杂棘手的“三农”问题，造成了身份迷失、工作倦怠和身心困顿，再加上吃喝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就导致张教授所讲的过度饮酒猝死、车祸致死等问题。这些极端状态绝不是乡村干部存在的常态。
但是，笔者在媒体和身边看到或听到的，则多是广大村干部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借助家族势力、城市化、工业化等条件，在选举过程中使用暴力、贿赂等违法手段，在执政过程中维护个人、家族不正当利益，损害村民和集体的正当权益，甚至动用暴力，造成人员伤亡。
笔者认为，乡村干部群体绝不是单纯地处于强势或是处于弱势地位，而无论是弱势，还是强势，都不是正常的状态，也不是发展“三农”、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建设和谐社会所真正需要的状态。他们正常的状态应该是带领村民，实现基层群众自治的状态。
只有把农村基层干部从高压下解脱出来，从容地带领农民群众开展村民自治活动，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建设自己的幸福生活，他们才能进入一种正常的生存状态。所以，纾解农村基层干部生存之痛，必须采用以实现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组合拳：首先，有关部门要依法规范选举程序，加强对乡村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约束，坚决打击暴力、贿赂选举，同时采取得力措施确保执行自治政策不走样；其次，采取必要举措建立乡村干部待遇管理机制，既确保集体、群众利益不受损害，也要维护好乡村干部的正当权益；第三，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村民自治和发展“三农”的“多予少取放活”等方针政策，各级党委政府要真正尊重村民自治权益，少折腾“三农”，多做引导服务工作。总之，真正实现村民自治就是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最大爱护。（李正华）
也有读者联系到城乡统筹发展的大背景，认为打破基层干部待遇的城乡二元体制也许是纾解农村基层干部之痛的良方。来自重庆荣昌的媒体工作者朱芸锋就是这样的看法——
“城乡三同”或解乡村干部之痛
读了张新光教授《乡村干部生存状态忧思录》，笔者心里也增添了若干忧思——张教授笔下的这些乡村干部的工作、生活状态，的确成为了农村基层的社会发展中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
乡村干部的尴尬，应被看成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社会之痛。而要医治此痛，着眼点或许就不能只盯着乡村干部这个群体。既要将尴尬的“乡村干部之痛”纳入城乡统筹的视野中加以审视，又要为“乡村干部之痛”量体裁衣般设计解药、破除难题。实施“城乡三同”，或许是值得尝试的办法。
第一，乡村干部与城市机关干部核定相同标准的职级。有了相同的职级，乡村干部也就不会再灰头土脸；有了职级，乡村干部也就有了逐步晋升的希望和机会，而不至于“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一辈子仍是老样子”。
第二，乡村干部与城市机关干部，相同的职级享受相同的待遇。在乡村财力脆弱的地方，建议将乡村干部的工资、福利、保险等纳入上级财政预算范围。只有当工资等待遇有了保障，乡村干部才能尽心尽职不辱使命，才能硬起腰板做好基层工作的“守土有责”。
第三，将乡村干部与机关干部纳入相同的考核范围；尝试让农村干部与城市机关干部进行双向互动交流使用。如此交流互动，可以让乡村基层成为机关干部锻炼的“大课堂”，又可以让脱颖而出的乡村干部进城、进机关甚至得到破格使用，从而带动走活城市与乡村干部使用的“城乡统筹一盘棋”！
如此“三同”或许能成为解决乡村干部之痛的一道良药。（朱芸锋）
张教授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也遭到读者质疑。华中科技大学的何绍辉认为，对乡村基层干部的真实处境还需要更客观一些，将基层干部“弱势化”的做法或许与将其“妖魔化”的做法一样有碍于我们对乡村基层干部群体的正确认知与理解——
切莫“弱势化”乡村基层干部
在税费时代，乡村基层干部作为“三要”（要粮、要钱、要命）的执行者，直面普通百姓，难免产生各种矛盾与纠纷。尤其是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乡村基层干部充当了“恶”的代言人。此外，在税费征收、提取收取、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中，乡村干部也往往因为要直面普通百姓，“恶”的形象也有所体现。因此，基层干部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有些人“妖魔化”，认为其是农民的最大敌人。这不仅否决了基层干部的工作成绩，也给其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刺激，这确实需要理解。
但是，笔者对张教授“乡村基层干部是一个弱势群体”的说法有不同认识：
其一，乡村基层干部是一个群体，但不“弱”。全国有4万个乡镇、70万个建制村，以每个乡镇平均50名工作人员、每个建制村5名村干部计算，全国基层干部总数至少有500余万，如此庞大规模的乡村基层干部当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群体（当然，这还不包括村党支部成员、村民小组长等等乡土精英）。但这一群体其实并不弱，因为他们至少还占有“体制”的资源、拥有“体制”的身份，即使这种资源和身份不能在经济上给他们带来明显的“好处”，但也足以使其体面地生活。
其二，乡村基层干部是一个弱势群体，但并非“绝对”。或许，相比市县干部而言，乡村基层干部确实“很弱”，他们经常要接受上面分压下来的任务和压力，自己却再也无法转移出去。同时，相比乡村社会的某些“刁民”而言，乡村基层干部可能也显得弱，受规则约束的他们在蛮横的“刁民”、混混、地痞和无赖面前显得手足无措、任人宰割。但是，乡村基层干部相比广大的人民群众而言，他们却并不弱。
总之，乡村基层干部确实需要给以理解，给予关怀，但也不可将其简单“弱势化”。将基层干部“弱势化”的做法或许与将其“妖魔化”的做法一样有碍于我们对乡村基层干部群体的正确认知与理解。（何绍辉）
赞同也好，质疑也罢，一系列很现实的问题毕竟已然摆在我们面前：究竟该怎样认识乡村基层干部的重要作用？怎样认识乡村基层干部的尴尬处境？他们已经奉献了昨日的青春年华，正在面对今天的酸甜苦辣，他们能看到一个令人欣慰的明天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恐怕还需要更多的调研、更多的思考、更冷静客观的判断。
——原载《乡镇论坛》2010年第3期
我心目中的乡村干部
卫文武
阅罢张新光先生发表在《乡镇论坛》2010年第2期发表的文章《乡村干部生存状态忧思录》，我的心头不由得为之一震，几乎要为乡村干部掬一把同情泪。应该承认，张先生言之确凿，知情达理，无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但冲动过后，我还是要和张先生唱唱反调，而且尽量以事实说话。
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民，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于江南西道某农村，四十多年来一直没有跳出过所谓的“农门”，期间耳闻目睹的乡村干部事迹自然也很不少。事实上，我的父亲、大叔和大哥先后都担任过乡村干部，其结局果然都很不妙，但性质跟张先生所言截然不同。听说当年我父亲筹建初级社，几天工夫就搞掂，曾经轰动一时。但正因他处事果断、性格耿直，不幸遭到小人嫉妒、陷害，最终被贬敵回老家种地。而村里一个跟他同时参加工作、能力远不及他的同龄人，却官至公社书记，成了官场上的“不倒翁”。那年月搞兴无灭资、斗私批修，政治运动色彩浓、风声紧，但四平八稳、乖巧之人，无论哪朝哪代、什么世道，照样都能左右逢源、官运亨通。
大集体时代，农民的出路非常有限，没有一定的背景，不出点血，纵你有飞天本事，也休想脱颖而出。据我所知，历届基层干部鲜有不为个人、家族谋私利的，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长就可以半脱产，手握一、二百号人的工分评定和物资分配大权，颐指气使，威风八面；大队、公社干部更是犹如“土皇帝”，一人在职，七亲八戚沾光，招工、招干、入伍、上大学，肥水不流外人田，别看他们平时道貌岸然，利益面前一点不含糊。
后来实行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再后来撤社设乡，改队为村，乡村基层干部的权力确实有所下降，但依然是众多“仁人志士”竞相追逐的肥差美缺。我大哥这个老实人进入村委领导班子纯属戏剧，听说他某日晚归，路遇乡武装部部长醉卧冰天雪地，急忙出手相救，部长出于报恩，就把他提拔为民兵连长。然而好景不长，随着部长调离，每逢村里又人事变动，大哥必定首当其冲。奇怪的是，那些排挤、取代他的家伙总是暴亡的暴亡、法办的法办，大哥因而总是很快就能官复原位，并居然代理了一年村支书。
一年代理期满，风云突变，这时乡里来了个贪财好色的书记，谁送礼就给谁职位，送的礼越厚就给的职位也越高，几乎把官场上那套讳莫如深的潜规则半公开化了。大哥缩头缩脑送了一只大公鸡，显然敌不过人家送的“小母鸡”，可怜他做村官将近二十年，疏懒了骨头吃馋了嘴，到头来落得个背井离乡，至今还在广东某建筑工地做小工。伺后村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村霸、恶棍、二百五轮番亮相，真是一代不一代。大伙心知肚明，知道乡村干部都是些什么货色，威信自然大打折扣。
张先生只知自己离开基层八年之后，当年的同事、部下相继倒下，殊不知，这漫长的八年时间，足以完成一个人的心理或生理从量到质的异变；更何况他的继任者和王山村村支书的死，均跟酗酒有关，一个死于某娱乐场所，一个死于交通事故，显然未得其所。而另外两位青年村支书的死和一位村支书的残，跟乡村干部沦为弱势群体并无必然的联系，勤苦不辛苦，比比农民种稻谷；危险不危险，比比矿工挖煤炭，他们的伤亡实在太平常了。相对来说，沙坪村村支书的死最为悲壮，因为他是在调解民事纠纷的过程中遇害的，算得上是因公牺牲，但行凶者敢冒杀人偿命的风险，铁了心要跟他同归于尽，难道就没有更深层的原因吗？
长期以来，乡村干部作为党和政府在基层的代言人和当家人，并没有忠实地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中央制定再好的政策，到基层往往成了一纸空文；政府给予再多的补助，到农民手里也等于零，严重离间了党群、干群关系，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制造了尖锐的社会矛盾。正如张先生坦言，在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的工作环境逐渐变得比以前宽松多了、容易多了、平稳多了，但暴力抗争、越级上访事件不为所减，反有所增，说明农民对基层干部已经失去了信心和耐心，表现出极端憎恨和不信任。张先生谈到，老支书、老村长、老党员跟亲手培养成长起来的“接班人”长期内耗互斗，农村基层工作中长期形成的“统一战线”开始出现裂痕和对立，我不明白，他们团结起来、形成“统一战线”到底要对付谁？
张先生还谈到乡村基层干部成年累月向农民伸手“要钱”、“要粮”、“要命”、“要人”，很以为功，恰恰这“四要”正是油水最大的所在，也是最能激发他们干劲的所在。我有个同学之在乡政府当了二年驻片片长，竟在圫场上黄金地段盖起了一幢三层四间店面的楼房，开工前夕我亲耳听过他跟姐姐通电话，姐姐问他钱够不够？要不要借一点？他直截了当回答不要，差不多。——天晓得在我们那个穷乡僻壤，一般人穷其毕生精力尚且无法实现的目标，他凭什么短短二年时间就轻而一举地实现了？此无它，借“四要”之名中饱私囊也。如今他虽然被辞退闲赋在家，但靠出租店面的租金就可保一家人衣食之忧。
很明显，张先生是在登高望远，只拿县级以上干部作对比，而对平头百姓视若不见。同样是国家公务员，屁股挪一挪一窝儿，待遇就是二重天；同样是国家公民，只因分工不同，命运更是千差万别。张先生所谓的“乡村政治精英”们，他们的整体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一般农民，乡村干部比上固然不足，但比下绝对绰绰有余……
——原载《扬州晚报》2010年2月21日“四望亭社会走笔”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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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信阳市谭山包·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张新光书记/教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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